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 作者：项小凯

左派和右派，是划分政治派别的最常用标签，然而很不幸，它们在中国的语境下非常具有误导性，基本丧失了本来的含义。左右的划分，起源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国民议会的座席分布。主张国民权利平等、要求变革旧体制的国民派，多坐于左边席，称为左派；主张保留贵族及僧侣特权、反对变革旧体制的宫廷派，多坐于右边席，称为右派；呼吁调停左右两方、主张引入君主立宪的王政派居于中间，称为中间派。从此，左成为进步的代名词，右变为保守的同义语。
                
                
　　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清左右并不困难。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同情非国教新教、要求限制王权、加强议会权力的进步派辉格党，显然属于左派，而赞同国教、支持王权的保守派托利党，明显属于右派。在美国建国初期，主张平民权利、“常人政治”的民主共和党可视为左派，而要求强化中央政府、警惕“过民主”的联邦党可视为右派。
　　现代的政治制度框架，应当同时包含自由、民主、法治等关键组成部分。这种制度性平台，是在现代语境下言及左右分野的前提条件。在存在这种平台的前提下，根据进步与保守、平等与自由、多元与传统等价值取向，一般可以从制度、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对人们的政治倾向进行区分。例如，在制度层面，左派通常要求政治权利平等，而右派则更强调保护个体自由；在经济层面，左派主张高福利，右派呼吁高自由；在文化层面，左派一般更认可文化多元化以及多种价值观并存，而右派一般更着重坚守某种“传统”价值观，如基督教文化。
　　然而，在列宁式政党执政的共产主义国家，左右标签系统呈现出混乱局面。一方面，列宁式政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常常高度分裂，书面一套而实践另一套，成为司空见惯的政治现象，这导致书面理论上的“左”，经常变成政治实践中的“右”。
　　例如，正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赞成全民普选权，这应该是左派主张；但列宁式政党却奉行精英主义的“先锋队”理论以及集权专制的“民主集中制”，无条件延长“无产阶级专政”，这显然是右派行径。同时，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要创建平等社会，这应该是“左”；但在列宁式共产主义国家，伴随政权建立而崛起的“新阶级”，却比任何历史时期的特权阶级都更为强大，这实际上是“右”。
　　另一方面，列宁式政党以革命党自居。既然革命是“左”，反革命就是“右”，那么当权者及其相关利益者为“左”，而只要与当权者意见相背，就是“右”。在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使得“右派”一词成为打击异见分子的经典政治标签，用来标识当时执政党及其领袖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中国的所谓“右派”，一般具有一定自由主义倾向。列宁式政党激烈反对自由主义，因此凡自由主义者，在历史上皆为该党敌人，自然为“右”。
　　因此，在中国的这种语境下，过于纠结左右的语义基本没有意义。在笔者看来，中国当下的政治分野大致有两派，一派与现体制有密切利益相关性，基本拥护当前体制，反对进行根本变革，这一派可以称为“体制派”；而另一派与现体制没有密切利益联系，基本不赞成当前体制，支持进行根本变革，这一派可以称为“革新派”。如果按照国际惯用的政治谱系划分方法，“革新派”其实属于进步的左派，“体制派”实际上属于保守的右派。
　　以体制划线的理由，是因为体制利益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绑定了人们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人们通常是忽视，而不是夸大了这种相关性的影响和作用。笔者曾多次观察到，一个人的体制利益相关性的变化，如何导致了其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变。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就意识形态而言，当下体制派的核心主张，并不是表面上所声称的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statism），或者叫“政权主义”，即主张强大政府，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对集体（实际上是政府）的服从，简言之，即“政权高于人权”。执政党及其成员、当下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成员，都或多或少属于这一派。
　　具有讽刺性的是，明确声称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并不多，而且一般被视为体制派内的异类。国家主义代表人物何新，近年来影响似乎已经不如以前。
　　主流体制派，仍然在宣传上沿袭惯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当下的政治经济实践，与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呈现出严重割裂。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主流体制派的立场，那就是“维稳”，即尽力维持当下的秩序不变。
　　相比于热衷于“维稳”的主流体制派，体制派内的某些“新型官僚”，比较关注体制的法制化与民主化话题，具有一定现代政治学学养，如提出“增量改革”和“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俞可平。这一派代表了体制内的技术官僚化趋势。
　　体制内的进步派，主张在维护体制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体制改革。某些体制内进步派带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如学者王占阳、谢韬等，他们的政治思想，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另外一些体制内的学者受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影响比较大，如已故的宪政学者蔡定剑，以及知名法学学者贺卫方，经济社会学者秦晖、经济学家茅于轼、张维迎等等。他们可以看作是“体制内自由派”，其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与革新派重合。
　　体制内的保守派，肯定毛泽东时代的合法性，要求政府加大对社会的管制力度，尤其是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压制。这一派通常以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自居，也就是常说的“左派”（其实劫持了左派的名称）。这一派包括以重复毛泽东时代话语为主的“老左派”，以及用新观点新理论来为毛泽东时代辩护的“新左派”。二者话语有新旧之分，立场无实质不同。“老左派”主要用于称呼曾经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权力派，目前基本已淡出前台。“新左派”的代表学者有汪晖、王绍光等。某些经济学者，使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毛泽东时代以及现体制辩护，一般也被归到“新左派”一类，如温铁军、崔之元、胡鞍钢等。
　　民族主义在当下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民族主义者认为本国本民族利益超然于其它各国各民族利益之上。二战后主要由于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民族主义被认为含有民族歧视情绪，一般被主流自由主义所反对。民族主义很容易与体制派结合，尤其是它们在批评代表自由主义的美国方面，经常能找到共同话题。激进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再加之毛泽东理论的某些元素（尤其是对文革的辩护），构成特殊的混合，成为当下某些体制派的典型思想状态，这一派通常被称为“毛左”。这一派其实是体制派中的远右翼或极右翼，在性质上类似曾经的法西斯主义。其代表人物有张宏良、孔庆东等。
　　革新派，大致与当下的自由民主派重合。革新派的思想内核是自由主义，主张保护私权，限制公权，简言之，革新派主张“人权高于政权”。按照经济与政治的侧重点不同，革新派中的保守派在部分默认或回避讨论体制合法性的同时，主张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这一派简称“市场自由派”，主要包括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与金融界专家，如陈志武、叶檀等。
　　革新派中的进步派，更侧重关注现体制的合法性，主张在政治上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所以这一派也称作政治民主派。政治民主派里面再细分，其中较温和的一方，部分承认现体制的合法性，同时警惕激进变革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赞成制度的渐进改良，可以称为“改良派”。最近知名作家韩寒的三篇政治短文“韩三篇”，大致概括了改良派的立场。
　　革新派偏激进的一方，通常基本否认现体制的合法性，明确主张民主宪政为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不排斥激进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这一派可以称为“民宪派”。由于民宪派通常
项小凯：中国当下各种派
会受到体制的严厉打压，故这一派的学者多不为人所知，代表人物有莫之许、陈永苗、北风等。
　　另外，虽然最近某些自称为儒家的学者，引起一些关注，但笔者认为，儒家学说并无成熟的现代政治理论，更没有现代政治的实践经验，因此严格说来，当代儒家够不上形成政治派别的资格。
　　如果放低标准，仅仅以政治主张中所包含的价值观来分析，当下部分儒家属于革新派中的保守派，如主张“儒家宪政”的学者秋风，试图融合儒学思想、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另有部分儒家属于体制内的保守派，如使用“通三统”理论来解释当代历史，为毛泽东时代辩护的学者甘阳（甘阳同时也被归类于“新左派”）；另外，学者蒋庆，大谈儒家的“王道政治”，主张恢复古典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但在现体制的合法性问题上却从不表态，暧昧不清，故目前尚无法判断其体制相关性的倾向。
　　如果使用二轴坐标法，以“体制相关性”与“进步保守性”为正交系，大致可以标出以上各派的政治坐标。大体而言，相距越近的派别，之间的亲和力就越大；距离越远的派别，相互敌视的程度就越高。
　　以上就是笔者对中国当下各政治派别的一个泛泛考察，希望能为读者朋友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