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关于孟子的论述
孟子和《孟子》一书 缜密纯熟的论辩技巧 气势浩然的文风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372－前289）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山东邹县）人。或说其先为鲁国贵族孟孙氏，时其家已衰落，幼年家境贫寒。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是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施仁政，行王道。为推行其政治理想，先后游说过齐威王、宋王偃、滕文公、梁惠王、齐宣王等。在齐曾一度为客卿，在其他各国也受到礼遇，但他的仁政学说不合战国时期急剧变化的时代要求，被认为是迂阔而不近情理，未能实行。晚年回到邹，专心于授徒和著述。（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343页）
《孟子》是孟轲及其弟子共同写定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则着录《孟子》11篇。
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之者也。”（《孟子正义》第9页，《诸子集成》第一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今本《孟子》7篇，伪出的4篇已佚。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是最早的注本，朱熹《孟子集注》和焦循《孟子正义》也很有影响。
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具有无穷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幷没有病。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赶快去朝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对战国时期士的地位有论述，可参看。（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2页）。
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富贵，希望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辣的个性特点。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
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有些学者分析《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时，认为孟子运用比喻推理，是有意避开理论上的困难。这些比喻和类推逻辑结合在一起，不符合同类相比的逻辑法则。认为其推论，与其说是具有逻辑说服力，不如说是利用比喻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别而造成的感染力。（参见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93页~794页），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
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时，《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和古奥难懂的《尚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372－前289）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山东邹县）人。或说其先为鲁国贵族孟孙氏，时其家已衰落，幼年家境贫寒。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是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施仁政，行王道。为推行其政治理想，先后游说过齐威王、宋王偃、滕文公、梁惠王、齐宣王等。在齐曾一度为客卿，在其他各国也受到礼遇，但他的仁政学说不合战国时期急剧变化的时代要求，被认为是迂阔而不近情理，未能实行。晚年回到邹，专心于授徒和著述。（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343页）
《孟子》是孟轲及其弟子共同写定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则着录《孟子》11篇。
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之者也。”（《孟子正义》第9页，《诸子集成》第一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
今本《孟子》7篇，伪出的4篇已佚。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是最早的注本，朱熹《孟子集注》和焦循《孟子正义》也很有影响。
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具有无穷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幷没有病。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赶快去朝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对战国时期士的地位有论述，可参看。（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2页）。
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富贵，希望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辣的个性特点。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
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有些学者分析《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时，认为孟子运用比喻推理，是有意避开理论上的困难。这些比喻和类推逻辑结合在一起，不符合同类相比的逻辑法则。认为其推论，与其说是具有逻辑说服力，不如说是利用比喻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别而造成的感染力。（参见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93页~794页），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
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时，《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和古奥难懂的《尚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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