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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的召唤〔 1 〕

索·恩 2018-07-20 10:57:09

2002年8月15日周四，《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不要攻击萨达姆》（“Don’t Attack Saddam”）的文章。作者在这篇两百字的文稿中，表达了他对攻打伊拉克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对伊拉克的侵略和占领将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并导致“非常严重的”“血腥的”后果。文章提醒道，攻打伊拉克的军事活动只会在“未知的一段时间内”将美国带离对抗恐怖主义的真正战争，而且如果它得不到国际上的完全支持，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会陷入紧张的局面。在没有“积极的国际协作”的情况下——尤其是情报工作的协作——毫无疑问，美国根本无法在这场对抗恐怖主义的国际战争中取胜。

文章认为，萨达姆·侯赛因首先是一个“极度渴望权力的生存者”，他并没有多大理由与“基地”组织结合，和其他侵略者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作者还警告道，美国原本就已经面临着如何解决巴以冲突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美国攻打伊拉克，接下来的战争将会“扩充恐怖主义者的队伍”，把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从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转移，并且很有可能“动摇该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政体”（而讽刺的是，“萨达姆的战略目标之一”正是动摇阿拉伯国家的政体）。

这篇社论——悲哀的是，事实证明它的论点非常有先见之明——与其他伊拉克战争反对者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反对者大部分是政治上的左派分子。但这篇文章作者的身份令人非常吃惊——他是一位已经退役的美国空军中将，曾经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手下的军事助理，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乔治·H.W.布什总统任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他是一位忠诚的共和党老臣，一位备受尊重的华盛顿局内人，他的智慧和判断力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赏。

从大多数方面来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文章似乎都和他的角色大相径庭。这篇文章强烈反对乔治·H.W.布什总统制订的战争计划，而小布什的父亲恰恰是斯考克罗夫特最亲密的伙伴和前任上司，老布什总统还曾亲自任命他为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PFIAB，读音为piffy-ab）的主席。文章还不留情面地批评了他的女徒弟，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女士（Condoleezza Rice），1989-1991年她一直在斯考克罗夫特手下工作。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很多观点的漏洞，而这些观点都来自斯考克罗夫特先生其他的朋友和曾经的同伴，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乔治·H.W.布什总统任期时的国防部长）和副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福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时期斯考克罗夫特的同事，也是斯考克罗夫特的咨询公司“斯考克罗夫特集团”前任负责人）。斯考克罗夫特先生一直以安静的外交手腕闻名——至臻至美的华盛顿局内人——这样的公开争论完全颠覆了他以往的姿态。难怪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纽约时报》社论版前任主编莱斯利·盖尔博（Leslie Gelb）会说这篇文章“非常勇敢”。

文章一经发表，斯考克罗夫特就立刻成为小布什政府最严肃的批评者，他强烈反对小布什总统攻打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计划。这篇社论为其他外交政策专家开启了公开反对政府决策的先例，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前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Samuel “Sandy” Berger）、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以及海军陆战队将军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其他军事领导人纷纷在陆军和海军的专刊上发声，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温和地对政府计划表达了批评意见，尽管他们对政府为何如此计划的原因闭口不谈。十天之后，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撰写了一篇社论告诫美国政府不要轻率采取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敦促政府“正确地处理这件事”。

斯考克罗夫特发表社论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又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认为该社论反映了共和党内部严重的分歧现象，而《时代周刊》的头版头条也在质疑大老党内部是否已经陷入战争。

白宫随即给予了反击。对于这些异议，布什政府的想法很简单：“支持和反对，你总要选择一方。”斯考克罗夫特已经做得太过分了。副总统切尼发表了两次振奋人心、言辞激烈的演讲，明确阐释了政府的地位和形势。布什总统的其他高级顾问、白宫支持者以及代理人随后更是频繁刊登他们自己的社论、出现在电视和电台中、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以及多次公开露面，重申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必要性。这一切行动都在隐隐地辩驳着斯考克罗夫特的论点。

在他们的努力下，大部分的媒体舆论和美国公众很快团结起来，站在了总统身后，2003年3月20日，美国打响了伊拉克战争。

事实证明，这次入侵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说谁可以在这一切之后说一句“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定有这个权利和资格。但是他从未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即使人们已经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觉中醒悟过来，即使布什政府无法妥善处理入侵和占领带来的麻烦，即使美国政府在国内和国外都越来越不得人心，即使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不断上升，经济上的损失更是飞速增长。斯考克罗夫特也没有因此而疏远布什政府——即使2004年布什总统拒绝再次任命他为PFIAB的主席。相反，他逐渐与政府重新建立起联系，2007年2月，他还在美国参议院面前支持政府增加在伊拉克军队数量的提议。

他的直言反对一度让他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攻击，但是斯考克罗夫特并没有因此怀恨在心，也没有强烈谴责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行为，他只是在布什总统的第二届任期时默默地帮助白宫政府。布什总统改造了他的外交政策团队，试图重新启动中东的和平进程。他与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女士开始与其他国家就共同关注的国际事务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在2006年的中期竞选之后，布什总统任命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为国防部长，盖茨是斯考克罗夫特任职期间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也是斯考克罗夫特的好朋友。

2008年，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斯考克罗夫特仍然继续为白宫提供咨询和建议服务。国务卿提名者希拉里·克林顿、未来的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Susan Rice）以及总统当选人奥巴马都在总统过度阶段和任职前期咨询过斯考克罗夫特的意见——尽管斯考克罗夫特可以说是一位完美忠诚的共和党人，尽管他与布什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奥巴马总统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是美国军队将军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而琼斯将军是斯考克罗夫特的朋友（奥巴马总统甚至都不是非常了解他）。

在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之中，这些迂回曲折似乎不应该出现于斯考克罗夫特这样一位传统政治家的职业生涯中。但这也恰恰反映了他的独特地位——我们可以论证，斯考克罗夫特是过去四十年来美国顶尖的外交政策战略家。这四十年包括了冷战最后的十五年时间、从冷战到2011年9月11日的二十年时间，以及“9·11”事件之后到美国军队最终撤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时间。在这四十年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官员或分析家能像斯考克罗夫特一样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施以如此持久深远的影响。对华盛顿的大多数人来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就是外交政策共同体的顶梁柱，更是全球出类拔萃的战略家。

但他是一个谨慎细心的战略家。斯考克罗夫特就像一个高超的棋手，国际局势就是他面前的一盘棋：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接着仔细分析现有的所有证据，然后绘制出详细精明的行动路线，在同时考虑到他人反应的不确定性和任何行动后果的不可预料性下追寻自己的目标。正如他曾经的一位同事和朋友所说的：“他最大的技能之一……就是战略性思考。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战略思考者……他的本能不允许他凭空思考事物，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的；每一件事都有很多‘触角’。而他最擅长的就是：（1）牢记这一道理；（2）仔细辨别出这些‘触角’；（3）探寻它们与其他事件的联系。”

彻底的政治改革新理论也好，宏伟的历史进程总结也好，都不会是这位战略家的选择，他不会通过阐述这些理论或总结去改变政治游戏的本质——但他在面对这场游戏的时候从未退缩，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用自己的洞察力和技巧开辟新的天地，偶尔也展露出他独特的才华。在复杂的情境中，他能够意识到运动的部分，了解每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体的关系和运作方式，然后设计出最合适的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考虑军事因素，还考虑到这个问题的经济和政治层面。“他能够意识到，美国权力工具必须进行整合，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说道，“他对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有着敏锐的感觉。”

要了解那些运动部分的性质和轨迹，并且知道它们如何与美国权力工具相配合，首先必须对其他国家、其他政治领导人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充分的了解。“在这一点上我充分相信历史的重要性。”斯考克罗夫特说。历史教会他“国家如何运作”，也帮助他建立起对人、事、机构以及武力的客观态度——他们的来源、他们可能的相互作用和未来可能的结果。

当然，要成为一个国际外交政策领域的战略家，根本上需要的不仅仅是战略性的思考。任何想要成为战略家的人，如果没有施展权力手段的途径，如果没有熟练运用权力手段的能力，就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就像一个从未率领军队打仗的军事分析家，或是一个只能在球场边线乱插嘴的比赛顾问。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

《战略家：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家安全的召唤》

索·恩11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