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琐话 | 诗与政治
我想，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充满斗争的政治是与艺术性极强的诗歌如此紧密相连的。
而我们的国家尚在雏形的时候，却就是这样一个以诗为媒介，在大的政治场合上频频交换暗语，预测政治前景的国度。
从周初到春秋，诗在政治舞台上拥有着无上至尊的地位。从王公大臣们的宴饮到诸侯国外交场合的隐语，连接着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往往关切着一个诸侯乃至一个诸侯国的生死存亡。
从头说起吧。
周武王八年，武王攻打当时的黎国，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后，君臣大摆庆功宴，与会者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在宴会上推杯换盏，场面气氛十分融洽。但在这一切的物质娱乐之上，是君臣间动情的诗歌酬唱。
诗歌酬唱？
是的。就是这么文艺。
这一段史料是近年才被发现的，载于著名的清华简之《耆夜》篇。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
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言泉]甲为位，作策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
以上为《耆夜》原文，研究者一般称这一历史事件为周武王饮至。让我们看看与会者都有哪些重要人物：首先是主角武王，其次是武王的弟弟毕公和周公。周公旦最为今人所熟知，他曾是伐商主力，对周王朝的政治文化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也是荣登过历史教科书的人。有多少人曾在课堂上为他的名字姬旦而嗤嗤发笑过？召公或为周文王庶子，辛公甲为周大史（参见《周武王、周公的饮至诗歌》一文，载于《初识清华简》一书）而吕尚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姜子牙。
这些政治名流在周朝初期的政坛地位如何？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告诉我们：“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围绕在以周武王为政治核心的周王室周围，地位最高的是姜太公，为王者师。其次是周公旦，是辅政大臣。再次是武王之弟召公与毕公。这是一个紧密的中央领导班子，确立了周王朝的政治秩序，是真正的奠基人。
今人难以想象，这些人的业余活动是赋诗。在今天，诗歌已经规划为纯粹的文学艺术形式，是相关领域从业人员或有相关爱好的文艺人士所涉足的。诗歌早已不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元素，更不是政治家们或正式或私人的场合上出现的主角。也许会有偶尔的诗句引用，但也仅于此，已经足够引起思绪万千了。
但在周武王八年的那个庆功宴上，诗歌不是调节气氛的芳香剂，更非文艺青年的诗歌交流会，而是政治的一种表现方式。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周武王率先诗兴大发，端起酒杯作了两首诗。一首送给毕公，一首送给周公。紧接着，周公也举杯而起，一连赋诗三首。一首送给毕公，一首答谢武王，而第三首是面对突发事件的即兴之作，却对后世诗歌影响颇大。
我们看一下，武王和周公送给毕公的诗。
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纴夷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赑赑（ying英）》：“赑赑戎服，壮武赳赳。谧精谋猷，欲德乃救。王有旨酒，我忧以[风孚]。既醉有侑，明日勿慆。”
从周武王的“方壮方武”与周公的“赑赑戎服，壮武赳赳”中似乎可以判断毕公在攻打黎国之战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许他是功劳最大的那一位，整个军队都由他领导。而这场饮至是“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并且周武王在送给毕公的诗歌里有“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一句，说明这场宴会就是用来表彰毕公与召公的。也因此，武王和周公都献诗与毕公（主帅），目的是歌颂赞扬他的军事功劳，是口头的褒奖。
也许毕公与召公不擅文艺之道，因而未见唱和之作。倒是周公起身也作了两首以示礼节和嘉奖。但紧接着，当他完成任务后刚要举杯来一口时，一个有趣的意外发生了：一只蟋蟀跳入堂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酒酣耳热之际，不免一阵欢悦的骚动。但周公是政治家，怎可放过大好的隐喻题材？当即赋诗一首，借以抒发博大的政治情怀。
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忘。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
蟋蟀在席，岁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
蟋蟀在舍，岁聿云□。□□□□，□□□□，□□□□，（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
这首诗从被发现起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研究热情始终不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与《诗经·唐风》中的同名诗歌不但形似且神似，几乎可以看做《唐风·蟋蟀》的母体。有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唐风·蟋蟀》是其流传的变体，意即周公旦所作之诗流入民间，发展为当地民歌，直到被整理录入《诗经》。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留给研究者去阐释。在本文里，这首诗的政治喻义最为重要。周公赋诗的灵感来源固然是一件趣事，但周公却将这件小小的趣事发展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将蟋蟀作为起兴，引领一首诗的诞生，继而在诗歌里敬告在座之人，今日的胜利不代表永恒，如果大家贪享胜利果实而不知守业进取，今日的事业将变为荒芜。在康乐中不使功业荒废，这才是君子应该引以为则，毕生身体力行之事。
周公的政治眼光将宴会上的享乐气氛加以理性化，诗歌的功用也随之拓广。周公是辅政大臣，自然肩负着国家的具体治理和未来发展的重大责任，所谓任重而道远。他有这样的政治见解是合情合理的。他一连赋诗三首，表明了他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蟋蟀》一诗灵动巧妙，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将政治理念化于韵律铿锵曼妙的诗歌之中，不使人感到教条乏味，在享乐之时为大家敲一记警钟，又是身为周王朝大管家的周公所应该做到的分内之事。
周公的政治目光固然远大，但劝谏得了同代的贤君能臣，却管不了后世的昏君庸臣。几百年后，周王朝被子孙作得七零八落，诸侯纷纷强大，藐视周天子的威严。历史迈入东周列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
而在诸侯国林立争锋之世，外交则自然而然地成为必不可少的热门政治活动。在这最热闹的政治场合，诗不但没有被摒弃，反倒起到了越来越多的作用。人们赋予它的内涵与政治喻义也极大地丰富了起来，乃至决定生死存亡。
但不同的是，此时的诗已不再是广义上的诗歌，而是渐渐缩小了范围，我们要加一个书名号了。是的，经周王室几百年的统治洗礼，诗歌已然发展成为一种形式完备，韵律规整，成文有章法的文学体系。其中相当一部分由宫廷或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士创作完成，整理编订成册，在祭祀、宴饮、外交等重大场合发挥作用，这就是《雅》与《颂》。而来自贵族或民间自发创作的诗歌也不断地被收集归纳，最终形成公认的《国风》，《风》、《雅》、《颂》合为一体，经过不断的整理和编订，最终汇聚成《诗》，后世加了个经字，今人统称《诗经》。
我们在《左传》、《国语》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可以频频看到《诗》的影子，说明当时的贵族文化阶层已然把《诗》作为重要的文化产物，耳濡目染，奉为经典。特别是在政治舞台上，《诗》的作用极大，这些优美动人的词句，铿锵婉转的韵律不是用来陶冶情操的，而是用来言志的。诗言志的观点就起于这个时代，在春秋时代，诗就是《诗经》。人们在特定场合咏唱它，不是为了愉悦神经，而常常是话里有话，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立场。
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的吴公子季札来鲁国观《诗》是春秋时代礼节外交场合的典型事例，他在观《诗》后所发表的意见和感慨，每一项都与诸侯国的政治命运相挂钩。而在《战士歌》中谈到的秦哀公命人唱《无衣》，则是借诗歌来传递政治语言，意即我秦国视楚国为兄弟，愿意为你出兵，救你国君。而同样是在秦国，上溯几代至声名显赫的秦穆公，当被骊姬之乱闹得十几年故国难归的公子重耳来到最后一站秦国时，秦穆公享之以国礼。但在这国礼之上，可没有忘记以《诗》言志（关于重耳过秦的来龙去脉，我在《秦风》系列中已经讲过，此处不另赘言）。
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
《国语·晋语》
简短的记叙里出现了一排诗名，不禁令人眼花缭乱。除了重耳演唱的《河水》今已不可考（也许随着更多先秦竹简的发现，会找到原诗），其它的所有诗歌都来自《诗经》。与周武王等不同的是，在座的王公贵族们已经不再自己作诗（关于周武王等饮至诗，学界也有非原创仅为唱诗的说法），而是将《诗经》里的原作挑出来演绎。由于篇幅众多且长，本文不作一一解读引用，仅就诗名给一个大概的解释。
宴会一开场，秦穆公先朗诵一篇《采菽》。此诗出自《小雅》，是周天子宴饮诸侯的诗乐。秦穆公以《采菽》开篇，其背后深意一听便知。因此，重耳身边重要的谋士子余，也就是后世赵国的始祖赵衰，立即说：“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意即秦国老大哥够意思！我们公子全都听您的，绝无二心。一番肢体礼仪拜谢后，赵衰马上要自家公子演唱《黍苗》，并说：“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黍苗》也来自《小雅》，首句为“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因而赵衰将重耳比作黍苗，而将秦穆公比作雨水，喻后深意再明白不过了。紧接着赵衰借此话题发表了一长串见解，末句为“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把重耳要仰仗秦穆公的意思表达清楚之时不忘告诉对方扶植重耳将给秦国带来的好处，意即这是一件双赢的事。秦穆公何等聪明，欢喜之余不忘自谦，立即说“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即哪有我的功劳，都是你们公子自己有出息！话说得漂亮极了，既显示自己的大国风姿，又给足对方面子，不使暂时落魄的人感到窘迫。但光说漂亮话是不够的，还要唱诗，因而秦穆公演唱《鸠飞》表达心意。《鸠飞》不是诗名，而是《小雅·小宛》中的一句：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秦穆公与重耳做完了政治上的利益交换，紧接着该联络感情了。《小宛》中的这几句颇有忧愤之怀，感慨之情萦绕，这是秦穆公在以此传递对重耳的爱怜，意即我多么的同情你的遭遇，一定帮你回归故国。重耳不敢怠慢，马上唱了一曲《河水》，大概是表示感谢之情吧？秦穆公见双方关系已经到了稳定阶段，于是抛出《小雅·六月》做最后拍板定案。其中“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的句子借周天子名义告诉重耳我扶你扶定了，咱们一起愉快地为周王室效力吧！聪明机灵的赵衰当即做出反应，一面要公子礼拜，一面说道：“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再次表明政治态度：秦国这么看得起我们公子，他怎能再退让？就按您说的意思办了！以后秦晋两国亲如一家！
短短的记叙宛如一篇微小说，情节生动传神，人物语言精妙，举止刻画精准。整篇读下来，不能不佩服古人的微言大义，唱几首诗歌就把这么大的政治格局确定了，交换了两国的政治意见，就未来利益格局做出承诺。秦穆公宴重耳一出戏，文雅中潜藏着利害关系，却波澜不惊，舒缓有秩。家国大事尽从《诗》中道来。
秦晋结盟约五十年后，晋文公重耳将君位传至其后第六代的晋悼公。此时，郑国与宋国之间闹起了不和。宋国不敌，向晋国求助，晋国联合各路诸侯死掐郑国，而唯一能帮助郑国的楚国却因各种原因有心无力。于是郑国不得不向晋低头，在这场角逐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是赵衰的后代，名赵武，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难不死的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赵武有祖先的优秀基因，又有贵人以死相救，自己也颇有出息，成长为晋国一代能臣。晋郑两国修好后，有一年赵武去宋国和各路诸侯国的英雄好汉举行弭兵大会。大会结束后，又与郑国的大臣良霄一同去郑国做客。此时，郑国国君是郑简公。见贵客来访，自当上宾礼遇。郑简公召唤包括良宵在内的七位能臣作陪，于一个叫垂陇的地方设宴款待赵武。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馀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赵孟即赵武，七子中的伯有是良宵的字。赵武见郑简公召唤了七位郑国重要大臣来给自己陪酒，心中自是喜不自胜。但政治场合，任何安排都是别有用意的，赵武心中明白，面对这样的用意必须表态。于是赵武提议请七位大臣唱诗。
从赵武的提议中我们已可窥见，春秋末年的唱诗已与周初和春秋早期有很大差异，或者说，唱诗又发展出了新的理念与方向：即“诗言志”。比较有代表性地提出这一观点的历史记载就是源于此次事件的。赵武提议唱诗，表面上的用意是请七位贤臣表达其君的善意，顺便仰慕他们的志向。但唱诗的同时，一方面活跃了政治宴饮上较为尴尬的气氛，另一方面可以听到郑国朝野的心声，借以窥探其国风国貌。赵武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用了“以卒君贶”四字，颇有些意思。中华书局出版的《左传》在此处给出的注释是：“赵武请各人赋诗，以完成郑简公的恩赐。”郑简公的恩赐难道不是已经摆在眼前了吗？为什么还要他们进一步表示？始终觉得赵武的话有些大国凌驾的意思，尽管言谈语气很客气，但这样的要求总显得有些高高在上之感。当然也许是我不懂古人政治的缘故，暂且搁置。接下来看看这七位能臣都唱了些什么，又是如何以诗言志的。
首先是“子展赋《草虫》”。《草虫》出自《国风·召南》，有赞美君子的句子，显然是在借诗来说赵武的好话。赵武立即谦虚了下，子展这一出便过了。接下来是一路相伴的伯有，他唱的是《鄘风·鹑之贲贲》，这可就有点意思了。我们暂且不表。紧接着是“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诗的内容虽各有出处，但意思都差不多，在当面赞扬赵武的同时也暗示郑简公是一位守爱戴的国君。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伯有唱的《鹑之贲贲》，体味一下他的不同。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此诗出自《鄘风》，也就是出自卫国（鄘与卫的历史关系可参见我的《卫风，忧而不困——引言》）。诗意比较简洁，意思是讽刺我们卫国不幸，竟然有这样昏聩的国君。这是在说谁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在指责卫宣公，另一种说法是在指责其子卫昭伯。这父子二人所连接的关系可没有血缘这么简单，而是关系着一个女人。卫昭伯就是太子伋的同母弟弟，在父亲宣公死后迫于政治势力的威逼，与庶母宣姜结婚。也就是说，宣姜曾是他的嫂子和庶母。而此时出逃在齐国的卫惠公是宣姜的儿子，亲眼看到母亲嫁给了哥哥。有点乱，是的，太乱了。无论这首诗究竟是在讽刺谁，我们都能感受到来自卫国的忧苦之情。回到郑简公的宴会上来，七位能臣中有六位都演唱了赞美君子的歌，偏偏这位伯有唱出一首讽刺国君的歌。当着外国要员的面，简直活活打脸。伯有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对郑简公个人不满，也许是对郑国的政治不满，总之，这样一唱，在场之人心里都有想法了。虽然《左传》没有记载郑简公当时的心理状态，但我想一定尴尬而气恼，说不定脸色都变了。而听诗的赵武也感到不妥，明明是想缓和尴尬的气氛，怎么偏偏更尴尬了？于是急忙说道：“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意思是这样的话怎么能随随便便在大庭广众中说出来呢？还当着国君的面说给我听！他这一番话之后，子西立即唱起了《黍苗》，也没有对伯有和大家的反应做任何描述，仿佛这事就被打哈哈混过去了。但宴席一散，赵武就私下与一同前来的大臣叔向议论开了。特别提到了伯有与他唱的《鹑之奔奔》。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赵武给出了一个预言：伯有将被杀！听起来有点耸人，但赵武给出了理由。即伯有借着唱诗讽刺郑简公，令其感到不满。怨恨的种子埋下了，迟早有爆发的那一天。即使伯有侥幸不死，也一定是逃亡。反正他被郑简公盯上，没好日子过了。虽然前文没有描写郑简公的心理活动，但赵武的话足以表明。他在当时一定是注意到了郑简公的面部表情，再加上合理的推断，根据一贯的政治斗争经验，做出了伯有将死的论断。虽然《左传》里经常有这一类的预言，颇有点宿命论的色彩。但赵武的话却还是有些道理的，是根据现实的矛盾关系做出的预测，与其他的道德预测有很大的不同。果然，伯有被赵武说中，没有善终。
赵武说“诗以言志”，但岂止言志，简直是言命。在政治舞台上，唱诗可不是文娱表演，每唱一句都是内涵丰富的。周武王与群臣的治国理念，秦穆公与晋文公的政治互惠，秦哀公许给申包胥的军事承诺以及垂陇之宴上伯有的死亡预言，全都蕴藏在短小精炼的诗歌中。这些打动无数今古情怀的优美诗句，曾经充满着忧愤、眼泪、利益与屠杀，揭开华美的外衣，露出一层鲜血淋漓的皮肉，读者不禁一凛。所幸千百年后那些污浊都已从诗歌中洗尽，我们享用的是语言所留下的纯粹的美好，我们感叹亦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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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国家尚在雏形的时候，却就是这样一个以诗为媒介，在大的政治场合上频频交换暗语，预测政治前景的国度。
从周初到春秋，诗在政治舞台上拥有着无上至尊的地位。从王公大臣们的宴饮到诸侯国外交场合的隐语，连接着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往往关切着一个诸侯乃至一个诸侯国的生死存亡。
从头说起吧。
周武王八年，武王攻打当时的黎国，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后，君臣大摆庆功宴，与会者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在宴会上推杯换盏，场面气氛十分融洽。但在这一切的物质娱乐之上，是君臣间动情的诗歌酬唱。
诗歌酬唱？
是的。就是这么文艺。
这一段史料是近年才被发现的，载于著名的清华简之《耆夜》篇。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
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言泉]甲为位，作策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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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耆夜》原文，研究者一般称这一历史事件为周武王饮至。让我们看看与会者都有哪些重要人物：首先是主角武王，其次是武王的弟弟毕公和周公。周公旦最为今人所熟知，他曾是伐商主力，对周王朝的政治文化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也是荣登过历史教科书的人。有多少人曾在课堂上为他的名字姬旦而嗤嗤发笑过？召公或为周文王庶子，辛公甲为周大史（参见《周武王、周公的饮至诗歌》一文，载于《初识清华简》一书）而吕尚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姜子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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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旦 |
这些政治名流在周朝初期的政坛地位如何？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告诉我们：“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围绕在以周武王为政治核心的周王室周围，地位最高的是姜太公，为王者师。其次是周公旦，是辅政大臣。再次是武王之弟召公与毕公。这是一个紧密的中央领导班子，确立了周王朝的政治秩序，是真正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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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 |
今人难以想象，这些人的业余活动是赋诗。在今天，诗歌已经规划为纯粹的文学艺术形式，是相关领域从业人员或有相关爱好的文艺人士所涉足的。诗歌早已不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元素，更不是政治家们或正式或私人的场合上出现的主角。也许会有偶尔的诗句引用，但也仅于此，已经足够引起思绪万千了。
但在周武王八年的那个庆功宴上，诗歌不是调节气氛的芳香剂，更非文艺青年的诗歌交流会，而是政治的一种表现方式。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周武王率先诗兴大发，端起酒杯作了两首诗。一首送给毕公，一首送给周公。紧接着，周公也举杯而起，一连赋诗三首。一首送给毕公，一首答谢武王，而第三首是面对突发事件的即兴之作，却对后世诗歌影响颇大。
我们看一下，武王和周公送给毕公的诗。
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纴夷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赑赑（ying英）》：“赑赑戎服，壮武赳赳。谧精谋猷，欲德乃救。王有旨酒，我忧以[风孚]。既醉有侑，明日勿慆。”
从周武王的“方壮方武”与周公的“赑赑戎服，壮武赳赳”中似乎可以判断毕公在攻打黎国之战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许他是功劳最大的那一位，整个军队都由他领导。而这场饮至是“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并且周武王在送给毕公的诗歌里有“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一句，说明这场宴会就是用来表彰毕公与召公的。也因此，武王和周公都献诗与毕公（主帅），目的是歌颂赞扬他的军事功劳，是口头的褒奖。
也许毕公与召公不擅文艺之道，因而未见唱和之作。倒是周公起身也作了两首以示礼节和嘉奖。但紧接着，当他完成任务后刚要举杯来一口时，一个有趣的意外发生了：一只蟋蟀跳入堂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酒酣耳热之际，不免一阵欢悦的骚动。但周公是政治家，怎可放过大好的隐喻题材？当即赋诗一首，借以抒发博大的政治情怀。
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忘。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
蟋蟀在席，岁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
蟋蟀在舍，岁聿云□。□□□□，□□□□，□□□□，（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
这首诗从被发现起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研究热情始终不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与《诗经·唐风》中的同名诗歌不但形似且神似，几乎可以看做《唐风·蟋蟀》的母体。有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唐风·蟋蟀》是其流传的变体，意即周公旦所作之诗流入民间，发展为当地民歌，直到被整理录入《诗经》。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留给研究者去阐释。在本文里，这首诗的政治喻义最为重要。周公赋诗的灵感来源固然是一件趣事，但周公却将这件小小的趣事发展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将蟋蟀作为起兴，引领一首诗的诞生，继而在诗歌里敬告在座之人，今日的胜利不代表永恒，如果大家贪享胜利果实而不知守业进取，今日的事业将变为荒芜。在康乐中不使功业荒废，这才是君子应该引以为则，毕生身体力行之事。
周公的政治眼光将宴会上的享乐气氛加以理性化，诗歌的功用也随之拓广。周公是辅政大臣，自然肩负着国家的具体治理和未来发展的重大责任，所谓任重而道远。他有这样的政治见解是合情合理的。他一连赋诗三首，表明了他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蟋蟀》一诗灵动巧妙，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将政治理念化于韵律铿锵曼妙的诗歌之中，不使人感到教条乏味，在享乐之时为大家敲一记警钟，又是身为周王朝大管家的周公所应该做到的分内之事。
周公的政治目光固然远大，但劝谏得了同代的贤君能臣，却管不了后世的昏君庸臣。几百年后，周王朝被子孙作得七零八落，诸侯纷纷强大，藐视周天子的威严。历史迈入东周列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
而在诸侯国林立争锋之世，外交则自然而然地成为必不可少的热门政治活动。在这最热闹的政治场合，诗不但没有被摒弃，反倒起到了越来越多的作用。人们赋予它的内涵与政治喻义也极大地丰富了起来，乃至决定生死存亡。
但不同的是，此时的诗已不再是广义上的诗歌，而是渐渐缩小了范围，我们要加一个书名号了。是的，经周王室几百年的统治洗礼，诗歌已然发展成为一种形式完备，韵律规整，成文有章法的文学体系。其中相当一部分由宫廷或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士创作完成，整理编订成册，在祭祀、宴饮、外交等重大场合发挥作用，这就是《雅》与《颂》。而来自贵族或民间自发创作的诗歌也不断地被收集归纳，最终形成公认的《国风》，《风》、《雅》、《颂》合为一体，经过不断的整理和编订，最终汇聚成《诗》，后世加了个经字，今人统称《诗经》。
我们在《左传》、《国语》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可以频频看到《诗》的影子，说明当时的贵族文化阶层已然把《诗》作为重要的文化产物，耳濡目染，奉为经典。特别是在政治舞台上，《诗》的作用极大，这些优美动人的词句，铿锵婉转的韵律不是用来陶冶情操的，而是用来言志的。诗言志的观点就起于这个时代，在春秋时代，诗就是《诗经》。人们在特定场合咏唱它，不是为了愉悦神经，而常常是话里有话，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立场。
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的吴公子季札来鲁国观《诗》是春秋时代礼节外交场合的典型事例，他在观《诗》后所发表的意见和感慨，每一项都与诸侯国的政治命运相挂钩。而在《战士歌》中谈到的秦哀公命人唱《无衣》，则是借诗歌来传递政治语言，意即我秦国视楚国为兄弟，愿意为你出兵，救你国君。而同样是在秦国，上溯几代至声名显赫的秦穆公，当被骊姬之乱闹得十几年故国难归的公子重耳来到最后一站秦国时，秦穆公享之以国礼。但在这国礼之上，可没有忘记以《诗》言志（关于重耳过秦的来龙去脉，我在《秦风》系列中已经讲过，此处不另赘言）。
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
《国语·晋语》
简短的记叙里出现了一排诗名，不禁令人眼花缭乱。除了重耳演唱的《河水》今已不可考（也许随着更多先秦竹简的发现，会找到原诗），其它的所有诗歌都来自《诗经》。与周武王等不同的是，在座的王公贵族们已经不再自己作诗（关于周武王等饮至诗，学界也有非原创仅为唱诗的说法），而是将《诗经》里的原作挑出来演绎。由于篇幅众多且长，本文不作一一解读引用，仅就诗名给一个大概的解释。
宴会一开场，秦穆公先朗诵一篇《采菽》。此诗出自《小雅》，是周天子宴饮诸侯的诗乐。秦穆公以《采菽》开篇，其背后深意一听便知。因此，重耳身边重要的谋士子余，也就是后世赵国的始祖赵衰，立即说：“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意即秦国老大哥够意思！我们公子全都听您的，绝无二心。一番肢体礼仪拜谢后，赵衰马上要自家公子演唱《黍苗》，并说：“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黍苗》也来自《小雅》，首句为“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因而赵衰将重耳比作黍苗，而将秦穆公比作雨水，喻后深意再明白不过了。紧接着赵衰借此话题发表了一长串见解，末句为“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把重耳要仰仗秦穆公的意思表达清楚之时不忘告诉对方扶植重耳将给秦国带来的好处，意即这是一件双赢的事。秦穆公何等聪明，欢喜之余不忘自谦，立即说“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即哪有我的功劳，都是你们公子自己有出息！话说得漂亮极了，既显示自己的大国风姿，又给足对方面子，不使暂时落魄的人感到窘迫。但光说漂亮话是不够的，还要唱诗，因而秦穆公演唱《鸠飞》表达心意。《鸠飞》不是诗名，而是《小雅·小宛》中的一句：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秦穆公与重耳做完了政治上的利益交换，紧接着该联络感情了。《小宛》中的这几句颇有忧愤之怀，感慨之情萦绕，这是秦穆公在以此传递对重耳的爱怜，意即我多么的同情你的遭遇，一定帮你回归故国。重耳不敢怠慢，马上唱了一曲《河水》，大概是表示感谢之情吧？秦穆公见双方关系已经到了稳定阶段，于是抛出《小雅·六月》做最后拍板定案。其中“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的句子借周天子名义告诉重耳我扶你扶定了，咱们一起愉快地为周王室效力吧！聪明机灵的赵衰当即做出反应，一面要公子礼拜，一面说道：“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再次表明政治态度：秦国这么看得起我们公子，他怎能再退让？就按您说的意思办了！以后秦晋两国亲如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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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记叙宛如一篇微小说，情节生动传神，人物语言精妙，举止刻画精准。整篇读下来，不能不佩服古人的微言大义，唱几首诗歌就把这么大的政治格局确定了，交换了两国的政治意见，就未来利益格局做出承诺。秦穆公宴重耳一出戏，文雅中潜藏着利害关系，却波澜不惊，舒缓有秩。家国大事尽从《诗》中道来。
秦晋结盟约五十年后，晋文公重耳将君位传至其后第六代的晋悼公。此时，郑国与宋国之间闹起了不和。宋国不敌，向晋国求助，晋国联合各路诸侯死掐郑国，而唯一能帮助郑国的楚国却因各种原因有心无力。于是郑国不得不向晋低头，在这场角逐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是赵衰的后代，名赵武，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难不死的赵氏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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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赵武有祖先的优秀基因，又有贵人以死相救，自己也颇有出息，成长为晋国一代能臣。晋郑两国修好后，有一年赵武去宋国和各路诸侯国的英雄好汉举行弭兵大会。大会结束后，又与郑国的大臣良霄一同去郑国做客。此时，郑国国君是郑简公。见贵客来访，自当上宾礼遇。郑简公召唤包括良宵在内的七位能臣作陪，于一个叫垂陇的地方设宴款待赵武。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馀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赵孟即赵武，七子中的伯有是良宵的字。赵武见郑简公召唤了七位郑国重要大臣来给自己陪酒，心中自是喜不自胜。但政治场合，任何安排都是别有用意的，赵武心中明白，面对这样的用意必须表态。于是赵武提议请七位大臣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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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武的提议中我们已可窥见，春秋末年的唱诗已与周初和春秋早期有很大差异，或者说，唱诗又发展出了新的理念与方向：即“诗言志”。比较有代表性地提出这一观点的历史记载就是源于此次事件的。赵武提议唱诗，表面上的用意是请七位贤臣表达其君的善意，顺便仰慕他们的志向。但唱诗的同时，一方面活跃了政治宴饮上较为尴尬的气氛，另一方面可以听到郑国朝野的心声，借以窥探其国风国貌。赵武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用了“以卒君贶”四字，颇有些意思。中华书局出版的《左传》在此处给出的注释是：“赵武请各人赋诗，以完成郑简公的恩赐。”郑简公的恩赐难道不是已经摆在眼前了吗？为什么还要他们进一步表示？始终觉得赵武的话有些大国凌驾的意思，尽管言谈语气很客气，但这样的要求总显得有些高高在上之感。当然也许是我不懂古人政治的缘故，暂且搁置。接下来看看这七位能臣都唱了些什么，又是如何以诗言志的。
首先是“子展赋《草虫》”。《草虫》出自《国风·召南》，有赞美君子的句子，显然是在借诗来说赵武的好话。赵武立即谦虚了下，子展这一出便过了。接下来是一路相伴的伯有，他唱的是《鄘风·鹑之贲贲》，这可就有点意思了。我们暂且不表。紧接着是“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诗的内容虽各有出处，但意思都差不多，在当面赞扬赵武的同时也暗示郑简公是一位守爱戴的国君。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伯有唱的《鹑之贲贲》，体味一下他的不同。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此诗出自《鄘风》，也就是出自卫国（鄘与卫的历史关系可参见我的《卫风，忧而不困——引言》）。诗意比较简洁，意思是讽刺我们卫国不幸，竟然有这样昏聩的国君。这是在说谁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在指责卫宣公，另一种说法是在指责其子卫昭伯。这父子二人所连接的关系可没有血缘这么简单，而是关系着一个女人。卫昭伯就是太子伋的同母弟弟，在父亲宣公死后迫于政治势力的威逼，与庶母宣姜结婚。也就是说，宣姜曾是他的嫂子和庶母。而此时出逃在齐国的卫惠公是宣姜的儿子，亲眼看到母亲嫁给了哥哥。有点乱，是的，太乱了。无论这首诗究竟是在讽刺谁，我们都能感受到来自卫国的忧苦之情。回到郑简公的宴会上来，七位能臣中有六位都演唱了赞美君子的歌，偏偏这位伯有唱出一首讽刺国君的歌。当着外国要员的面，简直活活打脸。伯有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对郑简公个人不满，也许是对郑国的政治不满，总之，这样一唱，在场之人心里都有想法了。虽然《左传》没有记载郑简公当时的心理状态，但我想一定尴尬而气恼，说不定脸色都变了。而听诗的赵武也感到不妥，明明是想缓和尴尬的气氛，怎么偏偏更尴尬了？于是急忙说道：“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意思是这样的话怎么能随随便便在大庭广众中说出来呢？还当着国君的面说给我听！他这一番话之后，子西立即唱起了《黍苗》，也没有对伯有和大家的反应做任何描述，仿佛这事就被打哈哈混过去了。但宴席一散，赵武就私下与一同前来的大臣叔向议论开了。特别提到了伯有与他唱的《鹑之奔奔》。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赵武给出了一个预言：伯有将被杀！听起来有点耸人，但赵武给出了理由。即伯有借着唱诗讽刺郑简公，令其感到不满。怨恨的种子埋下了，迟早有爆发的那一天。即使伯有侥幸不死，也一定是逃亡。反正他被郑简公盯上，没好日子过了。虽然前文没有描写郑简公的心理活动，但赵武的话足以表明。他在当时一定是注意到了郑简公的面部表情，再加上合理的推断，根据一贯的政治斗争经验，做出了伯有将死的论断。虽然《左传》里经常有这一类的预言，颇有点宿命论的色彩。但赵武的话却还是有些道理的，是根据现实的矛盾关系做出的预测，与其他的道德预测有很大的不同。果然，伯有被赵武说中，没有善终。
赵武说“诗以言志”，但岂止言志，简直是言命。在政治舞台上，唱诗可不是文娱表演，每唱一句都是内涵丰富的。周武王与群臣的治国理念，秦穆公与晋文公的政治互惠，秦哀公许给申包胥的军事承诺以及垂陇之宴上伯有的死亡预言，全都蕴藏在短小精炼的诗歌中。这些打动无数今古情怀的优美诗句，曾经充满着忧愤、眼泪、利益与屠杀，揭开华美的外衣，露出一层鲜血淋漓的皮肉，读者不禁一凛。所幸千百年后那些污浊都已从诗歌中洗尽，我们享用的是语言所留下的纯粹的美好，我们感叹亦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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