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得到了什么
我想很多人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们还没有看一本书前，倒是先从别的作者那里读到了这本书里的一段文字。于是因为这段文字，这本书就一直停留在脑海里。我就是这样记住《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在刚过去的冬天，我与那段一直未谋面的文字会面了。
“人存在的秘密并不仅仅在于活着，而是在于为什么活着，如果不能认准自己为什么活着，人就不愿意活着，哪怕周围全是面包”。
如同我们从别人的口述中认识一个人和自己去认识会有很大的不同一样，我发现在别人的文章里读到这段话的含义与自己读到时也有很大的区别。早前，这段话让我误以为陀思妥的这本书或许也是在追问生命的意义。要知道，生命的意义这个主题一直以来就以无穷无尽的变体出现在作家与诗人的笔下。我们在黑塞、毛姆，梭罗、格雷厄姆·格林那里都能读到类似的故事和文字。直到我带着这个印象偏差阅读此书时，才知道陀思妥的思考，已经不在意义层面，他比前几位作家走得更远，他翻过了生命的面包与意义之间树立的墙，直接向最高形式追问，“是谁打散了羊群，使之误入歧途？”
怎么理解这个提问？
比如刚才提到的几位作家，在他们著名的作品中都有一个相似的人物，不论是梭罗自己还是毛姆的思特里·克兰德，或是格林的奎里，这些人都为了生命的意义，放弃了多数人信赖的安全生活，哪怕那里有无限的面包。
但在陀思妥这里，他的人物没有义无反顾的勇气，也没有可以歌颂的理想主义精神，有的只是与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的抗争及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他追问的是谁打散了羊群，使这几只羊偏离了羊群的日常轨道，误入歧途，回不去安稳的世界。换句话说，他在提问，是谁让思特里·克兰德们脱离了面包的生活。要知道，在打散之前，这几只羊与羊群里其他温顺的羊没有任何区别，但一次风暴或者别的事件，就让这几只羊偏离了羊群规定的路线，他们迷路了，并再也回不去。
《地下室手记》被视为他开始追问这一问题的标志。在这本书的结尾，陀思妥通过地下室人第一次发问：“究竟怎样生活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痛苦？”他没有答案，因而继续说：“我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把你们都不敢实行一半的事发展到极端罢了，而且你们还把自己的怯懦当成了明智，你们自欺欺人，并以此自慰。因此较之你们，我可能还多一些‘活气’。”虽然他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活气较之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对的，但他仍然怀疑，“可是后来，这种坚信常常受到考验，我现在也不晓得，这活的东西在哪儿，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字？”
这样的提问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的。
在黑塞、毛姆，格林那里，虽然我们都知道主人公最后无可避免地自杀了，但他们好像给读者营造了这样一种幻觉，他们是英勇的，是为了理想（意义）坚定地奋不顾身的，他们即便死了，也活出了价值，是死而无憾，值得尊敬和歌颂的。但陀思妥没有描绘这样的图景，而是给我们展示了这其实是一个备受折磨的历程，这些人一旦越过面包与意义的界限，就注定掉进悲剧领域的泥潭。
但一开始，陀思妥也不想要悲剧，并尽力逃避它。在《死屋手记》的前言，我们看到一个心如死灰，了无生趣的人。他不跟任何人说话，甚至什么也不读，在荒凉的西伯利亚聊度残生，像极了加缪的默尔索，被所有人遗忘，也遗忘所有人，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只是在孤独地走向死亡。但陀思妥忘记了一点，人如果真的心如死灰，连写这样的回忆录也不可能。所以戈良奇科夫写不出《死屋手记》，而是陀思妥写成了。因为那时他还有希望，他相信未来会好起来。
但这本小说里，陀思妥也并不是一直充满希望，相反，希望的变化莫测和反复无常，让他感到自己将永远、终生不能回到好的生活里去了。于是，在他身上诞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因素，用舍斯托夫的话来说：“这些因素命中注定在后来发展为完全不同的哲学，即真正的苦役哲学、绝望哲学，发展为地下人的哲学。”
在《死屋手记》时，陀思妥还在面包与意义的墙边徘徊，他还希望返回从前的生活，做从前的事。直到《地下室手记》我们才看见他如何彻底翻过了墙壁，再也无法回去。书里面，那个曾经被地下室人帮助过的妓女丽莎，走出妓院来寻求他的“精神支持”，他却憎恶对丽莎说：“你知道我需要什么吗？要您毁灭，就这样。我需要安宁。为了不受打扰，整个世界我也会立即一个戈比就卖掉。是让世界毁灭，还是我不喝茶？我说，世界尽可毁灭，只要我永远有茶喝。”
在《死屋手记》里还很真诚地期盼新生活，还希望拥抱世界的陀思妥，在《地下室手记》中彻底掉进了那堵墙后的悲剧性世界。于是，他大喊“我不能再装了”
不能再装，也回不去，那接下来怎么办？陀思妥后期的全部文学活动就是答案，从那时候起，他几乎不再研究被欺凌与被侮辱式的人，他喜爱的主题是犯罪。在他最重要的两本小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都能看到他的悲剧是如何越走越远的。
在前者中，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如同地下室人最初的样子。轻信的读者也许会受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了人就该受到惩罚这一观念模糊，好像以为这本小说的全部任务是在探讨对罪犯的惩罚。但在整本书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有半点责备，即便在故事结局，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未曾因为自己杀人而做忏悔。因为，在他看来，人们不是被分为善与恶，而是平凡与不平凡，由于精神局限而服从道德规则的人都被划归为平凡者的序列，而不平凡的人创造规则，他们一切可为。（《罪与罚》222、223页）
也许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评判是对的，确实存在这两种道德，一种为平凡的人，另一种是为不平凡的人，这里就出现了陀思妥的追问预兆，是什么决定了平凡与不平凡，也就是说，谁决定了哪只羊误入歧途，变成思特里·克兰德这样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无限变体？
但《罪与罚》里这个疑问只是略微地浮出了水面。
直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问题才正式出现。当伊万向阿辽沙描绘自己想象的戏剧时，宗教大法官抓住红衣主教对其情绪激昂地斥责与控诉，读起来就像是陀思妥自己在上帝面前对他声嘶力竭地发泄一样，红衣主教让他成为了不平凡的人，让他失去了全部的快乐，他不明白为什么偏偏选中他，让他备受煎熬。
在伊万与阿辽沙的对话中，他还讲了一个关于《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里的故事。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到魔鬼的三次试探。在禁食四十天后耶稣饿了，魔鬼诱惑他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耶稣拒绝了。第二次，魔鬼带他进圣城，让他站在殿顶上，叫他跳下去，耶稣也拒绝了。魔鬼又带他到了一座高山的山顶，将世上万国及荣华指给他看，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再一次拒绝。
陀思妥说，魔鬼向耶稣提出的三个问题是人类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仿佛把往后的人类史全部归纳在一起并作了预言，通过三个问题汇集了人类本性中所有未解决的历史矛盾。
耶稣两手空空的走向世界，他对人类只有自由这项允诺。在荒原里，魔鬼诱惑他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只要有了面包，人类就会像顺从的羊群一样跟着他，但这意味着人将失去自由，于是耶稣拒绝，他认为人活着不能单靠面包。但现实是，人类可以为了面包丢弃自由，没有人既能拥有面包又有充分的自由。耶稣许诺的自由是天国的面包，是看不见的，但仍然有几千、几万人跟着他走，剩下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大多数人，他们不会为了看不见的东西而放弃地上的实实在在的面包。因为地上的面包能满足了亘古以来的人类的普遍需求。
但耶稣视天国的面包高于一切，他认为那是人意义的体现，为了自由他拒绝苟活于世。在这里，跟着耶稣走的几千，几万人被认为是选中的人，无论是思特里·克兰德还是奎里还是这类型小说的主角，都在这个队列之中。
陀氏关心的就是这些人的命运，他们为了耶稣应许的自由，心灵被搅得无法安宁，承受了怀疑、苦楚。自从羊群被打散，误入歧途以来，他们不仅没有获得自由，反而受尽了折磨，忐忑、惶惑、不幸，这就是这类人的命运，像被捉弄了一样，问题是谁在捉弄他们呢？宗教大法官对红衣主教的斥责与质疑，就在于误入歧途这类偶然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所有令人惊惶不安的生命问题都应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转入不可知的领域。这种脱离偶然性的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就像宗教大法官没有得到红衣主教的回答，而只得到对方的亲吻一样，这类问题的回应只有永恒的沉默。
舍斯托夫在《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里说，“所有这些‘不平凡的’人，起来反对自然规律和人类道德义务的束缚，并非出于善良的意愿：他们就像为主人劳动而逐渐变老的农奴，被迫去追求自由。这是某种人类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性格与此没有关系，如果存在两种道德，那也不是平凡人和不平凡人的道德，而是日常性道德和悲剧道德”
误入歧途与正常生活一样，是命中注定的。地下室人说，剩下的路只有一条，放弃无益的斗争，追随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看看它们将人引向何方。“到过这儿的人，开始了别样地思考、别样地感受、别样地希望。所有人们感到宝贵和亲切的一切，对他而言变成了不需要的和异己的。当然了，他还跟过去的生活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他还保留着某些自童年时代灌输给他的信仰，旧有的忧虑和希望还部分地活在他身上。也许，为现状感到恐惧和渴望回归宁静往昔的痛苦意识还会不止一次在他身上苏醒。但‘往日不可追’。船已烧毁，退路已断，必须前进，走向未知的、永远可怕的未来。”
在《地下室手记》前，陀思妥的全部过去，都体现了安慰的理念，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教导人们相信，读者和作家的眼泪和善良的感情可以弥补、安慰被欺凌与被侮辱者的命运。他的幸福，他的灵感，也来自于这些卑微的人。但自从掉进悲剧的泥潭后，他不再相信爱的万能，也不再珍视同情和感动的眼泪，无力帮助对他而言乃是彻底的，摧毁一切的理由。
在看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我一直在想，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得到了什么？就像舍斯托夫引用一位教授的评价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尼采）并不适合做一位导师，他的著作里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些稳定不变的规则来引导学生。因为他在拿自己的生命做实验。此话没错，因为他的小说甚至连半点安慰都没有，其中展露的事实我也知道，那我到底有没有得到什么呢？
也许，只有伴随着阅读开始到结束的这一过程的见证，这种见证就像是一位哲学小说家用自己的生命做了实验后，向你指出悲剧人物的命运，注解生活中费解的而且无法用语言解释的苦难。地下室的人要回到以前已经不可能了，他们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轨道，旧的神祇，走上了新的道路，尽管这条路除了危险，折磨人的怀疑和永恒的孤独外，什么也没有应允。陀思妥甚至还坦白，任何和谐、理念、爱或者宽恕，亘古至今的智者们想象出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为个人命运中的荒谬和荒诞做辩护。但我在舍斯托夫的书里似乎得到了一些启示，像陀思妥这样的作家能做的，只是让你看到，对于悲剧，我们能做的只能接受、承认并最终理解它与日常一样是值得尊敬的。
“人存在的秘密并不仅仅在于活着，而是在于为什么活着，如果不能认准自己为什么活着，人就不愿意活着，哪怕周围全是面包”。
如同我们从别人的口述中认识一个人和自己去认识会有很大的不同一样，我发现在别人的文章里读到这段话的含义与自己读到时也有很大的区别。早前，这段话让我误以为陀思妥的这本书或许也是在追问生命的意义。要知道，生命的意义这个主题一直以来就以无穷无尽的变体出现在作家与诗人的笔下。我们在黑塞、毛姆，梭罗、格雷厄姆·格林那里都能读到类似的故事和文字。直到我带着这个印象偏差阅读此书时，才知道陀思妥的思考，已经不在意义层面，他比前几位作家走得更远，他翻过了生命的面包与意义之间树立的墙，直接向最高形式追问，“是谁打散了羊群，使之误入歧途？”
怎么理解这个提问？
比如刚才提到的几位作家，在他们著名的作品中都有一个相似的人物，不论是梭罗自己还是毛姆的思特里·克兰德，或是格林的奎里，这些人都为了生命的意义，放弃了多数人信赖的安全生活，哪怕那里有无限的面包。
但在陀思妥这里，他的人物没有义无反顾的勇气，也没有可以歌颂的理想主义精神，有的只是与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的抗争及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他追问的是谁打散了羊群，使这几只羊偏离了羊群的日常轨道，误入歧途，回不去安稳的世界。换句话说，他在提问，是谁让思特里·克兰德们脱离了面包的生活。要知道，在打散之前，这几只羊与羊群里其他温顺的羊没有任何区别，但一次风暴或者别的事件，就让这几只羊偏离了羊群规定的路线，他们迷路了，并再也回不去。
《地下室手记》被视为他开始追问这一问题的标志。在这本书的结尾，陀思妥通过地下室人第一次发问：“究竟怎样生活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痛苦？”他没有答案，因而继续说：“我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把你们都不敢实行一半的事发展到极端罢了，而且你们还把自己的怯懦当成了明智，你们自欺欺人，并以此自慰。因此较之你们，我可能还多一些‘活气’。”虽然他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活气较之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对的，但他仍然怀疑，“可是后来，这种坚信常常受到考验，我现在也不晓得，这活的东西在哪儿，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字？”
这样的提问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的。
在黑塞、毛姆，格林那里，虽然我们都知道主人公最后无可避免地自杀了，但他们好像给读者营造了这样一种幻觉，他们是英勇的，是为了理想（意义）坚定地奋不顾身的，他们即便死了，也活出了价值，是死而无憾，值得尊敬和歌颂的。但陀思妥没有描绘这样的图景，而是给我们展示了这其实是一个备受折磨的历程，这些人一旦越过面包与意义的界限，就注定掉进悲剧领域的泥潭。
但一开始，陀思妥也不想要悲剧，并尽力逃避它。在《死屋手记》的前言，我们看到一个心如死灰，了无生趣的人。他不跟任何人说话，甚至什么也不读，在荒凉的西伯利亚聊度残生，像极了加缪的默尔索，被所有人遗忘，也遗忘所有人，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只是在孤独地走向死亡。但陀思妥忘记了一点，人如果真的心如死灰，连写这样的回忆录也不可能。所以戈良奇科夫写不出《死屋手记》，而是陀思妥写成了。因为那时他还有希望，他相信未来会好起来。
但这本小说里，陀思妥也并不是一直充满希望，相反，希望的变化莫测和反复无常，让他感到自己将永远、终生不能回到好的生活里去了。于是，在他身上诞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因素，用舍斯托夫的话来说：“这些因素命中注定在后来发展为完全不同的哲学，即真正的苦役哲学、绝望哲学，发展为地下人的哲学。”
在《死屋手记》时，陀思妥还在面包与意义的墙边徘徊，他还希望返回从前的生活，做从前的事。直到《地下室手记》我们才看见他如何彻底翻过了墙壁，再也无法回去。书里面，那个曾经被地下室人帮助过的妓女丽莎，走出妓院来寻求他的“精神支持”，他却憎恶对丽莎说：“你知道我需要什么吗？要您毁灭，就这样。我需要安宁。为了不受打扰，整个世界我也会立即一个戈比就卖掉。是让世界毁灭，还是我不喝茶？我说，世界尽可毁灭，只要我永远有茶喝。”
在《死屋手记》里还很真诚地期盼新生活，还希望拥抱世界的陀思妥，在《地下室手记》中彻底掉进了那堵墙后的悲剧性世界。于是，他大喊“我不能再装了”
不能再装，也回不去，那接下来怎么办？陀思妥后期的全部文学活动就是答案，从那时候起，他几乎不再研究被欺凌与被侮辱式的人，他喜爱的主题是犯罪。在他最重要的两本小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都能看到他的悲剧是如何越走越远的。
在前者中，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如同地下室人最初的样子。轻信的读者也许会受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了人就该受到惩罚这一观念模糊，好像以为这本小说的全部任务是在探讨对罪犯的惩罚。但在整本书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有半点责备，即便在故事结局，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未曾因为自己杀人而做忏悔。因为，在他看来，人们不是被分为善与恶，而是平凡与不平凡，由于精神局限而服从道德规则的人都被划归为平凡者的序列，而不平凡的人创造规则，他们一切可为。（《罪与罚》222、223页）
也许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评判是对的，确实存在这两种道德，一种为平凡的人，另一种是为不平凡的人，这里就出现了陀思妥的追问预兆，是什么决定了平凡与不平凡，也就是说，谁决定了哪只羊误入歧途，变成思特里·克兰德这样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无限变体？
但《罪与罚》里这个疑问只是略微地浮出了水面。
直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问题才正式出现。当伊万向阿辽沙描绘自己想象的戏剧时，宗教大法官抓住红衣主教对其情绪激昂地斥责与控诉，读起来就像是陀思妥自己在上帝面前对他声嘶力竭地发泄一样，红衣主教让他成为了不平凡的人，让他失去了全部的快乐，他不明白为什么偏偏选中他，让他备受煎熬。
在伊万与阿辽沙的对话中，他还讲了一个关于《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里的故事。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到魔鬼的三次试探。在禁食四十天后耶稣饿了，魔鬼诱惑他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耶稣拒绝了。第二次，魔鬼带他进圣城，让他站在殿顶上，叫他跳下去，耶稣也拒绝了。魔鬼又带他到了一座高山的山顶，将世上万国及荣华指给他看，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再一次拒绝。
陀思妥说，魔鬼向耶稣提出的三个问题是人类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仿佛把往后的人类史全部归纳在一起并作了预言，通过三个问题汇集了人类本性中所有未解决的历史矛盾。
耶稣两手空空的走向世界，他对人类只有自由这项允诺。在荒原里，魔鬼诱惑他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只要有了面包，人类就会像顺从的羊群一样跟着他，但这意味着人将失去自由，于是耶稣拒绝，他认为人活着不能单靠面包。但现实是，人类可以为了面包丢弃自由，没有人既能拥有面包又有充分的自由。耶稣许诺的自由是天国的面包，是看不见的，但仍然有几千、几万人跟着他走，剩下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大多数人，他们不会为了看不见的东西而放弃地上的实实在在的面包。因为地上的面包能满足了亘古以来的人类的普遍需求。
但耶稣视天国的面包高于一切，他认为那是人意义的体现，为了自由他拒绝苟活于世。在这里，跟着耶稣走的几千，几万人被认为是选中的人，无论是思特里·克兰德还是奎里还是这类型小说的主角，都在这个队列之中。
陀氏关心的就是这些人的命运，他们为了耶稣应许的自由，心灵被搅得无法安宁，承受了怀疑、苦楚。自从羊群被打散，误入歧途以来，他们不仅没有获得自由，反而受尽了折磨，忐忑、惶惑、不幸，这就是这类人的命运，像被捉弄了一样，问题是谁在捉弄他们呢？宗教大法官对红衣主教的斥责与质疑，就在于误入歧途这类偶然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所有令人惊惶不安的生命问题都应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转入不可知的领域。这种脱离偶然性的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就像宗教大法官没有得到红衣主教的回答，而只得到对方的亲吻一样，这类问题的回应只有永恒的沉默。
舍斯托夫在《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里说，“所有这些‘不平凡的’人，起来反对自然规律和人类道德义务的束缚，并非出于善良的意愿：他们就像为主人劳动而逐渐变老的农奴，被迫去追求自由。这是某种人类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性格与此没有关系，如果存在两种道德，那也不是平凡人和不平凡人的道德，而是日常性道德和悲剧道德”
误入歧途与正常生活一样，是命中注定的。地下室人说，剩下的路只有一条，放弃无益的斗争，追随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看看它们将人引向何方。“到过这儿的人，开始了别样地思考、别样地感受、别样地希望。所有人们感到宝贵和亲切的一切，对他而言变成了不需要的和异己的。当然了，他还跟过去的生活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他还保留着某些自童年时代灌输给他的信仰，旧有的忧虑和希望还部分地活在他身上。也许，为现状感到恐惧和渴望回归宁静往昔的痛苦意识还会不止一次在他身上苏醒。但‘往日不可追’。船已烧毁，退路已断，必须前进，走向未知的、永远可怕的未来。”
在《地下室手记》前，陀思妥的全部过去，都体现了安慰的理念，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教导人们相信，读者和作家的眼泪和善良的感情可以弥补、安慰被欺凌与被侮辱者的命运。他的幸福，他的灵感，也来自于这些卑微的人。但自从掉进悲剧的泥潭后，他不再相信爱的万能，也不再珍视同情和感动的眼泪，无力帮助对他而言乃是彻底的，摧毁一切的理由。
在看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我一直在想，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得到了什么？就像舍斯托夫引用一位教授的评价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尼采）并不适合做一位导师，他的著作里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些稳定不变的规则来引导学生。因为他在拿自己的生命做实验。此话没错，因为他的小说甚至连半点安慰都没有，其中展露的事实我也知道，那我到底有没有得到什么呢？
也许，只有伴随着阅读开始到结束的这一过程的见证，这种见证就像是一位哲学小说家用自己的生命做了实验后，向你指出悲剧人物的命运，注解生活中费解的而且无法用语言解释的苦难。地下室的人要回到以前已经不可能了，他们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轨道，旧的神祇，走上了新的道路，尽管这条路除了危险，折磨人的怀疑和永恒的孤独外，什么也没有应允。陀思妥甚至还坦白，任何和谐、理念、爱或者宽恕，亘古至今的智者们想象出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为个人命运中的荒谬和荒诞做辩护。但我在舍斯托夫的书里似乎得到了一些启示，像陀思妥这样的作家能做的，只是让你看到，对于悲剧，我们能做的只能接受、承认并最终理解它与日常一样是值得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