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十字军国家中法兰克人与穆斯林的关系

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大获成功后，法兰克人先后在黎凡特建立了耶路撒冷、安条克、的黎波里、埃德萨四个十字军国家（以及若干封建领地），但在十字军国家中，法兰克人数量上居于绝对劣势，大部分人口为东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十字军国家因圣战而兴起，但统治阶层普遍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与穆斯林的关系。十字军国家强敌环饲，与西欧距离遥远，如果对穆斯林公然采取一种迫害欺凌的政策，极易引发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干预和仇恨，此外，如果驱逐穆斯林人口，将导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因此，与很多读者想象的刀光剑影不同，十字军国家历史中大部分时期，法兰克人与国内穆斯林的关系，竟相对和谐。
                
                
十字军国家中人民的主体，几乎都不是拉丁人。具体而言，埃德萨伯国中亚美尼亚人占多数，安条克公国则是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耶路撒冷王国与的黎波里伯国则是穆斯林。少数法兰克人精英在语言上与臣民不通（虽然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在圣地出生的贵族，也开始学习了一些阿拉伯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甚至希伯来语），生活上与之隔绝（领主一般单独居住在城堡或宅邸内），并没有采取强力手段去推动所谓的融合。因此，穆斯林一般选择聚居在一个个村庄里，城市中也存在穆斯林区，双方常常互不干扰，相安无事。十字军的第二代、第三代后裔与“异教徒”朝夕相处，甚至与之称兄道弟。理论上，拉丁人也可与改宗后的穆斯林结婚。在行政方面，东方基督徒和穆斯林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法兰克人的政权。大部分穆斯林村庄似乎由一位“赖斯”（ra’is，相当于头人）代表——与他们在突厥人或法蒂玛王朝治下并无区别。据一份文献记载，1181年提尔的穆斯林市民也有一位自己的赖斯，名叫萨迪（Sadi）。一份类似的孤立证据表明1188年拉丁人占据的叙利亚港口贾柏莱甚至拥有一位穆斯林卡迪（qadi，宗教法官） 。
乌萨马·伊本·蒙基德（Usama ibn Munqidh）的《沉思之书》是一部由一位目睹了12世纪圣地战争的叙利亚北部阿拉伯贵族撰写的故事和秘史集。乌萨马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与法兰克人打交道的评论（附带着相关细节）以及十字军国家的生活。他的兴趣几乎总在奇闻异事上，因此，他记载的材料必须谨慎使用；虽然如此，其著作依旧是一座资料宝库。关于拉丁人的东方化问题，他写道：“有一些法兰克人已入乡随俗，并常和穆斯林打成一片。他们好过初来乍到的那些人，但只是特例，不能当作典型。”在其一生中，乌萨马曾邂逅过热衷黎凡特食物以及常去公共浴室（hammam，同时对拉丁人和穆斯林开放）的法兰克人。
                
                
乌萨马的故乡夏萨城堡遗址乌萨马的故乡夏萨城堡遗址
乌萨马著作中最令人吃惊的记载之一是他与法兰克人常态化的接触。虽然有一些发生在战争环境下，但许多会面是友好、客气的。这可能是乌萨马高贵出身的作用，但拉丁人和穆斯林建立了友谊也是毋庸置疑的。例如，乌萨马记述道：“一位（富尔克国王帐中）受尊敬的骑士渐渐喜欢上与我相处并成为了我亲密的朋友，他称我为‘兄弟’。我们二人情同手足。”虽然如此，《沉思之书》的许多故事中依旧存在弦外之音：一种与生俱来的对穆斯林文化和才智的优越感。以他的骑士朋友为例，当法兰克人提出带着其14岁的儿子回到欧洲以便让男孩接受适当的教育并“获得理性”时，这种优越感便浮现了。乌萨马认为该提议荒诞不经，显示出“法兰克人”缺乏智慧，因为在他看来，穆斯林于科技、文化、教育上的成就要好于西方人。
另一段乌萨马·伊本·蒙基德看似不太可信的交往是他与圣殿骑士团的亲密关系。据他所说：
“当我拜访耶路撒冷的圣地时，我将前往阿克萨清真寺，它的旁边矗立着一座小清真寺，已经被法兰克人改建为了教堂。当我步入阿克萨清真寺——那里我的圣殿骑士团友人将对小清真寺清场，以便让我能在此祈祷。”
                
                
                
                
西西里独修者若望教堂，被认为是体现阿拉伯与欧洲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西西里独修者若望教堂，被认为是体现阿拉伯与欧洲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许多对穆斯林臣民待遇的历史争论集中在礼拜权力、经济盘剥等日常问题。在这方面，伊比利亚穆斯林旅行家、朝圣者伊本·朱巴尔（Ibn Jubayr）提供的证据令人颇受启发。在1180年代早期的伟大旅行中（包括北非、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伊本·朱巴尔穿越耶路撒冷王国，在乘船前往西西里前到访了阿卡、提尔。在途经加利利西部的旅程中，他写道：
“沿途是连绵的农田和井然有序的村庄，其居民皆为穆斯林，他们与法兰克人和谐共处。真主让我们抵住了诱惑。在收获季节他们将一半收成上缴法兰克人，并支付1第纳尔又5克拉特（qirat）作为人头税。除此以外，他们未受到过多干预（除了一笔较轻的果树税）。他们能够完全支配自己的房屋和财产。”
这份文献似乎表明一大批本地穆斯林人口在缴纳人头税（伊斯兰统治者也对其非穆斯林臣民征收类似的人头税）和农业税后，相对和睦地居住在拉丁巴勒斯坦。现存的关于同时期伊斯兰政权税收水平的证据表明，法兰克人治下穆斯林农民的处境并不更糟。实际上，伊本·朱巴尔甚至暗示，穆斯林更有可能在法兰克地主处获得公正待遇，而在同一信仰的地主那儿遭受不公。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可和谐共存或向拉丁人的统治卑躬屈膝。他一度写道：“在真主的注视下，穆斯林没有任何借口滞留在异教徒的国度，除非只是途经它。”但这种对拉丁文化和统治的排斥态度，反而让他的证言更加可信。伊本·朱巴尔还记述说，在阿卡和提尔，穆斯林臣民拥有使用清真寺和礼拜的权利。但依据如此片段性的证据，还无法明确地表明生活在海外之地的全体穆斯林均享有类似的宗教自由。
当然，以现代的标准，十字军国家中穆斯林的处境，也显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他们在政治上属于二等公民，在法律中也受到一定的歧视。例如，1120年，“喋血地危机”（1119年十字军在喋血地战役中惨败）后不久在纳布卢斯举行的会议上，法兰克阶层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明确禁止拉丁人与穆斯林间的“不伦之恋”——对二者间性行为的惩罚十分严酷：男人会被阉割，女人将遭劓刑。这是拉丁世界第一批成文的此类禁令。同样的法律也禁止穆斯林穿着法兰克式的服装。当然，这种严刑酷法可能只是非常时期的特例。但在法律诉讼中，穆斯林似乎也处于不利地位。面对严重的违法，他们将由“市民”法庭（同拉丁平民一样）审理，在这里穆斯林被允许对着古兰经起誓；但民事案件会送到专为非法兰克人设立的“市场法庭”（Cour de la Fonde）。这一机构偏向东方基督徒，因为它由两名法兰克人、4名叙利亚东正教徒组成的陪审团操控，并无穆斯林代表。海外之地的拉丁法律在编撰上似乎也对穆斯林罪犯惩处更为严苛。
                
                
归根结底，生存、发展的需要，换言之，是实用主义，决定了以上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不能忽视东西方贸易的影响。从穆斯林世界到十字军诸国的地中海港口的货物通道不仅仅对拉丁人举足轻重。它也成为了更广阔的近东经济中的关键一环：与经营东方商队的穆斯林商人的生计息息相关；对伊斯兰大城阿勒颇、大马士革的收入至关重要。这些共同利益产生了相互依赖并促成了谨慎而有规则（因此本质上“和平”的）的交流，甚至在政治、军事冲突升温的时代也是如此。
历史学家们常常将1120年当做黎凡特的危机、紧张之年。毕竟，喋血地战役殷鉴不远，同年的纳布卢斯会议的法令规定似乎对穆斯林充满防备和歧视。然而，1120年，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也着手大幅削减耶路撒冷的商业税。据沙特尔的富尔彻（他当时正居住于耶路撒冷）记载，国王宣称：“基督徒和萨拉森人将拥有来去自如、在任何时间向任何人贩卖商品的自由。”依据穆斯林方面的证据，大约在同一时期，伊尔加齐（喋血地战役的胜利者）废除了阿勒颇的过境税并与法兰克人缔结了停战协定。实际上，拉丁人与穆斯林商业往来的进程与范围似乎很大程度上未受到伊斯兰世界中“圣战”热潮的影响。甚至连圣战斗士萨拉丁在成为埃及的统治者后，也保持了与意大利海商的密切联系。萨拉丁热衷于促进利润丰厚的贸易并保障造船用木材（这在北非是稀缺资源）的供给，1173年还赠予比萨人一块位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飞地。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说海外之地法兰克移民的既得利益是让他们的本地臣民保持循规蹈矩、心满意足，并且当地东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生活条件并未造成普遍的内乱与迁徙。以同时代西欧或穆斯林东方的标准，生活在十字军国家的非法兰克人大概没有遭受明显的压迫、剥削或凌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