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教我女儿潮汕话

拦下乡下的客车，我和我妈没来得及道别，车就已经缓缓开动了，我一手牵着女儿，一手拿着大包小包，里面是我妈做的青梅（潮汕话是竹梅），广章（一种香肠），粿（用米粉做的馅饼）。匆忙找了个位置坐下。

我来自隆江，隆江绿豆饼或者隆江猪脚，就是来自我们那边。但是这些对我来说也不是特别有归属感，因为这些东西家里也不做，也并不好吃，由于和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由于女人在潮汕本来就被放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和我提代表潮汕的东西都让我有点为难。

我是家里的第六个女儿。我爸妈一直想要儿子，终于我有了三个弟弟。

我们坐上车，临座的人也很友好地微笑，女儿突然想吃外婆送的小蛋糕，我用普通话和她交谈，临座一位穿着杏色西服的大哥颇为不解的问“为什么不教她说潮汕话?”而后又像是自言自语说“应该要教潮汕话。”

我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我带着歉意点点头。

记得在《最完美的离婚》里面，真木阳子演的女配角，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开始狂飙方言，仿佛和说东京话的她判若两人。

我深有体会。也不是说我不想用方言教我女儿，而是这个语言，它隐藏了太多负面情绪。我甚至不知道用它说话的时候怎么样能温柔和讲道理。

这次回家是因为看潮剧的缘故。我们那边信妈祖，所以每到清明后就会上演五天左右的戏。

潮剧

我妈和我女儿在看潮剧

小时候也随着家人听潮剧磁带《赵少卿》，讲的是一个高官纨绔子弟杀怀有身孕的婢女未遂，又杀死前来微服私访查案的巡按，并把他埋在花园。他如此不堪，她的妹妹却贤良淑德，大义灭亲，最后纨绔子弟被抓获，即使自己的儿子恶冠满盈，高官还是求情，自己只有一个儿子，最终因为婢女生的是男婴所以顺利定罪了。

有后，无后。这些在潮汕人心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不肯承认，我也觉得这个《赵少卿》的剧结局完满，不是说他顺利定罪，而是赵家有后了，多么幸运啊。

我父亲当年下乡，娶我母亲那一年他29岁，我母亲20岁。1974年，我最大的姐姐出生。紧接着的7年中，我二姐，三姐，四姐出生。1983年，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用我妈说的就是“抓节扎”，但是他们不来抓我妈，因为我家还没有男丁，乡下人，有的表示同情，有的安慰“女儿也很好啊，会赚钱”，更多的用我母亲的话说是嘲笑和“看不起”。

我父亲虽然是知识分子，成长坎坷，7岁遇到土改，祖父被批斗致死，只好送到乡下改别人的姓；好不容易通过读书考上师范，却因为是地主家的儿子，名额最终被人悄无声息接替；文革十年，又被称做“臭老九”；和所有地主家的孩子一样，我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跑香港。他竭尽努力，千金散尽，也没能过去。他在家的时间是极少的，即使在家，对我母亲的体贴也是微乎其微。

我出生那一年是闰五月，正是晒稻子的时节，还未出月，我妈就不得不起来做这些重活；我父亲当时倒是在家的，我妈虽然恨，但也意识到自己连续生了六个女儿，也没有什么好娇贵的。

我妈很怕被人看不起，终于在1992年，我大弟出生的时候，扬眉吐气了。接着1994年，我第二个弟弟出生。那时候计划生育就很可怕了。我妈经常东躲西藏，”节扎死亡率很高，不死也会落下病根的“。我妈有一次不慎被抓去，我爸托了他的老同学，据说用”人格担保“把我妈担保出来。几年后，我的最小的弟弟出生。

生儿育女，人生大事，虽然潮汕人讲话不讲究时间，有时候讲一个故事总是亦真亦假，不知道是发生在古代还是昨天，但你总能从他的家庭和小孩看出端倪。这就是我们家的40年。

五姐，大姐，三姐

三姐和四姐

大姐和二姐

看麻省理工人类学教授Alan Macfarlane写的中国家庭研究有一组数据：

清代数据，最后一行，杀婴率－女婴

尽管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时代，强制堕胎可以通过花费大量的金钱买通关系，但数量仍旧不少。大量的罚款导致贫穷，首先被要求不上学减轻家人负担的，是女孩。给女儿继续念书是一种不被理解的行为。我家的邻居自己女儿还在上学，常常到我家和我妈说：女儿不用读那么多书，反正要嫁人。潮汕地区仿佛还生活在清代，有时候最好带着田野调查和考古的心态来看这荒诞的一切。我们邻居最近建房子建了三层，我妈非常羡慕，“早知道不应该给你们读书。”建三层房子的这一家，听起来很励志的，给所有生了女儿的贫穷家庭指明了方向：大女儿12岁（注意潮汕人算虚岁，往往10周岁就算12岁的）就去工厂给人剪线头，慢慢学会了，每个月工资留两百其余的寄回家；之后是二女儿和三女儿。她们的妈妈提起来就说“我女儿不会读书，只能早点出去。“

这种话，我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当年我大舅饭店招工，来我家做客，给我四姐出了一道数学题，我四姐做不出来，于是我大舅说“既然不会读书就不要读了，早点出来帮家里。“

如果有一组数据，描述潮汕女孩的自我评价水平，一定是“低”。怎么可能高呢？不会读书，就是你自己的错了，读不了书，也只能怪你自己了。类似的，一群女生和一群男生出去玩，也就是买了一瓶可口可乐一起闲聊一会，马上家里的奶奶就到处和别人讲，姿娘“撩”（意思是说女孩子不检点），这当然也是百口莫辩。

是什么导致“不会读书”的女孩如此之多呢？这当然是这个落后的乡村的成年人集体的阴谋。女儿八九岁刚好负责做饭，带孩子，洗衣服，洗碗，家长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有闲暇能跑去杂货店门口和村里人打牌吹牛，要是孩子还能在周末去厂里刷纸（一种廉价的手工，潮汕一带拜神用的带有锡箔纸的冥币）赚点补贴家用，左邻右舍便发自内心的赞叹。又要赚钱在家又要照顾哭闹的弟弟妹妹，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还要女儿在学校品学兼优，面对赞叹，谦虚的时候总要加上“孩子读书不好”。

生在潮汕，我总有一种魔幻的感觉。女孩们过于三头六臂，无怨无悔，而男孩子们天真烂漫，心安理得享受属于他们的特权。到底潮汕女孩子们为什么这么卑微呢？怎么就要接受这种集体的阉割呢？

性别错了吗？为什么哥哥／弟弟可以上学，而我不可以，为什么我打工十年，家里盖了三层，不曾有我一个房间，每一层原来属于我的三个兄弟。如此心安理得。

所以潮汕人拥有潮汕话，而我们潮汕的女孩子，可曾有过话语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