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自己的经历，拍了一部留守儿童电影，在上海电影节上映
文 |杨胤
“我导演的电影《矮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票不多了……没想到这么火爆。”
这是蒋能杰在6月9日中午12时发出的一条朋友圈。当天上午8点，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矮婆》入围的“华语新风”单元不像“一票难求系列”那么火爆，但也颇受关注。开票当天，《矮婆》卖出了百分之八十的票。
《矮婆》是蒋能杰导演的第一部剧情片，也让他第一次获得电影公映许可证（俗称“龙标”）。这意味着通过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查，是所有影片在院线上映的前提。
此前的十来年里，蒋能杰一直在做留守儿童和抗战老兵题材的纪录片，从没想过拿“龙标”的事。
“像我之前拍独立纪录片，不太考虑‘龙标’。我拍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审噢？”蒋能杰说话，句末常常带着湖南口音中常见的语气词“噢”、“咯”，标记着他的出生地，也标记着他的创作土壤。
半路出家，三次辞职
蒋能杰出生在湖南省新宁县光安村，那是一个位于广西全州、湖南东安和湖南新宁三县市交界处的偏僻山村，超过一半的村民外出打工，村里的孩子中有80%是留守儿童。
蒋能杰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和中学，随后考到长沙念大学。他上大学时学的是工业设计，但他渐渐发现纪录片才是自己的热情所在，于是开始大量看片，阅读相关书籍，自己琢磨着写剧本。而对于工业设计的专业课，蒋能杰说自己基本都是混过去的，甚至经常不及格。从专业学习那里匀出来的时间和精力，蒋能杰全部给了纪录片。
也是在大学期间，蒋能杰决定要拍家乡的留守儿童。蒋能杰自称“半个留守儿童”，他小时候，母亲常年在广州从化打工，父亲在家陪伴他长大。和很多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相比，蒋能杰要幸运得多。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留守儿童是个需要被给予更多关注的群体，也没有觉得自己在乡村接受到的教育有什么问题。
“当我还在乡村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没什么不对。但等我上了大学，出了那个环境后再回过头去看，就感受到了乡村教育的落后和凋敝。”
蒋能杰觉得，乡村教育和接受乡村教育的群体应该被更多人关注，而影像是他能够采取的方式。大三那年，他开始攒钱买摄像设备，暑假在长沙打工赚了3000元，却发现想买的DV要8000元，于是找亲朋好友借了5000元。
2008年，本科毕业后的蒋能杰曾短暂离开湖南，在北京几番辗转，待过传媒公司、书店，但在北京的几份工作都没有让他找到方向，“混了两三年后，我又返乡了，在家乡做纪录片，后来也开始做乡村图书屋。”
2009年，蒋能杰开始拍摄他的第一部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路》。
《路》的拍摄对象是光安村的私立学校和里面的22个孩子。2001年，“撤点并校”在全国推行，也影响到了湖南这座偏僻的小山村。村里的小学被撤，所有资源集中到镇中心小学，孩子们都要到镇小上学。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让村领导们不得不决定在村里创办一所私立学校。蒋能杰的纪录片拍摄之路便正式始于这所学校。
拍《路》的时候，蒋能杰在北京还有工作。为了拍摄，他三次辞职，“我要拍片子，这不是三两天就能完成的，有时候要一个月，老板不准假，所以我就只好辞职嘛。”蒋能杰说自己是“追求自由的‘屌丝’”，但刚毕业的时候没有钱，没有人找他合作，还是得一次次地去找工作，去上班挣钱，攒下些钱后再继续拍。
直到今天，蒋能杰还是无法靠纪录片挣钱，但因为和基金会、企业等机构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联系，能够获得他们的赞助，他已经不再需要自己贴钱。
有时候，蒋能杰和他的小团队会接一些婚礼、葬礼的拍摄业务。“拍婚礼葬礼都比纪录片挣钱，拍一天好几百噢。为了生活嘛，不必那么较真。”
全职纪录片创作，关注留守儿童
2011年底，蒋能杰再次辞职，之后再也没有回去上班。
当时，蒋能杰正在拍摄他的第二部留守儿童题材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这部后来在国内外多次获奖的作品，蒋能杰花了六年时间来创作，其中包括他在村小代课的半年。这半年时间里，蒋能杰教语文，也教数学，和孩子们越来越熟。他有时就驻扎在孩子堆里，长时间和他们“厮混”在一起，“一起无聊、一起疯狂，甚至一起和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一种游戏”。
这些花下去的时间，换来了孩子们的信任和在镜头前的自然流露，换来了真实自然的作品风格。蒋能杰反对纪录片中的摆拍痕迹和表演痕迹，因而他的主要方式就是跟拍。《村小的孩子》中出现过一对兄弟，蒋能杰从2009年开始跟拍他们至今，“到明年就是跟拍十年了，这十年，我算是见证了这对兄弟的成长历程。”
这对兄弟中的哥哥今年已经16岁了，因为初中毕业考试成绩不佳，没有继续读书，去了衡阳学理发，弟弟现在上初一。
蒋能杰觉得，这对兄弟能够反映很多留守儿童身上存在的问题，比如不爱学习、不听话。同时，他也跟拍一些情况相反的孩子，他曾拍过一对姓范的姐弟，他们的母亲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因难产去世，父亲两次入狱，但这对姐弟都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姐姐如今已经参加工作多年。“跟那对兄弟不同，这对姐弟就属于励志型留守儿童的代表。”
蒋能杰刻意选择不同类型的孩子进行跟拍，但无论是怎样的孩子，他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拍摄，不逃避，也不美化。
他的拍摄对象大多来自家乡光安村，甚至有些是他的亲戚、邻居，相似的成长背景、同样的语言，以及他曾在村小支教等经历，使蒋能杰在与被摄对象交流时几乎没有障碍，也在较短时间内便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从业近十年，蒋能杰对社会的观察、记录和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说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么圆滑，对一些社会现象还是会感到愤怒，只不过很多时候，他的愤怒都藏在了冷静客观背后。
他拍孩子们的贪玩、代课老师的抱怨、村民对教学楼质量的怀疑、政府人员的形式主义，没有旁白，没有配乐，只是安静地将这一切收进摄像机。
他偶尔会穿插采访，但几乎不对采访得到的内容有所批判。他习惯于冷静地呈现。在《村小的孩子》中，他问孩子们“长大后想做什么”，答案是清一色的“去打工”。他问这些孩子“主席是谁”，孩子们无一例外地说是“毛主席”。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说“日本人都是坏人”，没有人知道2008年奥运会是在哪里举办的。
采访结束后，影片的声画自然过渡到了下一个场景，但带给观众的思考显然无法就此翻页。放下摄像机的蒋能杰，则更直接，情绪更强烈。他谈到留守儿童普遍缺乏常识，缺乏引导，也缺乏榜样的力量；他说几乎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在打工，他们很可能不知道打工之外的其他职业选择；他说镇上的网吧就开在派出所旁边，可是里面全是未成年孩子也没有人管。
带着脑海中的愤怒和镜头里的冷静，蒋能杰后来还拍了《初三》，呈现青春期的留守少年群像，拍了《加一》，把镜头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更立体地反映一个留守儿童和她的家庭。
从纪录片到剧情片：一度对电影圈很失望
即将在上海电影节上映的剧情片《矮婆》是蒋能杰对乡村问题思考的延续。
《矮婆》讲述了留守儿童矮婆，在没有青年人的山村里与奶奶及两个妹妹相依为命的故事。12岁的矮婆除了要努力学习外，还负担着繁重的家务，辛苦与快乐交织在一起。冬季，矮婆的几位即将升学的好友相继离家，南下打工。而奶奶的突然离世，使她还算轻松的童年生活戛然而止。云洁只能带着两个妹妹，背井离乡去寻找在广州打工的父母。而漂泊在外的父母面临着她所不能想象的生存压力和许多更为严峻的问题……
《矮婆》的女主角由一个叫云洁的小女孩饰演。云洁是蒋能杰的堂妹，曾出现在《路》和《村小的孩子》这两部纪录片中。云洁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由奶奶带大。奶奶的腿脚不灵便，帮奶奶治病是云洁最大的心愿。蒋能杰曾在片中采访云洁，问她的梦想是什么，云洁的回答和她的小伙伴们一样，是“去打工”，她说她想挣钱带奶奶看病，她说不想去找爸爸妈妈的原因是要留在家里照顾奶奶。
在镜头前说这些话的时候，云洁刚上小学。今年，云洁已经15岁了。四月，《矮婆》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后，她第一次去了北京，参加全球首映仪式。
云洁自身的成长故事是《矮婆》剧本的来源之一，此外，剧本还融合了蒋能杰的童年往事以及他这些年拍摄留守儿童时的观察和积累。从纪录片到剧情片，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但是蒋能杰说，他的初衷依然是希望有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和乡村教育的现状，他的影片风格也没有太大变化，依旧用大量的固定机位和长镜头呈现出真实与冷静。
但是，和拍摄纪录片时的娴熟不同，蒋能杰在拍摄《矮婆》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
蒋能杰选择的都是非职业演员。用非职业演员拍剧情片，无论是对演员还是导演而言，都是个挑战。最困难的是情绪的调动，有一次，为了使云洁快速进入悲伤状态，他在现场对云洁发起了脾气。云洁立马就哭了。“因为他们是非职业演员，所以我就用外界的压力让他们演出该有的情绪，当然，我也得跟他们好好沟通。”
蒋能杰说，拍《矮婆》给他带去了严重的内伤。我问他：“内伤是如何造成的？”他说：“这事其实我不想谈，不想揭这个伤疤。”
短暂停顿后，他还是仔细地解剖了“内伤”。他说自己最初决定拍剧情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一位前辈的鼓动，他后来称之为“忽悠”。“说起这个‘忽悠’，其实我挺感谢的，如果不是被前辈‘忽悠’，我想我是不敢去拍这个片子的。”但到了拍摄中途，前辈觉得片子太过文艺、不抓人眼球，赚不到钱，所以撤了资，撤资后却继续干涉《矮婆》的版权方，还占用本来的片名去拍了其他片子。
蒋能杰认为，这不该是一个前辈该有的样子。他一度对电影圈很失望，觉得认真做电影的人太少，混子太多。
不过，他在剪辑阶段幸运地遇到了廖庆松，“他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前辈”。廖庆松是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的御用剪辑师，在《矮婆》的前两个剪辑版本都不尽如人意后，廖庆松的出手，让影片最终呈现出了一个令大家满意的版本。而且，廖庆松本着“扶持晚辈”的想法，没有向剧组收很多钱，这让蒋能杰很感激。
“行动才有改变的希望”
《矮婆》诞生后，在今年四月的北京电影节期间放映了两场。在五月入围了上海电影节，并将于6月21日在上影节期间放映。关于其他的观看渠道，蒋能杰说，制片人正在联系点映的相关事宜，他尽力配合，“但这方面确实不是我所擅长的。”
其实蒋能杰已经处理了很多他本不擅长的事，若只做擅长的事，《矮婆》大概是不会出现的。最开始做纪录片时，制作团队算上他只有两个人。面对《矮婆》团队的三四十号人，蒋能杰花了极大的精力去适应和学习团队管理。虽然团队成员基本都是他自己找来的，但他还是在拍摄过程中换掉了其中几位不靠谱的。
《矮婆》的拍摄和制作周期长达三年，除了40天的实地拍摄和三次剪辑，其余时间蒋能杰都在处理团队管理和与影片相关的琐事。这两年，蒋能杰会不时做噩梦，梦到自己拍剧情片时碰到很多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办，往往在焦虑接近顶峰的时候，突然从梦中惊醒。这样的梦，至今还会偶尔出现。
“好像拍剧情片拍出阴影了。”蒋能杰说，“所以我要回到纪录片来疗伤。”
去年，因为三岁的大儿子开始在广州的幼儿园上学，蒋能杰时隔十年后再次离乡，一家人搬到了广州。广州是蒋能杰的母亲和很多老乡选择的打工地点，他曾在拍摄《加一》时跟随主人公加一一路跟拍到广州，拍加一找爸爸妈妈过暑假的经历。广州是蒋能杰熟悉的城市，他也准备在广州进行接下来的纪录片创作。他准备拍摄那些在广州打工的外来人员，他的母亲就曾是其中一员。
除了纪录片创作，蒋能杰另一方面的重要事务来自于棉花沙图书屋。棉花沙图书屋由蒋能杰在2016年发起建立，目前已经在湖南省新宁县范围内建了四间，给图书屋周边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借书读书的地方。
蒋能杰从刚返乡拍纪录片开始，就有在老家做图书屋的想法，直到2016年，因为拍摄纪录片而积累起的公益资源让他觉得条件已经成熟，便于那年七月建起了第一间图书屋。图书屋的运营管理费用，很多来自老朋友，也曾通过互联网众筹，但蒋能杰希望以后能够更多地申请到基金会和企业赞助，“老是众筹、捐赠来消费朋友总有点不好意思。”
小钱是蒋能杰的太太，也是四间图书屋的总干事，早期资金不足的时候，她不拿工资，现在筹到钱了，她每个月有两千元的工资。虽然现在住在广州，但小钱还是在负责图书屋的财务明细公开、公众号运营等线上工作，每个月还会回去一两次，和图书屋的全职管理员一起打理事务。
蒋能杰说自己是图书屋的志愿者，有时候回去参与活动。他对太太的工作很放心。
下个月，是棉花沙图书屋两周年活动月。前几日，蒋能杰转发了他在一周年纪念日上的发言稿，并向大家征集活动建议，寻求合作。
“改变很难，先行动起来，行动才有改变的希望。”蒋能杰说。
Interview
三明治：你觉得做电影相关行业最重要的是什么？
蒋能杰：别光想，要行动起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不要受到太多社会影响。
三明治：对你影响最深的导演是谁？
蒋能杰：影响最大的是侯孝贤，很意外的是我们最终找的剪辑师廖庆松就是侯孝贤的御用剪辑师，侯孝贤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剪的。我在邀请廖庆松的时候把我以前的作品发给他看，可能触动他的是那些我致敬偶像侯孝贤的部分吧。
三明治：你有时会在纪录片中做一些小采访，提的问题也很有趣，为什么想到这么做？
蒋能杰：其实这是受到张以庆的纪录片《幼儿园》的影响和启发。我想顺便调查一下他们的常识、对社会的基本认知，然后发现社会给他们的东西，比如抗日神剧，很直接地影响到了他们的认知。
三明治：你在拍摄中经常用固定机位、长镜头，推拉摇移用得比较少，为什么喜欢这样的风格？
蒋能杰：追求真实和冷静客观的呈现方式。
三明治：拍《初三》前后，你拍的留守儿童都是小学阶段的孩子，是怎么想到拍初中孩子的？
蒋能杰：在村里待久了之后，有些父母跟我抱怨，就说“哎呀我孩子特别不听话”、“读了中学老是逃课、谈恋爱啊，还打架，管不了”，所以我就比较好奇，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这些留守儿童到初中叛逆期会是怎样的。于是带着这种好奇去拍他们、去记录他们。他们跟我当年不一样，我当年好像没那么叛逆。
三明治：《路》、《村小的孩子》、《初三》相对来说都是把镜头对向好几个孩子，后来是怎么想到拍《加一》这样一部将主人公集中到了加一一家人的片子？为什么选加一一家？
蒋能杰：这是因为我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思路发生了变化。我想，集中到一个孩子的话，也能够更形象立体地去反映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她的家庭，想深入到一个家庭里面。
选择加一的原因很简单，加一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我也要带弟弟、放牛，要做很多家务，还要干农活，而且父母也在外面打工。原因很简单，没那么复杂，就是致敬一下童年。而且我跟加一一家以前就认识，虽然不是亲戚，但在一个村子，很近。
三明治：纪录片的拍摄经验对你拍摄剧情片有哪些帮助，有没有阻碍？
蒋能杰：先说帮助，首先确立了我的影像风格，可能对我的审美有影响，比如我拍纪录片不摆拍，完全是真实自然的状态，所以在拍剧情片的时候，我对表演痕迹很重的东西特别反感。阻碍的话，因为纪录片拍摄较简单，工作人员也少，导致我在拍剧情片时没有充足的经验。拍剧情片要几十号人，要保证每一个人都不能出问题，这很难。
三明治：有观众在看过《矮婆》之后说，能够感受到你“对生活的批判和愤怒”，这是你刻意传达的还是不经意流露的？
蒋能杰：肯定不是不经意间传达的，而是刻意的，这些东西都来自于我对生活、社会的观察和理解，我可能还没有那么圆滑世故，对社会还是有很强的愤怒感，会打抱不平。这可能直接影响了我的片子。我的纪录片的批判色彩可能更强。纪录片不是唱赞歌，虽然现在环境好像必须得唱赞歌。但我做纪录片肯定有我的态度和立场，而我的态度和立场基于我的观察和思考。
三明治：《矮婆》点映进展如何？目前有可以看《矮婆》的资源吗？
蒋能杰：我的制片人在跟大象点映谈，看他们什么时候发起。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不太管。目前看不到，要等点映，点映完看有没有人看中上院线。看后面他们怎么推吧，我主要是配合。因为这方面就不是我擅长的东西了。
三明治：你曾在2013年发起抗战老兵系列纪录片拍摄计划，之后还会继续拍抗战老兵吗？
蒋能杰：2013年发起这个计划时想的是，老人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如果不赶紧记录，可能就没机会了。后来我们一共记录了100多位抗战老兵。但我没有继续拍摄抗战老兵的计划。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找到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仍在世的老兵们年纪都已经很大，不想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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