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丨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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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神
三岛由纪夫 / 文
lightwhite / 译
最近我读到两篇绝佳的小说，因其无与伦比的鲜活读后感，我须在此为之写上一笔。
这两篇小说就是乔治•巴塔耶的作品集《圣神》里的《艾德瓦尔达夫人》和《我的母亲》。巴塔耶的日本读者一直苦恼于糟糕的翻译，而如今生田耕作的译本显然要出色得多。
现代西洋文学里我最关注的作家是乔治•巴塔耶、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和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因为他们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形而上学与凡俗肉体的一种生动的、粗陋的、无礼的、直接的联系，这一直接的联系形成于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绕道于十九世纪。他们的作品展示了一种反心理主义、反现实主义、情色抽象主义、直接象征主义的技法，以及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宇宙观，还有许多其他共通的特点。
巴塔耶的小说《艾德瓦尔达夫人》证明了上帝对人的显现，同时它也是一部极其淫荡的作品。叙述者在妓院“镜宫”里选了艾德瓦尔达夫人，一位自称为上帝的妓女。然后她披上一件黑色斗篷，遮着脸，裸着身，出门游荡，而叙述者就跟在她身后，目睹了她突然的发作，并帮她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坐到司机身上与之交欢的艾德瓦尔达夫人让他见识了真正上帝的显现。
若和《我的母亲》一起阅读，便会发现母亲的形象和艾德瓦尔达的形象有着重叠之处：一种污秽、乱伦的幻见侵犯了圣母的圣性。但在这些作品里，圣母并非侵犯的受动牺牲品，相反，她驱使并强迫别人进入一种充满恐怖、战栗和神迷的体验，诱导他们见证上帝。
但这里，我的目的并非展开一种关于巴塔耶的理论。在此有限的篇幅内，我有太多关于巴塔耶的话要说。
可以确定，巴塔耶很清楚情色体验中隐藏的圣性是言语不可能抵达的东西（这也是因为通过言语不可能重新体验任何东西），但他仍用言语将之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名为上帝的沉默的言语化。同样可以确定，小说家的最大野心只能于此体现。女人被选作上帝的代表，后者在小说中的显现得益于女人所具化的精神与肉体的根本一致，以及这样的认识，即被认为代表了女人至高德性的母亲和被认为代表了最污秽者的娼妓，诞生于肉体的同一部位。你会想起波德莱尔的话，他曾把上帝呼作娼妓的代表（《赤裸的心》）。
要用这些概念化的解释一板一眼地领会巴塔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为了阅读这篇小说（尤其是其翻译过来的文本！），有必要假定，留下的只是那些成功地突破了言语限制的部分。
巴塔耶在前言里写道：“倘若没有任何东西能超出我们、能以我们无力抵抗的方式超出我们，倘若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的，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获得自身所竭力触及、同时又竭力拒斥的疯狂时刻。”
这“疯狂时刻”，不消说，就是怪异、可怖的上帝显现的时刻。
“在这些极度恐惧和极度快乐彼此契合的时刻，我们身上的存在仅仅以涌溢的方式存在……倘若我们不去凝视溢出了凝视之可能的东西、不去凝视难以凝视的东西，倘若我们不像在神迷状态中一样去享受那无法享受的东西……真理又意味着什么？”
巴塔耶的这个观念体现了一种十分典型的基督教思维方式：简单地说，当我们的存在保持其恰当的、平稳的形式时，上帝自身并不显现；惟当我们的存在超出了这个生命，在其背后留下了某种东西，就像广岛原子弹投下之际，石阶上印留的人影时，上帝才会显现自身。而他的独特性在于，他利用极度的“情色和痛苦”作为到达该目标的方法。
《艾德瓦尔达夫人》开篇简洁，它介绍了叙述者，一个典型的、色眯眯的醉鬼。“在厕所楼梯处看到了两个鬼祟女子”，叙述者陷入肉欲的苦恼，开始流连于酒馆，纵饮狂欢，直到日暮。这段引言只用了六行。
在接着的一段，故事急转直下。醉鬼遏制不住“如这黑夜一般赤身裸体”的渴望，当街拖下裤子，“将笔挺挺的生殖器握在手中”。
将要发生什么？突然间，世界的规则就随他的裤子一起塌落了。故事以惊人的速度将叙述者带到“镜宫”，把他引向那个妓女，艾德瓦尔达夫人。
把她从尽情乱醉和肆意挑逗的人群带到她房内并与之交欢的这段如冲上旋梯一般头晕目眩的描述富有真正法语的简洁。女人把一只腿高高抬起，用双手扒着大腿的皮肤，展示了她“红润而多毛，像一条恶心的章鱼一般充盈着生命力的‘破烂’”，然后宣称她自己就是上帝。所有这些描述，因其简洁，因其速度和密度，而显得优雅。优雅，就文学而言，只是个直挺的姿势的问题。（我饶有兴致地想起圆地文子对野坂昭如的《黄色大师》的批评，对后者的描述，她只用了“优雅”一词。）遵照“姑娘上楼”的仪式，艾德瓦尔达夫人从骚乱和猥亵中起身，显出一种近乎悲壮的威严和华丽，让人想起让•热内美化污秽的技法。这无疑是场“加冕典礼”。
现在，这部短篇小说意图成为上帝存在的一份可怕的简要证词。一种悬疑感被编入其整个结构，如同一部惊悚小说：上帝何时向人显现自身，上帝的存在何时得到证实？它被小心翼翼地构造起来，仿佛一场独幕剧。在第一幕，叙述者遇见艾德瓦尔达夫人，同她睡觉，而她光着身子披上黑色斗篷，突然出门了。叙述者追着她，还没有到达见证上帝的体验，虽然艾德瓦尔达自己承担了“上帝”的名字，但上帝存在的证明仍被遗漏了。
接着，叙述者看到艾德瓦尔达一袭黑衣，站在拱门下，“好似一个窟窿，简单而令人不安”。通过性的释放，他脱离了她，因此也摆脱了迷醉，认识到艾德瓦尔达如她自己宣称的那样就是上帝。
然而，可以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理论化的上帝，一个笛卡尔式的上帝：他通过肉欲中觉醒的理智，通过悟性，而被人抵达。这，在某种意义上，乃这位独具匠心的小说家的诡计。而且，在这核心的场景里，作家让一个女人身着黑衣、头戴面具，从深夜无人的大都市里跑过，并创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与之前的场景截然不同，仿佛邀请读者进入一座巨大的神庙。在这里，艾德瓦尔达突然发作，并暴露她洁白的裸体，在痉挛中蠕动，当着叙述者和读者的面，如黑暗中一道白色的裂口。
叙述者在注视。他怀着一种冷酷的焦虑，消磨着时光。而时光如沙漏里的沙子，在看的虚无中，让一个人自身之存在的本质，一点点地朝着一个对象转化。她自称为上帝，而叙述者也认出了上帝。大约在这时，上帝能被看到。他会何时显现呢？在这绝望和苦恼前，在艾德瓦尔达白皙的裸体前（这是绝望和苦恼的肉体表现），叙述者几乎触到了存在的充足和存在的过剩之间的裂缝，但不完全……
但……
“我的绝望带来了一种跳跃的可能。”
“在这完全无法停歇的运动中，油然升起了一种由狂热所带来的抽干一切的神迷。”
再次需要“神迷”！
叙述者由此从一种到目前为止近乎数学化的描述坠入一种错乱。他抛开言语，陷入挣扎：“我的写作是徒劳的。”这个评论道出了不可能性，道出了经由言语抵达的不可能性。它不是小说圆满的句号，而是构成了最后一幕里目睹上帝的情色体验的次要情节。
小说在最后一幕的出租车里迎来其真正的高潮。同出租车司机交欢的场景包含了十多行，从中可以瞥见人类存在的至暗深渊，同时也能看见那里浮现出了一个纯净、清澄的黄昏领域。在这里，巴塔耶展示了他身为一位小说家让人瞬间目眩的冲击力。
“上帝”一词不再被明确地使用。叙述者抵达了放任，甚至放弃了看，他坦承“对我而言我的苦痛和狂热无足轻重”。但上帝其实在那一刻显现了，并且可以确定，叙述者的确看到了上帝。
《艾德瓦尔达夫人》确是一部别样的小说。虽然和（比如）梅里美的《马铁奥•法尔哥尼》这样典型的古典短篇小说相比，它看似一部随意、涣散的作品，但细读之下，其内部还是隐含着一种严格的古典结构。令人钦佩的是，它那让人透不过气的强度正是从这样一种古典的构造中酝酿出来。
乔治•巴塔耶的《我的母亲》是一部中篇小说。相较于《艾德瓦尔达夫人》，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采用了法国古典心理小说的体裁。事实上，这仍是个纯粹的体裁，并且从《我的母亲》里可以发现，巴塔耶是位精通普通小说家的那些古典技法的写作者。虽然他能够轻易地将就运用这些技法，但他唯一感兴趣的问题，十分大胆，是瓦解为这些技法奠定基础的至深根据。结果，他成了一位对读者而言要求苛刻却值得一读的作家。
叙述者是“我”，一位刚刚丧父的十七岁少年。那是一九〇六年。“我”恨烂醉如泥、时常折磨母亲的父亲，甚至一度把踏入教堂视作对后者的反教权主义的反抗。但为了和母亲同居，“我”最终放弃了成为一位神甫的念头。少年崇拜他认为神圣的母亲。
在那之前，少年眼里的母亲一直是暴虐父亲的悲伤、无辜的牺牲品：父亲沉迷于酒色和赌博，而母亲则是个甜美动人的存在，将少年呼作“我英勇的情人”。直到那时，少年只渴望成为她完美的骑士。至此，这还是个普普通通的故事。几个美妙的段落组成了简洁的开篇，它们辞藻简约，但仍十分精致。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清楚哀愁动人的母亲有偷偷饮酒的癖好。但随着父亲的死，母亲的形象彻底变了。她出人意料地坦白，她甚至比父亲更坏：“她不怀好意地笑着，其中透露着巨大的失落。”
“我”的人生竟取决于父母的忧虑所“策划”的阴谋。“之后她会对我说出父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你就怪我吧。’我父亲是这么期望的，他知道在我眼里母亲完美无缺，并且无论如何她必须保持这份完美。”
真相被逐渐揭示出来。最终母亲自杀了。这是她的遗言，也是她的意愿：“我希望，你爱我爱到死。我爱你直至死亡。但如果我要接受你的爱，你必须知道我是多么令人厌恶，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并爱我。”
这个故事终结于一幕裸露着神圣精神的母子乱伦的场景，将倒错和疯狂推向了高潮。我只能留给读者去自行品鉴。但对我而言，这部作品当然成功地满足了近来任何一部日本小说都无法平息的一种渴念。
随着母亲真相的暴露，巴塔耶的写作也离开了此前一直维系的温和、节制的风格。仿佛为了证明这安定之家看似如此稳固的墙壁其实只是纸板做的，他拔出一把又一把锐利的刀片，发起过于野蛮的切割。
“我要看到你眼中的鄙夷和恐惧。”这是母亲身为一位母亲和一个女人所传达的最后愿望。诱人堕落就是让人洞悉真理，而她不得不成为她所信奉的那一真理的化身，而不是它的喉舌：简言之，她自己最终不得不成为“上帝”。这很可能就是巴塔耶小说的根本结构。我有时会在巴塔耶那里发现十八世纪理神论的残留。正是这样的残留使得母亲说出：“我只有在污秽堕落中才会感到自在。”
一种真诚的爱驱使她要让别人（还有她挚爱的儿子）获得见到上帝的体验。这样的爱是什么？她是萨福的门徒吗？
对于我们，小说的阅读是一种半感官、半智识的探究体验。期待与不安，“将要发生什么？”，以及解答“为什么？”“怎么办？”“谁？”等问题的希望，乃是任何一个，不论品性高低，专心阅读小说的读者的朴素的、基本的欲望。“教育小说”往往使用第一人称，因为第一人称最易于向读者交流情感。它不仅让读者认同主人公，而且通过激起读者的理性好奇心与求知欲，使他们在短短数日内就经历了主人公事实上是在漫漫岁月中形成教养的过程。
巴塔耶的小说与这样的观念背道而驰。他的小说可被称为堕落的教育小说，但两者的根本结构十分相似，即这部小说有意让“我”代表读者的天真探究欲、理性分析欲、自我意识、抒情性、性欲等等。而作为这些欲望的必然结果，小说的读者被迫面对真相。读者本不愿见到这个真相，但再也没法回避了。并且，只有经过这样的厌恶与恐惧，他才获得了见证上帝的体验。
那么“母亲”是什么？母亲是一个诱惑者，她把我们诱向上帝，甚至就是上帝本人。她很清楚，她是诱人走向最高理性的唯一道路：官能的道路。而这条路也必定通往错乱。她的“爱”充满残酷。她没有迷失自己，却把对方引向歧途，引向毁灭的边缘。她无情地鞭笞他们，严厉地要求他们最终发现自己的欲望，不论是肉体的欲望还是精神的欲望。
“你还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临终之际，母亲告诉儿子的话，交缠着后者刚刚得知的堕落之真相，显然就是上帝的话。
由此看来，上帝是一个游手好闲者，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娼妇。而人，总被迫劳作，被迫努力，被迫受击倒地。任何一部试图描绘上帝的小说都不过是一个散发着微妙绝望的断片，其中还混合着爱以及智识在人（儿子）的愚谬面前流露的焦躁。上帝就像一匹河马，在热带的泥浆里纹丝不动：“你母亲只有在泥沼里才觉得安宁。”
巴塔耶冷酷地指出了人对上帝的否认。否认上帝的绝望叫喊其实“并不发自本心”。这“本心”就代表了巴塔耶所谓的“情色”的核心。毕竟多亏了他，连某个粗俗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家也无力探索的这道情色的深渊才向我们敞开。
然而，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巴塔耶绝未忽视把小说所必需的精致的“心理程序”编入这篇形而上的情色小说。的确，只有一位心理小说家会让母亲“心神不宁”，直到她让天真的儿子收拾父亲的书房，这样他会找到一叠淫秽照片；而预料到儿子的厌恶，她能够“将这令她几近癫狂的厌恶不断与他分享”。
直接的结果就是，柔情流溢似蜜；而爱，伴着共通的苦痛和甜美，一道涌起，从中将会诞生一种残酷。
为了慎重地准备小说以母子乱伦收场的最后一幕，作者有意揭示了母亲自杀的结局，并暗示她的死既是因为她对自己最终别无选择而只得诱使儿子来她床上感到自责，也是出于绝望：“我欲望的并不是母亲，她欲望的也不是我。”这不过是一种心理分析，一种让读者信服的程序。它作为一种心理描绘对一篇小说而言已经足够。然而，由于作者的野心并非展示一出单纯个人的心理悲剧，他刻意提前告诫了读者，而一旦读者确知了结局，巴塔耶就准备把读者推入母子在精神和智识上的乱伦，它终将比肉体的乱伦还要恐怖、还要官能、还要“堕落”。
母亲自己说：“精神快感远比肉体快感要来的肮脏和纯粹，这是唯一不会消散的快感。在我看来罪孽就如同精神散发出的黑色光芒，它令我头晕目眩、生不如死。堕落是在深处统治万物的精神绝症。”
对她，这个萨福的门徒来说，“男人”又是什么？
“男人永远不会占据她的思想，男人只能满足她独自燃烧的欲望，她欲望的是和她一道，一切生命所具有的无名而冷漠的静谧之美能以肮脏的方式被彻底摧毁。在欲望的国度中，柔情不占有任何位置：温柔的人将被从中驱逐，正如《福音书》所言：狂暴的人就得着了。狂暴就是母亲为我定下的命运，而她则是狂暴之母。”
小说《我的母亲》的最后告白是一段高度紧张的独白。但我不会在此加以引述，因为该独白的真正深意只对读完全篇者的情感述说。
（原文收于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读本》[小説読本，中央公論新社，2010，54-70]，是《小说是什么》[小説とは何か]一文的六至七节。译自巴塔耶的英文版小说集《我的母亲，艾德瓦尔达夫人，死人》（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Marion Boyars, 200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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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巴塔耶 著
尉光吉 王春明 译
逗點文創結社
2018年4月
文庫本
576頁
600NTD
978986960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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