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重洋的师友情 |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海光我师：
　　最近正要写论胡适之的那一章，仔细想来，他带给中国知识界的灾害恐怕多于恩惠。奇怪的是：自五四以来像他这种只会“眼到、手到、脚到”，内心深处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的人，怎么会领袖群伦数十年？傅孟真以霸才闻，又怎么会居然被他罩住一辈子？（等而之下的，当然更不用提了。）当然，骂他的早已很多，但大都糊涂不堪，或别有居心，结果只造成他的声名更大，发散的影响更大。
　　他个人长袖善舞，精于做人之道（这在他留学日记里倒有坦然的自述），当然是造因之一，但近几十年的人才贫瘠（也许有许多人才是被压在社会底下），无人能拿出一套结实的思想来，我想大概是造成“胡适现象”的主因。
　　就拿胡适平生最得意的两项言论来说：
　　一、他一生以提倡科学方法自任，但说来说去竟不出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八个大字。找不出好例子来说明，居然认为他考证《红楼梦》《三侠五义》是要说明他的科学方法之应用，说他的考证癖是要满足他的“侦探欲”则可，如果说是科学方法的应用，可就太贻笑大方了。任何人都知道近代的科学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追求普遍的定律（或原理）的。不知当胡适“探”出《红楼梦》作者是曹霑的时候，发现了什么普遍的定律或原理？
二、他最喜欢说东方“人拉车”不是精神文明，西方“机器拉车”才是精神文明，后来还自己把那篇东西翻成英文登在美国史学家 Charles A. Beard编的 Whither Mankind上，这就更使人涕笑皆非了。他骂梁任公说欧洲是“物质文明”不通，但自己却也用这个二分法。即使退一步说，暂且准许他用这个似通非通的 category，所谓“精神文明”大概是指 humanities［人文学科］的各个项目内创造的活动所达到的境界而言，例如莎士比亚或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的诗大概比胡适的《尝试集》要较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这个 category大概很难应用到科学家的动机上去，因为科学家从事研究时，他的“精神”是中性的，只是在“追求”，并未想到救人苦难。而胡适用这个名词时，实包括了 moral implication（道德的含意），至于“科学的结果”当然具社会意义，却与“科学家”没有关系。
（注：所谓“境界”可译为 frontier of moral ＆ aesthetic vision，这种境界是人的 intellect［智识］与人的世界中其他的 qualities［品质］，如爱、恨、诸情交织而成。不是 intellect在物质世界中找寻定律所有的。换言之：我觉得前者所述之 situation［境况］，与后者所达之 situation并不 analogous［具可比性］，故不可用同一形容词，前者也许可用“精神文明”形容，后者不可。或前者用了，后者便不可用。）
　　前信嘱办之事均已于昨日完全办妥。明天要去国会图书馆看书，得早起，暂时打住。随信奉上肇敦的小照一张。
　　敬请
福安
　　师母、文丽妹安好，不另。祖锦附笔问候
学生 毓生 叩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毓生学弟：
一．昨天收到你的来信。这两天掀起许多思绪，迫着我非再吐放一点不可。
二．在这之前，我想说一件事务，即是请你替我购买一本书：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科学和现代世界》］
怀特海先生夫妇居住剑桥那么久。年轻的一代人似乎淡忘他们了，但是老剑桥人对他们留有很敬重的印象。前几年海耶克来台，我和他谈起美国哲学的情形，他一出口就是怀特海，而且敬重之情溢于言表。近年来我的心灵有新的发展。罗素是英国经验论的 J. S. Mill后继的中兴名臣、数理逻辑的大师，才气高华，我一直敬爱。但是，近年来我总觉到他的心灵里缺乏一点什么。而罗素所缺乏的，我却在怀特海里找到。怀特海的思想深奥，文笔艰难，使我不易接近。可是，我近来有时翻阅架上几本他的著作，便觉如饮圣泉。这可见我的心灵发展，渐渐与他有些方面接近了。
上列一书，我本来有一册纸面的，但因字太小，于是赠给一位年轻朋友了。我现在请你罗致这书，有两个理由：第一，这书很老了，较大字的版本在别处很难找到。第二，你本人现在剑桥，机会实在难得。在剑桥一带，有些旧书店，我想不难找到的。我并不一定要新书。只要看得清楚，那陈旧的、发黄的、有笔迹的本子，在我心目中的价值比时下的新装高得多。
如果我说将书费送到你家里，那末所引起的反应一定不佳。其实我所考虑的并非别的，只是你此时似乎还没有正式工作。
三
来信谈到东西文化问题，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尽。
中国近六十年来，谈文化问题的人士谈出苗头的实在是少。梁启超是一个文化诗人。梁漱溟是一个空幻的构想者。胡适是一个美国主义者。陈序经是一个新闻记者式的宣传家。目前的几位先生是新义和团主义者。
我自己在几年以前有西化和现代化的倾向。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是西化好还是中化好，是古代好还是现代好，我的答复是：我不知道。
你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你的“内心深处究竟无切肤之痛”。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心深处倒有切肤之痛，而且现在仍在切肤之痛之中。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社会层面。在这一方面，家庭和旧风习，对我的发展阻力最大，因而我最厌恶中国的“人事”。另一方面是致知层面。在这一方面，中国人之分不开人事伦范的社会关系和客观的认知判断，使科学的心态不能超然独立。这令我一直深恶痛绝。我越来越不喜跟这里的人谈论，这是主因之一。
近几十年来，无论是赞成西化或主张保守中国文化，大抵都是从这类个人的利害原因及情绪作用出发的，很少根据文化学等等作客观的认知。无疑，直到约五年以前，我一直是一个 antitraditionalist［反传统主义者］。现在呢？我只能自称为一个 non-traditionalist［非传统主义者］。虽然，我现在仍然受着中国文化的许多扼制，但是我已跳出过去的格局，而对它作客观的体察。就认知的智识（ cognitive knowledge）而言，包括数学与逻辑在内，西方远较东方发达。由这些学识所产生的技术，成为西方“power”［力量］之源。至于政教礼俗、人生观和世界观，是谁的“好”呢？在世界普同的“人性”从特殊的文化里发现出来以作必要的建构基据以前，这个问题根本无从解答。
不过，至少至少，美国文明的病象已经显露了。 Henry Steele Commager（1949）的透视，很值得美国人士警醒。一个社会，技术肥肿，伦范消瘦，唯利是图，个个忙得失魂落魄，怎样维持平衡呢？不平衡必至引起不安的。
四．你的论文里有些基本观念，就如你所知，我还不太熟悉。要熟悉这些观念，我需作一番努力。这就需要一点时间。所以，稍微过些时我再同你讨论那上面的问题。
　　再叙。祝你
快乐，进步
海光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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