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考回忆：我爸15岁考上大学，后来，我成了全家学历最低的人 | 三明治

1977年冬，中国恢复高考。1979年，高考时间定为7月7日至9日，此后直到2002年，高考时间基本都固定在每年的7月7日开始。

在“老高考”的日子，三明治作者们写下了“父母高考”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上一代人的幸或不幸，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意味着改变命运。

其实不管考不考得上，命运的车轮都不会停。

我出生后，老郭还是长头发

作者：郭歌

身为全家学历最低的人，我看到“高考”这个主题是有些苦闷的。

从小我就生活在长辈们研究生学历的阴影之下，即使同辈比较我也会输，只比我大几岁的表姐，因为高考失手才去念了北大药学。

堂姐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姑姑，是78年的大学生，华中师大数学系。她是从一所“老乡中学”考过去的，“老乡中学”的学生大多是本地人，几乎不教文化课，分为“文艺班”和“种菜班”。

“老乡”，在我爸少年的生活里是一个特有的概念。

1

1969年，基于毛泽东“预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三线建设要钻山、钻洞”的理论，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建立了，简称“二汽厂”。

年少的我爸跟着我爷爷奶奶到了“二汽厂”，厂里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一汽”所在地沈阳，以至于我爸从小浸润在东北话的环境中，到今天还会有人根据口音猜测，我爸曾在东北生活过。

在二汽人的观念里，十堰本地人，是“老乡”。

二汽人面对十堰当地“老乡”，有种莫名的优越感。他们不遗余力地嘲笑当地口音，不厌其烦地带着夸张的坏笑模仿。

我爸老郭就是其中活跃的一员。

“二汽厂”不仅仅是个工厂，还是大而全的生活社区，有子弟学校，从小学教到高中。那时的学制是这样的：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77年突然恢复高考，学校改了学制，初中两年改成三年，于是老郭读了一半高一，又回去读初三。

整个少年时期正处于特殊时期，老郭和他的同学们其实没正经学什么。

子弟学校很多老师可能就是厂里工宣队的工人，大部分时间带着学生“学农学工”，能读到的书也没有几本。老郭至今记得他第一次读到《海岛女民兵》时的陶醉和激动。

老郭是好学生，一直都是，虽然他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听不懂数学课。但每每他写了作文，语文老师就要牵着他的手，带他去每一个班级朗读。

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那一年高考仍面对社会生开放，在铁路运输处工作的大姑，给还在读高一的老郭报上了名。从没上过历史、地理课，也没正经上过物理、化学课，综合考虑下来，老郭选了文科，想着自己借本教材看个两个月。

就这样随便一考，居然就考上了。

那时候，战绩较好的向来是老县中，比如荆门的某个县中，他们有点传统。而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厂子弟学校，历来“剃光头”（那时候称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为“剃光头”）。我爸学校知道了他考上大学这件事，立刻大为重视。

左邻右舍都羡慕老郭家，有一个大学生我姑姑，一个准大学生我爸。这使得老郭的父亲，我的爷爷，在他那个压抑的单位里也有了片刻的荣光。大家都鼓励老郭，高一就能考上大学，好好准备一年岂不是会大放异彩。

学校也似乎是为了他，专程聘请了历史老师、地理老师和新的语文老师，还新成立了文科班。在此之前，子弟学校正经课程只有政治和“语数外”、物理、化学，没有文理分班。

2

那时的老郭不满16岁，是个叛逆少年。他留着长头发，穿着粉绿色的褂子——没有一个男生会这么穿。

文科班开班是历史课，恰逢原本的化学课，好几个同学都去文科班教室上历史，老郭硬是“有个性”地坐在化学课堂上，岿然不动。化学老师盯着他看了整整两节课。

后来，还是另一个老师找老郭谈话，劝他去了文科班，还让他当了班长。

文科班只有八个学生。上历史课，老师就让大家拿出尺子在书上划线，然后便是死记硬背。地理课也差不多。有些部分老郭学得挺困难，比如日期变更线。

值得一说的是语文课。第一节课进来一个老头，胡子拉碴，头发蓬乱，衣服是褴褛的，说话有浓重的河南腔。大家从小就知道，这老头是学校里一个烧煤球的工人。

可是一上课，老郭被惊到了。

原来这位语文老师名叫张震山，北师大中文系出身，古代文学功夫相当扎实，因被打成右派来到这里。

然而这一年，老郭却没有好好学习。

一方面，青春期的少年持续着叛逆。他感觉自己深深关心着国家、社会，想要弄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他听说了《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书名，想要借来阅读，但始终没有找到，只能仔细阅读《共产党宣言》作为替代。他激烈地跟同学辩论，心思全不在学习上了，而同学只觉得他装逼。

将近四十年后，老郭告诉我：“当时我是一个刚有了一点启蒙意识的愤青（愤少），特定的年代（快到80年代了）。”

而另一方面，情窦初开，他单恋上了跟他一起学小提琴的四年级女生，写了一封又一封感动了自己的信。

第二年参加高考，老郭只考了366分。没比第一年提高多少。

失落的老郭开始报学校和专业。

在工厂社区长大的学生对大学根本没概念，上大学已然是最大的梦想，似乎大学不分好坏。老郭找了人参考，估计能进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大）等几所学校。

那时跟现在的观念不一样，大家还没有管理、经贸的概念，只觉得数理化、文史哲是好专业，比如77年北大最高分的学生进的是历史系。

老郭坚决不报“湖北财经学院”，还给它起了个“胡得财”的暴发户式名字，觉得很庸俗，选了武汉师范学院。隔着四十年，老郭有几分嗟叹，如果那时候上了“中南财大”的前身，现在是如何光景。

到了选专业的时候。政治专业老郭自然是反感的，于是就报了中文，中文招生多。因为师范生提前录取，老郭被录入了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

1980年高考，全国同卷不同分数线，湖北省的分数线在全国数一数二，文理科不分开录取，录取率只有2.6％。

那一年，老郭所在的厂子弟学校不仅没有“剃光头”，还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这个成绩，从前没有，之后也再也没有过。

3

一进大学校门，老郭就流泪了。

虽然一直被灌输“武师、华师、武大中文系，不分彼此一样好”，也知道那时武师存留着好几位老先生，是真正有学识的人，但这个所谓“省城”的学校并没有博得老郭的好感。“省城”对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厂子弟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

在华师念书的姑姑来接老郭，老郭才发现华工、武大、华师都在一片儿，而武师跟其他几个学校在另一区，校园还很小。

最让老郭失望的是生源构成。

那时一个寝室七个人，老郭惊讶地发现，室友大多都是“老乡”：“原来全国到处都是‘县’，而不都是‘企业’，更加不是二汽这种超地域的‘移民企业’。”

叛逆少年更加孤僻和苦闷了。

到了大四，国家分配工作，基本遵循“哪儿来哪儿去”的原则。鄂西北被认为是湖北最贫困偏僻的地方，“二汽厂”又常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招工单位。也就是说，老郭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还要回到被“二汽厂”人不待见的十堰当地，整日跟“老乡”打交道，这让他感到绝望。

老郭成绩不错，算个学生尖子，按理说是有可能有别的选择的。但辅导员会觉得，从鄂西北来的人都不回去，要想安排别的地方的人去，就更困难了。辅导员不会了解“二汽人”内心的优越感。

老郭试着考中山大学文艺学的研究生，失败了。后来老郭才知道，那个导师是一个非常左派的人，而自由惯了的老郭显然不是。

于是老郭服从分配到了襄阳师专。其实那段时间，湖北人民出版社等一些单位几次想要他去工作，但是学校就是不肯放人。仍旧留着长发的老郭非常单纯，他从未在这方面做过任何努力。

到了真正“老乡”的聚居地，自然，老郭更苦闷了，还想考研跳出这个地方。可是那时非应届考研都是单位“委培”，读完研究生还须回来工作，不能真正起到“逃离”的作用。刘震云小说里的《单位》，控制人的一生。

但非常偶然地，老郭有了一个机遇。

几年后来了一个新校长，大兴土木把学校的钱花光了。单位没钱送老师去委培，又最终没拦着考上了天津师大、愿意自费去读研究生的老郭，老郭重获自由，成了不需要回单位的“社会研究生”。

如今，辗转福建、江苏多地大学，老郭教了二十几年的现当代文学，也成功给我赠送了身份认同困惑——跟着老郭辗转的我，可以说是很多人的“老乡”，又很难说是任何人的“老乡”。他一直希望我能走得更远些。

老郭常向我抱怨他的学生：为什么现在的学生，高中学了那么多东西，来了大学以后还是这么差？字也写不对，话也说不通，读了四年中文系，写出来的论文还跟家庭妇女点评电视剧似的。出一道看作品写作者的填空题，竟然在每部作品后面都蒙“张爱玲”。

抱怨得多了，他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屡次对我说：

“那时候我们高考，全国的总录取率是4％，能上武汉师范学院的人就已经是前2、3％了。而如今，学校扩招，这个位置的学生起码能上到985。”

大约工厂子弟和早期大学生的自豪感一直伴随着他，在辛苦遍布的人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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