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之父”容闳，一生事业毁于性格短板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
1887年新年之际，容闳抄录了这首诗，常被误为是他的创作，其实容闳汉语水平较差，此诗乃唐人刘禹锡所作。此诗契合了容闳当时的心境，如他所说：“自1880年至1886年，为余生最不幸时期。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顿觉心灰，无复生趣。”
所谓“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指1881年，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学生（即“晚清幼童留美”）被召回。所谓“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指1886年6月，容闳的夫人玛丽•凯罗克因肾病去世。
容闳是“晚清幼童留美”的首倡者和操盘者，他因此被赞为“留学之父”。原计划每批幼童滞美15年，可惜9年便被召回。
对于失败，以往多认为是“保守派”陈兰彬、吴嘉善等人从中作梗的结果，却忽略了，容闳的性格短板也是导致事业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的汉语居然是外国人教的
1828年11月，容闳（原名光照，族谱上名为达萌）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今属珠海市），与澳门仅隔一水。
容闳幼年家贫，他父亲的一位友人在澳门教会女校当雇工，该校不收学费且包食宿，因招不够人，也收男生。容闳7岁入学。该校停办后，容闳辍学2年，后又入澳门另一所西学堂（马礼逊学校）。
这些教会学校都用双语教学，容闳虽“学中文的时间，前后有8到9年”，但他对“中文可能不太重视”。
1846年9月，马礼逊学校负责人塞缪尔•布朗因健康原因回美度假，便带上容闳与黄宽、黄胜赴美留学。
1849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校董会愿为他提供奖学金，但前提是毕业后需回中国当传教士，容闳拒绝，表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
塞缪尔•布朗当年亦毕业于耶鲁大学，在他干预下，校董会最终为容闳提供了一笔助学金。
容闳大学成绩甚佳，一二年级时参加英文作文比赛，均获一等奖。
1854年，容闳成为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同年回到中国。
毕业时，容闳给美国同学题写的多是“礼之用，和为贵”之类赠言，可回国后，容闳发现自己竟“不能作中国语”，只好请西方传教士来教他中文。据学者周炽成考证，“尽管容闳慢慢能讲汉语了，但似乎终生都未能用汉语来写作”。
涮了洪仁玕
回国后，草根容闳试图挤入精英圈。
容闳先任美国驻华公使伯驾的私人秘书，不久辞职，因“我本以为跟他在一起或许能接触到一些中国官员，但事实远非如此”。换了几个工作后，容闳去了上海，入海关工作，可很快发现同事们都收受贿赂，且中国人升职空间太小，虽上级“许增月薪至二百两”，他还是辞职了。
此时太平天国正与清军激战，优质绿茶产区在太平军境内，而外销通路则被清军把持。容闳直接去找洪仁玕，面陈7项治国方略。洪仁玕曾在香港居住多年，对西方文明颇有了解，他对容闳极为欣赏，愿授其义字四等爵，并表示战争一结束，立刻按容闳的意见办。容闳却表示，他需要先到基层考察一下，再决定是否投靠太平天国，洪仁玕立刻给他开了特别通行证。
拿着通行证，容闳直入产茶区，采购了4.5万箱优质茶叶并运到上海，狠狠地赚了一笔。
闲暇时，容闳常去做翻译，“这一自由副业虽然赚不了什么钱，却使我认识了更多士绅阶层的中国人，而扩大交游是我主要关心的事情”。
在上海，容闳还搞了一次“事件营销”。一个苏格兰的“六英尺高的健壮大汉”侮辱了容闳，容闳要他道歉，对方反而给了容闳一拳，容闳立刻还击，容闳称此事“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了外国人之间谈论的主要话题”，因当时租界内从没有中国人敢如此捍卫自己的权利。
和李鸿章互相瞧不起
容闳名声渐起，引起曾国藩的注意，他派人请容闳来，问是否愿在自己手下当军官，容闳说没学过军事，恐怕干不了。曾国藩非常高兴，说：“这是一个诚实的人……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被我召来问这句话时都会马上回答‘是’，以便谋得差使。”
曾国藩让容闳去美国买机器，这些机器后来被安装在江南制造局。经曾国藩举荐，容闳当上五品官。不久，容闳提出“幼童留美”计划，在曾国藩努力下，该计划被批准，计划分3批派120名幼童留美。
1872年，第一批幼童踏上旅程，恰在这一年，曾国藩与世长辞。容闳曾说：“曾国藩的伟大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高贵爵位能够衡量的……他纯洁和无私的爱国心，他深刻和有远见的治国之才，以及他政治生涯的清正廉洁。他被认为是‘正直的人’而载入史册。”
此时容闳的保护人已由曾国藩换成了李鸿章，容闳对李评价不高，认为他“行事反复无常，无定见，感情用事”，虽承认李“内心还是很仁慈的”，但“作为国务大臣，其经国之才，远不及曾国藩；就一位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言，他的品格不能经受起客观公正的历史检验”。
李鸿章对容闳的看法也不太好，认为容“汉文未深，又不甚识大体，终是一病”。
因缺乏信任，在负责“留美幼童”的驻洋肄业局中，容闳只能当副手，清廷先后派了4任委员任正职。
自己推荐了个终结者
到了海外，容闳大权独揽。
第一人委员陈兰彬被曾国藩赞为：“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势，皆能洞澈几微。”
然而，容闳与陈兰彬冲突不断，李鸿章规定幼童需“中学”“西学”并行，但“纯甫（容闳自纯甫）意见偏执，不愿生徒多习中学，即各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然”。
陈兰彬认为学生体育课太多，容闳却认为：“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惧耳？”两人因此“龃龉不已”。
1873年冬，陈兰彬被派往古巴调查华工遭凌辱事，无暇再过问“留美幼童”。
1875年，李鸿章派区谔良来任委员，区嗜鸦片，十多天才来探视一次，每次待的时间“不逾一刻”，凡事都听容闳安排，容闳对他十分满意。
1878年，清廷将区谔良调回，让负责“留美幼童”中文教习、已在美7年的容增祥当委员，容闳仍把持局面。
1879年，在容闳推荐下，清廷派年已花甲的吴嘉善赴美出任委员。
容闳为何推荐吴嘉善？因吴出身翰林，梁启超曾说：“邑聚千数百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拔数百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复于百数十进士，拔十数人入于翰林。”可见翰林之难。
当翰林可一生优游于经学，吴嘉善却努力学习外语，“虽不通其语言，然竟能翻译”。通过自学，吴成了著名数学家。
没想到，精通西学的吴嘉善竟成了“幼童留美”的终结者。
四任领导都对他不满
吴嘉善对容闳不满，不完全是思想保守。事实上，几任委员对容闳均有不满。
陈兰彬说：“外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容增祥说：“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区谔良也曾“条陈局中利弊”，吴嘉善则说：“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其学难期成才，即学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委员不满，一是因部分幼童不堪同学嘲笑，自行剪辫，二是因一些“留美幼童”加入了教会。吴嘉善深表忧虑：“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
对这些担忧，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容闳完全体会不到，此时容闳也“剪掉了辫子，并采用了外国服装”，且容闳不善通融，李鸿章曾抱怨说，早就劝容闳稍微重视一下中学，可他偏偏不上心，结果授人以柄。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大骂吴嘉善是“留学界之大敌”“丧心病狂”，讽刺吴“闻其人好研究化学，顾所研究亦殊未见其进步”，并说“只宜（将吴嘉善）置之疯人院或低能人疗养院中”。甚至指责李鸿章：“不曾挺身而出为学生说话，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学生。”
其实吴嘉善后来的意见是召回一半“留美幼童”，但曾支持“留美幼童”的恭亲王奕䜣却下令全部召回，因他正遭言官弹劾，加上慈禧日渐收紧权力，他不得不谨小慎微。
张之洞也花了冤枉钱
甲午战争期间，容闳又找到张之洞，要“以台湾全省作押”，贷款2亿英镑、10亿美元，买“巴西船”去打日本，张之洞信以为真，容闳拿到一笔活动费后，不了了之。
1900年时，容闳转向支持孙中山，孙中山曾想与李鸿章合作，先两广独立，再推翻清廷，然后任容闳为新政府外交官员。其实容闳后来投靠张之洞，已不可能再被李鸿章信任。
据学者李喜所考证，1901年，容闳去日本占领的台湾游玩，拜访日方总督儿玉时，儿玉拿出清政府的通缉令吓唬他。容闳此时已70多岁，他沉着地说：“阁下可随时抓我，领功受赏。不过我不怕死，为中国改革而死，死得其所也。”
儿玉见其豪迈，不仅没抓容闳，还派4个日本兵陪他游玩。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便写信给容闳，让他归国任职，但4个月后，容闳因病在美去世，终年84岁。
1954年6月13日，耶鲁大学召开容闳毕业100周年纪念大会，英国学者苏尔致辞说：“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
在“留美幼童”中，涌现出1名国务总理、2名外交部长、2名公使、12名外交官、2名海军元帅、14名海军军官、16名电报局官员等，数人在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中牺牲。事实证明，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他们依然是爱国者。可惜为了证明这一点，代价过于高昂。令人不能不想到亚里士多德那个著名的追问：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无法微笑地说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