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北朝发展起来的“义疏学”,在唐代已经走向衰亡,后来的学者们因袭的不过是“义疏学”的躯壳,所谓师形不师神,清代新疏将“义疏学”推到的顶峰,他们不满足旧疏,纷纷立志做新疏,当然这期间目的各有不同,各自有各自的盘算,也不乏想利用旧疏上位,妄图在历史上完全泯灭和替代旧疏的做法,他们因袭旧疏却又嘲笑和讽刺旧疏的不堪,所谓舆论造势者也。但唐疏终究无可替代,其间原因很多大体不出学术因时变异,后人不懂当时的学术风气,以今度古。或者虽然义疏学是因注生疏,但很多清代学者并不能深刻的理解注文,特别是有自己经学体系的注文,或者他们觉得注文错了,却宁愿去诟骂旧疏。个中表现,不一而足。毫无疑问,从刘文淇的《左传旧疏考正》看得出来,刘氏是头脑清晰,能够仔细分析和解构唐疏的一部优秀的经学或者说义疏学上的重要著作,颇有点现代的分析归纳精神,这书在方法论上值得我们学习。他仔细分析《左传疏》和其他唐疏,归纳对比,得出《左传疏》完全是以刘氏《述义》为稿本,孔颖达他们只是对比较过头的言论进行了调和,完全没有自己的新意,要得出这种结论非得纵横于唐疏之间而细校不可得。刘氏极其细致的区分哪些话是刘的,哪些话是孔的,哪些是孔颠倒顺序或者加工而成的,真可谓神与古交,不流于俗。今得道光清溪旧屋刘氏刊本,收入《师顾堂丛书》,列为《丛书》中《左传》类之第一部,正得其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