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托克维尔说：“ 相比于沉思，我更倾向行动，一向如此。”

他援引了一个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区分，行动专指政治行动与政治生活。在19世纪30年代，他的沉思生活为他的政治生活攒下了资本，他不迟疑地运用它。《论美国的民主》两卷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在巴黎沙龙里简要而精到的谈论赢得了名流的瞩目。他也肯花力气赢得家乡民众的选票。

当他以议员身份投身政治之后，首先感到的，却是失望。政坛上的两股主要势力，分别以基佐和梯也尔为领袖，的政治主张以至领导者的人格，他都不认同。基佐的政策，鼓励民众竞逐私利，限制他们的公共行动。他的口号，用今天的话重讲，就是“去赚钱吧！”。而这是托克维尔最厌恨的政治观。至于梯也尔，在托克维尔眼中，完全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野心家，只关心从政带给他的个人利益。于是他独立于这两派，独立意味着没有力量，而没有实现自己观念的力量，政治生活也就没有意义了。

借由1841-1846年他留下来的书信，我们可以一窥政治生活中的托克维尔。从他的同代人直到现在，人们常用“怪异”来形容他的为人和观念，因为实在没法轻轻松松地把他归到哪一派里去。而且他的基本观点和信念又是坚定的，他的怪异不在于在时间进程中的左右摇摆，而在于用现成框架来归约他，会不可避免地遇上矛盾。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好沉思的习惯与对政治的热情往往互相损害，难以融合。因为，缜密思索得出的结论，让他在现实生活中独行。既不肯依附，又不想独立，如何解决？

首先想到的是，对自己“独立”处境的解释，这样可以让他暂时安于这种处境。他固然渴望把自己的观念付诸实现的权力，但在现实条件下，想获得这种权力必须牺牲尊严。而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获得的权力，却又是短暂无效的。似乎在他眼中，所谓的政治权力，在议会内部的磨损之下，即便获得了也只能实现自己观念的极小一部分，小到已经偏离了它的航道。在政治中生活的人，都没有信念，只为个人利益勾心斗角。他们实际上是这么做的，也迅速通过舆论让公众形成了这种看法。假如还有人谈政治信念，朝野上下所有人都知道这无关紧要——连修辞都不是，无关人心，只是一种没有灵魂的规范。那么，与其去获得这种权力，不如矜持有守，在公众眼中保持一种道德力量，保存政治信念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他的“独立”就有意义了。

过了一年，托克维尔还是开始行动了。但他不是去依附哪一派，而是去给那一派“他们还不具有的立场、语言和道德力量”。不妥协的托克维尔，希望给自己的观念一个肉身。草草一看，他的想法有个显而易见的痛点：哪个派别领袖愿意给自己的身体换一个头呢？但托克维尔不是完全不通世务的人，他在这方面的判断，拜他打年轻时就爱读的古典作品所赐，往往还很精准。他意识到，民主时代的公共生活中，要想影响他人，不能先用观念，要先靠良好亲密的私人关系。

当时的政府首脑是基佐，托克维尔年轻时对基佐的历史讲授很是敬服，但现在，政治观念上他们冰火不容。反对派首脑是梯也尔，在人格上他就接受不了。他选择了反对派中，政治观念与梯也尔有些差别，做人上也感到亲近的巴罗（Odilon Barrot）。他要在厌倦、失望与矛盾中做出改变。但他没能使巴罗真正脱离梯也尔的阵营，尽管后来，巴罗在1849年担任总理时选择了托克维尔做外交部长——那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顶点。

终其一生，托克维尔思想中的不动点是自由。他希望公众具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在参与中培育对自由的热爱，完成维护自由同时自发遵守秩序的自我教育。他厌恶只看重物质利益与沉湎享乐的个人主义。如果个人主义是民主社会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那么政府的职责正在于鼓励公众参与的热情，来抵抗这个潮流。他认为，热爱自由的民众更能成为政府与秩序的忠实而有力的捍卫者。然而政府往往认为这种热爱是个不安定因素。

于是他观察到，现实中的民众与政府都与他的观念相背。因此，他把自己的政治职责规定为遏制这两方面的“倒退”趋势，努力维持自由，别再让自由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力图提醒所有人，忠诚于现在已有的那些自由，要是再失去，让他们感到受辱。具体到怎么做，比如，就某一个论题，提出反对派的观点，制造一个讨论的空间，只要有这样一个空间，就能让当权者感到他们不能为所欲为。

又一年过去了。托克维尔发现，公众越来越顺从政府了。基佐的声望在上扬，反对派的士气在降低。而反对派中，不是托克维尔寄予希望的巴罗，倒是他不很认同的拉马丁占据了反对派的首脑之位。而拉马丁，作为一个诗人，很能用他“错误却重大”的意见收拢人心。在托克维尔看来，拉马丁在引导人们发动下一场革命，那是他不想看到的。仍然，托克维尔无法为自己的观念找到一个有力量的肉身。

为什么要有反对派？——谁能保证正确意见是那个唯一的意见？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下潜到人们意识的底层，规划整个结构，安排他们的价值观和幸福观。——要消灭的不是反对意见，而是提出反对意见的可能，让提出这个问题的“偶然性”从世上彻底消失。

偏离规定的想法，和偏离规定的生活互为原因。那么，有一个偏离规定的想法被提出成为意见，旁人就可以进行人身归因，取消这个想法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意见的资格。即便有人想深一层仍要说出来，旁观者一样可以想深一层指出这种表达所承载的，在其偏离常规生活中仍想谋求一点点利益的持有者意图，进行人身归因然后取消其资格。持有者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把这类想法收回自身，放弃它成为意见的可能。

消灭这些想法是不可能的。但让它们不能成为意见，得到交流是绝对可以实现的。在某一框架内，持有这些想法就像是落入深阱，一切都会返回自身。慢慢地，这些想法也会自灭。

要做到的，不仅是让“提出它”就意味着危险，因为总有人乐于接近危险。还有人看到危险，就会“隐微地”表达，让这些想法仍然有得到交流的可能。而要让“持有它”就意味着愚蠢，让持有者感受到来自亲友的压力，让持有者自己意识到这种想法的，任一层面的无根基而有伤害，这样才算是为它们的彻底消失奠定基础。

托克维尔在思想中珍视自由，在现实中珍视友谊。再过一年。托克维尔发现，他热爱的政治生活不仅和沉思生活互伤，还伤害到了友谊。

大革命之后，自由主义和教权派就不断争论，结果教权派从对手那学到了东西。他们现在以自由的名义要求政府放开教育权垄断，天主教希望涉入中小学教育。基佐做出了一定妥协，结果反对派指责他向教权让步，教权派嫌让步得不够，争论不仅未平息，还声势更烈。

托克维尔的“怪异”又一次显现出来了。他对天主教涉入政治领域的任何企图都极为蔑视，但他又不认可政府的教育权垄断。于是这一回，他支持基佐的政策。他在与人合伙创办的《商业报》上发表评论，而他一生挚友博蒙所在的反对派喉舌《世纪报》毫不客气地开始了对他的攻击。托克维尔本人的身份，让他一开战就不利。公众很容易想到，托克维尔是贵族，本来就站在“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更进一步，托克维尔一向表明自己对贵族制度并无热情，对民主倒是在理智上倾力支持。那么，在这个争论上，他算是终于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可见他之前是多么虚伪。

这件事让他十分受伤。他给博蒙写了封话说得很重的信。但问题是，博蒙在争论向着人身攻击方向去的时候，感到信念与友情的两难，就向《世纪报》管理者请辞了。托克维尔怪博蒙不仅不来和自己一起办一份报纸，还在另一家助纣为虐；博蒙怪托克维尔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过分要求。博蒙和托克维尔一样，感到痛苦伤心。这场风波损害了他们之间的维系。

今天看托克维尔和博蒙的往来信件，能感到是托克维尔理屈。他索取过多。

这就是重点所在。托克维尔一辈子体弱多病，美国、英国、阿尔及利亚的旅行中，都曾一病不起。这些时候，都是博蒙在悉心照顾他。不考虑其它因素，我们可以推测托克维尔对博蒙有着强烈的依赖感。不止如此，托克维尔在他人生的最后，因肺结核辗转病榻时，自己的夫人因为身体或心理原因没法说话，都还需要人照顾，兄弟们来看他，但不留下来看护他，还是博蒙抛开一切，来到他身边照顾。所以托克维尔说出这些话时，我们能看出他有多痛苦：

我没有责怪您，但您给我带来了很大痛苦。我宁愿您把我抛弃在原始森林或是野营中，宁愿您没有像兄弟一样对待我。

除此之外，托克维尔对自身的认识很清楚。他知道自己是激情四射，但又很容易陷入消沉的性格。他需要别人的支撑，一旦有了这个支撑，他就是个最热情最坚定的男人。他竞选议员成功而听到博蒙失败的消息，就鼓励朋友再试一次。因为议会里倘若少了这位朋友，他会感到自己如此向往的政治生活也变得没滋没味。没有博蒙，他会消沉，政治生活也就没了意义。

我们，可能是不恰当地，比较诗人济慈在书信中的表现。用一个不合时宜的词儿，济慈和托克维尔都很有“男子气概”。济慈会去学拳击，会跟人打架，会在心情不佳时收拾一番上街乱逛。但，他给情人芳妮写的信，那些情话，被后人讥为“像小孩跳脚索糖果”。他们的行为，无论公共还是私人，大多时候按各自标准都是体面的。但在某些时候，对某一个人，他们明显地过度索取，表现出不合常规的热情、焦虑和渴望。这种表现，很容易被别人解读为，不管他怎么说爱我，归根结底是爱自己。等到他们被人尊为伟人后，也很容易被人说，在把别人当做满足自己的工具。至于是为他们辩解，还是指责，就因人而异了。

平情地看，这种行为方式，不只伟人有，普通人也有。不能因为伟大就粉饰它，也不能因为普通就指责它；不能因为伟大就指责它，因为普通就忽视它。指责或粉饰，都以他们确实在利用别人为前提。但在当事人看来，这份维系，的的确确是最重要的，重要到对他们敏感多思的心灵来说，是维系他们于人世的唯一绳索。也因为对普通人来说同样如此，这种维系不应被忽视。忽视的人连自己所在的这个人生都没法理解，何谈理解已经死掉，被定为伟人之伦的人生。

接下来托克维尔又给博蒙去了封力图修复友谊的信。信中说，如果没有这场风波，现在是妻子和我要出门的时间了，而除了你那里，见你和你的夫人，我们也没地方想去。

两年之后。托克维尔终于又给博蒙去信谈论政治。这回他剖析了梯也尔的人格，指出了一种人格类型：除非你和他对立且你比他强，否则你没法支配影响他。如果你和他在一个阵营，想着去影响他，结果只能是你被他支配。梯也尔是典型的政治领域中的个人主义者。他败坏了政治，让公众不再相信政治有超越私利和党派的价值。如果博蒙加入梯也尔阵营，无论初衷如何，最后只能被他支配，并且毁掉自己的声誉。

个人声誉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必须保存政治价值的可能性，不能再损失公众的信任。当政治变成了一个游戏场，反对派尤其要关注政治问题本身，不管有否力量实现，这才是保存政治价值的方式。托克维尔表示，他仍然相信公众“粗浅的良知”，这是希望的保存所。

现在，离1848年革命还有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