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埃米利奥·加达的生平与创作
卡洛·埃米利奥·加达
（Carlo Emilio Gadda，1893-1973）
一 生平与创作
卡洛•埃米利奥•加达于1893年生于意大利北方的大工业城市米兰，出身于富裕家庭。父亲是纺织企业家，母亲原来是父亲前妻（因难产死亡）女儿的法语家庭教师，文学系毕业后，在米兰和其它城市教授历史和地理。1909年，加达的父亲去世，3个儿子全靠母亲一人的收入维持生活。加达在回忆自己童年时代时，曾痛苦地表述道：“……我自幼忍受饥饿的痛苦！……穿着打过补钉的毛衣……手上长满冻疮……双脚泡在被雨水打湿的鞋子里……真受、罪！长着冻疮的手指头写字都拿不住笔……”（《痛苦的认识》，1938）1912年高中毕业后，为了顺从母亲的意愿，加达进入米兰高等技术学院求学。1920年，于高级工程专业毕业后，开始了从事电子工程技术工作的生涯，先后在撒丁岛、伦巴第和罗马等地任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加达应征入伍，奔赴前线。他认为战争是检验一个民族的特性和力量的试金石，也是考验人的意志力和自制力的最好场所。1917年，加达在一次山区作战中与小说家波纳维图拉•特基（1896-1968）一起被俘，在奥地利集中营里共同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1919年，加达被释放回意大利。到达米兰的家后，得知他的一位当飞行员的兄弟在停战前几个月遇难的消息后悲痛万分。1922年加达去阿根廷工作。1924年回到米兰攻读哲学，同时以教授数学为谋生手段。1925年，又到罗马工作，同时坚持刻苦学习哲学，并研究弗洛依德的心理学。
1928年以后，加达利用工作之余，用散文形式抒发个人对社会现实的“哲学性的思索和默想”。由于个人经历的丰富和不断变化，尤其是1915-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产生了一种认识人类社会的强烈愿望，对人类的各种秉性和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索”。（《麦克风的采访》，1951）他惊讶地发现了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空虚、荒谬和虚伪。出于想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同类的愿望，加达着手对现实社会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和实况记述，并以小说的形式予以发表。
1930年至1936年加达在佛罗伦萨长期居住期间，曾任过教，还积极参加佛罗伦萨文艺界《索拉利亚》派文人所组织的各种活动，与隐逸派诗人蒙塔莱、萨巴等有密切交往。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哲学家的圣母》（1931）和散文集《乌迪内城堡》（1934）就是在《索拉利亚》杂志上发表的。当时，面对战争给意大利民族带来的灾难，加达深深意识到自己所依附的资产阶级已不能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作为领导阶级的重任，他们过去在统一运动中所起过的领导作用已丧失殆尽；他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信念已经动摇，因而精神崩溃，情绪消沉。原来把战争看作是崇高的创建英雄业绩的理想途径的加达，在亲身的经历中目睹了素质低劣的指挥官的轻率盲动，认识到战争也是缺乏严肃性的。《乌迪内城堡》（1934）和《战争和囚禁日记）（1955）两部作品标志着加达思想上的成熟，个人“自我”危机的萌发和幻想的破灭。
1936年4月，加达的母亲在米兰去世了，从此了结了加达对母亲的那种既爱戴又怨恨的复杂感情。他钦佩母亲为3个儿子所付出的牺牲，但他对母亲那种对外人慷慨无边，挥霍家产，以致落到被别人利用的地步又非常反感。在长篇小说《痛苦的认识》（1963）中，作者充分描述和刻画了母子之间那种矛盾的心态。小说就是加达在父亲苦心经营的那所别墅被卖掉之后，于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中写成的。全书共分七章，最初于1938-1941年在《文学》杂志上连载。
1944年发表的小说《阿达琪莎》，以现实主义和幽默的手法，刻画了一个出身贫苦名叫阿达琪莎的女歌剧演员的形象，她是个敢于反抗世俗社会、敢于向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挑战的坚强女性。小说采用米兰方言，描述了米兰古城的风土人情，全书象是一本米兰城的连环画册。作者笔下的“戴红帽子的老搬运工”，“在寒冬腊月里冻得发紫的女洗衣工”，“腊肉店的伙计”，“狡猾的卖小鸭的商贩”，都活龙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整部小说犹如一本米兰城画册的文字注释和说明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从当年的娱乐场所写到人们日常的饮料，从体育运动写到城市的照明设备和交通工具，从米兰的理工科大学写到图书馆，异常生动逼真。但加达并不是“直拍”现实社会，而是以漫画般幽默讽刺的手法描绘了人物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方言和各种术语的使用，更增添了作品的滑稽可笑、奇异怪诞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加达的作品所独具的艺术特色。
法西斯制度的确立，践踏了人的尊严。加达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感到失望，为人类已失去的宝贵传统和价值观念而感到茫然，他向往资产阶级自由制度下理性的科学和文化。小说《埃洛斯和伯利波）（1957）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新旧秩序的激烈冲突，加达认为法西斯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它象征着理性的失败，兽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达感到自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短篇小说集《公爵府邸纵火》（1953）强烈地抒发了作者长期压抑在心头的反法西斯情绪。公爵府象征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帝国，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有的贫困、肮脏，有的贪婪、卑劣，但作者观察他们的目光和笔触是锋利而又无情的。战后，他先是居住在佛罗伦萨；1950年以后，在罗马定居，曾受聘在意大利中央电台负责第三套文化节目的组稿工作。
1957年，长篇小说《曼罗拉纳大街上的惨案》的问世，确立了加达在文学界的地位。小说以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罗马为背景，故事发生在1927年春天，以一位警长对一幢大楼发生的惨案作调查为线索展开，运用讽刺、挖苦的手法，揭露了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描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以南美洲某个国家为背景的小说《痛苦的认识》（1963）进一步发展了小说《曼罗拉纳大街上的惨案》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写的也是一件凶杀案，但作者着重于细腻地刻画主人公青年贡萨洛思想精神上的变态，表现了他与当时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以及对周围一切的厌烦心态。当母亲因遇害而“闭上双眼含恨离开这充满孤寂和深重灾难的人世时”，贡萨洛深感内疚，他悲痛万分，悔恨交加，陷于不能自拔的绝望境地。小说揭示了法西斯专政下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加达善于在作品中无情地暴露社会的虚假和伪善，揭示现实社会的本质。他常常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出滑稽可笑而又令人怜悯的人物形象。笔锋犀利、尖刻，颇有一种“撕破脸皮”的气势，怀着愤慨和痛楚的心情深入地揭示和无情地鞭挞社会的腐败和堕落。
加达的作品也提出了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悲剧性的不融洽关系，这是因为战后的意大利社会使人们感到失望，“他觉得战后的世界太懒散，太庸俗……”（《哲学的思考》）加达崇尚传统的高雅的习俗，深知自己与其所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无法生活下去”的思想正是作者面对令人困惑的现实社会的一种绝望的回答，也是他个人心灵的一种直感。但也正是这种“格格不入”使他掌握了剖析和解释这种不调和关系的武器，用嘲讽挖苦的艺术手法向人们揭示人生的悲剧，倾诉现代人对令人失望的社会的愤怒、忧虑以及他们面对现实无所作为的感慨和痛苦；反过来，这些又推动他对现实社会种种的神秘现象去作长期不懈的考察和探索。
加达于1973年5月21日因患气管炎病逝于罗马。那年，恰好是著名作家曼佐尼逝世100周年，而加达正是从他的《赞曼佐尼》（1924）一书问世的那年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的。
二 《曼罗拉纳大街上的惨案》（1957）
这部小说最初是在一本读者不多的《文学》杂志上连载，1957年才以单行本面世。故事发生在1927年春天的罗马，在达官贵人们聚居的曼罗拉纳大街的一幢五层楼的洋房里，在几天之内连续发生了两桩大案。小说对法西斯主义所大肆宣扬的“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以及他们扬言要恢复和建立的“新秩序”给予了讽刺和嘲弄。
一桩是3月14日发生的珠宝抢劫案，受害者是一位名叫梅内加齐的寡妇，她的珠宝财物被一个蒙着绿色头巾的抢劫犯洗劫一空。前往调查案情的警长英格拉瓦罗在检查现场时，发现地上有一张去卡斯泰罗的无轨电车票，是抢劫犯在掏左轮手枪时不慎掉落在地的。警长去向电车工人调查，一位工人讲，当天的确是有一位乘客的头上裹着绿头巾，脸色阴沉，沉默寡言。
3天之后，3月17日，一名警察气喘吁吁地来向警长报告另一桩更为可怕的凶杀案；莉丽亚娜•巴尔杜切女士在家里被人割断喉管惨死了。感到震惊的警长立即赶到现场，他看到巴尔杜切女士“喉部有一道深深的红色刀痕，令人毛骨悚然。刀口割入喉部有一半深……伤口向两边裂开，象是让人用刀刃或是用刀尖多次扎刺过，惨不忍睹！”发现惨案的是巴尔杜切女士的表哥瓦尔达雷纳，那天他正要动身去热那亚工作。瓦尔达雷纳经济拮据，经常接受表妹巴尔杜切的馈赠，所以警长开始怀疑过他，并准备把他“扣押”起来，但经过进一步调查后，有确凿证据证明案发时他不可能在作案现场。
巴尔杜切女士的丈夫雷莫先生因做生意在外，案子发生后24小时才回到罗马，雷莫立即发现存放现金和珠宝首饰的聚宝箱不见了。
莉丽亚娜•巴尔杜切“披着栗色秀发，长着一对水汪汪的充满热情的大眼睛”，30岁左右，没有儿女，但她有几个“外甥女”经常出入她家，她们无非是期望从巴尔杜切身上捞到一份丰厚的嫁妆。警长曾有一次应邀前来作客，在一次短暂的接触中，他注意到巴尔杜切脸上有一种忧郁、愁苦的神情。她男人雷莫长年外出，满脑子的生意经，又是个爱拈花惹草的风流男子，所以巴尔杜切整天独自在家，是个孤寂的女性。警长直觉到“孤寂”是解开这桩案子的症结所在。后来巴尔杜切的教父亮出了死者生前留下的亲笔遗书，这就把几个“外甥女”的行迹亮了出来。
这两桩案子发生在门对门的两个套间里。
调查有了进展。宪兵们在一位妓院老鸨的配合下，找到了抢劫对门梅内加齐寡妇的作案人留下的绿头巾，这证明这两桩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线索连到了以卖淫为生的娼妓伊内斯身上。她在受审中交待出了她那位失业后当电工的未婚夫，绿头巾是她未婚夫的一位兄弟的，此人名叫阿斯卡尼奥，是个卖烤猪肉的。于是，阿斯卡尼奥被捕了。这以前，宪兵还发现一个妓女手指上戴着一只十分漂亮的“黄玉戒指”，那妓女说是她表姐卡米拉借给她戴的，结果在卡米拉居住的摇摇欲坠的铁路员工宿舍里，发现一个装核桃的食品盒里面装的都是梅内加齐寡妇的珠宝首饰。
警长并不就此罢休，一种对死者的责任心和崇高的职业使命感，使他继续紧跟线索作进一步的追查，最后疑点集中在巴尔杜切的女佣蒂娜身上。警长来到罗马乡下的一所阴暗的农舍里，那女人正守在她那快要断气的父亲身边，当警长直截了当地指控她是杀害女主人的凶手时，她竭力否认。作品最后以女佣人蒂娜声嘶力竭的狂喊“这不是我干的！”结尾。正是这种狂喊，使警长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他看到女佣人紧锁的眉宇间因愤怒而出现的一道阴影，她苍白的面容使警长愕然，他寻思着：“她是在悔恨自己！”小说似乎到此结束了，但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象是个谜。这是一件理不清、查不明的无头案子，就象当时的社会一样混乱和复杂，似乎警长的调查着眼于案子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不是案子的调查结果。
小说通过警长英格拉瓦罗对这两起似乎毫无关联的案件的调查，展示了在法西斯专政的铁蹄下人们精神上的痛苦和现实社会的虚伪。这位来自意大利南方的“中等个子，长着一头浓密卷发”的警长，在对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深刻地了解到资产阶级家庭中难以言喻的内幕。随着案情调查的不断深入，牵涉到的人物越来越错综复杂，调查从罗马城内扩展到罗马省区，从资产阶级家庭深入到社会底层，还发现了一些不法的犯罪团伙。
小说不仅揭露了墨索里尼法西斯专政的腐朽本质，还通过对罗马黑社会的调查，展示了其中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他们的心态，展现了“一种古怪而又令人难以捉摸的现实生活。”正如作者自己评述此书时所说：
“此书不是历史书，也不含什么目的，它不是列举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也不预示将来，它只是对某一段历史和对某一种政治目的加以公开无情的剖析。”“罪恶必须公之于众，并予以揭露。”（1967年重版序言）
小说给人以一种尚未完成的印象，似乎是一件尚未结案的凶杀案，从而进一步渲染了现实生活的恐怖气氛和悲剧性，读来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作者象是一位清醒而又充满激情的社会评论家，对社会中的种种愚昧、狭隘和贫困的现象作了无情的嘲讽和揶揄，堪称是一位真实展示当代社会悲剧的代表性作家。
在表现手法上，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既有传统小说那种浓厚的抒情色彩和借景托情的特点，又有与传统小说决裂的气派。加达笔下的罗马是一座美丽的古城，“蔚蓝的天空，灿烂的阳光，绚丽的夏日的黎明和傍晚，还有浮游在地平线上的彩霞”，但美丽的古都却又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夏日刺人的阳光、灼人的热风，喧闹的街市，笼罩着盗窃和凶杀阴影的灰色的高楼大厦……
大胆地采用各地方言和俚语，使用大量的法律术语和外来语，则是这部小说又一突出的特点。这种多层次的复杂的语言集锦，既使人物个性的刻画更加生动形象，又有力地烘托出故事发生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如警长英格拉瓦罗说的是那不勒斯方言，令人亲切地渲染了这位来自南方的执法者在面对复杂案情时的那种惆怅心理，以及他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从而赋予人物一种喜剧性的色彩；惨遭杀害的女主人公巴尔杜切女士说的是威尼斯方言，有力地衬托出她那种怀旧思古的忧郁伤感的心态和高深的文化素养。这一表现手段的运用，使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更为逼真，故事情节更为生动和更富有吸引力，增添了戏剧效果和幽默感。
三 《痛苦的认识》（1963）
长篇小说《痛苦的认识》是加达的另一部重要的代表作。最初曾于1938年至1941年在《文学》杂志上连载过七章。作品通过主人公由于病态心理而造成的母子间的感情危机，影射了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主人公贡萨洛是个出身于西班牙贵族家庭的年青大学生，父亲死后留给他们一幢别墅，座落在拉丁美洲某个国家的乡下，贡萨洛与母亲就生活在那儿。贡萨洛性情孤傲，把家看成是只属于他个人的天地。他对母亲有一种病态的感情，嫉妒他人与母亲之间的合乎情理的友情，容不得母亲对旁人表现出在他看来“不应有”的热情和关切。他母亲无偿地给一位上校的孙子上法语课，热情地送给那孩子无花果和巧克力糖，还象亲生母亲那样对孩子微笑。贡萨洛看到这一切，怒不可遏，以致竟怀恨起所有的孩子，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劲敌；他甚至嫉妒起他母亲的社会地位。母亲能教别人一种外语，这是母亲的一种存在价值，是她在社会上所处的一种地位，对此，贡萨洛却不能理解。当他回忆起母亲以往还接待过一位小提琴家，并供他在家吃住时，心里就很不痛快。贡萨洛大学毕业时，母亲送给他的那块表是出高价从一位俄国移民那里买来的旧货，这令他感到恼怒，他认为母亲是为了做人情，把钱财白白送人。在盛怒之下，他准备在那位俄国人再上门时，用手枪子弹来迎接他。他还责备母亲为了体面和虚荣，家里雇佣了10个褓姆，另外还有那么多吃闲饭的雇工。贡萨洛的性情越来越乖僻、高傲，既吝啬、冷酷，又性格暴躁、不明事理，终日自寻烦恼。他的私人医生面对这身材瘦高、略显驼背的年轻人的沉沦，无计可施，只能报之以怜悯。
母亲对儿子始终采取忍让的态度，儿子无论怎样暴跳如雷，她都忍耐着。贡萨洛变态的心理越演越烈，甚至发展到把自己死去的父亲也看作是仇敌，以至把父亲的肖像踏在脚下踩了个稀巴烂。他爱母亲，又嫉恨母亲，后来他甚至梦见自己杀死了母亲。不仅与母亲的矛盾使他内心郁闷和烦恼，而且与外部世界也格格不入，乃至把民政局派来夜间警戒别墅的门卫也撤除不要了。一天，他提着一个手提箱，干脆离开了别墅，乘火车远走高飞了。
一天夜里，一个黑影闪进别墅来，母亲真地被人杀害了。是邻居的两位值勤的门卫在那天夜里听到可疑的响声后，走进别墅去才发现的，当时贡萨洛的母亲已重伤惨死在床上。
母亲死后，贡萨洛悲痛欲绝，他内心感到无限空虚，现在他得“独自一人离开妈妈走向沉沉的黑夜了”。他的私人医生来看望他，竭力想使他的心态恢复正常，贡萨洛在与大夫的一席冗长的谈话中，倾诉了自己的痛苦和内疚。
杀害贡萨洛母亲的凶手究竟是谁，结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以怀疑是民政局的警卫，或是某个雇工，也可以怀疑是某个外来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怀疑是死者的儿子贡萨洛自己，“要是死去的母亲怀疑是他下的毒手，那就太使他揪心了。”然而作者并不尽心追究谁是凶手，而是着眼于通过这桩悲剧，启迪人们深入认识和剖析这令人痛苦的现实。作者对主人公既同情又批判，是作者的自我痛苦的认识，又是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的反思和探索。
教堂的钟声响了，贡萨洛立即联想到那教堂是他母亲为了光宗耀祖而捐赠建立的，顿时眼前又浮现出母亲热情地招待雇工们在别墅吃晚饭时的情景……这种容不得他人的愤世嫉俗的病态心理，是产生痛苦的根源，最后主人公认识到自己痛苦的实质所在以及痛苦的由来，是资产阶级极端自私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使他产生了这种狭隘、自私以及与他人难以沟通的病态心理。
在表现手法上，《痛苦的认识》充分体现了加达文学创作的喜剧性和怪诞性的特点。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想象出来的，那所座落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名叫马拉达加尔的地方的那幢别墅就油然给人以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离奇古怪的画面，这正是虚假而又变幻莫测的现实社会的有力写照：庄园里的雇工，村子里的流动小贩，看守别墅的门卫，神出鬼没的小偷；主人公不时地听到从四周传来的各种奇怪的响声，闻到各种奇异的气息，他的头脑里还不断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幻觉，而在这幅怪诞的画面上，别墅的主人都是些躺在金钱和财物堆上的行尸走肉，他们精神空虚，生活奢靡。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