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生堂，家族企业纯属巧合？
之前写雅诗兰黛家族史的时候有同学点播资生堂，既然是家族史，所以只叙述的与福原家族密切相关的部分。福原家族创立了资生堂，三代人辛勤经营，但到第三代的传承其实只是巧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一代比一代视野更宽广，除了企业经营的化妆品本身，更带来了很多文化艺术上的精品。
福原有信
资生堂创始人福原有信从小就走上一条通往执业医生的道路，自幼学习中医知识，之后又进入幕府医学所学习并成为药剂师，1872年荣升海军医院药局局长。不过他本人有着更高的理想，并且只能通过创业来实现。
于是在同一年，1872年，福原有信在日本东京开设了西式药局资生堂，他希望通过自主创办药店能研发生产高质量的良药。资生堂最初经营西药，二楼设为诊所。但在开业5年后的1877年便因资金短缺而陷入经营困难，甚至在除夕夜还被人上门逼债，药店被迫搬离银座(1897年又重新搬回)。
在创业之初的20多年里，资生堂一直都是一间药局。福原有信为推动“医药分离”而奔波（医药分离这个制度，直到1950年代才开始以法律形式被日本社会认可），期间又不务正业地参与创立了“大日本制药”公司（1884年）和“帝国生命保险”公司（1888年）。不过“大日本制药”后期也开始涉及生产护肤品和香水等产品，对资生堂进入化妆品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划时代的事件发生在1897年，福原有信使用老朋友东京大学教授长井长义的处方，生产了资生堂的第一款化妆品——EUDERMINE化妆水（红色蜜露）。它被当时的消费者俗称为“资生堂赤水”，百余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资生堂的热销产品。
德夫人&福原信一
在福原有信为推进医药分离而奔波的日子里，资生堂西药店是由他的妻子(名“德”，后人尊称“德夫人”)运营的。
在德夫人的努力下，资生堂名气大振，并成为高端的代名词。比如得到面向上流社会的“东京慈惠会医院”的制药委托；资生堂的药品还成为了天皇御用的指定产品，并成功邀请到美子皇后(后来的“昭宪皇太后”)走访福原家别墅，被媒体广泛报道。这些都让资生堂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业绩也逐渐转好。
德夫人逐渐被世人称为“贤夫人”，并成为近代较早登上杂志封面的日本女性。她对银座一直心怀感恩，平时散步时，一定会挨家挨户地问候“早上好”，因为她认为“多亏了各位商家，才有了银座商业街。多亏了银座商业街，才有了资生堂。”
药局的业绩蒸蒸日上，甚至这个时候，资生堂的员工们还能享受包吃包住的待遇。不过这些吃住都在店里的伙计们被要求多学点东西，结果大家各自研习各种技能，包括记账、英语，书法，甚至连世界语都学会了，可以说是非常全能了。
长子福原信一的加入，也促进了资生堂的蓬勃发展。在此期间，资生堂发售了日本第一款牙膏“福原卫生牙膏”，而之前，日本只有牙粉，粗糙的颗粒反而会对牙齿产生损伤，资生堂的牙膏则能溶解牙石，消除口臭，定价虽然为当时牙粉价格的10倍，但销量一路猛增。
作为药店的资生堂还推出了有治疗精神疾病的“神令水”、治疗白血的“清女散”、漱口用的“金水散”、“苍生膏”、健胃的“pepushine糖”，以及“脚气丸”(被视为是日本最早的国产维他命剂)。
在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的当时，难以想象德夫人是经历了如何的困难，如果没有她的聪明才智和坚韧努力，资生堂恐怕是另外一幅景象。
福原信三
真正奠定了资生堂企业文化，并让品牌在化妆品界闯出一片天地的是福原有信的三子——福原信三，他也是资生堂首任正式社长。
福原信三曾留学美国，并游历巴黎等欧洲时尚圣地，思维和眼界更加开阔。他本人也很热爱摄影绘画等艺术，这对资生堂的品牌形象和文化也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资生堂推出《花椿》杂志，开办画廊，设计宣传海报的美人形象等）。
福原信三在留学期间曾在药店和化妆品工厂打工，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备受好评，回国时还得到了制造工厂社长赠送的各种化妆品处方。
回国后他先是确立了资生堂的化妆品部，正式将化妆品业务从药店中分离出来，还构思了资生堂经典的花椿LOGO。他提出了“一切让商品说话”的口号，至今依然是资生堂所追求的理念。他还倡导企业所有权要与经营权分离，从而在公司于福原家族之间划上了一条分割线。从福原信三起至今，资生堂已历经16任总裁，但其中只有3位来自福原家族（第1任总裁福原信三、第7任总裁福原信和、以及第10任总裁福原义春）。
在福原信三任职后，资生堂发售了经典的七色粉香粉（今年出了复刻版），按摩霜，以及首款日本人独立创作的香水“花椿”。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化妆品是1932年发售的DELUXE系列，包括白粉，抛光乳霜、香皂等5款产品，之后又推出了香水及口红。香皂的商品目录中还标明“即使当做礼物送给法国也绝不会感到害羞”，可见产品的高级感，定价也为资生堂以往产品的2～4倍。
在福原信三任职期间，企业先后经历了华尔街崩盘、全球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等时代灾难。二战期间资生堂更是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化妆品作为奢侈品一度遭遇停产，面对困境，福原信三顺应形势，转而生产肥皂、牙膏、鞋油、钢笔、维生素等产品来维系企业生命。
战争给资生堂造成的创伤不仅是生产停滞，还有它们很早就想要进军海外的想法也遭到破坏。资生堂于1936年就与纽约第五大道的Mark Cross签订了出口合同，但尚未开展业务就爆发了战争。直到1951年以后，资生堂才逐渐从战争中平复过来。而福原信三则在1948年离世，享年65岁。
福原义春
福原义春是福原有信之孙，福原家族男丁并不兴旺，男同胞要么英年早逝，要么膝下无子，福原义春的出现改变了家族没有男孩的局面。照这么看来，资生堂企业的希望一定就是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吧？
但他进入资生堂工作其实也算是偶然，从庆应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很多同学去了去了银行、商社、钢铁公司，煤炭公司等热门行业，化妆品业在当时属于不太稳定的工作。福原义春和其他大学毕业生一样，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资生堂的公开招聘，面试时还被问：“会不会骑自行车？会不会打算盘？”这样的问题。没想到这第一次招工他就被录取了，但进入之后也是从底层的仓库工作以及送货做起。
资生堂当时的处境并不好，企业的口号是“要么雄起，要么破产”，好不容易才因为有一位看好化妆品业前景的银行行长才得到贷款，得以继续经营。在此窘境下，资生堂仍对复工的老员工实行全员聘用。公司期间既发售过很受欢迎的防晒和口红，也有还未上市就被上级否决的卫生巾，浴芭等等。
福原义春在这不被看好的企业一做就是25年，直到1978年他才升任部长。在这25年间，除了做基层工作，他也被派到美国进行考察和工作，听起来似乎还不错吧？不过当时资生堂的美国分公司只有2名员工，业绩也非常差劲，一度连他这个总经理的工资都停发了，他甚至还得向日本赴美出差的同事借钱。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不断遭遇总部的冷落和不理解，不过在他的努力下，资生堂最终还是在美国百货里开起了专柜，结果这个时候倒没什么人记得他这个总经理的功劳了。（这是他在《我的多轨人生》里的原话，看来也真是有点小怨念呢）
升为部长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挤在同一时间发生了，法国药品公司PierreFabre有兴趣与尚未投向世界时尚的资生堂合作。Serge Lutens也希望参与资生堂的事业。
Pierre Fabre与资生堂合资成立皮尔法伯日本公司，除了销售产品，也有产品研发合作关系，日本贩售的雅漾产品多有资生堂参与研发，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资生堂官网的下属品牌里可以看到雅漾。
而Serge Lutens为资生堂设计的作品成为了20世纪广告史中的经典，资生堂如今红色蜜露的外形也是他在1997年（红色蜜露发售100周年）时设计的，他的个人香水品牌也已被资生堂收购。
Serge Lutens和福原义春非常投缘，他们有着相同的美学理念（还同一天生日，都是双鱼座），两人见面之后SergeLutens提交了一份与资生堂合作十年，在法国打响产品，并且以最少的资金达到最大的冲击力的计划书，而这份合作也真的让资生堂在短短5年间就在巴黎家喻户晓。
可以说福原义春对于资生堂的国际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福原义春还前往北京，参与资生堂进军中国市场的工作，当时采用的是与中国公司合作生产的形式，发售了“华姿”化妆品，和之后在中国推出的欧珀莱是类似的概念，运用资生堂的技术创作适合中国女性的化妆品。
福原义春的想法很有意思，他认为自己是以手艺人的方式担任总经理（大概因为和福原信三一样，是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人吧）。他在企业内部展开革新，比如着装自由化和统一敬称（员工可对上司直呼其名，不需要使用敬称）运动，引进弹性工作制等等。还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即文化在作用于经营的同时，使经营得到发展，这个发展则必将带来新的文化积淀）。他希望将资生堂建设成人性化的公司，也强调让每一个员工都成为独立的人。福原家族一直强调东西结合的文化氛围，也许正是如此，资生堂才会如此的多元化。
福原义春现在的身份是离开公司实际业务的名誉会长，他在资生堂效力了48年，而他的伯父福原信三，之前在资生堂效力了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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