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共同面对满世界的敌人,真让人陶醉”:阿伦特与麦卡锡
【编者按】
她们初遇于1944年的纽约。
那时,汉娜·阿伦特刚刚逃离纳粹德国,玛丽·麦卡锡在美国文坛初露锋芒。二人很快成为朋友,并开始了长达25年的鱼雁往返。
麦卡锡看见了阿伦特“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阿伦特则赞赏麦卡锡的勇气,对这位最亲近的美国朋友的忠诚以及绵长的情谊为后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
争吵未让她们疏远。1963年,二人几乎同时身陷论战中心,共同面对危机则让她们成为彼此的庇护所。如阿伦特所说,“有人共同面对满世界的敌人,真让人陶醉。"
阿伦特去世后,卡洛·布莱曼受麦卡锡之托,将这些信件整理、汇编成书,取名《朋友之间》。在序中,布莱曼说:有时候,她们两个就像两个女学生,手挽着手,压低了嗓门议论着操场上那些男孩(还有女孩)滑稽可笑的动作……我们跟随着她俩,行进在遥远的几乎无法航行的思想之河上,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探险者手中始终会保留着火种。
以下节选了阿伦特和麦卡锡的六封书信。1963年,阿道夫·艾希曼因其在“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中的作用被审判,阿伦特对这一审判的报道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纽约客》上。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出版后,阿伦特发现自己被抛到风口浪尖。由于艾希曼事件带来的争议,阿伦特面临了公众生活的危机,她惊恐地退出了公众视线,一反她以往的幽默。一如既往,麦卡锡向她表达了无私无畏的支持,尽管当时麦卡锡自己也身陷小说《群体》(The Group)带来的麻烦。
***转载请联系三辉君***
纽约
1963年9月16日
—
最亲爱的玛丽:
我知道这封信拖得太久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群体》,和你的其他作品非常不同,整体风格更加柔美更加忧伤,准确地描写了那个时代,但却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的。你赢得了某种视角,或者说:你到达了某个点,这个点让你远离了原来的生活,让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还原到客观的状态,你自己已经不再直接卷入其中了。因此,这本书比你的其他作品都更像是一本小说。我不必重复任何有眼光的人会说的话—这本书文字非常漂亮(句子具有一种出色的内部平衡感),而且非常有趣。我还读了《纽约客》上那篇关于意大利的文章,也很喜欢。[1]这是你最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我为什么没有早些写信给你呢?唉,真正的原因是我感觉不太好。海因里希身体一直不好,现在好些了,可以和以前一样工作,但是我很担心他,想到我不得不到芝加哥去,心里很难过。(请你别告诉别人,这是我们俩的秘密。)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28年,如果没有他,生活将不可想象。我尽量让他远离艾希曼事件带来的麻烦,所以你应该能理解我为什么没心情写信了。你也许知道《党派评论》用非常恶劣的态度攻击我(莱昂内尔·阿贝尔到处散播关于我和海因里希的谣言),[2]那些群众—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都被成功地动员起来了。我刚刚听说,新年第一天反诽谤联盟向所有犹太拉比散发了一份传单,号召他们反对我。[3]我想,如果其他一切都好,这件事还不至于让我太烦恼。可是以我现在这种忧心忡忡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头脑冷静不让自己爆发。没有任何理论和学术的包装完全按照真相说实话是件多么危险的事啊![4]但是我得承认,我很享受这种危险,它让我更加了解了真理和政治。
我下个星期离开纽约。你可以随时找到我: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
请向吉姆问好。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但上次在巴黎见面时我们彼此非常默契。
非常爱你
汉娜
[1]玛丽·麦卡锡,《夏天的猎犬》(“The Hounds of Summer”),《纽约客》,1963年9月14日。
[2]《党派评论》在1963年3—4月期上发表了《恶的审美:汉娜·阿伦特谈艾希曼和犹太人》(“The Aesthetics of Evil: Hannah Arendt on Eichmann and the Jews”)。在这篇文章里,莱昂内尔·阿贝尔指责阿伦特美化艾希曼却丑化犹太人。
[3]反诽谤联盟向各地方机构及全国委员会发布备忘录,呼吁“圣约之子会”控诉阿伦特对“犹太人参与纳粹大屠杀”的描写。
[4]“按照真相”可能是指阿伦特描写了犹太委员会服从纳粹的命令清点成员。她认为,他们的反抗虽然并不能改变种族灭绝政策,但至少会加大实施的难度。
纽约
1963年9月20日
—
最亲爱的玛丽:
我们的信岔开了,[1]我很抱歉在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给你写信。海因里希现在身体又恢复了—只能说好些了。我想说的是:你的耳朵一定在发热吧?因为我们都在谈论你的书。昨天我和丹佛·林德利(Denver Lindley)谈了很久你的书,他非常喜欢,很多其他人也很喜欢。在我看来,那些“家伙”[2]攻击你似乎非常正常,这更多的是因为《群体》是一本畅销书,而不是因为什么政治原因。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他们不会坚持太久的。
收到你的信后,我做了一件以前不会做的事。我为你和尼克拉记下了一些反驳[阿贝尔评论][3]的观点,但我不会写文章发表,理由如下:他的文章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不是文学批评,而且和我的书无关。就像[迈克尔·]慕斯曼诺[4]的那篇评论一样,他评论的是一本根本就不存在的书。那些有政治意图的人是要编造一个能最终掩盖那部真正作品的“版本”。我不想做什么来反击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你提到的原因,而且还因为在那些篡改者面前我一个人根本无能为力,他们有钱、有人、有时间、有关系。我的情况是,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不持任何政治立场,无论是作为犹太人还是别的。
我和《党派评论》决裂与阿贝尔评论的内容无关,我气愤的是他们选择了这样的评论人。事实上,第一,他们知道阿贝尔以前写过一篇攻击我的文章[关于《在过去和未来之前》的负面评论],选择他首先就是一种恶意;第二,他们选择阿贝尔作为评论人说明他们缺乏对我以及我的作品最起码的尊重。德怀特给他们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出了这些问题。
我也许应该补充一下,这篇报道中的某些观点确实和我关于极权主义的书有冲突之处,但天知道,阿贝尔竟然没有发现。这些观点如下:第一,我在关于极权主义的书里详细讨论了“遗忘的洞”(holes of oblivion)。在艾希曼这本书的第212页上我说“遗忘的洞并不存在。人类世界没有那么完美,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遗忘根本不可能,总会有某个人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第二,如果你认真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艾希曼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像我在“极权主义”那本书中以为的那么严重。我也许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影响。即使是在“极权主义”的书中,在有关意识形态和恐怖的章节里,我提到了,在运动的精英分子中,意识形态的内容令人费解地缺失了。运动本身变成了最重要的事,反犹太主义的内容没有体现在种族灭绝政策中,因为如果没有犹太人可杀,种族灭绝也就无从说起了。换句话说,灭绝本身比反犹太或种族歧视更重要。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平庸的恶”这个表达方式是相对于我在“极权主义”中说的“极端的恶”(radical evil)提出的。这个话题很难在这里展开,但它确实很重要。
你信中写道,没有人敢阐释我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报道里根本没有“观点”,只有事实和一些结论,那些结论通常出现在每一章的结尾。唯一的例外是后记,讨论了这次审判的合法性问题。换言之,我认为让那些人大动肝火的是,不是什么理论或观点。他们这些恶意情绪针对的是一个根据事实说出真相的人,而不是一个和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左的人。
我25号离开这里,我的地址是芝加哥大学,四方俱乐部。[……]
我有点担心你的健康。好好保重,希望我们能尽快见面。
非常爱你
汉娜
[1]麦卡锡的信遗失了。
[2]阿伦特这里说的“家伙”指的是纽约的知识分子圈子,而不是《党派评论》的编辑们。
[3]这份单行距四页长的材料包括了13条对莱昂内尔·阿贝尔发表于《党派评论》上的文章的反驳,该材料和玛丽·麦卡锡的文稿一起存放在瓦萨学院。
[4]迈克尔·慕斯曼诺法官(Judge Michael Musmanno)写了一篇评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指责阿伦特为盖世太保辩护,却对犹太受害者进行诽谤。
博卡迪马格拉
1963年9月24日
—
最亲爱的汉娜:
我刚刚收到你的信。我很理解你为什么不想反驳阿贝尔,我很担心你的处境,也很担心海因里希的健康。你没有说他的身体还有什么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唯一让我感到放心的是你觉得还可以去芝加哥[授课]。
我很想帮帮你,而不仅仅是当你的听众。艾希曼这件事该怎么办呢?这架势已经变成集体迫害了。不管你写不写文章回应(我还是觉得你最好在什么地方回应一下,即使不是在《党派评论》),我都要写篇文章给《党派评论》的那些家伙发表。[1]不过这件事得等我回到巴黎才可以做,因为我们这里谁都没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或《极权主义的起源》。尼克拉写了一封信给莱昂内尔,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正在写这封信(他们是很久以前的朋友,我从尼克拉对莱昂内尔的忠诚或固执可以看出他们的友情尚在),在信中他说他认为莱昂内尔对你的攻击是错误的。据米丽亚姆说,他的措辞很严厉。
尼克拉认为你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应该好好讨论讨论。不是那些被莱昂内尔“批评”的论点,而是你关于犹太人委员会所扮演角色的观点带来的启示,也就是说,对于广义的现代社会中的组织有什么启示。他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纳粹在丹麦、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反犹太运动遭遇了失败—除了犹太委员会的参与或不参与,除了你提供的那些事实,是否还可以找到什么共同的因素来解释?如果能找到一个共同因素,那么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人类就应该好好培养并保护这个共同因素。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因素?而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一个国家是因为国王个人的勇气,在另一个国家是因为老人天性中的随和以及人道的务实主义(意大利人)?他希望你能把艾希曼的平凡性这个基本概念再阐发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能简单地总结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个小小的艾希曼”,那么是什么呢?他认为他同意你的观点,但他不确定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想法。当然,在现在这种由莱昂内尔和上千个布道拉比制造的充满敌意的氛围中坚持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有点困难。但是,这样的讨论,以一种引发思考的方式展开,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实现你所说的动员群氓(mobilization of mob)的唯一办法。(我不知为什么很不愿意用“群氓”这个词,也许是出于谨慎,也许是因为这个词听上去很刺耳,就像暴徒一样。)我想到了苏格拉底的《申辩篇》。[……]
亲爱的汉娜,我可以在芝加哥和你见面。我11月10日要到纽约的诗歌中心朗读[《群体》],这是我计划中唯一确定的日子。10月8日我要去马德里参加一个为期六天的小说研讨会议,我会尽量晚点去,然后把去美国的时间延迟到11月。我后天去巴黎。
[……]
亲爱的汉娜,请快点写信给我,告诉我海因里希的情况。向你致以最深最深的爱,紧紧地拥抱你。
玛丽
1963年10月3日
又及:我很高兴你喜欢《纽约客》上的那篇短篇小说。我校样的时候,感觉不太喜欢那个结尾。
[1]后来写成了一篇12页长的文章,批驳阿贝尔的那篇评论,以《众声责难》(“The Hue and Cry”)为题登在1964年1—2月的《党派评论》上。
[2]在之后的五年里,韦斯特夫妇在巴黎郊外先后租了两个“周末度假屋”。
芝加哥大学
社会思想委员会
1963年10月3日
—
最亲爱的玛丽:
我希望你能同时收到我的第二封信。我很抱歉给你写了第一封信,海因里希已经好了,我也许是过于担心了。
让我尽可能简略地答复你信中提到的问题。我很确定我不能回应任何批评我的人。我也许最后要对这桩怪事进行某种回顾,但不是回应。我想,我会在整个风波平息下来以后再做这件事,明年春天也许是个好时机。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真理和政治”的文章,我会在文中做侧面的回答。[1]如果你在这里,你就会明白这整件事和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或辩论无关,除了少数人是例外。它其实是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指挥和引导下的一种政治活动,别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但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就太蠢了。他们的批评是针对某个“形象”,而这个形象已经取代了我写的那本书。举个例子来说明:[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剧本《见证人》(The Deputy)批评了战争期间梵蒂冈对犹太人的态度,他的遭遇和我这次非常相似。这个剧本本身并不怎么样,但霍胡福特提出的问题是很合理的:为什么教皇没有公开抗议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最终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他完全了解详情,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为了给教皇开脱责任,《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霍赫胡特的观点是对的,那么该为所有罪行承担责任的就不是希特勒,不是艾希曼,不是党卫队,而是教皇庇护了。”(这是我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霍赫胡特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些话只有一个目的:编造一个“形象”来掩盖真相。梵蒂冈所做的是用一个不堪一击的荒唐说法来取代真相,虽然它并没有完全成功。毫无疑问,像教皇这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否会受到逐出教会的威胁,都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在德国如此,在纳粹占领下的国家更是如此。
我所遭遇的情况非常相似,在上封信中,我提到一些我被表扬或被指责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和事实不符。我再重复一次:他们用犹太人是否应该反抗这个问题代替了真正的问题,即犹太人委员会中的个体成员完全有可能不帮助纳粹。另一个观点:他们认为我写的其实是《为艾希曼辩护》,这又取代了我提出的真正的问题:这个被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法律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不是普通罪犯的新型罪犯?
关于尼克拉提出的问题:我的书是一篇报道,所以没有分析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我描写了犹太人委员会的作用。从犹太历史的角度或是整个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解释整个事件既不是我的意图也不是我的任务。我也很想知道国家之间为何差异如此巨大,像丹麦、意大利和保加利亚都保护了本国的犹太人。我关于艾希曼的平凡性的“基本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忠实描述。我肯定,从这个现象可以得出很多结论,而最有概括力的就是我说的“平庸的恶”。我也许会再讨论这个话题,那时候我要写一写恶的性质,但如果我在这篇报道里做这样的讨论则是大错特错了。
顺便说一句,那些拉比们似乎并没有按照他们收到的传单所要求的那么做。“群氓”这个词对我来说也许有不同的意义,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术语,所以在我听来并不“刺耳”。[2]
我担心你的健康,更担心孩子们的问题。你有时候会小题大做。当心一点。
你什么时候会在美国?如果你能来芝加哥就太好了。你在美国可以待多久?爱你。
你的
汉娜
我很享受这种有秘书的奢侈感,所以又忍不住口授了这封信。请原谅我!
[1]《真理和政治》(“Truth and Politics”)发表于1967年2月25日的《纽约客》,后重印于1968年版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2]在魏玛德国,“群氓”是一个贬义词,指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包括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专门诽谤那些在政治或文化上持不同意见者,因此可能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马德里
星期六[1963年10月19日]
—
最亲爱的玛丽:
我是在马德里的作家会议期间写这封信。会议正在进行中——有个人正在用西班牙语大谈“社会责任”和“卡尔·马克思”。这真是让人觉得既有趣又难过,我以后再详细告诉你。在美国告诉你。我11月1日乘船去美国,在那里待到12月底。我会到芝加哥去看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愿意。
艾希曼事件真是糟糕。现在英国那边的评论来了。吉姆寄给我克罗斯曼(R. H. S. Crossman)和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的文章。不过他在电话里还告诉我,阿尔瓦雷斯(A. Alvarez)在《新政治家》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非常好。
在我离开博卡迪马格拉之前,我开始写反驳莱昂内尔·阿贝尔的文章,写了差不多四页,我从尼克拉那里知道《党派评论》已经交付印刷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威廉和菲利普(同时写给他们俩的),说了我对他们发表阿贝尔文章的看法,事实上我谴责了他们。我的措辞很犀利,不过是作为朋友的建议来写的。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这很奇怪,即使是从工作角度来看也很奇怪,因为我问他们下一期什么时候出版,我想就这个问题写点儿东西。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那么勤快回信。
我把你的手稿[反驳阿贝尔的13条]转给尼克拉看了,他和米丽亚姆也在这里。他已经看好还给我了,我在等待他的评论。至于我自己,我不想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来回应,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毕竟这本书就是为普通读者写的。我在博卡迪马格拉写的那篇文章中谈到了“审美”。
发言人的发言结束了[这封信也到此为止,后与另一封信一起寄出]。
巴黎
1963年10月24日
—
最亲爱的汉娜:
[……]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放松身心的机会,马德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而且这里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我的名字。在巴黎,我经常看到关于《群体》的剪报,很多都是极端恶意的,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还经常被要求采访或拍照。成功会让你失去很多时间,你会被它吞没。而且我得承认,《纽约书评》那些人的背叛行为让我难过。我想你一定看到了梅勒写的那篇文章,还有在那之前的仿写。[1]奇怪的是,那些我认为是朋友的人竟然会让一个公认的敌人[2]来写我的书评,更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一面瞒着我要发表梅勒写的评论,一面还缠着我给他们写文章。至于那篇仿写,他们到现在也没提过,也许希望我永远也不要看到。但是,如果我同意帮他们写任何一篇他们建议我写的文章,就可能会和梅勒的文章登在同一期上,这样就造成我原谅了他们的假象。这让我非常困惑。我实在无法站在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或者鲍勃·希尔维斯[3]的角度来看这些。正如我预料到的,这和艾希曼风波有相似之处,但至少犹太人的宗教虔诚里还有一种正义感,虽然是虚伪的。我突然想到,在纽约这个地方,制造轰动效应已经成为人们的首要欲望。文学界和知识界正在变成一系列即兴表演,就像在爱丁堡戏剧会议上,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被带到观众面前。编辑们变成了演出经理人,读者变成了马戏团里的观众。
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
如果我感到不安,我可以想象你一定也是。我为你的事担心,也为我自己的事难过,这已经让我感觉头晕眼花了。我们仿佛被困在这个旋转门里,找不到出口。或者说,我们的情况就像是毕加索的人物画,没有一张正常的脸,没法做到被打了右脸,还可以有左脸转过去被打。如果置身事外地想想这一切,只能感觉更沮丧。
不管怎么样,向你致以深深的爱。我会在美国和你见面,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享受我们的罪恶感。请向海因里希转达我的爱。吉姆让我转达他对你的爱和同情。
玛丽
[1]在发表于1963年10月17日《纽约书评》的《玛丽·麦卡锡案》(“The Mary McCarthy Case”)中,诺曼·梅勒指责《群体》的作者写了一本“女人的书”,充其量也只是“女性杂志编辑私下里能想象得出的最好的小说”。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没有署名的仿写《团伙》(“The Gang”)发表在在此三周前的《纽约书评》上。
[2]在1962年的爱丁堡艺术节上,梅勒向麦卡锡发起挑战,约她在BBC上进行辩论,麦卡锡拒绝了。麦卡锡后来说,他称为她“美国文坛的摄政王,但却是一个软弱的摄政王”。
[3]罗伯特·A.希尔维斯(Robert A. Silvers)当时是,现在还是《纽约书评》的联合主编。《纽约书评》是1963年夏天《纽约时报》罢工期间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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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初遇于1944年的纽约。
那时,汉娜·阿伦特刚刚逃离纳粹德国,玛丽·麦卡锡在美国文坛初露锋芒。二人很快成为朋友,并开始了长达25年的鱼雁往返。
麦卡锡看见了阿伦特“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阿伦特则赞赏麦卡锡的勇气,对这位最亲近的美国朋友的忠诚以及绵长的情谊为后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
争吵未让她们疏远。1963年,二人几乎同时身陷论战中心,共同面对危机则让她们成为彼此的庇护所。如阿伦特所说,“有人共同面对满世界的敌人,真让人陶醉。"
阿伦特去世后,卡洛·布莱曼受麦卡锡之托,将这些信件整理、汇编成书,取名《朋友之间》。在序中,布莱曼说:有时候,她们两个就像两个女学生,手挽着手,压低了嗓门议论着操场上那些男孩(还有女孩)滑稽可笑的动作……我们跟随着她俩,行进在遥远的几乎无法航行的思想之河上,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探险者手中始终会保留着火种。
以下节选了阿伦特和麦卡锡的六封书信。1963年,阿道夫·艾希曼因其在“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中的作用被审判,阿伦特对这一审判的报道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纽约客》上。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出版后,阿伦特发现自己被抛到风口浪尖。由于艾希曼事件带来的争议,阿伦特面临了公众生活的危机,她惊恐地退出了公众视线,一反她以往的幽默。一如既往,麦卡锡向她表达了无私无畏的支持,尽管当时麦卡锡自己也身陷小说《群体》(The Group)带来的麻烦。
***转载请联系三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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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汉娜·阿伦特》(2012)剧照 |
纽约
196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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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玛丽:
我知道这封信拖得太久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群体》,和你的其他作品非常不同,整体风格更加柔美更加忧伤,准确地描写了那个时代,但却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的。你赢得了某种视角,或者说:你到达了某个点,这个点让你远离了原来的生活,让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还原到客观的状态,你自己已经不再直接卷入其中了。因此,这本书比你的其他作品都更像是一本小说。我不必重复任何有眼光的人会说的话—这本书文字非常漂亮(句子具有一种出色的内部平衡感),而且非常有趣。我还读了《纽约客》上那篇关于意大利的文章,也很喜欢。[1]这是你最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我为什么没有早些写信给你呢?唉,真正的原因是我感觉不太好。海因里希身体一直不好,现在好些了,可以和以前一样工作,但是我很担心他,想到我不得不到芝加哥去,心里很难过。(请你别告诉别人,这是我们俩的秘密。)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28年,如果没有他,生活将不可想象。我尽量让他远离艾希曼事件带来的麻烦,所以你应该能理解我为什么没心情写信了。你也许知道《党派评论》用非常恶劣的态度攻击我(莱昂内尔·阿贝尔到处散播关于我和海因里希的谣言),[2]那些群众—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都被成功地动员起来了。我刚刚听说,新年第一天反诽谤联盟向所有犹太拉比散发了一份传单,号召他们反对我。[3]我想,如果其他一切都好,这件事还不至于让我太烦恼。可是以我现在这种忧心忡忡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头脑冷静不让自己爆发。没有任何理论和学术的包装完全按照真相说实话是件多么危险的事啊![4]但是我得承认,我很享受这种危险,它让我更加了解了真理和政治。
我下个星期离开纽约。你可以随时找到我: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
请向吉姆问好。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但上次在巴黎见面时我们彼此非常默契。
非常爱你
汉娜
[1]玛丽·麦卡锡,《夏天的猎犬》(“The Hounds of Summer”),《纽约客》,1963年9月14日。
[2]《党派评论》在1963年3—4月期上发表了《恶的审美:汉娜·阿伦特谈艾希曼和犹太人》(“The Aesthetics of Evil: Hannah Arendt on Eichmann and the Jews”)。在这篇文章里,莱昂内尔·阿贝尔指责阿伦特美化艾希曼却丑化犹太人。
[3]反诽谤联盟向各地方机构及全国委员会发布备忘录,呼吁“圣约之子会”控诉阿伦特对“犹太人参与纳粹大屠杀”的描写。
[4]“按照真相”可能是指阿伦特描写了犹太委员会服从纳粹的命令清点成员。她认为,他们的反抗虽然并不能改变种族灭绝政策,但至少会加大实施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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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1940s |
纽约
1963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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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玛丽:
我们的信岔开了,[1]我很抱歉在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给你写信。海因里希现在身体又恢复了—只能说好些了。我想说的是:你的耳朵一定在发热吧?因为我们都在谈论你的书。昨天我和丹佛·林德利(Denver Lindley)谈了很久你的书,他非常喜欢,很多其他人也很喜欢。在我看来,那些“家伙”[2]攻击你似乎非常正常,这更多的是因为《群体》是一本畅销书,而不是因为什么政治原因。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他们不会坚持太久的。
收到你的信后,我做了一件以前不会做的事。我为你和尼克拉记下了一些反驳[阿贝尔评论][3]的观点,但我不会写文章发表,理由如下:他的文章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不是文学批评,而且和我的书无关。就像[迈克尔·]慕斯曼诺[4]的那篇评论一样,他评论的是一本根本就不存在的书。那些有政治意图的人是要编造一个能最终掩盖那部真正作品的“版本”。我不想做什么来反击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你提到的原因,而且还因为在那些篡改者面前我一个人根本无能为力,他们有钱、有人、有时间、有关系。我的情况是,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不持任何政治立场,无论是作为犹太人还是别的。
我和《党派评论》决裂与阿贝尔评论的内容无关,我气愤的是他们选择了这样的评论人。事实上,第一,他们知道阿贝尔以前写过一篇攻击我的文章[关于《在过去和未来之前》的负面评论],选择他首先就是一种恶意;第二,他们选择阿贝尔作为评论人说明他们缺乏对我以及我的作品最起码的尊重。德怀特给他们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出了这些问题。
我也许应该补充一下,这篇报道中的某些观点确实和我关于极权主义的书有冲突之处,但天知道,阿贝尔竟然没有发现。这些观点如下:第一,我在关于极权主义的书里详细讨论了“遗忘的洞”(holes of oblivion)。在艾希曼这本书的第212页上我说“遗忘的洞并不存在。人类世界没有那么完美,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遗忘根本不可能,总会有某个人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第二,如果你认真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艾希曼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像我在“极权主义”那本书中以为的那么严重。我也许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影响。即使是在“极权主义”的书中,在有关意识形态和恐怖的章节里,我提到了,在运动的精英分子中,意识形态的内容令人费解地缺失了。运动本身变成了最重要的事,反犹太主义的内容没有体现在种族灭绝政策中,因为如果没有犹太人可杀,种族灭绝也就无从说起了。换句话说,灭绝本身比反犹太或种族歧视更重要。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平庸的恶”这个表达方式是相对于我在“极权主义”中说的“极端的恶”(radical evil)提出的。这个话题很难在这里展开,但它确实很重要。
你信中写道,没有人敢阐释我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报道里根本没有“观点”,只有事实和一些结论,那些结论通常出现在每一章的结尾。唯一的例外是后记,讨论了这次审判的合法性问题。换言之,我认为让那些人大动肝火的是,不是什么理论或观点。他们这些恶意情绪针对的是一个根据事实说出真相的人,而不是一个和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左的人。
我25号离开这里,我的地址是芝加哥大学,四方俱乐部。[……]
我有点担心你的健康。好好保重,希望我们能尽快见面。
非常爱你
汉娜
[1]麦卡锡的信遗失了。
[2]阿伦特这里说的“家伙”指的是纽约的知识分子圈子,而不是《党派评论》的编辑们。
[3]这份单行距四页长的材料包括了13条对莱昂内尔·阿贝尔发表于《党派评论》上的文章的反驳,该材料和玛丽·麦卡锡的文稿一起存放在瓦萨学院。
[4]迈克尔·慕斯曼诺法官(Judge Michael Musmanno)写了一篇评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指责阿伦特为盖世太保辩护,却对犹太受害者进行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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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中的阿伦特 |
博卡迪马格拉
196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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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汉娜:
我刚刚收到你的信。我很理解你为什么不想反驳阿贝尔,我很担心你的处境,也很担心海因里希的健康。你没有说他的身体还有什么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唯一让我感到放心的是你觉得还可以去芝加哥[授课]。
我很想帮帮你,而不仅仅是当你的听众。艾希曼这件事该怎么办呢?这架势已经变成集体迫害了。不管你写不写文章回应(我还是觉得你最好在什么地方回应一下,即使不是在《党派评论》),我都要写篇文章给《党派评论》的那些家伙发表。[1]不过这件事得等我回到巴黎才可以做,因为我们这里谁都没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或《极权主义的起源》。尼克拉写了一封信给莱昂内尔,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正在写这封信(他们是很久以前的朋友,我从尼克拉对莱昂内尔的忠诚或固执可以看出他们的友情尚在),在信中他说他认为莱昂内尔对你的攻击是错误的。据米丽亚姆说,他的措辞很严厉。
尼克拉认为你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应该好好讨论讨论。不是那些被莱昂内尔“批评”的论点,而是你关于犹太人委员会所扮演角色的观点带来的启示,也就是说,对于广义的现代社会中的组织有什么启示。他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纳粹在丹麦、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反犹太运动遭遇了失败—除了犹太委员会的参与或不参与,除了你提供的那些事实,是否还可以找到什么共同的因素来解释?如果能找到一个共同因素,那么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人类就应该好好培养并保护这个共同因素。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因素?而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一个国家是因为国王个人的勇气,在另一个国家是因为老人天性中的随和以及人道的务实主义(意大利人)?他希望你能把艾希曼的平凡性这个基本概念再阐发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能简单地总结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个小小的艾希曼”,那么是什么呢?他认为他同意你的观点,但他不确定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想法。当然,在现在这种由莱昂内尔和上千个布道拉比制造的充满敌意的氛围中坚持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有点困难。但是,这样的讨论,以一种引发思考的方式展开,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实现你所说的动员群氓(mobilization of mob)的唯一办法。(我不知为什么很不愿意用“群氓”这个词,也许是出于谨慎,也许是因为这个词听上去很刺耳,就像暴徒一样。)我想到了苏格拉底的《申辩篇》。[……]
亲爱的汉娜,我可以在芝加哥和你见面。我11月10日要到纽约的诗歌中心朗读[《群体》],这是我计划中唯一确定的日子。10月8日我要去马德里参加一个为期六天的小说研讨会议,我会尽量晚点去,然后把去美国的时间延迟到11月。我后天去巴黎。
[……]
亲爱的汉娜,请快点写信给我,告诉我海因里希的情况。向你致以最深最深的爱,紧紧地拥抱你。
玛丽
1963年10月3日
又及:我很高兴你喜欢《纽约客》上的那篇短篇小说。我校样的时候,感觉不太喜欢那个结尾。
[1]后来写成了一篇12页长的文章,批驳阿贝尔的那篇评论,以《众声责难》(“The Hue and Cry”)为题登在1964年1—2月的《党派评论》上。
[2]在之后的五年里,韦斯特夫妇在巴黎郊外先后租了两个“周末度假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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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 |
芝加哥大学
社会思想委员会
1963年10月3日
—
最亲爱的玛丽:
我希望你能同时收到我的第二封信。我很抱歉给你写了第一封信,海因里希已经好了,我也许是过于担心了。
让我尽可能简略地答复你信中提到的问题。我很确定我不能回应任何批评我的人。我也许最后要对这桩怪事进行某种回顾,但不是回应。我想,我会在整个风波平息下来以后再做这件事,明年春天也许是个好时机。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真理和政治”的文章,我会在文中做侧面的回答。[1]如果你在这里,你就会明白这整件事和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或辩论无关,除了少数人是例外。它其实是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指挥和引导下的一种政治活动,别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但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就太蠢了。他们的批评是针对某个“形象”,而这个形象已经取代了我写的那本书。举个例子来说明:[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剧本《见证人》(The Deputy)批评了战争期间梵蒂冈对犹太人的态度,他的遭遇和我这次非常相似。这个剧本本身并不怎么样,但霍胡福特提出的问题是很合理的:为什么教皇没有公开抗议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最终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他完全了解详情,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为了给教皇开脱责任,《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霍赫胡特的观点是对的,那么该为所有罪行承担责任的就不是希特勒,不是艾希曼,不是党卫队,而是教皇庇护了。”(这是我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霍赫胡特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些话只有一个目的:编造一个“形象”来掩盖真相。梵蒂冈所做的是用一个不堪一击的荒唐说法来取代真相,虽然它并没有完全成功。毫无疑问,像教皇这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否会受到逐出教会的威胁,都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在德国如此,在纳粹占领下的国家更是如此。
我所遭遇的情况非常相似,在上封信中,我提到一些我被表扬或被指责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和事实不符。我再重复一次:他们用犹太人是否应该反抗这个问题代替了真正的问题,即犹太人委员会中的个体成员完全有可能不帮助纳粹。另一个观点:他们认为我写的其实是《为艾希曼辩护》,这又取代了我提出的真正的问题:这个被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法律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不是普通罪犯的新型罪犯?
关于尼克拉提出的问题:我的书是一篇报道,所以没有分析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我描写了犹太人委员会的作用。从犹太历史的角度或是整个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解释整个事件既不是我的意图也不是我的任务。我也很想知道国家之间为何差异如此巨大,像丹麦、意大利和保加利亚都保护了本国的犹太人。我关于艾希曼的平凡性的“基本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忠实描述。我肯定,从这个现象可以得出很多结论,而最有概括力的就是我说的“平庸的恶”。我也许会再讨论这个话题,那时候我要写一写恶的性质,但如果我在这篇报道里做这样的讨论则是大错特错了。
顺便说一句,那些拉比们似乎并没有按照他们收到的传单所要求的那么做。“群氓”这个词对我来说也许有不同的意义,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术语,所以在我听来并不“刺耳”。[2]
我担心你的健康,更担心孩子们的问题。你有时候会小题大做。当心一点。
你什么时候会在美国?如果你能来芝加哥就太好了。你在美国可以待多久?爱你。
你的
汉娜
我很享受这种有秘书的奢侈感,所以又忍不住口授了这封信。请原谅我!
[1]《真理和政治》(“Truth and Politics”)发表于1967年2月25日的《纽约客》,后重印于1968年版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2]在魏玛德国,“群氓”是一个贬义词,指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包括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专门诽谤那些在政治或文化上持不同意见者,因此可能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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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和麦卡锡 |
马德里
星期六[1963年10月19日]
—
最亲爱的玛丽:
我是在马德里的作家会议期间写这封信。会议正在进行中——有个人正在用西班牙语大谈“社会责任”和“卡尔·马克思”。这真是让人觉得既有趣又难过,我以后再详细告诉你。在美国告诉你。我11月1日乘船去美国,在那里待到12月底。我会到芝加哥去看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愿意。
艾希曼事件真是糟糕。现在英国那边的评论来了。吉姆寄给我克罗斯曼(R. H. S. Crossman)和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的文章。不过他在电话里还告诉我,阿尔瓦雷斯(A. Alvarez)在《新政治家》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非常好。
在我离开博卡迪马格拉之前,我开始写反驳莱昂内尔·阿贝尔的文章,写了差不多四页,我从尼克拉那里知道《党派评论》已经交付印刷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威廉和菲利普(同时写给他们俩的),说了我对他们发表阿贝尔文章的看法,事实上我谴责了他们。我的措辞很犀利,不过是作为朋友的建议来写的。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这很奇怪,即使是从工作角度来看也很奇怪,因为我问他们下一期什么时候出版,我想就这个问题写点儿东西。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那么勤快回信。
我把你的手稿[反驳阿贝尔的13条]转给尼克拉看了,他和米丽亚姆也在这里。他已经看好还给我了,我在等待他的评论。至于我自己,我不想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来回应,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毕竟这本书就是为普通读者写的。我在博卡迪马格拉写的那篇文章中谈到了“审美”。
发言人的发言结束了[这封信也到此为止,后与另一封信一起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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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 |
巴黎
1963年10月24日
—
最亲爱的汉娜:
[……]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放松身心的机会,马德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而且这里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我的名字。在巴黎,我经常看到关于《群体》的剪报,很多都是极端恶意的,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还经常被要求采访或拍照。成功会让你失去很多时间,你会被它吞没。而且我得承认,《纽约书评》那些人的背叛行为让我难过。我想你一定看到了梅勒写的那篇文章,还有在那之前的仿写。[1]奇怪的是,那些我认为是朋友的人竟然会让一个公认的敌人[2]来写我的书评,更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一面瞒着我要发表梅勒写的评论,一面还缠着我给他们写文章。至于那篇仿写,他们到现在也没提过,也许希望我永远也不要看到。但是,如果我同意帮他们写任何一篇他们建议我写的文章,就可能会和梅勒的文章登在同一期上,这样就造成我原谅了他们的假象。这让我非常困惑。我实在无法站在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或者鲍勃·希尔维斯[3]的角度来看这些。正如我预料到的,这和艾希曼风波有相似之处,但至少犹太人的宗教虔诚里还有一种正义感,虽然是虚伪的。我突然想到,在纽约这个地方,制造轰动效应已经成为人们的首要欲望。文学界和知识界正在变成一系列即兴表演,就像在爱丁堡戏剧会议上,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被带到观众面前。编辑们变成了演出经理人,读者变成了马戏团里的观众。
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
如果我感到不安,我可以想象你一定也是。我为你的事担心,也为我自己的事难过,这已经让我感觉头晕眼花了。我们仿佛被困在这个旋转门里,找不到出口。或者说,我们的情况就像是毕加索的人物画,没有一张正常的脸,没法做到被打了右脸,还可以有左脸转过去被打。如果置身事外地想想这一切,只能感觉更沮丧。
不管怎么样,向你致以深深的爱。我会在美国和你见面,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享受我们的罪恶感。请向海因里希转达我的爱。吉姆让我转达他对你的爱和同情。
玛丽
[1]在发表于1963年10月17日《纽约书评》的《玛丽·麦卡锡案》(“The Mary McCarthy Case”)中,诺曼·梅勒指责《群体》的作者写了一本“女人的书”,充其量也只是“女性杂志编辑私下里能想象得出的最好的小说”。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没有署名的仿写《团伙》(“The Gang”)发表在在此三周前的《纽约书评》上。
[2]在1962年的爱丁堡艺术节上,梅勒向麦卡锡发起挑战,约她在BBC上进行辩论,麦卡锡拒绝了。麦卡锡后来说,他称为她“美国文坛的摄政王,但却是一个软弱的摄政王”。
[3]罗伯特·A.希尔维斯(Robert A. Silvers)当时是,现在还是《纽约书评》的联合主编。《纽约书评》是1963年夏天《纽约时报》罢工期间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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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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