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教徒心理结构

刚才跟一个弟兄讨论女性外貌问题，发现这位弟兄执着的认为，上帝把女人造的美丽是为了取悦男人。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传统思维。这跟很多人说中国男人比其他国家男人不修边幅，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就是中国男人传统上处于一种观看者的地位，而女人处于被观看的地位，所以观看者自己的形象是不被看见的，并且是一切权力的主体，而被观看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被观看，她们最多行使一些物质消费权，并且自我认同感是建立在观看她的人身上，而不是她自己身上。
这个性别问题还算是个小问题。但是进一步讨论下去，我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个异教的核心，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跟武志红所说的“全能幻觉”也比较接近，就是中国男性当中存在一种典型的思维状态，跟婴儿差不多，以为外界一切都是自己的想法的产物，世界观里只有“我”和“非我”的区别，而没有“我”和“你”（另一个跟他本质相同，但又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的人）。而所有“非我”的存在都是为“我”而出现的，它们的存在价值也取决于“我”的需求和判断。
当这种具有全能幻觉的人处在观看者的位置上，被观看者就容易发展出一种撒谎成性的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缺乏自我，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认同，而是根据所面对的观看者的主观需要，来随机应变的呈现出不同的假象。这样的人很容易拜偶像，因为偶像身上的图像特性可以被他们用来帮助自己达到扮演不同角色的目的。偶像通常是现实历史中并不存在的人物，并且其形象具有典型和夸大化的特征，等于是人心理中的一个原型（这种原型并非天生存在于人的心理结构中，而是文化所赋予的）。然后人通过拜偶像就能强化相应的心理原型，从而加强自己的谎言对别人的控制力。
从历史性这一判别标准来看，就可以区分“诸圣相通”和“拜偶像/拜鬼”的区别。天主教的诸圣相通，其中的圣人都是教会史上的真实人物，而中国文化中也有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以及各个家族的祖先，被后世所纪念。这一点应当看作中国人一种历史理性的体现。但拜偶像和拜鬼就具有虚构或者夸张扭曲历史人物形象的特征。被虚构的形象，或者被严重扭曲的形象，其实就是人造的心理原型，对这些东西的崇拜应当属于反基督的异教范畴。对领袖的不切实际的崇拜也是同样性质，当中含有对领袖的谄媚和利用，并不是尊敬，连正常人之间平等的尊重都达不到。
在严重的个人崇拜的情形下，一个具有“全能幻觉”的巨婴身边围绕着一群撒谎成性的人，他们都把自我投射到这个巨婴当中，而巨婴的为所欲为都被他们当作是代表了自己的意志。他们的生命卑微到只要有饭吃能喘气，就会不遗余力的执行这个意志。
后来又有一位豆友发信跟我讨论东西方价值观的区别，我于是又想到一段，顺便贴在下面好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想写到印度传教士孙大信，但是写着写着就忘了，孙大信的生平可以参考这个贴：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2218702/
里面有一处讲到他作为基督徒，和传统的印度僧人的区别：基督徒是看造物主所造的世界为好的，并且是外在于吾心而存在的，只是轻视世俗的欲望和追求等；而传统印度僧人和中国人差不多，认为吾心即宇宙，所以很多僧人会直接认为整个外部世界都应当厌弃，有些人还会呆在山洞里不见光的修行，甚至会因此而损毁自己的眼睛。
这样比较下来，就会发现东方文化是一种以相对主义为主导的传统。这种相对主义也曾经数次侵袭西方基督教，然后形成了“清洁派”、“寂静派”、“诺斯替”等异端思想，它们的性质也是差不多的，就是以自身的思想境界来作为评判标准，而不以实际行为的客观对错。这样的思想会导致一种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强大的邪恶领袖成功控制所有人，他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很完美，而且其他人也无法认识到错误的存在。中国历史上这类的事情反复发生，这也造成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不能提高，汤若望神父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因为成功预测日食而被奸臣陷害，差点被凌迟处死）。西方也会出现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人，不过目前为止还是被控制在未能改变整个西方文明命运的范围之内。
再补充一段：
刚才我突然想到存在着《神说藏语》这本书，于是把它找来看了一遍：http://www.jidujiao.com/shuku/files/article/fulltext/0/237.html
书的最后讲到藏族人花了90年的时间把圣经翻译成藏语，其中历经了种种磨难，然后那个抄写员阿沛问道：“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如果神现在能帮助我们出版这本书，为什么他不帮助以前的人呢？”他的朋友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一点我们知道：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做每一件事，他不会过早，也不会过迟。”
这件事情发生在1940年代末。另一篇孙大信的文章（写于1920年代）里提到：“据说几百年前，有一佛圣人，曾有预言，说西藏有一天要被外国打败，到那时连佛都要淹没。因此他们禁止外人入境，特别反对传道，生怕预言应验，成为实事。”
所以可以说藏语圣经的译成是在藏族文化遭受灭顶之灾的前夕发生的，我想它是为了可以让这个民族最后一代的精神听到福音，从而在永恒当中得以保存。
而中华文化我想也正在面临着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