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战洋
——访Telos主编罗素·伯曼教授
罗素·伯曼（Russell A. Berman）是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德国研究系的教授，美国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伯曼1972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2000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海外研究项目主管，目前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著名哲学杂志Telos的主编。从1980年代至今，伯曼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欧洲的反美主义：一个文化问题》（2004），《帝国的启蒙》（1998），《现代德国文化研究：再现与国家》（1993），《现代文化与批评理论：文化、政治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1989），《德国文化中的殖民话语与德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危机与卡里斯玛》（1986），《魏玛共和国的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1983）。
Telos对所有思想家开放
战洋（以下简称战）：Telos杂志在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Telos是一个标志性的刊物。据我所知，它的创始人是保罗·比克尼（Paul Piccone）先生。作为现任主编，您能否谈谈比克尼先生以及Telos杂志的基本情况？
伯曼：比克尼先生是意大利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移民到美国。1968年，他创办了Telos杂志，主要刊发有关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学领域的文章。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和比克尼建立了非常亲近的朋友关系和师生关系，并从此开始接触这本杂志。2004年，比克尼去世，我接替他担任主编。
战：您刚才提到，Telos创办于1968年，我们都知道196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左翼运动在当时非常活跃。那么，Telos的创办是否和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有关系呢？能否说它最初是一本左翼杂志呢？
伯曼：当然，Telos的创办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有关。事实上，Telos的诞生和美国新左派有很多渊源。你知道，新左派实际上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他们也只有通过老左派才能定义自身。最初，美国新左派关心的是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比克尼看来，1968年前后，美国这些所谓的新左派实际上很快变得和老左派没有多大差别了。很多人开始对这样的情况不满意，于是他们发现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而通过法兰克福学派，最初基于老左派定义的美国新左派基本就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对现代性问题、人权问题、社会理论等话题的关注。这也就是Telos关注批评理论的原因。Telos最初关注的思想家有乔治·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卡尔·科尔施、胡塞尔以及葛兰西。
战：的确，最初有人把Telos看做是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也有人把它叫做批评理论杂志。我注意到，Telos大致从80年代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开始吸引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家们展开讨论和对话，其中克里斯托弗·拉什影响了不少人，这也扩大了Telos的影响。在继续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工业、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Telos也开始对左翼女权主义进行批判。不仅如此，Telos开始发掘一些和德国纳粹思想有关联的思想家，譬如海德格尔、施密特等。同时，Telos批评了哈贝马斯，认为他虽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但却为了吸收新康德主义的交往实践的部分，为了社会改革，抛弃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最好的遗产。这一切都使Telos的立场变得复杂起来。目前，也有评论说，Telos对美国的布什政府表示支持。这能否说明Telos的理论立场发生了从“左”到“右”的变化呢？Telos的内在一致性又是什么呢？
伯曼：一般来说，站在老左派立场上的人会认为 Telos从“左”转向了“右”。的确，Telos是本着开放的心态，对所有的思想家开放的，无论“左”“右”。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思想的质量，而不是政治阵营。而且，我一直不赞同简单的“左”或者“右”的意识形态的划分，特别是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到了现在，“左”或者“右”的标签已经无法描绘社会现实，这也是Telos很注意发掘被忽略的思想家的原因之一。
有关施密特的争论
不是左派与右派的争论
战：您刚才说Telos很注意发掘被忽略的思想家，施密特就是Telos在80年代重新发掘出来的，这一举动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能否谈谈Telos介绍施密特的初衷呢？
伯曼：1987年，Telos出版了一期有关施密特的特刊。这一举动还是跟我们刚才所谈论的新左派有很大关系。在主编比克尼看来，美国的新左派到了70年代末就已经全面瓦解了。为了面对这一现实，Telos需要寻找新的视角。恰巧，诺伯特·巴比欧（Norberto Bobibio）对新左派进行了批判，认为左派缺少政治理论。对于左派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思考政治理论的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卡尔·施密特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除此之外，Telos对施密特的介绍与加里·乌尔曼（Gary Ulmen）也有很大关系。加里是施密特研究专家，他是Telos编委会的重要成员。从Telos 80年代开始介绍施密特起，加里就不断撰写有关施密特的文章。
战：自从Telos介绍施密特开始，施密特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影响，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愉快。由于施密特本人的纳粹党经历，许多人认为施密特的理论非常危险，因此反对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伯曼：我们需要注意到，施密特在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他的作品与1933年德国特殊的政治语境关系密切，他并不想作出普遍性的结论，而是试图分析在1933年德国制度中发生的一切，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民民主，集权国家和个体国家，等等。我们看待施密特的时候，也应该把他看做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那些批评施密特的人，往往是普遍主义者，他们认为纳粹的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人们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仍然有可能被法西斯主义吸引，因此，要警惕像施密特这样的人。如果这些普遍主义者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施密特可能是危险的。但是在我看来，施密特是非常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性。你知道，施密特在美国学术界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人们也是从90年代才开始谈论他，他的法学思想在美国也根本不适用。有关施密特的争论，不是左派与右派的争论，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而是70年代左派瓦解之后内部的争吵。
批评施密特的人认为，施密特要将法律政治化，而事实上，施密特只是要把法律放到具体秩序（concrete order）之中。在施密特看来，法律是新兴的管理阶层发明的，他们把特殊民族在特殊文化历史语境下建立的法制变成了一些绝对的规范和不可违背的原则，这实际上是一种偶像崇拜。相反，那些自由主义精英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抽象的民主原则才是好的，不然，就是法西斯的。如果有普通民众要捍卫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传统的生活方式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原则，那么就有可能被指责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真实的情况是，任何一种法律被抽象出来，都很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如果具体的秩序、家庭、传统、信仰能够成为建构法西斯主义的元素，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在很早以前都是法西斯主义的了。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Telos的很多文章都是反对新阶级的。新阶级并不注意当前体制的问题，而是继续操纵大众舆论，搞出了虚伪的美国体制，他们声称普遍性，但是又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这些人把纳粹主义当靶子，他们攻击施密特只是为了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
美国政治的“左”与“右”
战：您不仅是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德国研究系的教授，还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胡佛研究所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阵营，其中很多人支持布什总统，这和大部分美国高校中的知识分子的立场都不太一样。甚至有位朋友跟我说，布什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总统，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喜欢布什。我知道您是支持布什总统的，能否就此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伯曼：的确，我是支持布什的。正像你刚才所说的，一些人觉得越是聪明的人，就越不喜欢布什，这些人恐怕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往往来自新阶层、高阶层或者知识分子圈子，而美国的工人、普通民众往往是支持布什的。这些普通人通常具有宗教价值观，相信忠诚的价值。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那些反对布什的人往往带有一种既定的世界观，或者说，他们有一种意识形态。在我看来，他们不够现实。
我之所以支持布什，总体上是因为我认为布什政府的政策是现实主义的政策。首先，你知道，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追求就业率，扩大国家建设，组织大的工会，使国家成为了最大的雇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福利国家。到了70年代，新保守主义运动出现，开始着力批判新政，批判新阶级，就是为了改革既有的福利国家。布什本身就是20世纪70年代这场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产物。
刚才在谈到施密特的时候，我区分了两种主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在谈论美国问题的时候，我也要作同样的区分。美国政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m），也可以说是孤立主义的（isolationism），它意味着尊重各国的特殊性、尊重不同的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这是现实主义的；另一种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也可以说是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的，它试图宣扬普遍价值，我认为这种倾向太理想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政策就是普遍主义的政策，美国人甚至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在欧洲推行自由民主，与苏联竞争。你知道，普遍主义的外交政策同时也是精英主义的。一些人，就像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精英，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是对的，他们的政策是值得推广的。相反，布什上台之后，推行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政策。
当然，在我看来，布什的这种现实主义政策在“9·11”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在“9·11”之后，布什开始着力于反恐，在伊斯兰世界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推行一种“普遍真理”，这就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原则。你记得我们刚才谈到施密特，他就反对普遍真理。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单位：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人类学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访Telos主编罗素·伯曼教授
罗素·伯曼（Russell A. Berman）是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德国研究系的教授，美国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伯曼1972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2000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海外研究项目主管，目前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著名哲学杂志Telos的主编。从1980年代至今，伯曼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欧洲的反美主义：一个文化问题》（2004），《帝国的启蒙》（1998），《现代德国文化研究：再现与国家》（1993），《现代文化与批评理论：文化、政治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1989），《德国文化中的殖民话语与德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危机与卡里斯玛》（1986），《魏玛共和国的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1983）。
Telos对所有思想家开放
战洋（以下简称战）：Telos杂志在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Telos是一个标志性的刊物。据我所知，它的创始人是保罗·比克尼（Paul Piccone）先生。作为现任主编，您能否谈谈比克尼先生以及Telos杂志的基本情况？
伯曼：比克尼先生是意大利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移民到美国。1968年，他创办了Telos杂志，主要刊发有关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学领域的文章。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和比克尼建立了非常亲近的朋友关系和师生关系，并从此开始接触这本杂志。2004年，比克尼去世，我接替他担任主编。
战：您刚才提到，Telos创办于1968年，我们都知道196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左翼运动在当时非常活跃。那么，Telos的创办是否和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有关系呢？能否说它最初是一本左翼杂志呢？
伯曼：当然，Telos的创办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有关。事实上，Telos的诞生和美国新左派有很多渊源。你知道，新左派实际上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他们也只有通过老左派才能定义自身。最初，美国新左派关心的是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比克尼看来，1968年前后，美国这些所谓的新左派实际上很快变得和老左派没有多大差别了。很多人开始对这样的情况不满意，于是他们发现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而通过法兰克福学派，最初基于老左派定义的美国新左派基本就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对现代性问题、人权问题、社会理论等话题的关注。这也就是Telos关注批评理论的原因。Telos最初关注的思想家有乔治·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卡尔·科尔施、胡塞尔以及葛兰西。
战：的确，最初有人把Telos看做是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也有人把它叫做批评理论杂志。我注意到，Telos大致从80年代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开始吸引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家们展开讨论和对话，其中克里斯托弗·拉什影响了不少人，这也扩大了Telos的影响。在继续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工业、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Telos也开始对左翼女权主义进行批判。不仅如此，Telos开始发掘一些和德国纳粹思想有关联的思想家，譬如海德格尔、施密特等。同时，Telos批评了哈贝马斯，认为他虽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但却为了吸收新康德主义的交往实践的部分，为了社会改革，抛弃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最好的遗产。这一切都使Telos的立场变得复杂起来。目前，也有评论说，Telos对美国的布什政府表示支持。这能否说明Telos的理论立场发生了从“左”到“右”的变化呢？Telos的内在一致性又是什么呢？
伯曼：一般来说，站在老左派立场上的人会认为 Telos从“左”转向了“右”。的确，Telos是本着开放的心态，对所有的思想家开放的，无论“左”“右”。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思想的质量，而不是政治阵营。而且，我一直不赞同简单的“左”或者“右”的意识形态的划分，特别是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到了现在，“左”或者“右”的标签已经无法描绘社会现实，这也是Telos很注意发掘被忽略的思想家的原因之一。
有关施密特的争论
不是左派与右派的争论
战：您刚才说Telos很注意发掘被忽略的思想家，施密特就是Telos在80年代重新发掘出来的，这一举动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能否谈谈Telos介绍施密特的初衷呢？
伯曼：1987年，Telos出版了一期有关施密特的特刊。这一举动还是跟我们刚才所谈论的新左派有很大关系。在主编比克尼看来，美国的新左派到了70年代末就已经全面瓦解了。为了面对这一现实，Telos需要寻找新的视角。恰巧，诺伯特·巴比欧（Norberto Bobibio）对新左派进行了批判，认为左派缺少政治理论。对于左派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思考政治理论的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卡尔·施密特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除此之外，Telos对施密特的介绍与加里·乌尔曼（Gary Ulmen）也有很大关系。加里是施密特研究专家，他是Telos编委会的重要成员。从Telos 80年代开始介绍施密特起，加里就不断撰写有关施密特的文章。
战：自从Telos介绍施密特开始，施密特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影响，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愉快。由于施密特本人的纳粹党经历，许多人认为施密特的理论非常危险，因此反对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伯曼：我们需要注意到，施密特在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他的作品与1933年德国特殊的政治语境关系密切，他并不想作出普遍性的结论，而是试图分析在1933年德国制度中发生的一切，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民民主，集权国家和个体国家，等等。我们看待施密特的时候，也应该把他看做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那些批评施密特的人，往往是普遍主义者，他们认为纳粹的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人们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仍然有可能被法西斯主义吸引，因此，要警惕像施密特这样的人。如果这些普遍主义者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施密特可能是危险的。但是在我看来，施密特是非常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性。你知道，施密特在美国学术界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人们也是从90年代才开始谈论他，他的法学思想在美国也根本不适用。有关施密特的争论，不是左派与右派的争论，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而是70年代左派瓦解之后内部的争吵。
批评施密特的人认为，施密特要将法律政治化，而事实上，施密特只是要把法律放到具体秩序（concrete order）之中。在施密特看来，法律是新兴的管理阶层发明的，他们把特殊民族在特殊文化历史语境下建立的法制变成了一些绝对的规范和不可违背的原则，这实际上是一种偶像崇拜。相反，那些自由主义精英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抽象的民主原则才是好的，不然，就是法西斯的。如果有普通民众要捍卫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传统的生活方式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原则，那么就有可能被指责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真实的情况是，任何一种法律被抽象出来，都很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如果具体的秩序、家庭、传统、信仰能够成为建构法西斯主义的元素，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在很早以前都是法西斯主义的了。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Telos的很多文章都是反对新阶级的。新阶级并不注意当前体制的问题，而是继续操纵大众舆论，搞出了虚伪的美国体制，他们声称普遍性，但是又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这些人把纳粹主义当靶子，他们攻击施密特只是为了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
美国政治的“左”与“右”
战：您不仅是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德国研究系的教授，还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胡佛研究所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阵营，其中很多人支持布什总统，这和大部分美国高校中的知识分子的立场都不太一样。甚至有位朋友跟我说，布什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总统，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喜欢布什。我知道您是支持布什总统的，能否就此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伯曼：的确，我是支持布什的。正像你刚才所说的，一些人觉得越是聪明的人，就越不喜欢布什，这些人恐怕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往往来自新阶层、高阶层或者知识分子圈子，而美国的工人、普通民众往往是支持布什的。这些普通人通常具有宗教价值观，相信忠诚的价值。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那些反对布什的人往往带有一种既定的世界观，或者说，他们有一种意识形态。在我看来，他们不够现实。
我之所以支持布什，总体上是因为我认为布什政府的政策是现实主义的政策。首先，你知道，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追求就业率，扩大国家建设，组织大的工会，使国家成为了最大的雇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福利国家。到了70年代，新保守主义运动出现，开始着力批判新政，批判新阶级，就是为了改革既有的福利国家。布什本身就是20世纪70年代这场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产物。
刚才在谈到施密特的时候，我区分了两种主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在谈论美国问题的时候，我也要作同样的区分。美国政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m），也可以说是孤立主义的（isolationism），它意味着尊重各国的特殊性、尊重不同的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这是现实主义的；另一种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也可以说是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的，它试图宣扬普遍价值，我认为这种倾向太理想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政策就是普遍主义的政策，美国人甚至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在欧洲推行自由民主，与苏联竞争。你知道，普遍主义的外交政策同时也是精英主义的。一些人，就像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精英，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是对的，他们的政策是值得推广的。相反，布什上台之后，推行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政策。
当然，在我看来，布什的这种现实主义政策在“9·11”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在“9·11”之后，布什开始着力于反恐，在伊斯兰世界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推行一种“普遍真理”，这就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原则。你记得我们刚才谈到施密特，他就反对普遍真理。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单位：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人类学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