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手,羔羊,和犹太式的强迫症
猎手,羔羊,和犹太式的强迫症
云也退
Nazi Hunter——纳粹猎手,最早看到这个名词,心里这样描画他的模样:永远面沉似水,紧锁双眉,一眼外观人海,另一眼内窥己心。那些匿迹人间,年深日久,几乎连自己是谁都早已忘却的罪犯,终有一日要面对他的枪口,顿时瘫软在地,人还没就执,往事已从地下奋起反攻,一把卡住了他那皱巴巴的脖子。恶有恶报,只待时辰到。
最有名的一位纳粹猎手,是奥地利犹太人西蒙•魏森塔尔。他从集中营幸存下来之后,后半生一直勉力追踪那些逃脱法网的纳粹战犯。他活得格外长,到2005年97岁去世时,已出版了好几种回忆录,记录自己的业绩,震骇那些尚未落网的前纳粹分子,正所谓“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美国有个演员汤姆•道根,在魏森塔尔95岁那年演了一部独角话剧,剧中的他,特地把自己的头发剃成了中秃,一副老态,一直端坐在办公桌前面,打电话,查资料,搜寻线索,勾连国际力量。看了剧照,我方才意识到,那些追捕者并非电影电视里的精壮侦探,他们跟被追捕者年纪相仿,或许还更大呢。
犹太人信从的圣经是《旧约》,《旧约》里数次提到一报还一报,如《出埃及记》里就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魏森塔尔就说过,他有责任以牙还牙,代表那些死去的人,让罪犯为他们的罪行付出对等的代价。当一个垂垂老矣的昔日纳粹党徒被“猎手”缉拿的消息传来,我们总不免且赞且叹:多么执着的民族,执着于让作恶者伏法。
大屠杀是一笔清偿不尽的血账,它的直接和间接受害人中,有许多至今无法宽恕那段历史。不过,我们通常仅仅将犹太人的行为视为一种复仇,或者“捍卫正义”;我们低估了《旧约》,以及深受《旧约》影响的犹太人心理的力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
内森•英格兰德是个美国犹太人,2012年,他发表了个人第三部作品《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收录了八则精致的犹太人故事,我想说的是其中的《日落营》:某年夏天,在美国巴克夏,一个老人疗养营,一群犹太老人,总是聚在一起聊天、喝茶、打牌,营地负责人约什(Josh,看姓名自然也是犹太人),苦于这些老家伙的脾气乖戾,难以沟通和管理。他发现,营里的另一个犹太人多利•福克,被其他老人所敌视,乔什担心出事,可是费力再三,仍在渐渐失去对营地的控制。
他们都是劫后残生之人,就连“疗养营”中的“营”一词都会触动他们的神经。其中一位老人,阿尔尼,炫耀集中营在他手臂上留下的编号,这是纳粹留给他们的终生抹不掉的耻辱,但这些老人却将它们改造为倚老卖老的资本。“我没上过高中,但要说集中营,我可是蹲够了。和这儿不一样的‘营’,没错吧?你说营地?我知道营地什么样。我见识过人性。我亲眼见过……”
有些人老了之后变得固执,有些固执的人慢慢变老。跟老人聊天,难免要挨他们的呛,他们所有见解的潜台词都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可是谁也不能质疑大屠杀幸存者的固执资格,因为,他们“见识过人性”。
这是一种胁迫,就像一个跛子上街,觉得不给他让路的人都道德卑劣一样。老人们挑剔,稍不如意就亮出袖子上的号码;他们提许多要求,总是互相帮着腔说话,他们结成自己的读书会,按自己对“悲惨”的理解读《悲惨世界》;他们刁难乔什,要他干这干那,而事实上又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的共同记忆和一种有待实现的愿望让他们团结。我们常把年老之人视为孩子,宽容他们的任性胡来,可是乔什却不敢如此,他预感到,老顽固不只是口不饶人,他们正在闹出大乱子。
阿尔尼和艾格尼丝两人,认定那位多利•福克是个伪装成犹太人的前纳粹。他们没有确凿证据,仅仅是“相信”。Believe,在犹太人的世界和心灵里据有无法估量的核心位置,像一个泵,不断地给他们灌注行动的勇气、力量乃至希望。相信的对象,不仅仅是上帝或自己“上帝选民”的身份。“他们认为,多利•福克当时和他们在一起——在那些集中营里。他们相信,多利•福克是个杀人犯。艾格尼丝记得他曾驻守在铁栅之外,记得他是个纳粹集中营守卫。”
把这个故事同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畅销小说《朗读者》对比来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人们对二战期间最大的施害者和最大的受害者的印象,在这两篇小说里双双得到印证。德国人的反省程度之深,境界之高,让人震撼:没文化的监狱女看守,在读书识字之后,受记忆的驱动,自己给自己背上了罪责,以至于有人认为,《朗读者》是通过汉娜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颂扬德国人的牺牲,为他们内心过于深刻的负罪感鸣不平;而在他们对面,那些选择不宽恕的犹太人仍然不会宽恕,不论德国人表达怎样的诚意。大屠杀记忆经口头和书面记载以及教育、艺术等等各种途径稳健地传播下去,大屠杀和纳粹进入到犹太人的日常话语和潜意识之中,以至于构成了一种强迫症。
疗养营的老人们必欲除多利•福克而后快。八个人联手,先是敲山震虎,然后挑选一个最合适的时刻,利用暮色和湖水完成任务,论谋思执行之完美,可以拍出一个刺激程度不逊《肖申克的救赎》的片子。看这些“纳粹猎手”的行动,不难理解,为何坊间流传的关于犹太-以色列的畅销读物,除了所谓的智慧和成功学,就是摩萨德及中东谍战秘史。
我不是在谴责犹太人的“正义”诉求,斥责那是虚伪的、利己的东西,作者内森•英格兰德更没有这个意思。可以这样讲,他这篇精湛的小说,揭示了一种犹太强迫症的来历:这个民族的心灵世界里,一边是千年流传的经书律令,另一边是沉重如铁的流亡、迫害和屠杀记忆,一边是来自上帝的律法强行遏制人的本能,另一边则是无法愈合的创伤压抑人的情感。我们只知犹太人聪明、有钱,却不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以心理压抑著称的民族;我们所熟悉的弗洛伊德创设的精神分析学,几乎被犹太人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医学研究领域,因为他们始终在同本能和本性作斗争,从食色欲望的不得伸张,到“以牙还牙”式同态复仇的遭禁。
乔什曾建议老人们去求助司法力量,被他们嗤之以鼻:早就找过了,“本地的那些乡巴佬”支使他们去找国际刑警组织,“他们说,他们现在不抓纳粹了”……很容易理解这种反应。老人们的冥顽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之间或可推动和解,但个体该怎么办呢?纽伦堡大审判,对那些人而言算得了什么?他们与自己的力不从心搏斗,与一个冷眼旁观的世界搏斗,那个世界重复着“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老调;他们担心自己老去、被人遗忘,更担心那些素不相识的仇人早他们一步被人遗忘。
同样的主题,书中还有一则故事《我们是怎样为布鲁姆一家报了仇》,这一次写的不是老人,而是孩子——他们全盘接受了父辈传下来的记忆礼物。他们在美国的一个小镇里上犹太学校,男孩跟父亲一样,头戴犹太小帽;他们的意识里,每一个针对犹太人个体的恶意行为都属于“反犹”。布鲁姆一家连续被恶霸欺侮,犹太孩子们商议着要复仇,但是,他们的行动过程同《日落营》里的老人不太一样。
他们是认真的,也是犹豫不决的;他们的认真令人发笑:学习各种武术和防身术,在自己人的家里演习,找来一个日本人,要他扮作对手来检验自己的拳脚;他们的犹豫则让人若有所悟。犹太人本不喜欢格斗,更不用说杀戮,两千多年前,摩西律法已经为犹太民族设下了诸多行为底线:不得杀人,不得奸淫,不得夺人之妻,不得偷盗,等等。孩子们要谋划复仇,必须通过犹太道德和律法权威的批准,还得斟酌时机和手段,有人加盟又退出,承诺又反悔,直到最后一刻,执行攻击的艾斯•科恩(一个比恶霸强出一圈的壮汉)还不情愿出战,他说:报复和主动攻击之间只隔着一条细线,必须等待对方先出手。
我自然想到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轶事:以色列按兵不动,非要等到伊拉克人朝以国境内打来第一颗“飞毛腿”导弹,然后才着手还击。萨达姆果然率先开火,伤及了以色列平民,为此,时任总理的伊茨哈克•沙米尔至死都遭到批评,人们说,以军完全可以根据当时情势,以进攻来自卫。可是,慎勿主动出击,为保自己的“直”而隐忍退让,把“曲”留给对方,不仅是沙米尔执定的战术策略,也是犹太人历久传承的一个行动原则。
英格兰德的小说会让你爱上犹太人,爱上他们的顽固、纠结,还有强迫症,不仅仅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强迫症,还有在一报还一报的过程中,那种一次次爆发的、强迫自己反省自身的强迫症。在中国人、俄罗斯人、拉美人的小说里,你总能看到暴民一群一群地干戈相向,你看到群众的恐怖,看到各种无端之死;而在犹太人的故事里,一个人在行动,总有另一个人在思考,一个自我在发疯,总有另一个自我在冷峻地观看。死一个人好难好难。
如果说《日落营》里的复仇故事精致得有些冷血的话,那么,在《我们是怎样为布鲁姆一家报了仇》里,犹太式复仇充满了喜剧气息。“我们并不团结,”英格兰德在故事中写道,“我们只会凑在一起,却不懂怎样共同行动……被人追赶了两千年,我们体内没有任何捕猎者的本能。”不善于欺负别人的人,却要学着欺负别人,这是多么滑稽的事!除此而外,书中还写到犹太孩子观看大屠杀纪念影片,他们看了太多次六百万犹太人走进毒气室,口中唱着“我相信救世主会到来”的画面,他们的记忆里,一半是愤怒和悲伤,另一半,则是对那种集体待宰仪式的迷恋。
做强者和做弱者,犹太人执着而均等地追逐着两种对立的诱惑——他们所受的教育客观上赋予了他们这一纠结的心态,也使他们过早地拥有了思辨的头脑。那位壮硕的艾斯•科恩在犹豫中提出,布鲁姆太太挨了恶霸的一拳,那是“独立行为”,“而同样的,报复也是一种独立行为”。十几岁的犹太少年口中吐出这样的语言,并不让我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恶霸的下巴被击碎,犹太孩子终于替布鲁姆报了仇,他们已然成了强者,然而,主人公的头脑仍然转动不歇:
“我看着他,觉得被人打垮要好于打垮别人。我知道,我这辈子都会这么想——这是我的致命缺陷。我也知道,我们所发出的高声喧哗只是出于紧张,出于假想中复仇的快意,仿佛发出声音就等于报复本身。”
当我们谈论《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时,我们就是在谈论一种奇特的心理,一种强迫症,甚或一种精神分裂。英格兰德写下八则故事,个个是百里挑一的杰作,故事里的犹太人并不总是胜利者,毋宁说,他们是一些曾是羔羊的猎手,或想当猎手的羔羊,即使胜利时也会受到失败的诱惑——“觉得被人打垮要好于打垮别人”。信仰、怀疑、自我纠结、顽固和一意孤行,犹太人的可爱,有时也是令人讨厌的地方,分散在这些互相矛盾的标签里面。你摸不透他们,因而也征服不了他们:你征服不了一个能容下所有这些内省的头脑。
云也退
Nazi Hunter——纳粹猎手,最早看到这个名词,心里这样描画他的模样:永远面沉似水,紧锁双眉,一眼外观人海,另一眼内窥己心。那些匿迹人间,年深日久,几乎连自己是谁都早已忘却的罪犯,终有一日要面对他的枪口,顿时瘫软在地,人还没就执,往事已从地下奋起反攻,一把卡住了他那皱巴巴的脖子。恶有恶报,只待时辰到。
最有名的一位纳粹猎手,是奥地利犹太人西蒙•魏森塔尔。他从集中营幸存下来之后,后半生一直勉力追踪那些逃脱法网的纳粹战犯。他活得格外长,到2005年97岁去世时,已出版了好几种回忆录,记录自己的业绩,震骇那些尚未落网的前纳粹分子,正所谓“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美国有个演员汤姆•道根,在魏森塔尔95岁那年演了一部独角话剧,剧中的他,特地把自己的头发剃成了中秃,一副老态,一直端坐在办公桌前面,打电话,查资料,搜寻线索,勾连国际力量。看了剧照,我方才意识到,那些追捕者并非电影电视里的精壮侦探,他们跟被追捕者年纪相仿,或许还更大呢。
犹太人信从的圣经是《旧约》,《旧约》里数次提到一报还一报,如《出埃及记》里就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魏森塔尔就说过,他有责任以牙还牙,代表那些死去的人,让罪犯为他们的罪行付出对等的代价。当一个垂垂老矣的昔日纳粹党徒被“猎手”缉拿的消息传来,我们总不免且赞且叹:多么执着的民族,执着于让作恶者伏法。
大屠杀是一笔清偿不尽的血账,它的直接和间接受害人中,有许多至今无法宽恕那段历史。不过,我们通常仅仅将犹太人的行为视为一种复仇,或者“捍卫正义”;我们低估了《旧约》,以及深受《旧约》影响的犹太人心理的力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
内森•英格兰德是个美国犹太人,2012年,他发表了个人第三部作品《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收录了八则精致的犹太人故事,我想说的是其中的《日落营》:某年夏天,在美国巴克夏,一个老人疗养营,一群犹太老人,总是聚在一起聊天、喝茶、打牌,营地负责人约什(Josh,看姓名自然也是犹太人),苦于这些老家伙的脾气乖戾,难以沟通和管理。他发现,营里的另一个犹太人多利•福克,被其他老人所敌视,乔什担心出事,可是费力再三,仍在渐渐失去对营地的控制。
他们都是劫后残生之人,就连“疗养营”中的“营”一词都会触动他们的神经。其中一位老人,阿尔尼,炫耀集中营在他手臂上留下的编号,这是纳粹留给他们的终生抹不掉的耻辱,但这些老人却将它们改造为倚老卖老的资本。“我没上过高中,但要说集中营,我可是蹲够了。和这儿不一样的‘营’,没错吧?你说营地?我知道营地什么样。我见识过人性。我亲眼见过……”
有些人老了之后变得固执,有些固执的人慢慢变老。跟老人聊天,难免要挨他们的呛,他们所有见解的潜台词都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可是谁也不能质疑大屠杀幸存者的固执资格,因为,他们“见识过人性”。
这是一种胁迫,就像一个跛子上街,觉得不给他让路的人都道德卑劣一样。老人们挑剔,稍不如意就亮出袖子上的号码;他们提许多要求,总是互相帮着腔说话,他们结成自己的读书会,按自己对“悲惨”的理解读《悲惨世界》;他们刁难乔什,要他干这干那,而事实上又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的共同记忆和一种有待实现的愿望让他们团结。我们常把年老之人视为孩子,宽容他们的任性胡来,可是乔什却不敢如此,他预感到,老顽固不只是口不饶人,他们正在闹出大乱子。
阿尔尼和艾格尼丝两人,认定那位多利•福克是个伪装成犹太人的前纳粹。他们没有确凿证据,仅仅是“相信”。Believe,在犹太人的世界和心灵里据有无法估量的核心位置,像一个泵,不断地给他们灌注行动的勇气、力量乃至希望。相信的对象,不仅仅是上帝或自己“上帝选民”的身份。“他们认为,多利•福克当时和他们在一起——在那些集中营里。他们相信,多利•福克是个杀人犯。艾格尼丝记得他曾驻守在铁栅之外,记得他是个纳粹集中营守卫。”
把这个故事同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畅销小说《朗读者》对比来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人们对二战期间最大的施害者和最大的受害者的印象,在这两篇小说里双双得到印证。德国人的反省程度之深,境界之高,让人震撼:没文化的监狱女看守,在读书识字之后,受记忆的驱动,自己给自己背上了罪责,以至于有人认为,《朗读者》是通过汉娜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颂扬德国人的牺牲,为他们内心过于深刻的负罪感鸣不平;而在他们对面,那些选择不宽恕的犹太人仍然不会宽恕,不论德国人表达怎样的诚意。大屠杀记忆经口头和书面记载以及教育、艺术等等各种途径稳健地传播下去,大屠杀和纳粹进入到犹太人的日常话语和潜意识之中,以至于构成了一种强迫症。
疗养营的老人们必欲除多利•福克而后快。八个人联手,先是敲山震虎,然后挑选一个最合适的时刻,利用暮色和湖水完成任务,论谋思执行之完美,可以拍出一个刺激程度不逊《肖申克的救赎》的片子。看这些“纳粹猎手”的行动,不难理解,为何坊间流传的关于犹太-以色列的畅销读物,除了所谓的智慧和成功学,就是摩萨德及中东谍战秘史。
我不是在谴责犹太人的“正义”诉求,斥责那是虚伪的、利己的东西,作者内森•英格兰德更没有这个意思。可以这样讲,他这篇精湛的小说,揭示了一种犹太强迫症的来历:这个民族的心灵世界里,一边是千年流传的经书律令,另一边是沉重如铁的流亡、迫害和屠杀记忆,一边是来自上帝的律法强行遏制人的本能,另一边则是无法愈合的创伤压抑人的情感。我们只知犹太人聪明、有钱,却不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以心理压抑著称的民族;我们所熟悉的弗洛伊德创设的精神分析学,几乎被犹太人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医学研究领域,因为他们始终在同本能和本性作斗争,从食色欲望的不得伸张,到“以牙还牙”式同态复仇的遭禁。
乔什曾建议老人们去求助司法力量,被他们嗤之以鼻:早就找过了,“本地的那些乡巴佬”支使他们去找国际刑警组织,“他们说,他们现在不抓纳粹了”……很容易理解这种反应。老人们的冥顽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之间或可推动和解,但个体该怎么办呢?纽伦堡大审判,对那些人而言算得了什么?他们与自己的力不从心搏斗,与一个冷眼旁观的世界搏斗,那个世界重复着“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老调;他们担心自己老去、被人遗忘,更担心那些素不相识的仇人早他们一步被人遗忘。
同样的主题,书中还有一则故事《我们是怎样为布鲁姆一家报了仇》,这一次写的不是老人,而是孩子——他们全盘接受了父辈传下来的记忆礼物。他们在美国的一个小镇里上犹太学校,男孩跟父亲一样,头戴犹太小帽;他们的意识里,每一个针对犹太人个体的恶意行为都属于“反犹”。布鲁姆一家连续被恶霸欺侮,犹太孩子们商议着要复仇,但是,他们的行动过程同《日落营》里的老人不太一样。
他们是认真的,也是犹豫不决的;他们的认真令人发笑:学习各种武术和防身术,在自己人的家里演习,找来一个日本人,要他扮作对手来检验自己的拳脚;他们的犹豫则让人若有所悟。犹太人本不喜欢格斗,更不用说杀戮,两千多年前,摩西律法已经为犹太民族设下了诸多行为底线:不得杀人,不得奸淫,不得夺人之妻,不得偷盗,等等。孩子们要谋划复仇,必须通过犹太道德和律法权威的批准,还得斟酌时机和手段,有人加盟又退出,承诺又反悔,直到最后一刻,执行攻击的艾斯•科恩(一个比恶霸强出一圈的壮汉)还不情愿出战,他说:报复和主动攻击之间只隔着一条细线,必须等待对方先出手。
我自然想到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轶事:以色列按兵不动,非要等到伊拉克人朝以国境内打来第一颗“飞毛腿”导弹,然后才着手还击。萨达姆果然率先开火,伤及了以色列平民,为此,时任总理的伊茨哈克•沙米尔至死都遭到批评,人们说,以军完全可以根据当时情势,以进攻来自卫。可是,慎勿主动出击,为保自己的“直”而隐忍退让,把“曲”留给对方,不仅是沙米尔执定的战术策略,也是犹太人历久传承的一个行动原则。
英格兰德的小说会让你爱上犹太人,爱上他们的顽固、纠结,还有强迫症,不仅仅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强迫症,还有在一报还一报的过程中,那种一次次爆发的、强迫自己反省自身的强迫症。在中国人、俄罗斯人、拉美人的小说里,你总能看到暴民一群一群地干戈相向,你看到群众的恐怖,看到各种无端之死;而在犹太人的故事里,一个人在行动,总有另一个人在思考,一个自我在发疯,总有另一个自我在冷峻地观看。死一个人好难好难。
如果说《日落营》里的复仇故事精致得有些冷血的话,那么,在《我们是怎样为布鲁姆一家报了仇》里,犹太式复仇充满了喜剧气息。“我们并不团结,”英格兰德在故事中写道,“我们只会凑在一起,却不懂怎样共同行动……被人追赶了两千年,我们体内没有任何捕猎者的本能。”不善于欺负别人的人,却要学着欺负别人,这是多么滑稽的事!除此而外,书中还写到犹太孩子观看大屠杀纪念影片,他们看了太多次六百万犹太人走进毒气室,口中唱着“我相信救世主会到来”的画面,他们的记忆里,一半是愤怒和悲伤,另一半,则是对那种集体待宰仪式的迷恋。
做强者和做弱者,犹太人执着而均等地追逐着两种对立的诱惑——他们所受的教育客观上赋予了他们这一纠结的心态,也使他们过早地拥有了思辨的头脑。那位壮硕的艾斯•科恩在犹豫中提出,布鲁姆太太挨了恶霸的一拳,那是“独立行为”,“而同样的,报复也是一种独立行为”。十几岁的犹太少年口中吐出这样的语言,并不让我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恶霸的下巴被击碎,犹太孩子终于替布鲁姆报了仇,他们已然成了强者,然而,主人公的头脑仍然转动不歇:
“我看着他,觉得被人打垮要好于打垮别人。我知道,我这辈子都会这么想——这是我的致命缺陷。我也知道,我们所发出的高声喧哗只是出于紧张,出于假想中复仇的快意,仿佛发出声音就等于报复本身。”
当我们谈论《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时,我们就是在谈论一种奇特的心理,一种强迫症,甚或一种精神分裂。英格兰德写下八则故事,个个是百里挑一的杰作,故事里的犹太人并不总是胜利者,毋宁说,他们是一些曾是羔羊的猎手,或想当猎手的羔羊,即使胜利时也会受到失败的诱惑——“觉得被人打垮要好于打垮别人”。信仰、怀疑、自我纠结、顽固和一意孤行,犹太人的可爱,有时也是令人讨厌的地方,分散在这些互相矛盾的标签里面。你摸不透他们,因而也征服不了他们:你征服不了一个能容下所有这些内省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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