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检查点火器（上）

5（下）

人人都爱慕大卫；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前进，必须如此。你可以说这是某种操纵，但是那又怎样。

——李凯文（Calvin Lee）

时间从1968年转向69年，嬉皮群体正在一去不返地分裂解体。由穿着牛仔服、弹着蓝调连复段的乐手们宣扬真实性的福音所掀起的一股浪潮，将理想主义和异想天开推开。当“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和“自由”（Free）这些乐队蹿到幕前时，纤巧懒散的69年大卫·鲍伊，还处在之前安东尼·纽利的风格，正好与这便服新时代完美脱节。在那个灾难性的时期，他前进的动力是一股傲慢闪光的自信，以及一些精巧但漫不经心的歌曲。现如今，年轻人的信心已备受打击。但有个关键因素对他颇为有利：一首实打实的经典歌曲——“太空怪事”。这是他的秘密王牌，他也会再次巧妙地玩一把。 这几个月以来，越来越多认识他的人注意到这个二十来岁的大卫·鲍伊身上独有的特质：他诚挚询问他人的方式，探寻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过来的，他是怎样找出同伙，并把他们归档在他的精神名片夹（Rolodex）里留待将来使用，却对当时的朋友们闭口不提。但他看起来总是有点奇怪地消极，任由他人做决定，甘愿将自己仍然受挫的自尊心埋葬。正如一位朋友——乐手兼《国际时报》（International Times）记者米克·法伦所说，“你会觉得他并不想摊牌，因为他手里还没有几张牌。” 后来那些和大卫翻脸的人总会把他从这时候开始的行为描述为，冷漠无情和善于操纵。事实上，尽管饶有城府，但他还是挺随和、随大流的，不过善于利用些偶然的机遇。他去拜访巴瑞·杰克森（Barrie Jackson）时便遇到了这么个机会，巴瑞是来自布朗利的老朋友，他一路搬到了贝肯罕（Beckenham）的狐狸园路（Foxgrove Road）。听见顶楼传来的音乐，同幢楼的另一位租客玛丽·芬尼根（Mary Finnigan），正在花园里晒阳光浴，大声喊道，“谁在弹琴？”

芬尼根说，不一会儿，大卫便下楼与其共享阳光，和她正在享用的大麻的酊氛。大约一周之后，1969年的四月，大卫搬去与玛丽和她的两个孩子同住在狐狸园路24号。他的朋友们才刚刚意识到赫敏的离开，她在完成《挪威之歌》后加入了威尔士国家歌剧团（Welsh National Opera）。他们想念大卫的这位伴侣，但对他如此神速地安排好替补感到惊讶。“我们都很嫉妒，”大卫的朋友雷·史蒂文森说道，“他从来不用付任何房租。” 玛丽·芬尼根原本有着无可挑剔的中产背景，但一次犯法被定罪为藏毒后，尽管这一罪名最终被推翻，她还是因此在1967年入了霍洛威监狱（Holloway Prison）服刑一段时间，其后她为《国际时报》撰稿，从事起了嬉皮事业。大卫和她很快就成双入对，这位歌手成了她的新事业。三周的时间，她帮着在贝肯罕高街的三桶酒吧（Three Tuns）里组建起一个定期的民谣俱乐部（Folk Club）；到第四个礼拜，也就在5月25日周日，这个项目被命名为贝肯罕艺术实验室（Beckenham Arts Lab），终于开始吸引来街头乐人、演木偶戏的、诗人以及别的艺术家。和五花八门的志愿人士一起工作，大卫沉浸在默剧、视觉艺术里，不用说还有音乐。这个小集团成了他活动的中心点，就在他和哈奇的合作走到终点后的不久。这年春天，这个约克郡人许多个晚上都在和大卫紧张地加工素材，而且是在办公室辛劳了漫长一天之后。四月份，他们二人组一份期盼中的大西洋唱片（Atlantic）合同化为泡影后，哈奇返回北方，寻找一份像样的薪水来供养他的妻子和幼子。大卫好像并不在意，但后来哈奇听说他对朋友说是“哈奇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成功。”哈奇觉得，这看起来是“大卫完全没有养家糊口的概念。” 哈奇离开后，大卫全身心投入艺术实验室的聚会。这个小集团自诩拥有两位女强人管理员，芬尼根和妮塔·鲍斯（Nita Bowes）——未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顾问、托尼·本恩（Tony Benn）的儿媳，她俩竭力争取政府补助，还谈论到要建立起全国性的艺术团体网络。俩人主宰着辩论；大卫则较为轻声细语，但很热心体贴，聊起木偶戏和街头戏剧和聊音乐同样高兴。另一位和大卫一样有魅力的音乐人基斯·克里斯马思（Keith Chrismas）看来，观众的积极性“没有组织者”那么高涨。“这聚会从第一天起就很可怕。因为酒吧从前面看很普通，但它后部是一间大屋子、一个温室，有独立入口。所以人们在暖和的夜晚来到这儿，就不太高兴了。”

纵观整个艺术实验室时期，大卫的言论夹杂着时髦的地下先锋观点；然而对于他归附这一潮流之彻底，当时在他身边的人却鲜有感到诧异的。阿兰·梅尔是少数几人中“无法百分百全信嬉皮、趣皮（trippie）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他志不在此。”但大卫的嬉皮集体主义精神和“做回真我”的言论，至少预示了他要脱离肯·皮特而独立，后者对这种态度则感到痛恨。由费尔波特协定（Fairport Convention）等乐队带头发起的民谣复兴中，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基斯·克里斯马思确信鲍伊是同路人，虽然未必有什么愤世嫉俗的理由。“他看得出那些人是有趣的，他喜欢有趣时髦的人。他也知道那些大天才们大都在做民谣，所以他立马就去尝试了。” 对大卫·鲍伊而言，嬉皮运动意味着一脉灵感的矿层，有待开采，而不是什么指导哲学。甚至在他松开职业生涯的油门时，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传统艺人。“太空怪事”——他在三桶酒吧演出的高光时刻，便体现了这种矛盾。因为时髦的科幻主题和对物质主义的排斥，这首歌会是完美的六十年代颂歌。然而，像托尼·维斯康提等朋友们所认定的那样，这是一首空有噱头的歌曲，正如乔·米克的“通讯卫星”；而且为了使它发行，大卫将不得不流连于许许多多老派的音乐产业人际关系网中。 幸运的是，早在1967年6月新邦德街（New Bond Street）的一次派对上，大卫便已遇见过一位在伦敦人脉极广的媒介人。凯文·马克·李（Calvin Mark Lee）是一位药理学博士，还在1963年赢得了政府拨款得以跟随蜚声国际的阿诺德·贝克特教授（Professor Arnold Beckett）继续深造。但在断定自己想要接触的人是“美丽、有创造力和聪明”这一标准后，就鲜有科学家能全部符合这三项要求的了，李的新项目便成了“摇摆伦敦”。很快这位33岁博士的社交圈便囊括了莱昂内尔·拜尔特（Lionel Bart）、精品时装店“丹迪时装”（Dandy Fashions）的约翰·科利托（John Crittle）、迷幻药之王斯坦·奥斯利（Stan Owsley）、顽童合唱团（The Monkees）的麦克·奈史密斯（Mike Nesmith）还有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颇具影响力、任性的民谣歌手安妮·布里格斯（Anne Briggs）曾短暂和他交往过；还有在他国王路（King’s Road）的公寓里有一墙的照片，不少是裸照，日志似的记录下他不拘一格的老熟人和老相好。如果这还不足以标示其对异域风情的推崇，那李凯文戴在前额上一块闪闪发亮的塑料圆盘——一个衍射光栅，闪烁着微光，像一幅全息图——则宣告他是星孩的证明，正如几年后吉基·星尘（Ziggy Stardust）那样的。

在1967年大卫的迪兰专辑发行三周后，李曾在一次查普尔音乐出版商（Chappell Music Publishers）的宴会上见过他。1969年初，水星唱片公司（Mercury Records）赠予了李一份厂牌推广主管的头衔，和一个开支账户，于是他便成为大卫社交圈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个圈子如今看来极其复杂。李解释道：“人人都爱大卫。有肯、我，还有赫敏。所以肯定会有不少争风吃醋。”李说，他们俩人有过一段性关系，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他记起大卫持续不断的严重头痛，他认为是“由所有这些压力所致”。如今，他纳闷大卫与他的暧昧往事是否受到野心的驱使，“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必须这么做，否则就无法成功。你可以说这是有意操纵，但管它了呢！” 还有，凯文能听懂大卫的音乐，他也是最早听到“太空怪事”的那批人之一。他觉得这首歌在各种意义上都是，“超凡脱俗的”；并着手启动一项任务，“来暗中助推一把大卫”。 李在水星公司有一个盟友叫赛门·海耶斯（Simon Hayes），之所以引起公司的关注，因为他是水星旗下一个伦敦设计群体“愚人”（The Fool）的经理；一次诡异的举动，签下他们是因为他们在约翰·列侬的劳斯莱斯车上涂画，因此接下来最棒的事便是拥有披头士本尊。海耶斯就乐队合同一事与水星进行协商；之后1969年1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艾文·格林（Irving Green）赠予其国际星探部主管一职。李与海耶斯是在伦敦的艺术和时尚圈子里认识彼此的，据海耶斯说，“李对‘太空怪事’这桩事真的很上心，沉迷到难以自拔。他想签下大卫，然后我说‘好主意’。”大卫·鲍伊将是他的第一笔重要签约。 期间的过程，却是充满坎坷，这都要拜水星-飞利浦帝国（Mercury Philips）迷宫般的企业架构和内部政治所赐，这个机构被飞利浦的经理奥拉夫·维普（Olav Wyper）形容为“灾难”。英国的分支飞利浦，是美国水星和荷兰电器巨头的合资公司；美国分支则保留了其伦敦的办公室，由卢·瑞泽那（Lou Reizner）负责。 瑞泽那有自己的音乐野心；他最为人所知的成就将是监督制作谁人乐队的《汤米》（Tommy）原声，以及《二战那些事》（All This and World War Ⅱ）极为糟糕的原声，后者把披头士的歌曲嵌入了黑白的战争电影片段。他还自我意淫是个歌手，视鲍伊为竞争对手，这就意味着李凯文不得不暗地里推动他朋友的事业。

鲍伊身边关系网中的另一个人，则加剧了瑞泽那对他的讨厌。一位水星公司执行官的美国女友，与李凯文也是相好；自从1969年1月陪着瑞泽那和李在圆屋剧场看过“羽毛”的表演后，便宣告她迷上了大卫·鲍伊。她的名字是安吉拉·巴涅特（Angela Barnett）。 正如一位与大卫·鲍伊维持了长期友谊的朋友马克·普瑞切特（Mark Pritchett）所说，“那时候安吉拉·巴涅特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现在就更不用提了。”普瑞切特的描述用在任何人身上都很合适。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位1966年夏天来到伦敦学习文秘、随后报名就读金斯顿理工学院（Kingston Polytechnic）的安吉拉·巴涅特，将会自称在搞定大卫·鲍伊的新录音合同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上，在这桩签约的关键人物，尤其是赛门·海耶斯的记忆里，安琪（Angie）在这早期阶段的参与其实是很次要的；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几乎在鲍伊事业的各个方面，她都将成为主要的推动者。 在1975年，大卫·鲍伊会对记者（后来成为了电影导演的）卡梅伦·克罗（Cameron Crowe）说他之所以会遇见这未来的妻子，是“因为我们都在和同一个男人约会”。这个男人便是李凯文，而鲍伊对自己双性恋的吹嘘，将会成为其公共形象的一个重要元素。安琪和他共同创造了这一形象，但她对大卫事业的贡献却远不止如此。1969年5月30日她与鲍伊的第一次“约会”，自从登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她身边的人都因为安吉拉·巴涅特而兴奋。因为，像雷·史蒂文森说的，“她是有胆量的，她是个美国人。英国人就会坐着发牢骚，美国人会走出来行动起来。” 这一对第一次见面是和李凯文一块吃了顿中餐，还是李请的客；随后三人移步轻松谈酒吧（Speakeasy）继续玩乐，正好血腥国王（King Crimson）在那儿做最初的几场伦敦演出。他们坐下来，聊天、调情，安琪觉得这位水星公司推广人是想把她当作某种性的佳肴，供奉给他帮忙签下的这位歌手。习惯性地，安琪主宰着这场对话，而大卫的说话几乎都是冷幽默，细细体味着这种撩人的氛围。这两人甚至连外貌都很相似，白净的皮肤和几乎精灵般的容貌。当晚，大卫便跟安琪去了她那间位于帕丁顿（Paddington）小公寓，楼下是一家旅行社。 是在这不久之后的一个早晨，大卫和安琪第一次勾勒出他俩在一起时会遵循的模式。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像一只野猫”，虽然如此，还是防不住阵阵嫉妒上心头；或是演戏般的——他对她说自己要走，却让她下楼梯。据安琪说，大卫走出门时跨过她，眼睛也不带眨一下，便默默离开了。

眼下，幸而肯·皮特仍然不知道安吉拉·巴涅特的存在，在1969年的四五月份继续同赛门·海耶斯互通书信，这位水星的星探促成了这桩交易。鉴于海耶斯大部分时间都外出在纽约和芝加哥，便由大卫·普拉茨和埃塞克斯音乐负责录制这首如此打动海耶斯和李的歌曲。那年早些时候，肯·皮特曾经给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寄过“太空怪事”的小样，期望这位披头士制作人会同意来监督一首鲍伊的作品。努力了几个礼拜后，皮特终于从马丁的秘书那儿得知他对此无感。接下来还有一次更为意外的打击，来自大卫近期所有作品的制作人，也就是托尼·维斯康提。 如今看来，“太空怪事”原始的阴郁感赋予其一种纯粹性。然而这种纯粹性却与其起源相左，因为大多数关心此歌的发行、认为这是首好歌的人，主要是出于其代表的市场机遇，即7月下旬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是个不错的噱头。赛门·海耶斯说，趁着7月的登月来搭售这支单曲的想法推动了签约，“人人都在寻找诱饵，这首歌便是。” 甚至在托尼·维斯康提已经投入到“太空怪事”随后的专辑计划中时，他还是不喜欢这首歌。“利用登月人的想法，我不喜欢，”他现在说，“我觉得这一招很贱。”作为一名“有原则的嬉皮士”，维斯康提对这首歌出了名的反感，在当时还是言之有理的，纵使他现在承认道，“我已经变得喜欢一点了。”在拒绝这首歌的同时，为了帮助确保其最终的成功，在录音过程他引进了几位关键人物——一个人物会为大卫·鲍伊接下来的许多作品所用，甚至有些没有署其名的作品也是。 近在眼前的阿波罗发射意味着合同的协商和录音，都需要尽快达成。葛斯·道吉恩，刚刚加入埃塞克斯帝国，在他隔壁办公室的维斯康提想起他来，并建议让他接管这首歌。在为大卫的迪兰专辑共事过的道吉恩，和大卫挺熟，他觉得鲍伊的小样“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运气这么好。我必须得给托尼打电话，确认他真的想让我来做。他说这张专辑里还有很多更好的东西，期间鲍伊和我就坐下来计画这录音，每一个细节。”

这次录音预算有限且时间紧凑——道吉恩草拟了示意图，点缀以花体字来表示斯代洛风琴（Stylophone）或电子琴（Mellotron）部分；维斯康提推荐来吉他手米克·韦恩（Mick Wayne），和尚在音乐学院读书的键盘手瑞克·魏克曼（Rick Wakeman），而弦乐编曲保罗·巴克马斯特（Paul Buckmaster）又是来自埃塞克斯公司的熟人。只有节奏部分都是经验老手：鼓手泰瑞·考克斯（Terry Cox）在亚历克西斯·寇尔纳（Alexis Korner）的乐队和五角星乐队（Pentangle）都玩过，而贝斯手赫比·弗劳尔斯（Herbie Flowers）的天赋在1967年被保罗·麦卡特尼发掘后便一直担纲录音室乐手。 “太空怪事”在1969年6月20日的录音，是为数不多的，能让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其历史意义的时刻。葛斯说，“我们一到录音室便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独一无二的声音，”尽管一些有趣的意外改变了最终的结果。吉他手米克·韦恩觉得自己是初试弹了一遍，就要重新调节他吉布森ES-335琴上的一根低音弦，但道吉恩却喜欢这种由变调的音符充满的混响音效，就让他在第二次录时重复这个声音。弹奏电子琴的瑞克·魏克曼，认为“［在我职业生涯］难得碰上这样让人寒毛直竖的场合，你知道你正在参与一些特别的事。而‘太空怪事’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泰瑞·考克斯回忆起终于临近突破口时的共识，“的确，那种激动之情绝对也感染到了我。” 李凯文的举动加剧了这种大事发生的感觉，他等着、催促着取下磁带去作后期处理。“我记得他跑进来，匆匆拿起带子直接去了工厂，”道吉恩说，“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事情。” 录音后不到三周，媒体便报道了这首单曲，并刊了一些热情洋溢的乐评。其中最令人愉悦的一篇评论来自《唱盘》的佩妮·瓦伦汀，她不仅受人尊敬，还能敏锐“嗅”出金曲，她断言这首歌“会惊得所有人不知所措。” 尽管如此，除了这支单曲的圆满录音之外，一切还是混乱。在美国的水星公司相当确信这支单曲的前途，会为开始于7月20日的专辑制作大开绿灯。然而英国的飞利浦公司则组织混乱：英国部总裁莱斯利·古尔德（Leslie Gould）接到通知自己即将被取代，所以是大卫的版权商埃塞克斯公司掌管了录音事宜。然而企划很粗略。据维斯康提说，该专辑是在他、鲍伊和大卫·普拉茨一次会面上筹划出来的。“因为大卫上一张专辑各种萌，所以总体计划是让他延续这种风格。”维斯康提设想一种民谣摇滚，以大卫的十二弦吉他为基础，建议用上米克·韦恩的乐队、也是他刚刚制作过的“少年眼眸”。他们讨人喜欢，比一般的录音室乐手更年轻、更便宜，就是“一帮能和他混在一起的家伙”，吉他手蒂姆·伦维克说道。伦维克和鼓手约翰·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才刚刚加入的这支乐队，对大卫几乎一无所知，“只听过’爱笑的地精’，所以我们没啥期待。”

6（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