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时代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科专业？

作者：林子人

来源：视觉中国

长久以来，“学文科到底有用没用”和“吃咸粽还是甜粽”“冬天北方冷还是南方冷”一样是全民争论话题。但凡涉及这类话题，社交网络上都少不了一番论战。

如果说后两个话题还有势均力敌的辩论余地，那么文理之争中，文科可谓长期处于下风。一个最简单粗暴的论据就是：文科生找不到工作赚不了大钱。“钱途黯淡”之余，更令中国文科生扎心的是文科专业的长期边缘化。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报道过，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全面展开，在学科上大大增强工科，削弱文科，由此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重理轻文”的格局，导致了当下中国“文科”落后、畸形的发展状况和公众对文科的重重误解。据“浪潮工作室”报道，在大学中，文科专业的研究经费常常不及理工科的零头，进一步打压了文史哲研究者的研究积极性。一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了文科在中国长期被忽视的状况：中国设有国家自然科学奖，但文科的国家级奖项近乎为零。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几十年来屹立不倒，号召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前赴后继地投身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在技术变革、知识迭代步伐越来越快的当下，理工科似乎才是能够产生实际经济效益和物质成果的领域。

所以文科真的没用吗？事实并非如此。在急速进化的高科技未来，是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素质——智性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同理心、批判性思维和写作能力——让我们保持竞争优势，而这些素质，很多正是文科着力培养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飞速迭代进化极有可能颠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石，为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挑战。这些问题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或电脑前的程序员可以独自解决的，他们需要与人文社科专业人士携手并进，共同找到答案。

当人类面对“弗兰肯斯坦”式的道德困境

《彭博商业周刊》把2015年定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元年，因为在那一年，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发展有了明显的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正在积极引领变革。埃森哲技术实验室（Accenture Technology）集团技术总监Adam Burden在2017年香港RISE创业者大会上表示，面对资本投资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迫切需求，美国和中国是全球范围内最积极寻求人工智能运用的国家。

在“未来已来”的狂欢气氛中，《时代周刊》刊发的一篇文章认为，人们倾向于将科技进步视作理所当然，却对“弗兰肯斯坦”式的道德困境浑然不觉：

“在设计和商业讨论环节，我们很少会花时间探讨这个项目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潜在的负面影响。相反，我们在进行发明创造时，往往只是本着一个极为简单的理念：我们之所以创造它，是因为我们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之所以发明了新技术，是出于某种需求，或者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但有时从事后来看，我们反而是创造出了新的问题。”

文章指出，呆板的工科思维只会带来短视的创造，因此所有重视社会道德的科技公司都应该聘用一些具有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背景的人才。

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和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Tracy Chou在校时曾是一位典型的“工科女”，在方程式和代码中获得乐趣，认为人文课程既枯燥又无意义。但在她毕业后进入Quora，成为这一问答网站的早期软件工程师之后，她发现代码、计算和数据看似机械中立，实则不然。“技术产品和服务由人类所创造，在创造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人类又把他们的偏见和有缺陷的思想放入其中，这反过来塑造了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某些时候甚至达到了一种令人恐惧的程度。”她在Quartz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亲自参与建立Quora的过程中，Chou发现技术问题很多时候其实是道德和哲学问题。在树立网络社区规范时，一个核心出发点就是决定人的本质到底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保护社区成员不被骚扰冒犯和保护言论自由孰轻孰重：

“如果大多数人本质是善良的，那么我们就会把产品设计以信任用户为出发点，在极端情况下控制糟糕的言行；如果他们的本质是邪恶的，我们就最好把所有的用户贡献和编辑内容交由仲裁人审核。 我们激烈讨论了公共讨论的含义：如果我们信任用户，就会有很多‘低素质’用户涌入平台（这样标签化用户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合适的呢？），这对我们的社区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我们不够信任Quora成员，总是偏向那些我们认为是‘高素质’的老用户，我们是否会变成一个固执己见的、僵化的、守旧的小众社区，反对新人和新鲜思想？”

之后在Pinterest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Chou又在设计信息流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是优质内容”的困境——是那些帮助用户拓展视野发现新知的内容，他们喜欢的内容，还是最能吸引流量的内容？

当下企业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有很多。被很多人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不仅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在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创造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随着技术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将发现科技进步不仅只是理所当然地赋予人类更多的自由，甚至也是对人类存在本身的质疑和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基础的挑战。

理解人性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关键

当我们还在为“人工智能抢夺工作机会”感到忧虑的时候，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直接在《未来简史》中预言了一个近乎绝望的场景：“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逐步取代人类的职业，未来99%的人类将变成无用之人，许多人都将会失去经济价值。更可怕的是，一旦低级智人丧失了军事和经济价值，精英阶层与政府可能会丧失投资教育、健康和福利的动力，最终导致他们被整个系统抛弃。这将是无与伦比的噩耗。”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认知机器人学系教授默里·沙纳汉同样在《技术奇点》中警示我们：在人工智能颠覆经济与社会前，我们应该更加慎重地思考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若是我们创造出一种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且被看作具有意识，并因此应当获得权利和承担责任，那是否意味着亘古至今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复存在？人工智能的行为是否会脱离人类的指导，只寻求回报函数最大化？所有权、公民权、民主和责任这样的根本概念是否会被颠覆？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认知机器人学系教授默里·沙纳汉（Murray Shanahan）

这些问题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或电脑前的程序员可以独自解决的。它们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构成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石，找到传承和创新的最佳平衡点，这些也正是人文社科专业人士能够通过他们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以及与科技创新人士的交流合作解答的问题。从物联网、人工智能到区块链、比特币，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被高科技如此紧密地包围，以至于大多数人已无法理解这些正在进行时的新事物了，然而那些创造了这些新技术的人不一定是如何应用这些发明的最佳决策者。

“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祗有千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70多年前，有着人类“原子弹之父”之称的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在目睹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不禁念起了他曾自学过的《摩诃婆罗多》中的《薄伽梵歌》。在那一刻他明白过来，自己所致力于创造的这项新武器将演变为人类的精神危机，这不仅仅只是因为原子弹有使得人类灭绝的可怕威力。指引奥本海默认清这一后果，并促使他发出警告不应将这种武器完全置于科学家和军人之手及试制氢弹的，不仅是他渊博的物理学知识，还有这首印度教的梵文史诗。

在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无节制运用的当下，我们正在面对的或即将面对的精神危机，或许并不亚于原子弹实验成功带来的幻灭和恐慌。此时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Chou作为一个科技局内人的反思：

“当下如此多的技术创造者没有花时间思考过这些宏大问题，这让我感到忧虑。回想起我年轻时对人文学科的屈尊态度我感到悔恨和一丝尴尬。现在我希望我当时能够接受更合宜的人文教育。那样我将学习如何批判性地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如何参与其中；那样我将学习如何辨别和质疑特权、权利结构、体制性不平等和不公；那样我将有机会和我的同龄人辩论，在哲学和道德领域培养出更开明的见解。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能够意识到这些思想值得填入我的心灵——我的工程学知识是和这些话题唇齿相依的。”

文科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批判性思维

我们可以看到，在理工科背景人士扎堆的科技领域，正在出现越来越多文科生的身影，即使他们在大学里学的可能是存在主义、南明史、性别文学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代码和算法构成的世界貌似格格不入。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意识到文科思维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美国云计算团队合作工具服务商Slac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家成立于2013年的公司于2017年获得2.5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估值上升至51亿美元。它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tewart Butterfield的教育背景或许会让很多人惊讶：他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获得了哲学本科学位，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哲学和科学史硕士学位。

在接受Forbes的采访时，Butterfield说哲学教会了他两件事：

“我学会了如何清楚明了地写作，我还学会了如何紧盯着一个论点，这在开会时非常有用。在学习科学史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人们是如何对某些谬误的事情深信不疑……直到他们发现那不是事实。”

Slack的核心员工之一、编辑主任Anna Pickard则毕业自英国曼切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戏剧专业。她的工作是帮助完善Slack的虚拟助手Slackbot，在用户输入“我爱你，Slackbot”之类的对话时，给他们提供好玩的答复。“她（Slackbot）的任务就是给用户创造惊喜和快乐。”Pickard说。

文科的拥趸常常称文科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对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培养。在分析了美国大型企业发布的数千份年薪10万美元以上的优质职位招聘广告后，《你能做任何工作：“无用的”人文教育的惊人力量》（You Can Do Anything: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a “Useless” Liberal Arts Education）作者George Anders发现雇主也非常重视批判性思维，而他们眼中的“批判性思维”实际上包含五个方面：探索未知领域的强烈意愿、获得有力洞见的分析能力、高效决策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有影响力的沟通能力。

《你能做任何工作：“无用的”人文教育的惊人力量》

优秀的文科生会发现他们对这些雇主孜孜以求的能力并不陌生：撰写课程论文所需的核心技能就是根据一个主题完成指定的阅读材料，寻找新素材，从纷繁芜杂的信息中提炼出观点，形成洞察——放在商业环境中，你或许要做的是一项新产品的用户调研，根据过往商品的市场反馈判断新产品的前景；衡量不同观点，在避免偏见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立场亦是文科生熟悉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商业决策能力；阅读文学作品，理解人性善恶和人物动机，学习社会学，分析人与社会的互动是如何塑造人类行为的——在管理团队时你正需要理解团队成员和他们的潜在利益冲突点；写作与演讲是文科生几乎每日都在操练的技能——这样的沟通能力，在团队协作、汇报工作、会见客户时也至关重要。

在对未知的探索中构建新的意义

在美国文化评论家Leon Wieseltier看来，文科面临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下这种科技至上的文化氛围造成的——我们过于重视速度和结论性答案，轻视了自由思考和提出复杂问题的重要性。“谷歌带来的即时满足把知识降低成信息状态，但信息本身其实是非常低等的。知识需要的是探究精神、研究方法，以及最重要的，时间。”

从宏观层面来说，文科的重要性在于“自由思考和提出复杂问题”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们迎接种种社会挑战的前提。

无论是赫拉利这样的历史学家还是科技行业领袖，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技术是将帮助人类还是毁灭人类。我们或许可以计算出有多少工作岗位会被自动化，却对未来将出现哪些新的工作机会无甚头绪。在技术革新造成结构性失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动摇人类认知的根基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未来的挑战甚至不仅仅如此。1949年，埃莉诺·罗斯福（第32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妻子）受邀前往美国最负盛名的私立女子文理学院史密斯学院发表讲话。在讲话中，她准确地预言了直至今日我们仍在面对的问题：

“我们是否准备好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与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遵循不同的法律体系、说着不同的语言的人摩肩接踵地生活在一起？”

在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民粹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舆论和观点日益两极化的此时此刻，我们或许更加需要文科，因为人文知识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探索和理解人类经验的理想基础。

学习不同的哲学派别也许能帮助你更全面地思考道德问题；学习另一种语言也许能让你开始欣赏不同文化间的相似之处；听一堂历史课也许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过去，展望未来；读一本外国小说也许能让你学会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通过学习文科，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更容易理解领会复杂的道德争议和人性幽暗之处，亦能够为解决复杂问题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很大程度上来说，文科生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习惯没有确切答案、探索未知领域，并在模棱两可中构建自己的意义，所有针对文科的质疑，不过是人生的未卜航行中激起的浪花。但在当今世界，谁知道其他人就无需面对这些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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