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年,听李子为亲自告诉你一个真实的FIRST
任何一个身临过FIRST现场的人,想必都会对那个始终撕扯着沙哑的嗓门,用高度亢奋的热情令现场迅速升温的瘦削主持人印象深刻,那些不甚熟悉这个尚且年幼的电影节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到她是一个略显孤独的理想主义者。某种程度而言,李子为就是她所运营着的FIRST的缩影与写照,她身上的个人特质,早已无形间传递到了这个影响日趋扩大的电影节当中。也只有理解了这个人,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何以这么一个从诞生至今就没有什么商业模式支撑的、力推没有名气的青年导演处女作的电影节,能够顽强生长,并壮大。
这次采访是去年第九届FIRST的颁奖典礼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我在西宁的酒店房间里和李子为近两个小时的聊天记录。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当时的她是如何用沙哑的嗓音与我交谈了如此长的时间,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要赶飞机,这个时间恐怕还会更久。
一年时间过去,FIRST从九到十,第十届还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幕,我在朋友圈里眼见着她和她的团队,每天通宵达旦地准备各种电影节期间的日程安排。前几天去他们单位看今年的展映片,我都尽可能悄悄地去然后再悄悄地离开,不太愿意耽误他们的时间——从屈指可数的睡眠时间里挤出来的工作时间。
一年来,我有更多机会和李子为闲聊对话,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仍然是一年前那次最初的谈话最是深刻难忘。尤其是当你在上海电影节见识过不计其数的“XX之夜”,和接近春晚舞台范儿的开幕式之后,考虑到每年华语电影中为数不多的水准之上的作品都是从FIRST走出来的,自然不免对它更生出一点敬意。在国内尚且贫瘠的电影文化土壤里,似乎在那里你更能看见一点属于电影本身的活力和生命力。如果你有耐心看完去年的这段对话,或许你会对这个以“撒野”自诩的电影节有一个更直观明晰的认识。
Q:我参加过几次咱们的放映活动,以及FIRST在北京的推介会,那种high劲是我在其它参加类似活动感受不到的。现在第九届算是告一段落了。
李:对,再过15天就安定了,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收尾工作。我向来认为工作应该一方面往前冲,还有一方面就是断后。收尾工作其实特别重要,那个时候才会有时间总结,之前一直在跑,顾不上看自己的鞋带是不是松了,只知道往前跑,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我的鞋为什么质量不好,只有在总结之后才会有。所以我们大概是从8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15号,都要忙这些。在这15天里,我们团队的六个人有俩人要去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因为今年我们和他们有一个合作,也是关于电影项目的,叫 “龙跃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专门负责中欧合拍的青年电影项目的研发,中国导演,你可以在欧洲取景,而且基本是免费的,他们会提供这些便利,同时也会介入欧洲的一些专业制片公司。实验室对艺术电影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不像我身边的电影公司,其实多数是犹犹豫豫的……
Q:因为他们可能是国家会出一部分钱,这次获奖的导演都能去么?
李:不是,是我们选择的,有十个名额,FIRST有一个。
Q:就是说有可能会为一些导演争取到一些资金是么?
李:对对,现在已经选中了,去年的胡笳进入这个LAB,他这部片子叫《巴黎在别处》。这个龙跃LAB对于一个年轻的电影创作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目前有四个电影节共同来合力促进这个事儿:柏林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和FIRST。
Q:说到欧洲对这种独立或曰青年电影的扶持,他们应该是几十年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了,中国这一块基本上还是空白。那么现在从FIRST涌现出来的那些有才华的导演如何寻找类似的机会呢?
李:现在像郝杰、忻钰坤他们出来真是不用愁了,我们正在研发中国具有成长性的早期导演的院线片孵化计划,来真的。
Q:但他们只是个例。
李:是的。现在很多导演事实上还是在单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FIRST创始人宋文现在开始强调后端(FIRST成立了旨在扶持青年找到寻找拍片机会和资金的“并驰LAB”计划)。但是,后端工作也取决于前端做得有多好,所以这几年一直在前端上付出极大的精力。好多人都讲,要把这些青年导演签下来呀,要不然你做完选出来就给别人了。 好啊,欢迎大家都付出实际行动!从我们电影节出来的那些导演常常被问,“你被签了么,签哪了?”,他们现在也在和一些主流大电影公司接触,但他们也会犹豫的,因为一般签这种合同他是有五部的导演合约,但是不是自己的创意和剧本。很有可能是公司直接给他一个项目,然后他就想“拍就拍嘛,当练手了”,很多导演一开始都这么想。然后可能就像恶性循环一样,很快你就进入到那个太过庞大的体系,不容易出来自己的表达。谁能拒绝钱?!真心很难。
Q:那时整个人会有个变化,之后再和这个人聊天,可能会发现这个人已经接近一个被洗脑的状态。
李:所以就是这点很要命,像忻钰坤我们就保护得比较好,去年七月之后其实我们没有和他聊太多,八九月份的时候主要在考虑哪家公司能把他接手。后来光线有意向签他,条件也很宽松,星美也有聊过,但有些项目未必是导演要拍的。其他还有好多公司找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太和电影公司接触。生意就是生意嘛,聊得多了心特别累。也说情怀,但多数时候你会发现是比较扯的一件事。
后来是到了大概十月下旬吧,中欧的那个培育计划刺激到我,就是不要把它变成纯粹的商品,你不是有钱吗,你放到这来,你不是有才吗,你也放到这来。这样一来就既保护了资方也保护了创作者。这边你也别多要,那边你也别多给,就这么多,你赔也赔不到哪去,都放在这里面,都中小成本。干的事情,是剧本为先,搞好了,再上路,谁也别催。
Q:就是像“并驰LAB”这样一个计划。
李:“并驰LAB”就是特别讨厌华而不实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做前端,就是为了让投资人更有信心。耐心的磨好剧本,那么作为前辈的电影人也愿意伸一把手去帮一下这些年轻人,而这些人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他们选出来的,那种情感是不一样的。在FIRST只要能够走到最后,就会被很多人发现并被人提起,如每年电影节的“惊人首作”的片子就都很不错,被大家提到的次数也最多。可是能被我们每年提起的真正有表达的电影一年又会有多少呢?
Q:院线片屈指可数,可能两个巴掌能够数完。
李:是吧,像昨天我们放的《烈日灼心》和《黑处有什么》,这两者之间到底哪一个给评委的冲击力更大,我们不得而知的。因为《烈日灼心》不在这个里面评选,但假如这是一个年轻导演拍的,那未必呀,不知道的,你就不能说它一定会赢。两者其实没有必然的可比性,因为《黑处有什么》作为处女作那个里面有另外一种张力,你找不到这种规律。
Q:像FIRST这个计划,我听你意思是说想把资方和艺术家两者找到他们的利益共同点,你想做一个这样的角色是嘛?
李:对,我们是平台,一个具备审美能力、资质考核能力的第三方。
Q:那么你们现在寻找资金这方面会有困难吗?
李:当然有啊,电影节现在都已经负债。是这样,我解释一下,我们是2011年来到西宁,前三年是有少量补助的,机票和酒店的费用,大概在100万左右;其他的费用靠自己筹措。但一个电影节一年操办下来,怎么也得个7、800万啊。从2014年开始,完全市场化运营,政府给予一些会务、宣传、场地支持,不再有扶植拨款。而影展的商务也不理想,也没有任何投资机构的资金倾注,钱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FIRST由于是关注早期电影人的作品,很多人都是埋在泥土里的,很难找寻,为此,诞生了这个影展的另一个特点,耗时全年只做这一件事情。员工工资,房租,巡回展映,机构维系,宣传推广,选片评片,影片版权,电影节举办等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暂时只能靠团队全年奋力省钱、借钱,来支撑。
Q:那么为什么一直在西宁办?其实东南那边也一直都有不少城市想办,想打文化牌的。
李:你讲的是没错,但我不认识啊。而且,我已经在这了呀,这儿挺好的,真去别的地方,也不见得有用啊。
我为什么说感谢西宁市政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钱不是最大的问题,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好解决,用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比如说电影院的协调,你能花多少钱说能让电影院停下一些商业大片的放映,能够给你放这些处女作,这些艺术电影,这是最难的;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尴尬,比如说观众他看不懂啊,西宁的老百姓有的场次也真的是看不懂,它的上座率是肯定很低的;可是我们弄这些片子的拷贝又是非常辛苦的,但你还是得做。所以想想看,有的时候做这些东西其实有点得不偿失。在北京筹备的时候,我一再跟我的团队强调,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累,我们可不可以控制一点自己这种“虚荣心”,慢慢来,毕竟专业影迷在西宁的数量并不多,然后我的团队就跟我讲:“这不是虚荣,我觉得没人看也要放,没人看它也要存在,哪怕只有一个影迷特意为了这部影片来到西宁,这就是值得。”事实证明,我的队友说的是对的,即使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电影节文化在中国需要继续培育。
Q:但钱总归会是一个问题吧?
李:没错,就像我现在和你们聊天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不踏实。因为今天是7月28号,8月1号发工资,可是我并没有,这是最大的问题,每个月的月末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工资这10万块钱我到哪里去找。我的员工工资并不低的,我也从来不拖欠,想尽一切办法都会按时按数支付。然后我就想,三个老板,我三万,你三万,她三万,好了,九万,差不多。
可是在这之后,我们到九月份又得开始筹备FIRST青年电影馆的周末艺术放映。你想想看,又没有赞助。就我们吧,也没有那个脑子,压根儿没有精力没有那根会赚钱的弦。人手太少,事务太多。之前和几个广告公司合作,广告公司那个胸脯拍得,好家伙,肋骨都要拍断了,“这么多明星,这么牛逼的电影节,怎么可能没钱,你等着,我一定给你。多少总共?800万?等着吧,我给你们找1000万去。”我说那敢情好,终于有米下锅了,那我就将今年的片子质量抓紧弄好,电影人的星光度再增强些;可是片子来了,最后,黄渤也来了,没有钱;姜文也来了,没有钱;张震也来了,还是没有钱。所以想想看,在中国,电影节土壤还很贫瘠,很多的企业或是商家,并不清晰其中的价值和合作的方向。这个部分,估计还得三五年的吧。
Q:这两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繁荣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没有想过就是把电影节作为一个品牌或是一个项目去找资金是不是更容易一点呢?毕竟它现在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它的影响力。
李:我觉得快了,但我还是那句话,慢慢来,包括钱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投入的状态。电影节缺钱其实也很正常,换句话说这个电影节总是向政府伸手要钱的话,其实也很麻烦。
Q:跟政府合作是比较尴尬,因为受到的钳制会比较多。
李:我觉得一项事业还是不要左靠右靠,但你要想干一件事情的话又不可能是一己之力就能办成,所以我一直讲一句话是,一个人干不过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干不过一个系统。所以FIRST影展其实一直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节系统。我们必须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而 FIRST这条路现在看来还行,真的可以为国家电影业输送人才。
一个电影节的举办,要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符号的电影,这是电影节必须明确把持的方向。对于FIRST青年电影节来说,多年来对电影本体的坚守,也让世界电影人对高原古城西宁多了一份敬畏, 电影人慕名而来,悦享电影和西宁的魅力,同时也让公众的审美素养和艺术感知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成长,这不是很好的吗?电影节是一个公共平台。我们对主流电影市场是补充,对主流大电影节也是补充,不必喧宾夺主。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不好比,但单做处女作这一类,我们就是独行侠这样的概念。到现在还没有接收到不好的讯息,这就挺好,踏踏实实为中国电影做点正事就是了。
Q:像今年的《黑处有什么》未来会不会有发行的麻烦?
李:我并不觉得。麻烦比较大的早都已经发生过了,可能未来还会发生。艺术电影的发行在中国目前都不太好。
Q:它会牵扯到电影节么?
李:会。2012年的时候有一部黑白纪录片,四个小时,叫《京生》,题材有些敏感,拿了评委会大奖。这个片子拍了七年,评委基本是全票通过,所以我们没有干扰。我们通知这导演(马莉,一位女性导演、编剧)来的时候,导演说“我不去了吧,不可能获奖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讯息,当我拿到获奖名单的时候已经26号了,27号颁奖,我在确认颁奖礼细节时,才知道导演没来现场。就问为什么,我说“什么叫她肯定获不了,你现在赶紧通知他奖已经获了,她必须来。”然后就给她订机票,最后不就来了吗。她到颁奖礼现场依然觉得,开玩笑的吧,不可能!最后宣布获奖名单,念到的就是《京生》。然后她上去就哽咽了。电影节要给年轻人艺术肯定,要让其相信可以吃这行饭。这很重要。
Q:那后来呢,有没有惹麻烦?
李:后来被善良友好地提醒了。麻烦倒没有。因我不是学电影的,我的生活态度往往比电影态度更为强烈。有些艺术家、评论家、或者学者,他们身上会带有一种先天性的严肃批判,往往会把一些事情搞得很沉重。我一直坚持我自己的生存哲学。我觉得在当下这样一个商业电影的漩涡里面,我不会随波顺着走,但我也不会逆到不要命的程度,我会尝试先停在那里,因为我要先搞清楚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我停在那,先缓一缓,给彼此一点时间。所以在这个当下,先干一点该干的,电影只是一种文化介质,别附加太多,更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Q:现在FIRST只签了忻钰坤吗?
李:还有几个,但他们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导演签约制,而属于一个合作伙伴意向。有点像意向书、备忘录。“并驰LAB”只能陪他们的前三部,尽量提供他们合理的创作环境,后面的陪不了。但是,一年电影节就出来那么一拨人, 谁都想签,可后面更多的有才华的青年导演我们都不知道何去何从。
Q:其实那后面的其他人也都有实力和才华。
李:对,可是有的本子就是没人投,要么就是一窝蜂的瞎投。我没有精力挨个儿的说服别人投,指导别人怎么投,我要有钱我自己投,但电影节又没钱。又说远了。
Q:最后还是资金的问题,这一块,未来可能需要去思考一个全新的经营思路,把它做成一个能和产业嫁接起来的一个桥梁。
李:“并驰LAB”里面有一支基金,他们每年有3000万可以注入到 “并驰LAB”,当然啦,目前钱还没有真正到青年导演口袋里,只是口头承诺。我们也在监督执行中,其次是有一些发行公司,他们也可以参股,比如太合当时跟购买忻钰坤的《心迷宫》版权的时候就有一个协议,就是他们得给忻钰坤下一部片子投资。这样也挺好。
很多企业经常找我,说可以在西宁找一块地,建一个FIRST青年电影大厦,未来可以某一层给到电影节。其它的就做商务用途。而我想的是,人一生能够做多少事情,或者说一个平台能够做多少事情?做不了那么多,所以还不如做减法。我不太喜欢贪大,一直以来都这样,这是我的性格特征。我觉得把我的选片做好,把我的评选做好,把我的放映做好,就已经快疯了。然后你现在让我涉足房地产,建什么旅游景点,又或是怎么去拿一块地。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有利可图,亦或是发展当地经济,可是我不懂啊,还会牵扯我巨大的精力。
Q:其实它只是想借FIRST去拿地,会有政策扶持。
李:对,也许这样拿地会便宜些吧,好像有此类文化政策,但是它事实上不属于我目前的工作范畴。
Q:如果这件事确实要做应该是你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做。
李:对,我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说你负责资源对接和资本,你就专心地负责影展的运营资本,你别这边占着影展,然后全都做的是别的事。其实我不是简单需要一个投资机构,这个机构可能也是一个优秀的商务伙伴,也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广告公司,能够真正全权代理整个影展,把它吃透,市场化运营。
Q:也就是说未来电影节要做大,是需要更多的好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做这件事。
李:所以我最近在琢磨一个事儿,不去批评谁也不想抱怨什么,只想公开“FIRST青年影展寻找合作伙伴”。
之前别人总觉得我们营销好像做的怎么牛逼,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营销团队。所以我得感谢志愿者们,黄渤来了就说“感觉像传销。”我说:“对,但你不觉得也像一个军队么。”两者同样考量执行力。官方志愿者一百多号人,可不好管理。因为都是学校里的尖子,学生会主席这种,小社会活动家,即使是耗时半年考核选拔出来的,也会出现无法配合、沟通的情况。所以我一直都认为FIRST最厉害的其实并不是找明星或是找钱,而是志愿者培育体系。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直都在考虑,怎么样能让那些比钱还值钱的东西去发挥真正的价值。我永远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宣传肯定要给媒体钱嘛,或者跟宣传公司合作,宣传公司他开一个单子,最后一个价格:15万。完了,我没钱啊,没钱我就得自己写,那就自己累点,自己累不花钱嘛。然后再比如重大场合的主持人,自己来嘛。这个倒是无意间跟很多前辈电影节接轨了,人家就都是电影节举办者在那组织,在那主持。我们是因为没钱自己才上的,后来发现好多人都跟我们说“你们真专业,都自己上”,无心倒是插了柳。
Q:最后一个问题,对于FIRST,你有没有什么规划和目标?
李:我觉得,现阶段得先投入着。也许十年或二十年后,会看见像郝杰、忻钰坤、邵攀、沙漠、文牧野等等,从FIRST走出来的一代人的那个时代,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他们在中国电影里站的是什么位置,我们也会通过前面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去考量自己的发展方向,一年做得比一年好,影展要活着,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原载《电影世界》2015年8月)
这次采访是去年第九届FIRST的颁奖典礼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我在西宁的酒店房间里和李子为近两个小时的聊天记录。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当时的她是如何用沙哑的嗓音与我交谈了如此长的时间,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要赶飞机,这个时间恐怕还会更久。
一年时间过去,FIRST从九到十,第十届还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幕,我在朋友圈里眼见着她和她的团队,每天通宵达旦地准备各种电影节期间的日程安排。前几天去他们单位看今年的展映片,我都尽可能悄悄地去然后再悄悄地离开,不太愿意耽误他们的时间——从屈指可数的睡眠时间里挤出来的工作时间。
一年来,我有更多机会和李子为闲聊对话,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仍然是一年前那次最初的谈话最是深刻难忘。尤其是当你在上海电影节见识过不计其数的“XX之夜”,和接近春晚舞台范儿的开幕式之后,考虑到每年华语电影中为数不多的水准之上的作品都是从FIRST走出来的,自然不免对它更生出一点敬意。在国内尚且贫瘠的电影文化土壤里,似乎在那里你更能看见一点属于电影本身的活力和生命力。如果你有耐心看完去年的这段对话,或许你会对这个以“撒野”自诩的电影节有一个更直观明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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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参加过几次咱们的放映活动,以及FIRST在北京的推介会,那种high劲是我在其它参加类似活动感受不到的。现在第九届算是告一段落了。
李:对,再过15天就安定了,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收尾工作。我向来认为工作应该一方面往前冲,还有一方面就是断后。收尾工作其实特别重要,那个时候才会有时间总结,之前一直在跑,顾不上看自己的鞋带是不是松了,只知道往前跑,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我的鞋为什么质量不好,只有在总结之后才会有。所以我们大概是从8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15号,都要忙这些。在这15天里,我们团队的六个人有俩人要去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因为今年我们和他们有一个合作,也是关于电影项目的,叫 “龙跃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专门负责中欧合拍的青年电影项目的研发,中国导演,你可以在欧洲取景,而且基本是免费的,他们会提供这些便利,同时也会介入欧洲的一些专业制片公司。实验室对艺术电影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不像我身边的电影公司,其实多数是犹犹豫豫的……
Q:因为他们可能是国家会出一部分钱,这次获奖的导演都能去么?
李:不是,是我们选择的,有十个名额,FIRST有一个。
Q:就是说有可能会为一些导演争取到一些资金是么?
李:对对,现在已经选中了,去年的胡笳进入这个LAB,他这部片子叫《巴黎在别处》。这个龙跃LAB对于一个年轻的电影创作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目前有四个电影节共同来合力促进这个事儿:柏林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和FIRST。
Q:说到欧洲对这种独立或曰青年电影的扶持,他们应该是几十年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了,中国这一块基本上还是空白。那么现在从FIRST涌现出来的那些有才华的导演如何寻找类似的机会呢?
李:现在像郝杰、忻钰坤他们出来真是不用愁了,我们正在研发中国具有成长性的早期导演的院线片孵化计划,来真的。
Q:但他们只是个例。
李:是的。现在很多导演事实上还是在单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FIRST创始人宋文现在开始强调后端(FIRST成立了旨在扶持青年找到寻找拍片机会和资金的“并驰LAB”计划)。但是,后端工作也取决于前端做得有多好,所以这几年一直在前端上付出极大的精力。好多人都讲,要把这些青年导演签下来呀,要不然你做完选出来就给别人了。 好啊,欢迎大家都付出实际行动!从我们电影节出来的那些导演常常被问,“你被签了么,签哪了?”,他们现在也在和一些主流大电影公司接触,但他们也会犹豫的,因为一般签这种合同他是有五部的导演合约,但是不是自己的创意和剧本。很有可能是公司直接给他一个项目,然后他就想“拍就拍嘛,当练手了”,很多导演一开始都这么想。然后可能就像恶性循环一样,很快你就进入到那个太过庞大的体系,不容易出来自己的表达。谁能拒绝钱?!真心很难。
Q:那时整个人会有个变化,之后再和这个人聊天,可能会发现这个人已经接近一个被洗脑的状态。
李:所以就是这点很要命,像忻钰坤我们就保护得比较好,去年七月之后其实我们没有和他聊太多,八九月份的时候主要在考虑哪家公司能把他接手。后来光线有意向签他,条件也很宽松,星美也有聊过,但有些项目未必是导演要拍的。其他还有好多公司找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太和电影公司接触。生意就是生意嘛,聊得多了心特别累。也说情怀,但多数时候你会发现是比较扯的一件事。
后来是到了大概十月下旬吧,中欧的那个培育计划刺激到我,就是不要把它变成纯粹的商品,你不是有钱吗,你放到这来,你不是有才吗,你也放到这来。这样一来就既保护了资方也保护了创作者。这边你也别多要,那边你也别多给,就这么多,你赔也赔不到哪去,都放在这里面,都中小成本。干的事情,是剧本为先,搞好了,再上路,谁也别催。
Q:就是像“并驰LAB”这样一个计划。
李:“并驰LAB”就是特别讨厌华而不实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做前端,就是为了让投资人更有信心。耐心的磨好剧本,那么作为前辈的电影人也愿意伸一把手去帮一下这些年轻人,而这些人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他们选出来的,那种情感是不一样的。在FIRST只要能够走到最后,就会被很多人发现并被人提起,如每年电影节的“惊人首作”的片子就都很不错,被大家提到的次数也最多。可是能被我们每年提起的真正有表达的电影一年又会有多少呢?
Q:院线片屈指可数,可能两个巴掌能够数完。
李:是吧,像昨天我们放的《烈日灼心》和《黑处有什么》,这两者之间到底哪一个给评委的冲击力更大,我们不得而知的。因为《烈日灼心》不在这个里面评选,但假如这是一个年轻导演拍的,那未必呀,不知道的,你就不能说它一定会赢。两者其实没有必然的可比性,因为《黑处有什么》作为处女作那个里面有另外一种张力,你找不到这种规律。
Q:像FIRST这个计划,我听你意思是说想把资方和艺术家两者找到他们的利益共同点,你想做一个这样的角色是嘛?
李:对,我们是平台,一个具备审美能力、资质考核能力的第三方。
Q:那么你们现在寻找资金这方面会有困难吗?
李:当然有啊,电影节现在都已经负债。是这样,我解释一下,我们是2011年来到西宁,前三年是有少量补助的,机票和酒店的费用,大概在100万左右;其他的费用靠自己筹措。但一个电影节一年操办下来,怎么也得个7、800万啊。从2014年开始,完全市场化运营,政府给予一些会务、宣传、场地支持,不再有扶植拨款。而影展的商务也不理想,也没有任何投资机构的资金倾注,钱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FIRST由于是关注早期电影人的作品,很多人都是埋在泥土里的,很难找寻,为此,诞生了这个影展的另一个特点,耗时全年只做这一件事情。员工工资,房租,巡回展映,机构维系,宣传推广,选片评片,影片版权,电影节举办等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暂时只能靠团队全年奋力省钱、借钱,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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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FIRST颁奖礼现场,中间躺在地上的是李子为 |
Q:那么为什么一直在西宁办?其实东南那边也一直都有不少城市想办,想打文化牌的。
李:你讲的是没错,但我不认识啊。而且,我已经在这了呀,这儿挺好的,真去别的地方,也不见得有用啊。
我为什么说感谢西宁市政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钱不是最大的问题,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好解决,用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比如说电影院的协调,你能花多少钱说能让电影院停下一些商业大片的放映,能够给你放这些处女作,这些艺术电影,这是最难的;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尴尬,比如说观众他看不懂啊,西宁的老百姓有的场次也真的是看不懂,它的上座率是肯定很低的;可是我们弄这些片子的拷贝又是非常辛苦的,但你还是得做。所以想想看,有的时候做这些东西其实有点得不偿失。在北京筹备的时候,我一再跟我的团队强调,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累,我们可不可以控制一点自己这种“虚荣心”,慢慢来,毕竟专业影迷在西宁的数量并不多,然后我的团队就跟我讲:“这不是虚荣,我觉得没人看也要放,没人看它也要存在,哪怕只有一个影迷特意为了这部影片来到西宁,这就是值得。”事实证明,我的队友说的是对的,即使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电影节文化在中国需要继续培育。
Q:但钱总归会是一个问题吧?
李:没错,就像我现在和你们聊天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不踏实。因为今天是7月28号,8月1号发工资,可是我并没有,这是最大的问题,每个月的月末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工资这10万块钱我到哪里去找。我的员工工资并不低的,我也从来不拖欠,想尽一切办法都会按时按数支付。然后我就想,三个老板,我三万,你三万,她三万,好了,九万,差不多。
可是在这之后,我们到九月份又得开始筹备FIRST青年电影馆的周末艺术放映。你想想看,又没有赞助。就我们吧,也没有那个脑子,压根儿没有精力没有那根会赚钱的弦。人手太少,事务太多。之前和几个广告公司合作,广告公司那个胸脯拍得,好家伙,肋骨都要拍断了,“这么多明星,这么牛逼的电影节,怎么可能没钱,你等着,我一定给你。多少总共?800万?等着吧,我给你们找1000万去。”我说那敢情好,终于有米下锅了,那我就将今年的片子质量抓紧弄好,电影人的星光度再增强些;可是片子来了,最后,黄渤也来了,没有钱;姜文也来了,没有钱;张震也来了,还是没有钱。所以想想看,在中国,电影节土壤还很贫瘠,很多的企业或是商家,并不清晰其中的价值和合作的方向。这个部分,估计还得三五年的吧。
Q:这两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繁荣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没有想过就是把电影节作为一个品牌或是一个项目去找资金是不是更容易一点呢?毕竟它现在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它的影响力。
李:我觉得快了,但我还是那句话,慢慢来,包括钱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投入的状态。电影节缺钱其实也很正常,换句话说这个电影节总是向政府伸手要钱的话,其实也很麻烦。
Q:跟政府合作是比较尴尬,因为受到的钳制会比较多。
李:我觉得一项事业还是不要左靠右靠,但你要想干一件事情的话又不可能是一己之力就能办成,所以我一直讲一句话是,一个人干不过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干不过一个系统。所以FIRST影展其实一直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节系统。我们必须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而 FIRST这条路现在看来还行,真的可以为国家电影业输送人才。
一个电影节的举办,要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符号的电影,这是电影节必须明确把持的方向。对于FIRST青年电影节来说,多年来对电影本体的坚守,也让世界电影人对高原古城西宁多了一份敬畏, 电影人慕名而来,悦享电影和西宁的魅力,同时也让公众的审美素养和艺术感知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成长,这不是很好的吗?电影节是一个公共平台。我们对主流电影市场是补充,对主流大电影节也是补充,不必喧宾夺主。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不好比,但单做处女作这一类,我们就是独行侠这样的概念。到现在还没有接收到不好的讯息,这就挺好,踏踏实实为中国电影做点正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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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为总是坚持自己亲自主持FIRST的每一次大型公开活动 |
Q:像今年的《黑处有什么》未来会不会有发行的麻烦?
李:我并不觉得。麻烦比较大的早都已经发生过了,可能未来还会发生。艺术电影的发行在中国目前都不太好。
Q:它会牵扯到电影节么?
李:会。2012年的时候有一部黑白纪录片,四个小时,叫《京生》,题材有些敏感,拿了评委会大奖。这个片子拍了七年,评委基本是全票通过,所以我们没有干扰。我们通知这导演(马莉,一位女性导演、编剧)来的时候,导演说“我不去了吧,不可能获奖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讯息,当我拿到获奖名单的时候已经26号了,27号颁奖,我在确认颁奖礼细节时,才知道导演没来现场。就问为什么,我说“什么叫她肯定获不了,你现在赶紧通知他奖已经获了,她必须来。”然后就给她订机票,最后不就来了吗。她到颁奖礼现场依然觉得,开玩笑的吧,不可能!最后宣布获奖名单,念到的就是《京生》。然后她上去就哽咽了。电影节要给年轻人艺术肯定,要让其相信可以吃这行饭。这很重要。
Q:那后来呢,有没有惹麻烦?
李:后来被善良友好地提醒了。麻烦倒没有。因我不是学电影的,我的生活态度往往比电影态度更为强烈。有些艺术家、评论家、或者学者,他们身上会带有一种先天性的严肃批判,往往会把一些事情搞得很沉重。我一直坚持我自己的生存哲学。我觉得在当下这样一个商业电影的漩涡里面,我不会随波顺着走,但我也不会逆到不要命的程度,我会尝试先停在那里,因为我要先搞清楚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我停在那,先缓一缓,给彼此一点时间。所以在这个当下,先干一点该干的,电影只是一种文化介质,别附加太多,更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Q:现在FIRST只签了忻钰坤吗?
李:还有几个,但他们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导演签约制,而属于一个合作伙伴意向。有点像意向书、备忘录。“并驰LAB”只能陪他们的前三部,尽量提供他们合理的创作环境,后面的陪不了。但是,一年电影节就出来那么一拨人, 谁都想签,可后面更多的有才华的青年导演我们都不知道何去何从。
Q:其实那后面的其他人也都有实力和才华。
李:对,可是有的本子就是没人投,要么就是一窝蜂的瞎投。我没有精力挨个儿的说服别人投,指导别人怎么投,我要有钱我自己投,但电影节又没钱。又说远了。
Q:最后还是资金的问题,这一块,未来可能需要去思考一个全新的经营思路,把它做成一个能和产业嫁接起来的一个桥梁。
李:“并驰LAB”里面有一支基金,他们每年有3000万可以注入到 “并驰LAB”,当然啦,目前钱还没有真正到青年导演口袋里,只是口头承诺。我们也在监督执行中,其次是有一些发行公司,他们也可以参股,比如太合当时跟购买忻钰坤的《心迷宫》版权的时候就有一个协议,就是他们得给忻钰坤下一部片子投资。这样也挺好。
很多企业经常找我,说可以在西宁找一块地,建一个FIRST青年电影大厦,未来可以某一层给到电影节。其它的就做商务用途。而我想的是,人一生能够做多少事情,或者说一个平台能够做多少事情?做不了那么多,所以还不如做减法。我不太喜欢贪大,一直以来都这样,这是我的性格特征。我觉得把我的选片做好,把我的评选做好,把我的放映做好,就已经快疯了。然后你现在让我涉足房地产,建什么旅游景点,又或是怎么去拿一块地。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有利可图,亦或是发展当地经济,可是我不懂啊,还会牵扯我巨大的精力。
Q:其实它只是想借FIRST去拿地,会有政策扶持。
李:对,也许这样拿地会便宜些吧,好像有此类文化政策,但是它事实上不属于我目前的工作范畴。
Q:如果这件事确实要做应该是你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做。
李:对,我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说你负责资源对接和资本,你就专心地负责影展的运营资本,你别这边占着影展,然后全都做的是别的事。其实我不是简单需要一个投资机构,这个机构可能也是一个优秀的商务伙伴,也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广告公司,能够真正全权代理整个影展,把它吃透,市场化运营。
Q:也就是说未来电影节要做大,是需要更多的好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做这件事。
李:所以我最近在琢磨一个事儿,不去批评谁也不想抱怨什么,只想公开“FIRST青年影展寻找合作伙伴”。
之前别人总觉得我们营销好像做的怎么牛逼,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营销团队。所以我得感谢志愿者们,黄渤来了就说“感觉像传销。”我说:“对,但你不觉得也像一个军队么。”两者同样考量执行力。官方志愿者一百多号人,可不好管理。因为都是学校里的尖子,学生会主席这种,小社会活动家,即使是耗时半年考核选拔出来的,也会出现无法配合、沟通的情况。所以我一直都认为FIRST最厉害的其实并不是找明星或是找钱,而是志愿者培育体系。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直都在考虑,怎么样能让那些比钱还值钱的东西去发挥真正的价值。我永远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宣传肯定要给媒体钱嘛,或者跟宣传公司合作,宣传公司他开一个单子,最后一个价格:15万。完了,我没钱啊,没钱我就得自己写,那就自己累点,自己累不花钱嘛。然后再比如重大场合的主持人,自己来嘛。这个倒是无意间跟很多前辈电影节接轨了,人家就都是电影节举办者在那组织,在那主持。我们是因为没钱自己才上的,后来发现好多人都跟我们说“你们真专业,都自己上”,无心倒是插了柳。
Q:最后一个问题,对于FIRST,你有没有什么规划和目标?
李:我觉得,现阶段得先投入着。也许十年或二十年后,会看见像郝杰、忻钰坤、邵攀、沙漠、文牧野等等,从FIRST走出来的一代人的那个时代,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他们在中国电影里站的是什么位置,我们也会通过前面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去考量自己的发展方向,一年做得比一年好,影展要活着,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原载《电影世界》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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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为常与人谈及FIRST的百年梦想,而它并非触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