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第一部分
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最低限度的道德——来自已损生活的反思》
□泰奥多·阿多诺
（译自E.F.N.耶夫考特英译本，Verso出版社2005年版，根据德文初版校对，1951年苏尔坎普出版社）
1944
生活是死的。
——费迪南德·屈恩伯格
费迪南德·屈恩伯格（Ferdinand Kürnberger1821-1879），奥地利作家，生于维也纳，起初在维也纳为几家报纸工作，后参加了1848年革命，1849年逃往德累斯顿并被捕。监禁9个月后出狱，并定居德累斯顿，直到1856年回到维也纳，次年发表短篇小说集。作为德国席勒基金会的会长（1867-1870），他在维也纳建立了支部，这个支部在1865-1869年曾作为该基金会的总部。一段不成功的创作经历之后，他失望地回到故乡格拉茨，对那里既同情又厌恶。去世前不久，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流浪的犹太人，把生活和死亡的对立看作是一种幽默而尖锐的对比。1879年10月，他在画家威廉·冯·考尔巴赫位于慕尼黑的家中做客时，因肺病发作而逝世。卡尔·克劳斯曾在《自由报》上撰文，将他与丹尼尔·施皮策和路德维希·施庇德尔并列，认为他们三位的语言是维也纳艺术历史上最宝贵的典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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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马塞尔·普鲁斯特——这位小康家庭的儿子，不管是他的文学天才还是多愁多病身，都被卷入了所谓职业知识分子的事业中。对他来说，当艺术家还是当学者其实都大同小异，反正都得忍受同行们给的糟心的头衔。这些人不仅嫉妒他的特立独行，误解他严肃的意图，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是当权者的秘探。尽管这些猜忌听起来像是由来已久的文人相轻，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真正的排挤隐藏在别处。今天，阳春白雪成了下里巴人，精神生活沦为严格的劳动分工，只关乎生产部门和准入条例。而这时特立独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人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这种人要是玩点高大上的东西，就立刻会被当作是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结果他倒了血霉。在圈子中人的眼里，他都不能算是专业人士，充其量是个小白，也不管其实他对自己作品中所表达的主题已经了解得多么深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比老油条们更机关算尽、蝇营狗苟。因为他本身的经济地位允许他进行精神享受，这时候还急切地要求人们别把分工的门槛设得那么高，当然会被认为是得了便宜又卖乖。这种提出要求的姿态出卖了他，让大家发现这个人恃才傲物，瞧不起社会安排给他的事情，因为他拥有值得桀骜的创作能力，就把义务当作是强制性的。精神的部门化是消灭精神的一种手段，根据它暗度陈仓的秘密，这种方法并不是明着来的。当一个人拒绝分工——除非能从他的工作中取乐——其实反倒是在格外忠实地实现这个阴谋，要是缺了他所擅长的这种桀骜不驯的本事，任务当然是完成不了的。所以规则是约定俗成、无须担忧的：有些人是必须服从游戏规则，不然就没法活，而不这么玩也能活得挺好的人总是被自然而然地排除在圈外，因为他们不想遵守这套规则。其实这就好比是，被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背叛的这另一类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把他们的需求控制在一片特定的封闭范围中，各玩各的，但现在总有些人明明是和尚却想溜到道观里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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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草边的座位[1]——我们同父母之间的关系开始在经受一段悲哀而又阴暗的转变，随着他们经济上的日渐无能，我们对他们的尊敬也越来越少。一旦我们开始反抗他们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方式的坚持，他们就会对还没准备好彻底反抗的人发泄被侵犯的愤怒。但是如今我们又迎来了一批号称比父母当年成熟得多的一代年轻人，在任何冲突出现以前就扬言与那种旧原则划清界限，坚忍又可怕地通过他们这种极权式的、不可动摇的权力中汲取力量。也许人们总是能因为看到父辈体力下降而感到他们无能、无害，同时自己又要面对新一代的威胁。在一个对抗性的社会中，代际间处于竞争关系，这种竞争背后则是赤裸裸的权力之战。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已经退步到了什么程度呢？单是“恋母情结”显然已经不够，而是要手刃双亲才能令人满意。纳粹的象征性暴行之一就是干掉所有老人。这种思潮培养了一种对于父母们迟来而清楚的理解，即害怕我们可能没办法像他们掌控一切时关心我们那样去关心他们了。欺负他们，我们就能忘记他们是怎么欺负我们的。尤其是他们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曾经最讨厌的关于合理化的说法——不过是试着给自己的私利寻找一个普遍的理由，这种伎俩揭露的真相是，他们想要迫切解决一项冲突：子女的存在和行动证明了并不是一切尽在掌握中，这种冲突是不可能靠摆摆手否认就会解决的。不过老一代那些过时的、自相矛盾的、自我怀疑的观点比起来还是更开放一些，他们仍然诉诸对话与交流，这一点跟华而不实又愚蠢的晚辈大不相同。老一辈就连神经病的畸形和怪癖都认为是人类性格的固有部分，相比之下，年轻人的那种病态的健康则是幼稚症的典型表现。谁惊恐地意识到反抗家长就是反抗世界，谁就成了秘密反抗一个不断败坏了的世界的代言人。摆脱资产阶级家庭的非政治性尝试往往只会导致更深地卷入其中，而且有时候看起来似乎家庭作为承载社会命运的生殖细胞，同时在坚定地寻找另一个生殖细胞以提供养料。脱离了家庭，体制才能持续地产生作用，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最有效的策略，也是抵抗资产阶级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它不仅仅压抑着个体，也使他们变强，可能还是生产个体的道具。家庭的终结弱化了对体制的对抗。越来越霸道的集体主义秩序对消灭了阶级的社会来说是个笑柄，因为它和资产阶级的秩序一起，消灭了曾经给它母爱般营养的乌托邦理想。
[1] 这里提到了一首著名德文歌曲中的歌词：世上最可爱的地方/是我父母坟头乱草边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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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鱼——既然在高度集中的工业中，无所不包的分配机制已经取代了流通环节，就让商品流通成了一种奇怪的“后存在”。掮客职业失去了经济基础，无数人的私生活成了代理人和中间商的商品。事实上整个私人领域正在被一种明明什么正经买卖都没有却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神秘活动所吞没。这些神经兮兮的人们，从失业者到公众人物，随时都会对他们背后的投资者感到出离愤怒，而他们又相信，只有通过感同身受、勤劳刻苦、游刃有余和俱佳人品，他们才能让自己对无所不在的经营者感到满意。很快就没有任何一种关系不被视为普遍联系，任何冲动都反复被检查以发现是否合格。普遍联系的概念属于中介与流通的范畴，它从未在市场这样的流通场合真正活跃过，而是在封闭的、垄断性的等级关系中。鉴于社会整体在日渐等级化，这些模糊的普遍联系就扩散到所有仍保持着自由之假象的地方。体制的无理性常常被清晰地在个人的寄生心态中表达出来，而不是在个人的财运中。以前，资产阶级在职业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划分问题被人诟病，那时，谁要是优先个人的话，就会被怀疑是个无耻的流氓。今天，干私活又不带隐秘的动机则显得傲慢、陌生又不合时宜。不甘人后已经不再是趋之若鹜的公理，在商业竞争中各人自扫门前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除非提起反诉。
不少人在通过职业被清除的后果来塑造自己的职业。他们都是些好人，既刚直不阿，又能通情达理地原谅卑鄙无耻的行为，同时谨慎地防止任何毫无价值的感伤；他们非常熟悉权力的运行渠道和钻空子的方式，他们把这些不可告人的规则捧上了天，然后靠熟练地宣扬它们生活得无忧无虑；他们投靠每一个政治阵营，甚至连反对体制的一方也觉得值得尝试，因而也产生了一种懒惰而狡猾的阿Q精神。通常他们因为脾气好和爱关心别人家的闲事而得到同情，这是一种打着“无私”幌子的投机行为。
他们聪明、风趣、敏感，他们把旧式商贩的智慧换成心理学技术；他们什么都拿得起，甚至是爱情，虽然经常不忠；他们骗人的时候不是依靠本能，而是依照着方式方法；他们总是觉得自己会被别人羡慕嫉妒恨。
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些人受着亲密关系和怨恨的束缚，他们对沉思者和他们的敌人来说都是诱人的。正是这些人在阴险地攻击、剥夺人类抵抗精神的最后修养地，我说的是免于机械要求的时间。他们该来不来的个人主义毒害了最后留给个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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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安宁——报纸上有一则关于某位商人的讣告是这样写的：“他的良心与仁慈之间总是格格不入。”斯人已逝，对他的既往不咎无意间承认了类似“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说法，其实真是这么一回事。前往真相的最短路线加快了葬礼的进程。出其不意必自毙。如果有这么个老头，他的晚年意外地平静安详，并且因此而竟然备受赞美，那么可能他的前半生是由一系列声名狼藉的事件组成的。他其实只是戒掉了容易兴奋的习惯，良心和宽容皆为虚妄，凡事原谅是因为凡事了然于心。一个人在衡量自己内心的罪恶与他者之罪恶之时，他心里的秤砣总是偏向表现得好的那一个。长路漫漫，其实他早已失去能力辨别究竟谁做了什么，又伤害了谁。在“普遍错误”这个抽象概念中，所有具体责任都消失不见。那些无耻之徒竟然也舔着脸说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他们会说：“年轻人，只要你知道生活是一坨什么,就甭指责我了。”但越是那些在一生中受过意外善意的关怀的人，越是能在临终时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他并无恶意，却活在清教徒式的冷酷和偏执中，在生活中难以平静。因为缺乏可供表达爱意的得体对象，他只有向一切逾矩之行表达憎恨，结果显然他就跟他讨厌的东西半斤八两。可是资产阶级是宽容的，他们爱民众，因为民众是他们既有可能成为又十足厌恶的人，而他们正根植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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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先生，你真是好心。[1]——无辜是一种子虚乌有。小确幸，这种看似生活可以罔顾思考之为责任的表达，不仅是蠢得无法无天、麻木不仁，而且也直接地产生着它的反面：小确丧。哪怕是最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它的繁花在生长时也有不可见的恐怖阴影。世所谓真善美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借口，它证明了有假恶丑的存在。然而已经不再有美，不再有安慰，人们只有在关注一个个惨状时，于惊愕之中承受这个残酷的世界，然后在颓丧过后坚信世界仍有变好的可能。面对盲目冲动和自暴自弃，不信任就应运而生，它意味着对存在之伟力的向往。（查德文）上述这种避重就轻的计策背地里实在是充满歹毒用心，在这些家伙弹冠相庆之时，就策划着更多引人入胜的冲动。借着在火车上聊天的机会来减少怀疑，其中有人默许着其他人的谋杀行径，这不是背叛是什么？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免于交流，但在错误的地点表达观点，还跟人达成错误的统一，这就是在把真理推向谬误。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都害我放松警惕，变得越来越蠢，越来越糟。交际总会纵容社会不公，假装在这个扫兴的世界里我们还有人可以交谈，而且随性、和善的言辞总能使沉默不朽，双方机关算尽的套路也让人不得不学会从讲述者降为聆听者。邪恶的法则在假惺惺的和蔼可亲之中常常不显山露水，反而在平等主义的精神之中露出了狐狸尾巴。自视甚高与自惭形秽压根是五十步笑百步。对于受压迫者的软弱这一问题，首先要承认权力的存在，然后才能理解人类的粗鲁、麻木和野蛮是怎样发展为统治其他人类的欲望。如果说近来连伪君子都懒得摆出谦虚的假象，我们只能看到小人得志，好人没好报，那么这下子也算是完美地展示出了权力的嘴脸了，它让我们得以看穿阶级关系的本质，曾经当权者还试图扯清，说他们的权力跟阶级压迫八竿子打不着。对知识分子而言，只剩下通过不可侵犯的孤独来结成统一战线。一切打着合作之名的社会结群和社会参与，不过是在掩盖着可怕的狼子野心。真正应该分享的是人类的苦难，人每朝着幸福迈出小小的一步，就要加深他们身上的痛苦。
[1]德文原文为：“ Herr Doktor, das ist schön von Euch。”复活节那天，快乐的人群涌向郊外，浮士德也置身其中，一位老农民衷心感谢他治好了人们的瘟疫，但他自知那只是骗人的炼金术。（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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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题——那特立独行的人常是冒着顾影自怜的傻气，凡对社会的针砭，他都错当作自己独有的意识形态。当他如履薄冰地经营自己的人生，他才看到真实存在无比脆弱。他必也晓得，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大有人在。可若说要抵抗这种意识，他又培养起了资产阶级的动力。在纵横交错的程度上，孤军奋战的观察家和热情洋溢的参与者彼此彼此，前者唯一的优势是看破了自身处境，他们发现最低限度的自由只存在于知识之中。他们同商业之间的距离一般来说就是那种商业所能提供的最奢侈的消费。退避三舍跟得寸进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不由自主地与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起一种不易察觉的冷淡。别抬杠，我可以举一反三。普鲁斯特发现，无论是一名公爵大人，还是一名出身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如果他们都有位祖父，而他们的祖父又都留下了照片，他们的祖父肯定看起来长得差不多，以至于我们通过照片根本想不到他们的社会阶层相差多大。此中有深意，从客观上来看，一个时代作为一个整体会消除差异，本来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但要从这种整体视角来看，就显得众人无异了。我们一定记得教育的衰落，而我们的散文则对应着格林兄弟或巴霍芬，在跟我们怀疑的文化工业同流合污。我们也不再像沃尔夫和基尔霍夫那样在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问题上锱铢必较了，而是眼睁睁地看着文明开化沦为目不识丁，我们自己还不是早已忘记了写信的艺术？有谁还会在读让·保罗·里希特的文章时意识到，必须以意逆志地从他那个时代的角度来阅读和理解呢？我们还不是一边畏惧着生活的残酷，一边却不肯把德性一步一个脚印地付诸言行。反而，德行成了一种拙劣的本事，它获得了野蛮人的仁慈标准，甚至还融入了良好社会的可疑价值。自由主义瓦解后，纯然的资产阶级准则，即自由竞争，却一点也没有被克服的迹象，而是从社会进程的客观存在转化为它内部互相挤压、碰撞的原子的大型组合，于是变得更像是人类学所关心的现象。生产过程对生命的征服像是一项耻辱，它使我们感受到倍加孤独，而孤独，我们还以为是出于自尊心的选择。这种心态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再熟悉不过，每个个体，出于独有的需要，总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同时，他又觉得全部消费者构成的集体比自己强。旧资产阶级完蛋后，这个自相矛盾的态度就深深地刻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比起此生的快乐，他们还是更在意青史留名，这帮人既是资产阶级最后的敌人，同时也是最后的资产阶级。他们坚持面对芸芸众生如蝼蚁般赤裸裸的繁衍生息不断思考，表现得像一个十足的特权集团，但因为躲进小楼成一统，从不试图通过行动解决问题，他们的工作充分地说明了什么叫百无一用。一个人努力出落得顶天立地、问心无愧，现在他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反正在普遍实现的错误之中，个人的努力毫无意义。世间万物都在千丝万缕的缠绕之中，剪不断，理还乱，独立思考则成了空前亟需的事。如果只有一种负责的生活方式，就是拒绝用意识形态的错误方法来对待自身的存在，至于其他表现为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谦虚的个人品质，也不要再当作无可指摘的教养。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至少还活着，还呼吸着地狱般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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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帮人。——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打交道时，就别忽悠自己人，还让大家相信自己是臭老九了。他们之间已经是处在种种最不体面的文人相轻境况之中，狗咬狗一嘴毛，把自己最不地道的一面展示出来。而其他那些笨伯倒是有些令知识分子们感到可爱的品质，这些贩夫走卒从来有仇必报、锱铢必较，要是有谁胆敢偷拿他们的宝贝，他们定不放过。汽车修理工和酒吧女招待都擅于对付厚脸皮的顾客，只要从头到脚地向他们献殷勤即可。如果情况颠倒过来，一个文盲来找一名知识分子帮忙写封信，他们通常也能获得一个相当好的印象。但要是逼得这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们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大打出手，跟他们的恶毒心肠比起来，这些文人雅士，还有音乐指挥家们可就望尘莫及了。最后，对这些阿Q的赞颂无异于对创造了阿Q的体制的赞颂。对五体不勤感到惭愧合情合理，但不应该归因于对乡村生活一无所知。知识分子一边独自书写着同行，传递着他们不诚实的消息，一边强化了这些谎言。反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所以能够流行，根据赫胥黎的看法，就在于我们伟大的作者们在毫无理解的情况下大肆地抒发着对竞争机制的不满，结果变成了竞争机制的牺牲品。轮到他们自己斗来斗去，他们却意识不到“他即是你”[1]的奥义，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常常最后遁入空门的原因。
[1]原文为“tat twam asi”，来自于印度教吠陀教义《奥义书》，梵语中为तत त्वम असि，出自《赞咏奥义书》第六章第八节第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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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在涅。——庖丁们有一种偏爱心智的倾向，他们对从事理论或艺术工作这件事迷得不行，因为那样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他们会说技术在这里不太重要，表现主体才是最重要的事，所有的手法、习惯也不能用明确的言辞来描摹，而是用玄之又玄的“道法自然”一言以蔽之。既然对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有任何给定的分类方式，数不清的宣言、口号所形成的乱象更是混淆视听，写出一部值得创作的作品简直就成了一件大无量的功德了。与党保持一致的压力横亘在每一个创作者的头上，结果减弱了他们的创作激情。知识分子自我修养的核心本是在分解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一个人之所以称为知识分子在于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积累过的经验与韬光养晦的社会洞察力都需要谨慎使用，内在冲动与它们则是相反的力量，一般是不受待见的，但这些本能冲动又是那么强烈，恐怕只有无条件又无争议的权力才能抑制住。本能生活的真相跟知识分子生活的内容相差无几：画家和音乐家不许自己总是用这个或那个颜色与和弦的组合，作家也不愿用陈词滥调，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不然的话那步步紧逼的自我就会让他们彻夜难安。对当代文化泥沼的拼命拒绝恰恰昭示了这群格格不入的人正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者道之动，席卷他们的力量也赋予了他们脱离的勇气。尽管这种勇气自称为个人反抗，却也绝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体的本质。美其名曰知识分子良心的成分中，离了社会背景的道德超我是不存在的。这种良心的出现首先需要有一个良善的社会，还有要良善的公民，这样才算成立。如果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里，智者毫无自控力，个体又填鸭式地获得了大量野蛮文化的糟粕——半瓶子醋、自由散漫、虚与委蛇、粗鄙无知——怎么还有人瞎了眼睛，相信良善的存在？在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里，通常这些陋习都被合理化为诸如天性使然、被他人理解的愿望、人情练达云云。君子之道被消灭得如此轻松，让我们误以为还只是个例。最显著的情况是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一旦他们开始说服自己靠写作养家糊口，单单这一条变化就逼得他们绞尽脑汁玩命写，最终把丰富的语言变成千篇一律的废话，可他们曾经深恶痛绝的，不就是他们现在写的这些东西吗？就像曾经锦衣玉食的流亡者在异乡土地上不可遏制地节约开支，其疯狂程度堪比他们当初在奢靡浪费的事业上所作的努力。所以最后在精神上一贫如洗的文化大军高歌猛进地迈向地狱，那里才是他们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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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我，孩子。[1]——撒谎的不道德性并没有侵犯真理的神圣性。呼吁真理也不是肉食者用来逼迫他们的猎物承认弱肉强食这一规律的特权。坚持片面的真理就等于承认了普遍的谬误，这岂不是神志不清、以假乱真吗？但是呢，有种讨厌的秘密藏在谎言中，只要知道这个秘密，棍棒教育也会显得温柔。过于诚实其实是一种错误，偶尔撒谎会让一个人感到羞愧，每次这样做就能教会他知道，一个为了生存就不得不撒谎的世界是多么虚伪堕落，其实也反过来教会他忠诚和讲真话的可贵[2]，这种羞耻感揭穿了更为精心建构的本质性谎言。设计谎言的人总会露出马脚，让谎言最后一个接一个自相矛盾，不攻自破。届时他们丑态毕露一脸败相，实在让人嗤之以鼻。对当代顺民来说，大家曾经多么诚恳地相信：谎言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如今却行不通了。谁也不信谁，现在人们反而对这种普遍怀疑达成了共识。假话只能拿来骗一骗那些对自己帮不上忙的人，以前说假话还是一种自由沟通的渠道，时至今日，它倒是成了一种看似倨傲狂妄的谈话套路，谎言在个体之间拉开了冰冷的距离，因为只有在有口无心、爱搭不理的硬壳保护下，他才能维持内心秩序，活出真实的自己。
[1]来自晚期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莱尼克（Robert Reinick, 1805-1852）的诗句，原文为：“Vor allem eins, mine Kind，sei treu und wahr,/ lass nie die Lüge deinen Mund entweihen. 意为：总而言之，吾儿呵，忠贞不二是美德/ 别让谎言亵渎你的嘴巴。
[2]见莫扎特歌剧《魔笛》帕帕基诺男声独唱咏叹调“少女或是妇女”，其中由钟琴演奏的“永远忠诚虔信”句与巴赫的《赞美主，呵！我的灵魂》自1797年至1945年一直定为波茨坦驻地教堂的规定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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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合合。——在失去了基础的情况下还要尽力维持的婚姻，就像是一场拙劣的过家家游戏，常常只是自求多福又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只有彼此都能独立生活并自愿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为了共享财产这个理由才走到一起的结合，才称得上是得体的婚姻。作为一根绳上的蚂蚱，结婚总能意味着将利益双方各降一格，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规则本身是至高无上的，就算你知道在这个规则中毫无忠义可言也无可奈何。对那些卯足了劲努力傍大款的人来说，这条规律倒简直是好极了。但对于权贵家庭出身的年轻人而言，为权为利，缺少尊严的联姻却完全是一条公开的要求，可以说就是他们的第二自然，是他们作为社会成员而非野生动物的天性。况且，不这样的话他们身上的特权也将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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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财产都给你。——离婚，哪怕是对有教养、脾气又好的人来说，也会在他们生活中掀起一片阴云。关系好的时候如胶似漆，分手后反目成仇。亲密关系意味着相互忍让，彼此适应对方的个性。一旦离婚后，那些日常个性里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信赖像泡沫般一触即破，曾经是爱意关怀和妥协的景象，松绑成为独立的价值，日渐显出邪恶、冰冷、恶毒的一面。离异后，教授们闯入前妻的公寓，只为偷走书桌上留下的草稿，而他们已经得到赡养费的妻子却告发丈夫偷税漏税。如果婚姻给一个人最后的机会，让他在一个普遍非人道的世界里竟生出了人性的细胞，普遍的非人道世界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在婚姻的崩溃中它将卷土重来，把魔掌伸向曾经幸免于难的人，把他拉回到只关心权利与财产分割的异化心态中，也借机嘲弄了那些天下大事与我无关的人。曾经被保护起来的现在被强征不说，还要示众。一对夫妇最初越是慷慨，越少考虑自己的财产和义务，撕破脸后就越是相互厌恶和感到羞耻。正是在法律未曾定义的领域里，吵架、人身攻击和关于利益分配的争论无休无止。婚姻制度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它让丈夫蛮横地把持着家庭收入和妻子的工作。性压迫与经济压迫同样不讲道理，它要求一个男子对他的女人终生承担责任，就因为他们曾经有过鱼水之欢，如今又睡在一起。等到拆台时这些阴暗的真实心理就昭然若揭了。羁绊曾使他们体验到什么是普遍的善，现在他们只感到被社会卑鄙地利用了，高尚者的通行证和卑鄙者的墓志铭没什么区别。在离婚行为中，个体的耻辱是普遍性的，因为在这个社会中，结婚无法实现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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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者之间。—— 在色情领域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几乎是反的。根据我们自由主义时代的特点，有这么一些良善社会中的已婚男子，对他们受过良好教养的正当配偶不太满意，于是就在歌伎、吉普赛女郎、乡妞和妓女中拈花惹草，又能免于社会的诘难。随着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这种不守规矩的寻欢作乐逐渐不再可能。妓女已经被依法取缔，而维也纳式乡妞可能在盎格鲁-撒克逊和其他技术文明国家也并不存在。但吉普赛女郎和歌伎现在却移花接木地攀附于大众文化中，并且十分彻底地贯彻着她们的规矩：巴比伦王国只进不出。她们游刃有余地操持着自己的交换价值，被美貌所迷的男人雇她们作自己的助手，至少也得把她们介绍给影业大鳄或是剧作家认识。真要说为什么还有些女人仍然想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恋爱，也一定是因为那些丈夫每天花天酒地不管她们的妻子。她们的丈夫早就对自己感到厌倦，她们的父母之间也一样，至少她们还可以有花堪折直须折。长期以来，冷淡的纨绔子代表着商业，而合理的、有教养的妻子却一点也不浪漫地渴望着性。结果女士们在她们的耻辱中获得尊严，当不再有社会或是女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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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援助和忠告。——流亡知识分子毫无例外都有点残疾，他们都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以免被人奚落，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已经轻轻关上了门。流亡者生活在一个必须保持在不可思议状态的环境中，无论他对工会组织或是汽车工业已经有多么完善的了解，他在这个环境里也总不得要领。大众文化垄断之下，在个人存在的再生产与不偏激、负责任的作品之间，有一个难以弥补的缺口。开始流亡后，他们先是被剥夺了自由使用的语言，滋养了他们学识的历史维度也日渐衰竭。封闭的、政治管控的团体既不党同，又热衷于伐异，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可怜的人被孤立的局面。供给外侨的社会产品并不充沛，他们不得不在第一轮常规资源竞争时靠边站，等到第二回合时才能无望地争夺一些残羹冷炙。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带标签的。就算是个臭不要脸地参与了纳粹一体化（Gleichschalitung）的家伙也有个特殊的标签，他是社会生活中一种不真实的存在，是一种错觉。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比定居者之间的关系更要命，所有被强调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偏狭的。私人生活看起来总是没节制、手忙脚乱、吸血鬼似地一惊一乍，因为它真的没法再证明自己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而公共生活呢，不言而喻，已经沦为对讲台的效忠。狂人有一双冷眼，他用目光在攫取、吞食，发号施令。对于自己和他人而言，都只能诊断，却没有治疗方法。就算知道有病，如果不能逃脱厄运，至少也要想办法减弱它那可怕的暴力。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择友又需要最大限度的小心翼翼，如果还有朋友可以相交的话。一言以蔽之，伴君如伴虎。唯利是图正是一切人类关系的致命对手，人们总是事前肝胆相照、两肋插刀，事后却利欲熏心起来。有权有势的人更是膨胀，总有马屁精一看到这些金主就跟在屁股后面唯唯诺诺，那些仿古的礼仪只有在外星移民经济中才行得通。这帮小人在炫耀他们家大人的财大气粗时其实就害了他，他将不得不在一个孤立无援的陌生国度里不停地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在欧洲，如果众人皆醉我独醒常常意味着一种最为无知又自私的观点，那么像苦行这样的概念，尽管远非有序、完美，对于流亡者而言仍然看起来是最适合接受的救命稻草。只有零星几个人有值得上下求索的漫漫长路，对于大多数只有宋玉之才的修行者，它只带来了饥饿与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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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亡魂。——真是荒诞啊，法西斯政权在20世纪上半叶维持了一个老掉牙的经济形式，又因为它过于迟钝，就需要不断地强化恐怖统治。私人生活也是这么一回事。古板的私人原则、唯利是图、老掉牙的家族形式、财产权以及在成员中的反映，都需要重新巩固自己来面对不断加强的外部权威，但是却总是出自一种差劲的道德心，一种毫不掩饰的对虚假的认识。不管曾经什么是好的、得体的资产阶级价值，譬如独立、不屈不挠、未雨绸缪、审慎，都完全腐化了。因为当资产阶级的存在形式被粗暴地保留下来，他们的经济基础就烟消云散了。私性完全抛弃了它常常隐秘的贫乏，执迷不悟地专注于蝇营狗苟，对于再也不相信世界会变好或不同，他们深感愤怒。自从失去了天真烂漫，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混账。他们现在甚至对家里的小花园也十分介意，因为好像很久没有成为一块“田园”，然而又时时提防着可能的闯入者，也因此总是拒绝给政治难民提供庇护。在存在客观威胁的情况下，制定规则者和他们的食客简直完全不是人。结果这个阶级终于认识到自身的命运，把自己当作世界瓦解过程的主体意志。资产阶级似乎在以幽灵对死亡的威胁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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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小气鬼。——有两种贪财，一种是旧款：只热衷于攒钱，这类人的长相被莫里哀描写得惟妙惟肖，弗洛伊德将之解释为肛门期人格。在悭吝人——一个秘密的百万富翁，看起来像是童话故事里因为脸上戴着清教徒面具而没被认出来的哈里发教主——的身上，这种特质臻于完美。跟他相关的是疯狂收藏者，最后是情圣，像高老头跟以斯帖。这种人仍偶尔会出现在当地报纸专栏里，被当做是活宝一样。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小气鬼不是那种看什么都嫌贵的人，但又觉得别人终归是买不起的。等量齐观，小气鬼在私人生活方面认同这样的歪理，一个人就算给予得多，收入得少，起码还是有所收获，至少行好事之前他必须先弄明白“有必要吗？”“是不是必须做？”要是真叫个得不偿失，你就会清楚地看到，这时他们将会多么迫不及待地锱铢必较，在这场交易中小气鬼失去的只是锁链，他要获得整个世界。但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台面上进行，不像莫里哀和狄更斯笔下的阿巴贡和斯克鲁奇那样善使手段，既不会认罪伏法，也不会改邪归正。他们息事宁人与钻牛角尖的水平旗鼓相当。平时如有需要，他们可以颠倒是非，把白天说成黑夜，但抠劲儿一上来，就像贼会控制不住地惦记着收款机里的钱，他们就像纵欲狂一样抠得一发不可收拾，只有面对生老病死时是例外。而新版的小气鬼呢，再也不会把禁欲简单地当作一种缺点，而是更加审慎地对待。他们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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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圆滑的辩证法。——歌德显然知道在剧烈到来的工业社会里，一切人类关系都陷入了可怕的不可能性，他在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岁月》里尝试过，把圆滑处世当作与异化人类交往时明哲保身的手段。对歌德来说，积极迎合与消极避世的态度差不太多，都是放弃了获得完全的接触、完整的激情和纯粹的幸福的机会。他觉得人类由自我限制构成，这种限制却是出于充足理由律的限制，它把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社会进步的野蛮性和主体性的枯萎当作自身的动因。但从那时起发生过的事情让歌德式的放弃本身已经变成了实现。圆滑与人性——对他来说是同一种东西——如他所相信的那样，同时朝着可能使我们获救的方向背道而驰。就圆滑来说，我们现在知道，它是有自己确切的历史时刻的。资产阶级个体反抗专制压迫时，就是圆滑所属于的时刻。当等级形式的各方面由专制主义者结合自己的经济基础和威慑力来掌握时，自由和团结才仍然足以让这些人互相容忍着共同生活在特权集团之中。这个在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看似矛盾的互换很好理解，不仅在《威廉·迈斯特》里，在贝多芬对待传统作曲模式的态度里也可见一斑。甚至在逻辑中，我们也可以瞧瞧康德说的，如何通过主体性重建那些客观结合在一起的观念。贝多芬总是在充满动力的呈示部后面紧跟着一个中规中矩的再现部，在意识集合体中，康德也总要把学术范畴剔除出去，这些都显然是圆滑的做法。圆滑的前提条件是惯例已经不好使了，但又继续存在着，因为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伤，它只能苟延残喘于形式化的戏仿中，一种对遗忘之物随心所欲的或者是全靠回忆的致敬，包括报纸上那种让人猝不及防的道德说教，与之共鸣的人类基础已经让位于听收音机的司机那种盲目的一致性。仪式性瞬间的消除乍看来是为了便于圆滑之故，从所有这些之中解放的方式本是因人而异的，而且从外在上来看是有害的，圆滑的办法可能是每个人根据自身具体处境所牵引出的本质。然而这种解放了的圆滑在面对唯名论时还是有很大的困难。圆滑不单单意味着要服从传统仪式，后者正好是人文学者们不断鄙夷的东西。练习圆滑处世就像圆滑的历史境况一样矛盾，你必须懂得如何在传统的不成文规定与个人的需求之间进行和解。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除了传统惯例，没有别的能用来衡量圆滑的尺度。尽管传统根本就没有活力，它还是代表了普遍性，个人需求的实质由这种普遍性构成。圆滑是要对差别进行辨认，并进行有意的偏离。不过一旦它面对的是解放了的、绝对的、具有无差别普遍性的个体，它就无法吸引并且带坏他。至于健康能否予以讨论的问题，也不再由教育来提出和关注，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它变得令人好奇又十分有害，变成了沉默，变成了对感性主体空置的冷漠。因此人们开始不无理由地反对圆滑：比如在礼貌中，有一种彬彬有礼是让人较少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类存在，反而让人体会他们的残忍。不断地表现礼貌就显得假惺惺，它看起来像是一种替代性的特权。最终解放后，纯粹个体性的圆滑就仅仅是撒谎了。今天圆滑的真正原则还保持着沉默，何况人们身上还潜藏着力量。在绝对适合自己的需求下，毫无预兆地，一个人受贪欲的驱使，他在每句话里都默许自己把属于自己的机会凌驾于他人之上，他甚至期待一种更加陡峭的等级关系。唯名论意义上的圆滑则有助于让最普遍的东西，也就是赤裸裸的外部权力，在最密切的概念星丛中获得胜利。不把传统当作一种过时的、毫无意义的藻饰，仅仅是要确立对于一切事物而言都最最外在的东西，一种对生命的直接控制。它抢走我们的同志，嘲弄自由，这一切让生命更加难以承受，但就算是弃对于圆滑的讽刺性不谈，这也仅仅传达了更深远的含义，它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生活对于人们而言时代多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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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这算是我们时代的特产，每个男人都不例外地能在一个相对可理解的框架里决定娶谁做老婆，而以前这种关系是一场交易。在这种原则下，一个人不管多么有权有势，都是一个可以交易的对象，就算他是名将军也不例外。在法西斯时代，没有任何军事或政治协议足以保护总部不受空袭困扰，冥顽不化地遵守传统戒令却不能完成任务的司令官都被希特勒和蒋介石绞死了。真实的法则是：谁要是不想死，谁就应该时刻做好就义的准备。苟且偷生是像梦一般不可思议的事，在这个梦里，人们从地下室爬出来时，看到的是世界末日。这个悲哀的真相浮现于查拉图斯特拉的学说中，他说，死亡是一种自由选择。死亡已经萎缩成一种纯然的否定性，在新艺术主义那里被当做是美妙的死亡的东西收缩为一种空待，人们只巴望能减少生活的无限卑微和死亡的无穷折磨，因为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有远比死亡更糟糕的事物存在。人道主义客观上的终结只是这件事的另一种表达。这表示，作为个体的个人，代表了全人类，却通过实现类的意志而消灭了自律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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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者的归宿。——私生活的困境在它自己的舞台上上演着。在合适的意义上，诗意地栖居目前是不可能的。吾辈曾生长于斯的祖居已变得不能忍受，每个舒适的角落里都藏着知识的叛意，每个提供过保护的遗迹中都留着家族的陈契。现代性住宅注重功能，它们是专家根据生活实际，在白板上精心设计出来的，主要提供给小市民居住。或者是设计成能够进行消费的工厂，却缺少所有与居住者相关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它有点不明智，在这些建筑物中，连对独立存在的怀旧，哪怕是已经死透了的独立存在，也被打好包装挂在货架上。现代人希望能像动物一样睡在地上。有一份德国杂志，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预言了受虐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将取消床这个媒介，取消清醒与做梦之间的界限。失眠的人随时都会醒，枕戈待旦，像惊弓之鸟，也像搂草的兔子一般毫无意识。谁想在一所是买来而不是继承下来的、真正具有时代风格的房子里避难，谁就得努力让自己活下来。住进旅馆或是装饰好的房间，却努力逃避责任，这让难民们受强迫的状况显得有点奸诈。在任何地方，最难的选择都是对于那些没有选择的人来说的。他们不是住在小平房里，就是住在明天就可能征用为营房的陋室、拖车、轿车、帐篷里，或者干脆就住在室外。房子是浮云。对欧洲城市的轰炸，与劳改营和集中营一样，都仅仅是在执行技术的内在发展交给它们的任务，那就是住宅的宿命——它们现在修筑得良好只为了将来能被弃之如敝履。懂得没房子是什么滋味的社会主义社会让居住变得不再可能，他们也理所应当地作了资产阶级生活的掘墓人。无人幸免。一个人顶多对家居设计和内部装潢保留着兴趣，好让自己培养一点文艺范，无论他其实有多么反感狭义的文艺青年。维也纳工坊和包豪斯学院之差别，远观则如秋毫之末般细不可察。纯功能性的弧形设计，跟设计师的初衷背道而驰，现在就跟立体主义的基本结构一样，变得越来越趋于装饰性。对此最佳的管理模式却仍看起来是一种无为而治：鉴于社会秩序和个人需要水火不容，还是呼吁私人生活，但也不推崇备至，好像它对于社会和个人都还是坚实又适宜的基础。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写道：“没有房子，就是我的幸运。”今天我们还得加上一句：不住在别人家里是一种美德。这部分地表示了，在艰难的处境中，一个人只要还占有些什么东西，就会坚守他的财产。有个骗子放话说，你们应该打开视野作长足打算，他说，当私有财产不再属于个人，物资已经可能极丰富的情况下，没有哪个个体有权去坚持限制性的原则。但那个家伙却无论如何都需要拥有财产，就算他看起来出淤泥而不染，却让迂腐的财产关系永垂不朽。这个矛盾造成了毁灭性的结果，它在产生了对器物无情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人类的冷漠。而反过来，人的物欲一经利用，他的良心就在被狗吃掉的同时，就能既当婊子又立牌坊。错误的生活无法被正确地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