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评论】强世功：大英帝国撤离最后殖民地的最后使命
★ ……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的收藏家”，差不多把海洋中临近大陆的岛屿都变成殖民的对象，由此编织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项精明的商业策略，它既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建立起商业关系，从大陆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但却又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大陆殖民地的政治责任。如果说大陆帝国在征服之后往往要承担起艰难的治理责任，大英帝国则如同吸血虫一样通过商业的管道汲取大陆的资源，然而却不需要为由此导致的大陆衰败承担任何政治或道义责任。
★ 英国人对帝国臣民并没有真正的关爱，自然也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也许由于此，大英帝国在精心撤退的过程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如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印边境问题，尽管它自己也一直面临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主义的困扰。由此，我们可以说，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可耻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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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强世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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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帝国的技艺（节选）
大英帝国在精心撤退的过程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如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印边境问题，尽管它自己也一直面临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主义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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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被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19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19世纪的全球政治体系，催生了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新秩序。在这一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帝国政治家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一直在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理想主义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现实主义，或在威尔逊的世界主义与亚当斯（John Adams）的孤立主义之间徘徊，那么，对于英国政治家而言，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冷酷的现实主义是其唯一的政治传统，他们时刻将英国的利益（尤其长远利益）作为政治的最高宗旨。二战后的丘吉尔已意识到大英帝国不可避免的衰亡命运，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减缓其衰亡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的利益。就此而言，丘吉尔的高明之举并非抑制印度独立，也不是拒绝归还中国香港，而是1947年著名的“铁幕”演说。这篇演说的目的就是要挑拨苏联和美国从雅尔坦会议以来形成的合作关系，创造出“冷战”局面，迫使新兴强国美国与英国结盟。这样，大英帝国就可以利用美国对抗苏联的力量来压制正在兴起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大英帝国不至于彻底崩溃。就此而言，丘吉尔确实成功了。
尽管如此，整个1960—1970年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全球整体形势有利于苏联而非美英，尤其1956年英法出兵阻止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行动的失败，标志着大英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因为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维持整个远东殖民地的军事和商业通道。从此，大英帝国在暮气沉沉中走向没落，进入了所谓的“非殖民地化时期”，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政治体系走向结束。1967年，英国殖民地部正式被取消，人员并入了外交部，后来连共和国部也并入了外交部，从此英国开始思考如何从殖民地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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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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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的收藏家”，差不多把海洋中临近大陆的岛屿都变成殖民的对象，由此编织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项精明的商业策略，它既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建立起商业关系，从大陆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但却又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大陆殖民地的政治责任。如果说大陆帝国在征服之后往往要承担起艰难的治理责任，大英帝国则如同吸血虫一样通过商业的管道汲取大陆的资源，然而却不需要为由此导致的大陆衰败承担任何政治或道义责任。就这一点而言，大英帝国毫无罗马帝国的气象，缺乏政治使命感，更没有创造伟大文明的抱负。和恺撒、渥大维这些具有伟大文明抱负的罗马皇帝相比，迪士累里（Benjamin Disraeli）、丘吉尔等帝国政治家充其量不过是精于打算、损人利己的小商人。
大英帝国的这种政治精明计算不仅体现在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更体现在帝国解体的撤退过程中。如果说建立帝国取决于时代的机缘，维持帝国统治则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支撑这项长期的事业，那么能让帝国在荣耀中解体，无疑是一项高超的政治技艺。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经历了从被迫到主动的转变。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由于英国不想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故采取高压手段，导致英国人与殖民地人民的对抗，最终使英国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权。比如印度、缅甸就是如此独立的。而进入1960年代，尤其英法联军干涉埃及接管苏伊士运河的军事行动的失败，帝国政治家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然而，他们不是兵败如山倒一般的仓皇逃遁，而是冷静地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通过主动撤退来最大限度地保证撤退后英国人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
其实，从帝国走向衰败开始，帝国政治家们就运用法律手段来建构不同形式的宪政体制，尽最大可能保持英国的影响力。比如将帝国体制逐步改变为联邦体制，设立海外自治领以区别于殖民地等等，这种多元形式的宪政体制可以根据殖民地的不同情况，尽最大可能地在制度上保留英国在这些走向自治或独立的殖民地的利益。而一旦殖民地的独立不可避免，大英帝国也会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主导整个独立过程。由此“非殖民化”就包含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却将自己长期培养的殖民地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这种渐进撤退的“非殖民化”，反而变成以退为进的“再殖民化”：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局势许可，首先是让大陆实行自治，然后慢慢走向独立，至于沿海或小岛上的海港与商业中心，有可能的话，是稍后撤退，而且这些海港与商业中心的非殖民地化过程的模式则又与内陆的撤退不同。对于内陆，英国在政治行政上，将会尽快放手，但在海港尤其是小岛的商港，在整个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却是另有安排的。这特别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设法保住英国传统的利益，同时也为这些地方的传统利益着想，因为在这个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这些商港已经建成了与内陆相当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结构。
(郑赤琰：《收回主权与香港前途》，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2年，第49—50页。)
因此，在殖民地政权移交过程中，英国人绝不会突然把全部政权交出，而是采取逐渐移交，比如先把地方政权移交出去，或者先把经济、劳工、教育、医疗等经济社会事务交给当地人管理，或成立半独立的自治政府，然后再逐渐移交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政权事务，从而保证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把持政权。这就是大英帝国撤退战略的精髓所在：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培养民众的独立公民意识，实现分而治之。正是在这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帝国政治家采取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价值和意义。英国人虽然走了，可是英国人所特别注重建立的宪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基本上保留下来了，由此只能由英国人培养起来的、会操作这套制度运作的政治精英来接管殖民地政权。与此同时，围绕这种制度运作形成的文化价值也保留了下来，而这种文化价值会不断强化这些政治精英对英国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忠诚。而在这种宪政体制和文化认同中，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是普通法，普通法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且包含着文化价值，更重要的是滋养着一批独立的法律精英，它是帝国与独立之后的殖民地保持联系的政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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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海洋帝国的商业私利动机，港英政府并没有考虑过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租期更强化了“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的临时心态。港英政府之所以一直奉行经济不干预政策，说到底是乘机让英国人捞钱，它直接导致了“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只不过由于后来香港经济的起飞，这种政策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吹捧为香港奇迹的根源，并一直被港英政府包括回归之后的特区政府奉为圭臬，乃至特区政府面对贫富差距和边缘化的趋势虽然采取一些政府干预措施，但却不敢公开宣布放弃这种不干预政策。正是由于没有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到二战期间，港英政府统治香港已有百年历史，竟然丝毫没有获得香港市民的认同，尤其二战期间英国人抛下港人仓皇撤离，反而要中国军队（比如入缅作战的抗日军队）保护英国人，这更加重了港人对港英政府的蔑视。
二战后，英国人重返香港。为了获得港人的支持，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于1946年提出了所谓的“杨慕琦计划”（Young’s Plan），主张在市议会中增加一半的华人代表出任议员。其时，《联合国宪章》对自治领问题作出了规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独立，英国开始考虑殖民撤退的问题。然而，这个符合帝国撤退步骤的改革计划提交到英国殖民地部后迟迟没有回音。因为在这个时候，香港问题已开始由英国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导。帝国政治家们正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战局，在他们看来，香港的问题不是殖民撤退问题，而是如何与未来庞大的中国保持关系的问题。于是，英国政府在1952年10月宣布，目前在香港进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为时尚早，因为它意识到要将香港作为这样一个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其利益的“政治上的守望战略据点”，就必须从英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的大局来思考香港问题，在保证英国人最大利益的情况下，最终将香港归还中国。对此，港督葛量洪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冷静而理智”的心境：“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因为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香港命运可决，而从中国的观点，在此期限之前，将不致对香港进攻。新界租借能否续约，实属疑问，中国当然要英国交还香港。然而，如能维持现状，中国即可继续利用香港，互相利用，香港大陆两受其益。”(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曾景安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38、146、137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上，当解放军勒马罗湖边时，英国人很快向新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以继续保持香港殖民地，“杨慕琦计划”也由此搁浅。而在1960年代，美国人不断通过联合国推动“香港自治”的计划，但始终受到英国的压制。
然而，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崩溃，大英帝国于1967年做出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政策，将英国的防务集中在欧洲和北大西洋。1968年又宣布将于1971年底完成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海湾地区的撤退。英国在远东的实力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又开始考虑做好撤退香港的准备。而此时，中国坚决反对英国政府通过民主化改革将香港变成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实体。也许是由于中英外交关系的考虑，大英帝国在没有做出最后撤退的计划之前，不会贸然推行民主化改革。正如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李（Fredrick Loe）指出的：“不可能预测香港政制上有任何重大改变的可能，香港政制发展有明显的限制，因为香港不能像其他属地的演变一样，希望达成自治或独立的地位。成立民选立法机构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政治发展只有最终目的是要达成自治或独立才会真正有意义。香港有最大改革可能的一个方面是市政事务和地方行政。”正因为如此，港英政府试图在“杨慕琦计划”的基础上，推动地方行政改革，把民主政治的安排与地方行政改革结合起来。
1966年，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又提议改革市政局，希望建立“地方政府”，将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等内政事务交由市政府负责，并选举产生适当数量的华人议员参与管理。但该计划最终搁浅，因为1967年的反英抗议运动使英国人深刻意识到，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会使香港左派进入政权中，而香港的前途只能回归中国。正如英国联邦事务部次官夏普特在1968年8月对香港革新会主席的谈话中所说的，在政制改革问题上，“香港政府作任何重大改变，都会把香港对中国、台湾、美国的那辆载满了苹果的车子打翻”，他认为用普选立法局议员的方法“扩大民主”，“会使当地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企图控制立法局”。正因为如此，港英政府否认香港市政局会走向代议政制，认为最佳的办法是发展咨询机构，而不是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地区议会或者市政局本身。面对这种局势，港英政府在抑制民主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在归还香港过程中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就是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识，使其与内地在身份认同上割裂开来，从而造成事实上的独立状态，给香港回归制造困难。
1967年2月，港英政府在镇压了由于工人罢工引发的普遍抗议之后，发表了《九龙骚乱调查报告书》。其中指出，传统观念认为“香港仅是人和货物的转口港，人们在这里只工作一个时期即希望他徙”，这种“欠缺永久性和无所归属的感觉”，使得青年人产生了不安全感。为此，报告书建议“鼓励他们认为香港是他们的家乡”，同时加强各种宗亲、街坊会的活动，建立一个“更为广阔的忠贞信念的基础”。然而，和共产党交过手的大英帝国深深意识到，要增加港人对英国人统治的香港的归属感，单靠暴力镇压、“赢心洗脑”工程和“行政吸纳政治”并不能完全取得港人的忠诚；要与左派争取群众基础，就必须解决群众面临的社会问题。于是，大英帝国开始采取“民生抗共”的撤退战略，即解决香港市民的民生问题，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从而使其抵制共产党中国，为英国的撤退争取最大的利益。为此，港英政府一改“统而不治”的殖民传统，采取积极干预政策，制定了大量保护工人福利的法律。尤其1971年麦理浩（Murray McLehose）出任港督后对香港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治理，推行了各项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房屋改革。
香港土地属港英政府，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拍卖，由此导致香港地价飞涨，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私房，只能由政府提供廉租房。随着香港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屋远远赶不上实际需求，据统计当时香港大约有近百万人居无定所，香港变成地地道道的“流民社会”。流民社会滋生了香港市民的流民心态，他们不可能认同香港的法律秩序，更不可能忠诚于港英政府。“有恒产者才有恒心”，麦理浩深得其中奥妙，认为住房不足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发生摩擦和不愉快的最主要、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为此，他上任伊始就推出“十年房屋计划”，计划到1982年用十年的时间为近180万人提供住所，使得普通香港人都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拥有自己的居所。从此大多数香港人不再是漂泊的过客或流浪到香港的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或一池无根的浮萍”，而是以香港为家，从而大大提升香港人的本地意识和自我认同。同时，麦理浩利用“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将普通市民组织到形形色色的地区咨询组织中，通过参与地区事务培养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
在此基础上，港英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形象。因为历史上港英政府是依赖贩卖鸦片起家，贪污腐败成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尤其殖民政府依赖警察管制，警察为非作歹、贪污腐败到了半公开化的程度。为了增加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港英政府镇压左派的抗议运动的同时，提出建设“好政府”的口号，以强化港英政府的道德形象和正当性基础。为此，打击政府中和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贪污腐败成为政府的首要目的。麦理浩在伦敦的支持下，于1974年成立众所周知的廉政公署，肃贪倡廉，成效卓著。这迅速改变了港英政府的形象，获得了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由于廉政公署只对港督个人负责，大大强化了港督对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的控制，也增加了香港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在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时，还推行政府体制改革，重建公务员体制，大大增加了港英政府的效率。对习惯于依赖政府的中国人来说，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无疑是他们的梦想，港人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可想而知。通过暴力镇压、赢心洗脑、精英培养、行政吸纳、社会治理和形象重建这一整套相互配合的治理手段，大英帝国终于获得了港人的认同。英国人手中拥有了认同和支持其统治的臣民，这成为英国在撤退中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最大本钱。
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香港的前途命运已提上了大英帝国的议事日程。麦理浩回港后，公布了邓小平所说的“让香港人放心”这个好消息，但没有公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的消息。麦理浩意识到大英帝国从香港的撤退已不可挽回，便悄悄地启动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实施的撤退步骤，即把代议制引入香港，让香港人自己统治自己。如果说从“杨慕琦计划”开始，港英政府担心推行代议制会让香港左派势力乘虚而入，那么，经过麦理浩的十年治理，香港中产阶级已形成，香港人的自我意识也已出现。香港人对港英政府感恩戴德，即使不能认同自己是英国人，但也不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会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这样，大英帝国推行代议制的撤退计划已时机成熟。1980年6月6日，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区议会”，选举产生区议员，香港的代议政制正式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精于算计的英国人紧急修订了“国籍法”，将香港人变成在英国没有居留权的海外公民，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香港人因为害怕回归而大规模地涌入英国，分享英国的社会福利，变成英国的负担。大英帝国已经为撤离进行了精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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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
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
看哪，往日的盛况，
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
“帝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退场》这首诗中道尽了对大英帝国解体的伤感，而这伤感难以掩饰对帝国昔日辉煌的自豪。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作为自己的目的，以荣誉和荣耀作为自己的动力，唯有大英帝国是个另类。如果我们再将其与罗马帝国相比，就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建立最终以罗马人消亡为代价塑造了欧洲人；若与古代中华帝国相比，就会发现中华帝国的历代统治者都以种族身份的消亡为代价，最终打造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因为这些大陆帝国在面对日常治理的过程中，各民族在纠缠不清的爱恨情仇中已经融合在一起，这既是由于帝国政治家对子民的政治责任，也是由于帝国政治家心系天下的博大胸怀。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则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以狭隘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作为自己的动力，以至于大英帝国跨越全球，但英国本身从来没有超越狭窄的英伦三岛。我们必须记住，英国与大英帝国一直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大英帝国仅仅是联合王国的赢利机器。大英帝国在其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曾经一度尝试将英国与帝国合一，让所有的帝国子民都享受到英国公民的好处，但随着英国经济衰退的出现，帝国政治家最终放弃了这种合并思路。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对帝国臣民并没有真正的关爱，自然也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也许由于此，大英帝国在精心撤退的过程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如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印边境问题，尽管它自己也一直面临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主义的困扰。由此，我们可以说，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可耻帝国。
然而，由于冷战背景，由于内地的“文革”，由于197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由于***风波、东欧事变和苏联解体，种种历史机缘成就了香港奇迹，使大英帝国的可耻没落最终上演了“共荣撤退”的一幕。假如没有内地的“文革”，假如没有香港经济起飞，或者这些历史机缘没有凑合在一起，大英帝国将如何收场?阅读香港这十多年的历史，我每每觉得，命运对英国人格外眷顾，这或许是上天给英国人的政治德性的最后嘉奖。根深蒂固的主人意识、清醒冷静的政治判断、深藏不露的政治谋划、审慎周全的利益盘算和坚韧不拔的耐心与毅力，这些政治德性既将一个帝国推上历史舞台，也成就了帝国最后的光荣谢幕。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将政治德性彻底建立在赤裸裸的商业操作上，完全实现了政治的理性化和伦理的理性化。看来亚当·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性，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显然是一个误会。然而，香港奇迹究竟是大英帝国退出历史舞台的谢幕，还是另一个民族崛起的序曲?
第十一章 退场：从循序渐进到激进革命
英美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往往是希望产生实质上依附于英美势力的上层精英民主甚至寡头民主，而它们要颠覆的恰恰是真正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民主政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或漠视香港人的民主政治热忱及其政治理想，而在于我们要明白民主化所展现的个人自由背后还有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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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9日，末代港督彭定康携带家人抵达香港的皇后码头。港英政府专为殖民地官员建造的码头经历了历任港督的上任和离任，包括1975年伊丽莎白女王到访和1997年7月1日查尔斯王子的黯然离去。2007年特区政府出于建设需要拆迁皇后码头，引发了青年一代的抵抗行动。他们要保护的不是简单的历史古迹，而是香港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对于年轻一代如此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内地经济崛起和香港的相对边缘化，致使香港人丧失了对内地的优越感而变得敏感又脆弱；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认同的阻隔，在“两制”区别日渐模糊之时，国家认同又很遥远从而变得焦虑且迷惘。在这种情况下，往日的集体记忆似乎变成了年轻一代精神成长中的成人礼。就像轩尼斯道、德辅道街、骆克道和皇后大道等这些充满历史记忆的街道名称，皇后码头与帝国司令勋章、十字勋章、骑士勋章等香港精英当年取得的荣耀一样，成为往日辉煌的记忆。
和过往港督上任一样，香港的达官显贵和普通市民自然要到皇后码头列队欢迎自己的主人。然而，让港人惊讶的是，这位末代港督一改殖民地传统，没有佩戴《殖民地规例》明确规定的要佩戴装饰有羽毛的帽子、肩章和佩剑等这些象征着帝国荣耀和威严的符号，而是身着便服，一脸微笑轻松地与市民们招手，不像过往的港督保持威严的神色。正当香港人对港督新鲜的出场方式议论纷纷时，上任第二天的彭定康就以民选政客惯用的亲民姿态，坐地铁，挤人群，搭火车，走山路，逛“女人街”，在街头小店喝茶，接近市民。整个香港轰动了，就像神仙下凡一样，在香港一百多年历史上，港督第一次像普通人一样走在市民中间。而经过选举训练的彭定康，不仅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吸引市民，而且善于利用身体语言，举手投足都成了媒体捕捉的对象。
当然，彭定康很清楚，民意是由传媒塑造的。于是他的就职典礼就变成在总督府后花园会见记者，通过传媒问答大会传播其施政理念。这种类似美国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会见记者的现代政治小技巧，对香港新闻界却是破天荒第一次。而在彭定康随行人员中就有来自伦敦的新闻统筹官员，他是营造“民意”的高手，负责每天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香港新闻媒体关注的问题整理出来，并制定新闻宣传计划和策略，告诉彭定康应如何回应这些问题。而这样的新闻统筹官员属于唐宁街民选政客的一部分，不属于职业外交家或殖民地的总督。由此，传媒以及传媒引导的民众就被彭定康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举动完全吸引住了，如崇拜演艺明星一样关注其表演。香港人晕倒了，仿佛沉浸在童话世界中。时至今日，彭定康每次来香港都能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香港人依然津津乐道彭定康的政治表演，念念不忘往日的眩晕。
一个殖民地总督为何一反传统，以街头鼓动家的方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民选政治家的形象呢?假如彭定康仅仅会这些表演，那不过是一个二流的政客。彭定康之所以成为政治家，是因为他有政治家的眼光、谋略和手腕。他不仅有强烈的政治理念、完整的政治计划，而且知道如何贯彻。他在媒体和民众面前随和的一面与在港府内专断严厉的一面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前者为他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后者使得他迅速地完成了政治力量重组。为此，他利用对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的任命权，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以前的战略盟友，即通过“行政吸纳政治”而进入港英体制的工商精英，把他们从两局中赶出去，而把自己新的政治盟友吸纳到政治体制中，这就是1980年代末凝聚起来的“民主派”人士。经过这一年多的民意铺垫和政治权力格局的精心安排之后，彭定康终于在1993年抛出了他的杀手锏——“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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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麦理浩访华开启中英香港谈判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近二十年时间里，大英帝国在香港问题上一直采用两种策略来实现香港独立或完全自治的政治目标。其一是外交策略，通过与中国政府的外交谈判给香港自治或独立争取最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一点我们从《联合声明》的签署和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参见第十章）其二是内政策略，利用英国对香港的最后统治推动香港政治的民主化，把香港政权尽可能地交给亲英的港人手中，促成事实上的香港独立。这是大英帝国惯常的撤退战略（参见第四章），也是撒切尔夫人为中英谈判所设定的目标规划：“我们的谈判目的，是以香港岛的主权，换取整个香港的长期管治权。……我们建议谈判如果没有进展，便应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我们的目标是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仿如我们以前在新加坡的做法。这将包括在香港建立有更多华人参与的政府和管治架构，令华人越来越多地为自己做主，英国人则逐渐退居二线。”(《戴卓尔夫人回忆录》，香港：博益出版集团，1994年。)
1984年7月18日，港英政府赶在9月26日中英草签《联合声明》之前，发表了《代议政制绿皮书》，宣布要“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由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并“使各行政部门向立法机构更为负责”。也就是说，港英政府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将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向香港市民负责的代议体制。这样的体制避免了未来的特区政府向中央负责的倾向，确保香港维持半独立的政治局面。而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就是引入政治选举。由此港英政府一改立法局议员由港督任命的传统，引入了功能界别选举传统。这一方面是由于港英最初在香港政制发展（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r constitutional reform）问题上秉持尊重传统和秩序的英式自由主义，对传统制度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以保持港英政府的政治稳定。正如《绿皮书》所言，“本港先行政制最重要的特色，是征询民意和以民意大致所归，作为施政的基础；而不是一个以政党、派别和反对派系构成的政制。……这个制度最可贵之处，就是能够使香港长期以来，经济得以繁荣，社会得以安定。”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港英政府与香港工商专业精英阶层的政治同盟，防止中国政府支持的香港左派通过选举进入港英政府。对此，《绿皮书》直言不讳地指出：
直接选举并不是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办法，足以确保选出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有些时候，人民的政治意识对直接选举未有充分的准备；有些时候，则由于社会风俗习惯不同，这种选举方式未能深为人民所接受。……我们必须负责本港的特殊政治环境，财经界及专业阶层对建立本港前途的信心和繁荣至关重要，他们必须获得充分的代表权。推行直接选举，可能使本港迅速陷入一个反对派系参政的局面，以致在这个关键时候，加上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很明确。用当时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的话说，中国政府讲的五十年不变；不是指1997年的香港情况五十年不变，而是1984年的情况五十年不变；而要改变这种局面，让1997年的香港情况五十年不变，则需要在1997年之前的十三年时间进行代议改革，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制体制，从而使1997年之后保持不变。这就是港英政府推动政制改革“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的基本思路。为此，港英政府通过推动立法局的功能选举，将立法局从港督的咨询机构逐步变成代议机构，并于1985年6月通过《立法局（权力与特权）条例》，赋予立法局一些绝对的权力。
由于长期的“行政吸纳政治”模式（参见第一章），香港人并不习惯于选举。1985年的立法局功能选举虽然选民有七万人，参加投票的却只有两万五千人。但港英政府推动的代议政制改革已经吸引年轻一代香港人的政治热情，尤其是1970年代香港学生运动中的“社会派”，成了1980年代议政参政政团的中间力量。再加之基本法开始起草，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开始咨询香港各界的意见，香港社会的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在它们的推动下，1988年立法局选举改革的焦点已不再是增加间接选举议员的数目，而是要引入直接选举立法局议员的问题。面对1988年直选中英谈判时期香港人在主权归属上发生的“还政于中”与“还政于民”之争，现在变成了“民主回归派”与“民主拒共派”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导致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关于特区政治体制和立法会直选议席的争议。（参见第十章）
英国政府必须赶在基本法制定之前推动香港代议制改革才能在基本法的起草中利用“衔接”问题影响基本法的制定。然而，“衔接”问题是一柄双刃剑，英国政府可以利用它来制约中国政府关于基本法的制定，而中国政府也可用它制约港英政府的政制改革。其时，苏联在新思维下进行民主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加速，中美之间也处于政治蜜月期。在这种背景下，中英之间坚持相互合作和平稳过渡。港英政府在1987年发表的《代议制改革绿皮书》中提出：“避免出现对抗政治，而以务实的方针去处理问题。”而在1988年2月发表的《白皮书》中进一步明确：
为了保持稳定，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应该继续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这些演变也必须有助于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在考虑1997年前进一步发展香港的代议政制时，必须顾及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对1997年后怎样执行这些规定的商议。……政府在衡量上述所有因素后所作出的结论是：1997年以前立法局内加入若干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将会是香港代议政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合理和可取的步骤。……至于实行直接选举的时间，政府的结论是：鉴于社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有十分明显的分歧，在1988年实行这样重大的宪制改革将不会是正确的做法。……政府因此决定在1991年采取直接选举选出若干名立法局议员。
(《白皮书：代议政制今后的发展》，香港政府印务局印，1988年 2月。)
然而，1989年之后，英国政府改变了策略，要求增加直选议席，将原定的1991年的10席增加到20席，到1995年增加到24席。由于当时两国缺乏互访，中英两国外长为此以通信的方式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即1991年的直选议席增加到18人，1997年的第一届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增加到20人，第二届立法会增加到24人，第三届立法会增加到30人。正是根据这个“衔接”原则，全国人大于1990年4月4日通过了香港基本法。然而，随着东欧事变以及紧接着出现的苏联解体，整个冷战似乎以西方世界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个背景下，英美改变了对华战略，中国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实现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后目标，而香港就成为首当其冲的主战场。
3
1992年6月19日，就在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天，英国上议院摩斯会议厅举办了一场题为“香港之未来”的研讨会。与会发言者包括英国议会和外交部中负责香港问题的官员以及学者和专家。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侯威尔在题为“英国与香港：外交政策目标”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1989年之后整个世界的情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英国统治下香港的局势也应随之发生变化：
我认为在1992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世界各地人民所期望的民主标准比我们十年前所敢期望的还要高。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可能性，那便是自由民主不仅在世界各地战胜专制，而且那些实行非自由非民主制度的国家也逐渐认清历史不是站在他们那一边，历史是跟他们作对的，而各地人民也开始以更高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希望。因此，现在也许是新总督彭定康针对民主标准的程度以及人民工作、经营、发展和邓小平所谓的“发财”等事项所需要的品质，对北京和其他国家发出一些较强烈讯息的适当时机。我相信彭定康以他所具有的政制能力、沟通技巧和行政能力，非常适合担任这项职务。
我认为我们需要将1984年所有的措辞加以修正。我并不是指要改变基本法中的细节，改变它的文字，我是指改变语气，改变有关1997年所将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措辞。……香港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与周围其他地区的人民有十分密切的文化关系的国家。然而，它有自己的见识和声音，有权利表达它的见识和声音，有权利不让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彭定康抵达香港履新时，不仅须认清与赞许一切审慎的民主运动，而且要带头推动这些冲劲。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指他必须逐渐让香港民众参与香港的治理工作。我是指他必须以明智而不具挑衅性的方式重新讨论香港立法局选举的民主时间表。我认为，由于世界情势的进展，这些情势将有进行的必要。
(《香港之未来：伦敦研讨会实录》，台北，1992年，第12页。)
这段演讲再清晰不过地预示着“冷战”后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在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冷战以“历史终结”的形态宣告了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胜利，这既是意识形态的胜利，也是地缘政治的胜利。尤其苏联解体意味着中国原来在国际“大三角”格局中帮助西方世界瓦解苏联的意义不存在了，中国作为西方世界最后的意识形态或文明的敌人，成为西方在地缘政治体系中最后一个需要肢解的对象。如果说整个1980年代，由于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使得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处于主动态势，那么在苏联解体后，英国在美国支持下试图扭转原来的被动局面，采取主动攻势，即改变中英《联合声明》的“措辞”，改变它的“语气”，把香港理解为“国家”，并通过民主化的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或者在中国的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的政治力量。因此，“冷战”结束通常被西方世界理解为“自由的胜利”，可在英国的对港政策修辞中，却被渲染为“民主的胜利”。彭定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其政改方案的。正如他在推出政改方案之后，到英国下议院寻求支持的发言中所指出的：“由于历史、地理及国际条约的现实，我们不能很快地建立如同其他独立国家的民主。香港市民会明白这一点。”《信报》，1992年11月19日。而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就是要通过民主普选把香港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mak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overeign）。英国人很清楚，港督不是选举产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的行政长官自然没有直选的基础，而且中央政府也不会很快放手让行政长官直选，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动立法局直选，让他们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若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变成立法主导，他们的代理人也就自然获得了特区政府的管治权。这其实是大英帝国一贯的撤退战略，只不过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上天才终于赐予英国人最后一展身手的机会。
由此，我们才可理解，为什么英国政府一改委任殖民地官员或外交部官员出任港督的传统，而委任在英国下议院选举中失败的保守党党魁彭定康担任最后的总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彭定康抛开港督的传统政治风格，以一个民选政治家的形象出现在香港市民的面前。因为此时，香港已经不再是英国人要进行治理的殖民地，而是被英美西方世界选作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的试验场，已经成为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
一旦明白了英美的政治目的，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彭定康把动员和塑造香港民意的支持看作是头等重要的政治大事。彭定康本人及其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持度越高，他与中国进行政治赌博的筹码就越大，由此造成香港内部的社会分化越大，香港与内地的离心程度也就越大。英国人撤走之后，自然在中国内部播下了分裂的种子。而在英国政府看来，只有彭定康这种老练的民选政客才有能力提高港人的民主期望值。正如英国《每日邮报》以“彭定康在香港的一场赌博”为题的社论中指出的：“潜在的危险是香港人的希望可能被刺激得过高，招致1997年后中共的反弹。但彭定康知道香港人愿意赌这一手，虽然有点冒险，但值得一搏。”(赖其之：《彭定康政改方案面面观》，香港：广宇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
4
1992年10月7日，上任不到三个月的彭定康在做足了民意铺垫之后，一改港英政府发表《绿皮书》和《白皮书》进行公众咨询的惯例，而在其“施政报告”中直接提出了政改方案。内容包括三方面。其一，改革立法与行政关系。彻底取消港英政治体制中强化行政主导的“双重委任”（即立法局议员担任行政局议员），行政与立法彻底分家，其目的是强化立法局主导的“代议政制”，以发挥政党的作用，使得“各政党和执政团体将来亦可在本局内自由发挥他们的计划和政纲，而不会被因兼任行政局议员而必须遵守的约束所掣肘”。其二，改革选举制度。将选民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采取有利于“民主派”的“单议席单票制”；改革功能组别，除了取消原有功能界别的团体票，在新设立的九个功能界别（“新九组”）中，实现所有从业人员每人一票，从而将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由原来的近20万人扩大到270多万人，新设立的九个功能议席基本上相当于直选。其三，改革地区组织。将区议会从地区咨询组织改为负有一定管理职能的组织，扩大其职权；同时区议会取消委任议员，全部区议员由直选产生。其四，改革选举委员会（1984年《绿皮书》中所说的“选举团”），将全部或大部分直选区议员纳入选举委员会。
上述政改方案的根本方向是推动代议政制，扩大立法会议员的直选成分，将功能界别议员的间接选举制度变成直接选举制度，变相扩大了立法会直选议员的议席。立法局选举尽管在表面上与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无法“衔接”了。当然，增加立法局的代议制基础仅仅是彭定康改革的第一步，与其相配套的改革是将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体制。1993年2月，彭定康又在立法局内成立了与政府各部门相对应的委员会，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增加立法局对政府的制衡作用。同时，英国政府还修改了《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有关条款，取消了总督任立法局主席的做法，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正副主席。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是将立法会由隶属行政的民意咨询机构变成了独立的代议机构。与此同时，彭定康还对政府的运作架构进行改革，推行政府部门的公司化、独立化，使其脱离政府的架构。比如成立了房屋委员会、广播事务管理局和医院管理局，使相关工作部门以公司化的方式运作，摆脱了政府的直接管制。后来又陆续成立金融管理局承担起央行的职能，虽然该局要向财政司负责，但在行政、财政和人事招聘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此外还将临时机场管理委员会改组为机场管理局，完全脱离政府架构运作。总之，彭定康对港英政府体制的改革就是按照既定的撤退战略部署，尽可能地扩大立法局的权力和社会的权力，削弱并限制行政的权力。而在这些改革中，最富想象力的无疑是推行变相直选的政改方案。
不同于港府此前就政制发展发表绿皮书进行公众咨询并发表白皮书阐述政府立场的惯常做法，彭定康担心在咨询中受到攻击而被迫收回，故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在施政报告中直接公布了政改方案。这个方案一公布，当即获得英国首相梅杰（Sir John Major）和外相赫德（Douglas Hurd）的支持，赫德赞扬彭定康“透过技巧性的途径加快和延伸香港的民主步伐”。而彭定康在公布政改方案当天晚上，通过港府表示，政改方案仅仅是一种“建议”，有商讨的余地。这意味着彭定康把这个公开的政改方案作为与中国政府“磋商”的筹码。然而，这种“建议”或者“磋商”不过是外交辞令，彭定康很清楚北京不会接受这个方案。
其实，彭定康并没有准备让北京接受这种方案，这是经过英女王批准的英国方案。中英两国漫长的谈判，包括中国政府的让步并没有带来英国政府和彭定康的妥协。当彭定康将政改方案刊宪成为香港法律从而失去谈判空间，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痛心疾首，将彭定康斥之为“千古罪人”。其实，英国政府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在于北京是否接受，而在于香港人是否接受。只要香港人能够接受，那么这个方案就能够成为既定的事实；只要这个方案播种在香港人的心灵中，一旦北京利用“衔接”最终推翻这个方案，那么，香港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改方案与97后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实施的政改方案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使得基本法乃至中央管治香港的正当性大打折扣，造成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统治的香港，培养出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主权，甚至挑战中央主权的香港精英阶层，从而在中国的内部加入不和谐的音符，甚至播下分裂的种子。这就是彭定康和英国政府撤离最后殖民地的最后使命，也是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以来西方世界发起和平演变的政治使命。这其实也是大英帝国在殖民地撤退中惯用的伎俩，中东问题、印巴问题和新马问题，都是大英帝国光荣撤退的杰作。曾经经历在大英帝国撤退战略安排下独立的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就明白无误地告诫香港人：
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作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交手的是美国与中国。……我相信有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一个“民主的中国”，那是对美国和西方非常重要的。香港只是一只棋子。
英国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实际上是国际上大国的阴谋，他们目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进步，认为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对他们是危险的，所以香港问题出现了。
中英就香港的争拗，完全由于英国政策改变所致，而英国的转变是为追随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线。英美联手企图促使中国改变集权制度，当中所带来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为香港带来一点点民主。
(转引自赖其之：《彭定康政改方案面面观》，第237—239页。)
李光耀说得没有错，但他忽略了一点：英美联手并不是要改变中国的集权制度，因为英美曾经在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过国民党的集权制度，在韩国也支持过李承晚政府的集权制度，甚至专门在南美洲、中东、东南亚和非洲扶持独裁统治。换句话说，英美要的其实不是“民主的中国”，而是“依附的中国”。英美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往往是希望产生表面上用选票装点、实质上依附于英美势力的上层精英民主甚至寡头民主，而它们要颠覆的恰恰是真正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民主政体。美国在南美洲赤裸裸地暗杀不听话的民选总统甚至公然出兵颠覆民主政体，只不过中国不是美国的后院，才需要“和平演变”。中国的民主体制刚刚建立，无疑有许多弊端，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但它之所以能够在“热战”和“冷战”中保存下来并成长起来，恰恰是因为它是植根于人民大众的。而在这场地缘政治的较量中，“民主化”往往扮演了分裂中国、肢解中国、使中国陷入内乱或产生依附于英美的寡头民主的最有力且冠冕堂皇的武器。正是在“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背景下，“民主化”问题在中国变得尤为敏感而复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或漠视香港人的民主政治热忱及其政治理想，而在于我们要明白民主化所展现的个人自由背后还有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对于彭定康而言，他的全部政治努力就是刺激香港人的民主化期望，从而把香港人捆绑在自己的政改方案上，作为与北京进行政治较量的赌注。正因为如此，彭定康清楚地知道，香港人的民主期望越高，最后对中央的不信任就越深，中国人（当然包括香港人）输得就越惨，而英国人在这场赌博中就赚得越多。为此，彭定康在发表施政报告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香港市民推销政改方案的工作。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共安排了四场活动，早上是出席电台节目，回答市民的提问，下午是立法会问答大会，晚上是与市民的对话，晚上九点多则在电视节目上与专业界人士对话。
……
彭定康的推销无疑是成功的。他趁热打铁，接着在沙田大会堂接受市民的问答，再次展现一个民选政治家操控问答的技巧和能力。如此一连三天的密集推销，彭定康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将政改方案的民主理念深深地植入香港市民的心中。此时的彭定康已不再是一个英国政府委任的港督，而是香港市民的代言人，成了香港市民的精神领袖。正如李光耀所言，“施政报告规划蓝图就像一个国民领袖制定出的行动时间表，策动民众从殖民地手中争取独立，不仅仅是一个即将淡出的殖民地港督的告别计划，与自己扮演的角色背道而驰。”(转引自赖其之：《彭定康政改方案面面观》，第237页。)确实，彭定康不是一个殖民地官员，而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政治斗士，一个准备为西方世界的理念和荣耀牺牲的烈士。他在1993年10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强调，英国政府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制度和达成协议，而是要把“自由的思想”植根于港人心间，使港人“坚持正确的路向”，“紧抱信念”。因此，他的目的不只是1997年后香港要“协助”中国变得更繁荣，而且要把香港变成中国管治下坚持“自由制度”的“优良典范”，要把香港的独特生活方式“延至下一世纪”，其历史意义“不亚于法国大革命”。（袁求实：《香港回归大事记》〔1992—1997〕，三联书店〔香港〕，1998年，第151页。）
然而，在这场“法国大革命”式的战斗中，最终牺牲的不是彭定康本人，也不是西方人，而是香港人和内地人。政改方案的成功推销，使得彭定康将香港人作为西方世界的赌注压在政改方案上，由此，英国与中国的政治较量，就被彭定康成功地转化为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的较量。无论如何，这场较量的结果已定，真正的赢家是光荣撤退的英国人，真正的输家则是我们中国人。当英国人最终满载荣耀撤退的时候，给香港人留下的除了精神上的挫败感，更多的是短时期内难以消弭的分歧、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冷漠、敌视、对抗甚至仇恨。香港最后输掉了民主的理念和希望，回归后不仅按照基本法规定修改了功能界别选举，而且立法会普选要到20年以后才可以进行。而中央则输掉了好不容易才在香港建立起来的权威、信誉和信任，由此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一直进展缓慢。香港回归之后，政制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这种港人的悲情以及香港与内地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政治气氛中缓慢、曲折地前行，不少香港精英人士因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而对中央产生的悲情，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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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部分由悲惨和苦难构成，而这悲惨与苦难是由骄傲、野心、贪婪、复仇心、淫欲、叛乱、虚伪、无节制的热情和所有一连串混乱的欲望带给世界的。
(柏克：《法国大革命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在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惨烈之后，英国思想家柏克写下了上述文字。这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也是对现代的反思，更是对人性的反思。这种保守主义思想之所以具有意义，就在于它洞悉了现代的弊端，即把古典政治思想中贬斥和摒弃的激情（passion）和欲望（desire）看作是现代政治的起点，并把“利益”（interests），看作驯服欲望的工具，政治的全部目的就是将人们的激情和欲望导向利益的最大化计算。无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无论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性计算来建立政府，还是通过野心制约野心来“驯服君主”，都是按照现代的逻辑来理解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不同于古典的“现代”灾难，就在于人们可以冠冕堂皇地为“骄傲、野心、贪婪、复仇心、淫欲、叛乱、虚伪、无节制的热情和所有一连串混乱的欲望”进行辩护，由此使得政治的正当性不再是德性问题，而变成了“意识形态政治”。彭定康以法国大革命为修辞根本就不具有古希腊罗马政治修辞中诉诸人心和理念的辩驳力量，而成为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宣传。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因为展现了人类的自由精神，开辟了新的历史时代，从而使得其中的罪恶因为“理性的狡计”而获得了宽恕，那么彭定康把自己在香港推动激进的民主革命比拟为“法国大革命”固然意在进行一场“历史终结”的最后革命，然而这一厢情愿的虚妄和迷梦只能给英国撤退战略的祸心以及由此给香港带来的灾难蒙上一层喜剧色彩而已。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如果说真正对香港有所贡献，那就是在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后港英政府不断完善的英式政治体制，其中包括有利于巩固政治权威的行政主导体制、公务员体制和普通法体制。这种政体反映了英式自由主义，也是柏克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即秩序乃是自由的前提，权威和信仰是权利的前提，而这一切造就了传统，使得自由和权利不再是激情和欲望的彰显，而是一种符合自然之道的、拥有德性和高贵品质的生活风格和精神气质，这样的自由带给人的不是利益，而是尊严。
然而，大英帝国出于撤退战略的考虑，不仅通过激进民主改革带来香港人与中央以及香港人内部的政治分裂，而且将构成香港政治传统由英式体制改变为美式体制，即将行政主导体制改为三权分立体制，将精英政治改为大众民主，将强调政制改革循序渐进的英式自由主义改为激进革命的法式自由主义。而这种美式体制的弊端在于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权威，因此美国政体必须依赖选举人团这种特殊的政党选举体制才能维持。然而，香港既不是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也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它从来不是某个时代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中心，它一直是中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交织且相互斗争的商业大都市，而且注定是纳入中国主权治理下的大都市。由此，香港的政治无法自足，激进民主只能诱发香港社会的分化并加剧中西政治和文化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内部和外部分化的局面下，香港政党的碎片化以及选举中的比例代表制导致难以产生具有凝聚力的政治权威，从而使得特区政府施政必须依赖中央的强力介入才有可能形成爱国爱港阵营。这与其说是“一国两制”的难题，不如说是彭定康改革香港政体之后留给香港管治的难题。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本来希望创造出与中央对抗的政治力量，从而强化香港的独立性，然而，正是这种分化和对抗的力量迫使中央深深地卷入到香港政治中，并进一步强化“爱国者治港”的思路，由此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将香港整合进内地。这显然是彭定康当年所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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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精装重刊五种：
《中国香港》、《通三统》、《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民主四讲》、《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http://site.douban.com/162358/widget/notes/15779362/note/415067947/
★ 英国人对帝国臣民并没有真正的关爱，自然也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也许由于此，大英帝国在精心撤退的过程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如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印边境问题，尽管它自己也一直面临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主义的困扰。由此，我们可以说，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可耻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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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强世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8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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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帝国的技艺（节选）
大英帝国在精心撤退的过程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如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印边境问题，尽管它自己也一直面临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主义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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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被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19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19世纪的全球政治体系，催生了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新秩序。在这一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帝国政治家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一直在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理想主义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现实主义，或在威尔逊的世界主义与亚当斯（John Adams）的孤立主义之间徘徊，那么，对于英国政治家而言，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冷酷的现实主义是其唯一的政治传统，他们时刻将英国的利益（尤其长远利益）作为政治的最高宗旨。二战后的丘吉尔已意识到大英帝国不可避免的衰亡命运，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减缓其衰亡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的利益。就此而言，丘吉尔的高明之举并非抑制印度独立，也不是拒绝归还中国香港，而是1947年著名的“铁幕”演说。这篇演说的目的就是要挑拨苏联和美国从雅尔坦会议以来形成的合作关系，创造出“冷战”局面，迫使新兴强国美国与英国结盟。这样，大英帝国就可以利用美国对抗苏联的力量来压制正在兴起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大英帝国不至于彻底崩溃。就此而言，丘吉尔确实成功了。
尽管如此，整个1960—1970年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全球整体形势有利于苏联而非美英，尤其1956年英法出兵阻止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行动的失败，标志着大英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因为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维持整个远东殖民地的军事和商业通道。从此，大英帝国在暮气沉沉中走向没落，进入了所谓的“非殖民地化时期”，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政治体系走向结束。1967年，英国殖民地部正式被取消，人员并入了外交部，后来连共和国部也并入了外交部，从此英国开始思考如何从殖民地撤退。
2
……（略）
3
……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的收藏家”，差不多把海洋中临近大陆的岛屿都变成殖民的对象，由此编织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项精明的商业策略，它既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建立起商业关系，从大陆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但却又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大陆殖民地的政治责任。如果说大陆帝国在征服之后往往要承担起艰难的治理责任，大英帝国则如同吸血虫一样通过商业的管道汲取大陆的资源，然而却不需要为由此导致的大陆衰败承担任何政治或道义责任。就这一点而言，大英帝国毫无罗马帝国的气象，缺乏政治使命感，更没有创造伟大文明的抱负。和恺撒、渥大维这些具有伟大文明抱负的罗马皇帝相比，迪士累里（Benjamin Disraeli）、丘吉尔等帝国政治家充其量不过是精于打算、损人利己的小商人。
大英帝国的这种政治精明计算不仅体现在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更体现在帝国解体的撤退过程中。如果说建立帝国取决于时代的机缘，维持帝国统治则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支撑这项长期的事业，那么能让帝国在荣耀中解体，无疑是一项高超的政治技艺。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经历了从被迫到主动的转变。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由于英国不想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故采取高压手段，导致英国人与殖民地人民的对抗，最终使英国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权。比如印度、缅甸就是如此独立的。而进入1960年代，尤其英法联军干涉埃及接管苏伊士运河的军事行动的失败，帝国政治家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然而，他们不是兵败如山倒一般的仓皇逃遁，而是冷静地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通过主动撤退来最大限度地保证撤退后英国人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
其实，从帝国走向衰败开始，帝国政治家们就运用法律手段来建构不同形式的宪政体制，尽最大可能保持英国的影响力。比如将帝国体制逐步改变为联邦体制，设立海外自治领以区别于殖民地等等，这种多元形式的宪政体制可以根据殖民地的不同情况，尽最大可能地在制度上保留英国在这些走向自治或独立的殖民地的利益。而一旦殖民地的独立不可避免，大英帝国也会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主导整个独立过程。由此“非殖民化”就包含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却将自己长期培养的殖民地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这种渐进撤退的“非殖民化”，反而变成以退为进的“再殖民化”：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局势许可，首先是让大陆实行自治，然后慢慢走向独立，至于沿海或小岛上的海港与商业中心，有可能的话，是稍后撤退，而且这些海港与商业中心的非殖民地化过程的模式则又与内陆的撤退不同。对于内陆，英国在政治行政上，将会尽快放手，但在海港尤其是小岛的商港，在整个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却是另有安排的。这特别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设法保住英国传统的利益，同时也为这些地方的传统利益着想，因为在这个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这些商港已经建成了与内陆相当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结构。
(郑赤琰：《收回主权与香港前途》，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2年，第49—50页。)
因此，在殖民地政权移交过程中，英国人绝不会突然把全部政权交出，而是采取逐渐移交，比如先把地方政权移交出去，或者先把经济、劳工、教育、医疗等经济社会事务交给当地人管理，或成立半独立的自治政府，然后再逐渐移交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政权事务，从而保证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把持政权。这就是大英帝国撤退战略的精髓所在：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培养民众的独立公民意识，实现分而治之。正是在这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帝国政治家采取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价值和意义。英国人虽然走了，可是英国人所特别注重建立的宪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基本上保留下来了，由此只能由英国人培养起来的、会操作这套制度运作的政治精英来接管殖民地政权。与此同时，围绕这种制度运作形成的文化价值也保留了下来，而这种文化价值会不断强化这些政治精英对英国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忠诚。而在这种宪政体制和文化认同中，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是普通法，普通法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且包含着文化价值，更重要的是滋养着一批独立的法律精英，它是帝国与独立之后的殖民地保持联系的政治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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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海洋帝国的商业私利动机，港英政府并没有考虑过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租期更强化了“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的临时心态。港英政府之所以一直奉行经济不干预政策，说到底是乘机让英国人捞钱，它直接导致了“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只不过由于后来香港经济的起飞，这种政策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吹捧为香港奇迹的根源，并一直被港英政府包括回归之后的特区政府奉为圭臬，乃至特区政府面对贫富差距和边缘化的趋势虽然采取一些政府干预措施，但却不敢公开宣布放弃这种不干预政策。正是由于没有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到二战期间，港英政府统治香港已有百年历史，竟然丝毫没有获得香港市民的认同，尤其二战期间英国人抛下港人仓皇撤离，反而要中国军队（比如入缅作战的抗日军队）保护英国人，这更加重了港人对港英政府的蔑视。
二战后，英国人重返香港。为了获得港人的支持，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于1946年提出了所谓的“杨慕琦计划”（Young’s Plan），主张在市议会中增加一半的华人代表出任议员。其时，《联合国宪章》对自治领问题作出了规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独立，英国开始考虑殖民撤退的问题。然而，这个符合帝国撤退步骤的改革计划提交到英国殖民地部后迟迟没有回音。因为在这个时候，香港问题已开始由英国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导。帝国政治家们正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战局，在他们看来，香港的问题不是殖民撤退问题，而是如何与未来庞大的中国保持关系的问题。于是，英国政府在1952年10月宣布，目前在香港进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为时尚早，因为它意识到要将香港作为这样一个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其利益的“政治上的守望战略据点”，就必须从英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的大局来思考香港问题，在保证英国人最大利益的情况下，最终将香港归还中国。对此，港督葛量洪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冷静而理智”的心境：“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因为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香港命运可决，而从中国的观点，在此期限之前，将不致对香港进攻。新界租借能否续约，实属疑问，中国当然要英国交还香港。然而，如能维持现状，中国即可继续利用香港，互相利用，香港大陆两受其益。”(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曾景安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38、146、137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上，当解放军勒马罗湖边时，英国人很快向新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以继续保持香港殖民地，“杨慕琦计划”也由此搁浅。而在1960年代，美国人不断通过联合国推动“香港自治”的计划，但始终受到英国的压制。
然而，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崩溃，大英帝国于1967年做出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政策，将英国的防务集中在欧洲和北大西洋。1968年又宣布将于1971年底完成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海湾地区的撤退。英国在远东的实力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又开始考虑做好撤退香港的准备。而此时，中国坚决反对英国政府通过民主化改革将香港变成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实体。也许是由于中英外交关系的考虑，大英帝国在没有做出最后撤退的计划之前，不会贸然推行民主化改革。正如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李（Fredrick Loe）指出的：“不可能预测香港政制上有任何重大改变的可能，香港政制发展有明显的限制，因为香港不能像其他属地的演变一样，希望达成自治或独立的地位。成立民选立法机构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政治发展只有最终目的是要达成自治或独立才会真正有意义。香港有最大改革可能的一个方面是市政事务和地方行政。”正因为如此，港英政府试图在“杨慕琦计划”的基础上，推动地方行政改革，把民主政治的安排与地方行政改革结合起来。
1966年，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又提议改革市政局，希望建立“地方政府”，将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等内政事务交由市政府负责，并选举产生适当数量的华人议员参与管理。但该计划最终搁浅，因为1967年的反英抗议运动使英国人深刻意识到，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会使香港左派进入政权中，而香港的前途只能回归中国。正如英国联邦事务部次官夏普特在1968年8月对香港革新会主席的谈话中所说的，在政制改革问题上，“香港政府作任何重大改变，都会把香港对中国、台湾、美国的那辆载满了苹果的车子打翻”，他认为用普选立法局议员的方法“扩大民主”，“会使当地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企图控制立法局”。正因为如此，港英政府否认香港市政局会走向代议政制，认为最佳的办法是发展咨询机构，而不是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地区议会或者市政局本身。面对这种局势，港英政府在抑制民主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在归还香港过程中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就是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识，使其与内地在身份认同上割裂开来，从而造成事实上的独立状态，给香港回归制造困难。
1967年2月，港英政府在镇压了由于工人罢工引发的普遍抗议之后，发表了《九龙骚乱调查报告书》。其中指出，传统观念认为“香港仅是人和货物的转口港，人们在这里只工作一个时期即希望他徙”，这种“欠缺永久性和无所归属的感觉”，使得青年人产生了不安全感。为此，报告书建议“鼓励他们认为香港是他们的家乡”，同时加强各种宗亲、街坊会的活动，建立一个“更为广阔的忠贞信念的基础”。然而，和共产党交过手的大英帝国深深意识到，要增加港人对英国人统治的香港的归属感，单靠暴力镇压、“赢心洗脑”工程和“行政吸纳政治”并不能完全取得港人的忠诚；要与左派争取群众基础，就必须解决群众面临的社会问题。于是，大英帝国开始采取“民生抗共”的撤退战略，即解决香港市民的民生问题，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从而使其抵制共产党中国，为英国的撤退争取最大的利益。为此，港英政府一改“统而不治”的殖民传统，采取积极干预政策，制定了大量保护工人福利的法律。尤其1971年麦理浩（Murray McLehose）出任港督后对香港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治理，推行了各项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房屋改革。
香港土地属港英政府，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拍卖，由此导致香港地价飞涨，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私房，只能由政府提供廉租房。随着香港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屋远远赶不上实际需求，据统计当时香港大约有近百万人居无定所，香港变成地地道道的“流民社会”。流民社会滋生了香港市民的流民心态，他们不可能认同香港的法律秩序，更不可能忠诚于港英政府。“有恒产者才有恒心”，麦理浩深得其中奥妙，认为住房不足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发生摩擦和不愉快的最主要、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为此，他上任伊始就推出“十年房屋计划”，计划到1982年用十年的时间为近180万人提供住所，使得普通香港人都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拥有自己的居所。从此大多数香港人不再是漂泊的过客或流浪到香港的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或一池无根的浮萍”，而是以香港为家，从而大大提升香港人的本地意识和自我认同。同时，麦理浩利用“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将普通市民组织到形形色色的地区咨询组织中，通过参与地区事务培养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
在此基础上，港英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形象。因为历史上港英政府是依赖贩卖鸦片起家，贪污腐败成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尤其殖民政府依赖警察管制，警察为非作歹、贪污腐败到了半公开化的程度。为了增加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港英政府镇压左派的抗议运动的同时，提出建设“好政府”的口号，以强化港英政府的道德形象和正当性基础。为此，打击政府中和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贪污腐败成为政府的首要目的。麦理浩在伦敦的支持下，于1974年成立众所周知的廉政公署，肃贪倡廉，成效卓著。这迅速改变了港英政府的形象，获得了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由于廉政公署只对港督个人负责，大大强化了港督对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的控制，也增加了香港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在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时，还推行政府体制改革，重建公务员体制，大大增加了港英政府的效率。对习惯于依赖政府的中国人来说，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无疑是他们的梦想，港人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可想而知。通过暴力镇压、赢心洗脑、精英培养、行政吸纳、社会治理和形象重建这一整套相互配合的治理手段，大英帝国终于获得了港人的认同。英国人手中拥有了认同和支持其统治的臣民，这成为英国在撤退中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最大本钱。
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香港的前途命运已提上了大英帝国的议事日程。麦理浩回港后，公布了邓小平所说的“让香港人放心”这个好消息，但没有公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的消息。麦理浩意识到大英帝国从香港的撤退已不可挽回，便悄悄地启动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实施的撤退步骤，即把代议制引入香港，让香港人自己统治自己。如果说从“杨慕琦计划”开始，港英政府担心推行代议制会让香港左派势力乘虚而入，那么，经过麦理浩的十年治理，香港中产阶级已形成，香港人的自我意识也已出现。香港人对港英政府感恩戴德，即使不能认同自己是英国人，但也不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会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这样，大英帝国推行代议制的撤退计划已时机成熟。1980年6月6日，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区议会”，选举产生区议员，香港的代议政制正式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精于算计的英国人紧急修订了“国籍法”，将香港人变成在英国没有居留权的海外公民，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香港人因为害怕回归而大规模地涌入英国，分享英国的社会福利，变成英国的负担。大英帝国已经为撤离进行了精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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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
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
看哪，往日的盛况，
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
“帝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退场》这首诗中道尽了对大英帝国解体的伤感，而这伤感难以掩饰对帝国昔日辉煌的自豪。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作为自己的目的，以荣誉和荣耀作为自己的动力，唯有大英帝国是个另类。如果我们再将其与罗马帝国相比，就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建立最终以罗马人消亡为代价塑造了欧洲人；若与古代中华帝国相比，就会发现中华帝国的历代统治者都以种族身份的消亡为代价，最终打造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因为这些大陆帝国在面对日常治理的过程中，各民族在纠缠不清的爱恨情仇中已经融合在一起，这既是由于帝国政治家对子民的政治责任，也是由于帝国政治家心系天下的博大胸怀。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则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以狭隘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作为自己的动力，以至于大英帝国跨越全球，但英国本身从来没有超越狭窄的英伦三岛。我们必须记住，英国与大英帝国一直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大英帝国仅仅是联合王国的赢利机器。大英帝国在其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曾经一度尝试将英国与帝国合一，让所有的帝国子民都享受到英国公民的好处，但随着英国经济衰退的出现，帝国政治家最终放弃了这种合并思路。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对帝国臣民并没有真正的关爱，自然也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也许由于此，大英帝国在精心撤退的过程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如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印边境问题，尽管它自己也一直面临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主义的困扰。由此，我们可以说，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可耻帝国。
然而，由于冷战背景，由于内地的“文革”，由于197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由于***风波、东欧事变和苏联解体，种种历史机缘成就了香港奇迹，使大英帝国的可耻没落最终上演了“共荣撤退”的一幕。假如没有内地的“文革”，假如没有香港经济起飞，或者这些历史机缘没有凑合在一起，大英帝国将如何收场?阅读香港这十多年的历史，我每每觉得，命运对英国人格外眷顾，这或许是上天给英国人的政治德性的最后嘉奖。根深蒂固的主人意识、清醒冷静的政治判断、深藏不露的政治谋划、审慎周全的利益盘算和坚韧不拔的耐心与毅力，这些政治德性既将一个帝国推上历史舞台，也成就了帝国最后的光荣谢幕。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将政治德性彻底建立在赤裸裸的商业操作上，完全实现了政治的理性化和伦理的理性化。看来亚当·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性，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显然是一个误会。然而，香港奇迹究竟是大英帝国退出历史舞台的谢幕，还是另一个民族崛起的序曲?
第十一章 退场：从循序渐进到激进革命
英美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往往是希望产生实质上依附于英美势力的上层精英民主甚至寡头民主，而它们要颠覆的恰恰是真正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民主政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或漠视香港人的民主政治热忱及其政治理想，而在于我们要明白民主化所展现的个人自由背后还有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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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9日，末代港督彭定康携带家人抵达香港的皇后码头。港英政府专为殖民地官员建造的码头经历了历任港督的上任和离任，包括1975年伊丽莎白女王到访和1997年7月1日查尔斯王子的黯然离去。2007年特区政府出于建设需要拆迁皇后码头，引发了青年一代的抵抗行动。他们要保护的不是简单的历史古迹，而是香港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对于年轻一代如此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内地经济崛起和香港的相对边缘化，致使香港人丧失了对内地的优越感而变得敏感又脆弱；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认同的阻隔，在“两制”区别日渐模糊之时，国家认同又很遥远从而变得焦虑且迷惘。在这种情况下，往日的集体记忆似乎变成了年轻一代精神成长中的成人礼。就像轩尼斯道、德辅道街、骆克道和皇后大道等这些充满历史记忆的街道名称，皇后码头与帝国司令勋章、十字勋章、骑士勋章等香港精英当年取得的荣耀一样，成为往日辉煌的记忆。
和过往港督上任一样，香港的达官显贵和普通市民自然要到皇后码头列队欢迎自己的主人。然而，让港人惊讶的是，这位末代港督一改殖民地传统，没有佩戴《殖民地规例》明确规定的要佩戴装饰有羽毛的帽子、肩章和佩剑等这些象征着帝国荣耀和威严的符号，而是身着便服，一脸微笑轻松地与市民们招手，不像过往的港督保持威严的神色。正当香港人对港督新鲜的出场方式议论纷纷时，上任第二天的彭定康就以民选政客惯用的亲民姿态，坐地铁，挤人群，搭火车，走山路，逛“女人街”，在街头小店喝茶，接近市民。整个香港轰动了，就像神仙下凡一样，在香港一百多年历史上，港督第一次像普通人一样走在市民中间。而经过选举训练的彭定康，不仅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吸引市民，而且善于利用身体语言，举手投足都成了媒体捕捉的对象。
当然，彭定康很清楚，民意是由传媒塑造的。于是他的就职典礼就变成在总督府后花园会见记者，通过传媒问答大会传播其施政理念。这种类似美国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会见记者的现代政治小技巧，对香港新闻界却是破天荒第一次。而在彭定康随行人员中就有来自伦敦的新闻统筹官员，他是营造“民意”的高手，负责每天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香港新闻媒体关注的问题整理出来，并制定新闻宣传计划和策略，告诉彭定康应如何回应这些问题。而这样的新闻统筹官员属于唐宁街民选政客的一部分，不属于职业外交家或殖民地的总督。由此，传媒以及传媒引导的民众就被彭定康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举动完全吸引住了，如崇拜演艺明星一样关注其表演。香港人晕倒了，仿佛沉浸在童话世界中。时至今日，彭定康每次来香港都能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香港人依然津津乐道彭定康的政治表演，念念不忘往日的眩晕。
一个殖民地总督为何一反传统，以街头鼓动家的方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民选政治家的形象呢?假如彭定康仅仅会这些表演，那不过是一个二流的政客。彭定康之所以成为政治家，是因为他有政治家的眼光、谋略和手腕。他不仅有强烈的政治理念、完整的政治计划，而且知道如何贯彻。他在媒体和民众面前随和的一面与在港府内专断严厉的一面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前者为他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后者使得他迅速地完成了政治力量重组。为此，他利用对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的任命权，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以前的战略盟友，即通过“行政吸纳政治”而进入港英体制的工商精英，把他们从两局中赶出去，而把自己新的政治盟友吸纳到政治体制中，这就是1980年代末凝聚起来的“民主派”人士。经过这一年多的民意铺垫和政治权力格局的精心安排之后，彭定康终于在1993年抛出了他的杀手锏——“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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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麦理浩访华开启中英香港谈判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近二十年时间里，大英帝国在香港问题上一直采用两种策略来实现香港独立或完全自治的政治目标。其一是外交策略，通过与中国政府的外交谈判给香港自治或独立争取最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一点我们从《联合声明》的签署和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参见第十章）其二是内政策略，利用英国对香港的最后统治推动香港政治的民主化，把香港政权尽可能地交给亲英的港人手中，促成事实上的香港独立。这是大英帝国惯常的撤退战略（参见第四章），也是撒切尔夫人为中英谈判所设定的目标规划：“我们的谈判目的，是以香港岛的主权，换取整个香港的长期管治权。……我们建议谈判如果没有进展，便应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我们的目标是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仿如我们以前在新加坡的做法。这将包括在香港建立有更多华人参与的政府和管治架构，令华人越来越多地为自己做主，英国人则逐渐退居二线。”(《戴卓尔夫人回忆录》，香港：博益出版集团，1994年。)
1984年7月18日，港英政府赶在9月26日中英草签《联合声明》之前，发表了《代议政制绿皮书》，宣布要“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由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并“使各行政部门向立法机构更为负责”。也就是说，港英政府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将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向香港市民负责的代议体制。这样的体制避免了未来的特区政府向中央负责的倾向，确保香港维持半独立的政治局面。而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就是引入政治选举。由此港英政府一改立法局议员由港督任命的传统，引入了功能界别选举传统。这一方面是由于港英最初在香港政制发展（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r constitutional reform）问题上秉持尊重传统和秩序的英式自由主义，对传统制度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以保持港英政府的政治稳定。正如《绿皮书》所言，“本港先行政制最重要的特色，是征询民意和以民意大致所归，作为施政的基础；而不是一个以政党、派别和反对派系构成的政制。……这个制度最可贵之处，就是能够使香港长期以来，经济得以繁荣，社会得以安定。”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港英政府与香港工商专业精英阶层的政治同盟，防止中国政府支持的香港左派通过选举进入港英政府。对此，《绿皮书》直言不讳地指出：
直接选举并不是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办法，足以确保选出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有些时候，人民的政治意识对直接选举未有充分的准备；有些时候，则由于社会风俗习惯不同，这种选举方式未能深为人民所接受。……我们必须负责本港的特殊政治环境，财经界及专业阶层对建立本港前途的信心和繁荣至关重要，他们必须获得充分的代表权。推行直接选举，可能使本港迅速陷入一个反对派系参政的局面，以致在这个关键时候，加上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很明确。用当时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的话说，中国政府讲的五十年不变；不是指1997年的香港情况五十年不变，而是1984年的情况五十年不变；而要改变这种局面，让1997年的香港情况五十年不变，则需要在1997年之前的十三年时间进行代议改革，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制体制，从而使1997年之后保持不变。这就是港英政府推动政制改革“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的基本思路。为此，港英政府通过推动立法局的功能选举，将立法局从港督的咨询机构逐步变成代议机构，并于1985年6月通过《立法局（权力与特权）条例》，赋予立法局一些绝对的权力。
由于长期的“行政吸纳政治”模式（参见第一章），香港人并不习惯于选举。1985年的立法局功能选举虽然选民有七万人，参加投票的却只有两万五千人。但港英政府推动的代议政制改革已经吸引年轻一代香港人的政治热情，尤其是1970年代香港学生运动中的“社会派”，成了1980年代议政参政政团的中间力量。再加之基本法开始起草，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开始咨询香港各界的意见，香港社会的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在它们的推动下，1988年立法局选举改革的焦点已不再是增加间接选举议员的数目，而是要引入直接选举立法局议员的问题。面对1988年直选中英谈判时期香港人在主权归属上发生的“还政于中”与“还政于民”之争，现在变成了“民主回归派”与“民主拒共派”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导致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关于特区政治体制和立法会直选议席的争议。（参见第十章）
英国政府必须赶在基本法制定之前推动香港代议制改革才能在基本法的起草中利用“衔接”问题影响基本法的制定。然而，“衔接”问题是一柄双刃剑，英国政府可以利用它来制约中国政府关于基本法的制定，而中国政府也可用它制约港英政府的政制改革。其时，苏联在新思维下进行民主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加速，中美之间也处于政治蜜月期。在这种背景下，中英之间坚持相互合作和平稳过渡。港英政府在1987年发表的《代议制改革绿皮书》中提出：“避免出现对抗政治，而以务实的方针去处理问题。”而在1988年2月发表的《白皮书》中进一步明确：
为了保持稳定，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应该继续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这些演变也必须有助于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在考虑1997年前进一步发展香港的代议政制时，必须顾及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对1997年后怎样执行这些规定的商议。……政府在衡量上述所有因素后所作出的结论是：1997年以前立法局内加入若干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将会是香港代议政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合理和可取的步骤。……至于实行直接选举的时间，政府的结论是：鉴于社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有十分明显的分歧，在1988年实行这样重大的宪制改革将不会是正确的做法。……政府因此决定在1991年采取直接选举选出若干名立法局议员。
(《白皮书：代议政制今后的发展》，香港政府印务局印，1988年 2月。)
然而，1989年之后，英国政府改变了策略，要求增加直选议席，将原定的1991年的10席增加到20席，到1995年增加到24席。由于当时两国缺乏互访，中英两国外长为此以通信的方式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即1991年的直选议席增加到18人，1997年的第一届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增加到20人，第二届立法会增加到24人，第三届立法会增加到30人。正是根据这个“衔接”原则，全国人大于1990年4月4日通过了香港基本法。然而，随着东欧事变以及紧接着出现的苏联解体，整个冷战似乎以西方世界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个背景下，英美改变了对华战略，中国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实现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后目标，而香港就成为首当其冲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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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19日，就在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天，英国上议院摩斯会议厅举办了一场题为“香港之未来”的研讨会。与会发言者包括英国议会和外交部中负责香港问题的官员以及学者和专家。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侯威尔在题为“英国与香港：外交政策目标”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1989年之后整个世界的情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英国统治下香港的局势也应随之发生变化：
我认为在1992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世界各地人民所期望的民主标准比我们十年前所敢期望的还要高。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可能性，那便是自由民主不仅在世界各地战胜专制，而且那些实行非自由非民主制度的国家也逐渐认清历史不是站在他们那一边，历史是跟他们作对的，而各地人民也开始以更高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希望。因此，现在也许是新总督彭定康针对民主标准的程度以及人民工作、经营、发展和邓小平所谓的“发财”等事项所需要的品质，对北京和其他国家发出一些较强烈讯息的适当时机。我相信彭定康以他所具有的政制能力、沟通技巧和行政能力，非常适合担任这项职务。
我认为我们需要将1984年所有的措辞加以修正。我并不是指要改变基本法中的细节，改变它的文字，我是指改变语气，改变有关1997年所将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措辞。……香港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与周围其他地区的人民有十分密切的文化关系的国家。然而，它有自己的见识和声音，有权利表达它的见识和声音，有权利不让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彭定康抵达香港履新时，不仅须认清与赞许一切审慎的民主运动，而且要带头推动这些冲劲。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指他必须逐渐让香港民众参与香港的治理工作。我是指他必须以明智而不具挑衅性的方式重新讨论香港立法局选举的民主时间表。我认为，由于世界情势的进展，这些情势将有进行的必要。
(《香港之未来：伦敦研讨会实录》，台北，1992年，第12页。)
这段演讲再清晰不过地预示着“冷战”后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在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冷战以“历史终结”的形态宣告了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胜利，这既是意识形态的胜利，也是地缘政治的胜利。尤其苏联解体意味着中国原来在国际“大三角”格局中帮助西方世界瓦解苏联的意义不存在了，中国作为西方世界最后的意识形态或文明的敌人，成为西方在地缘政治体系中最后一个需要肢解的对象。如果说整个1980年代，由于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使得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处于主动态势，那么在苏联解体后，英国在美国支持下试图扭转原来的被动局面，采取主动攻势，即改变中英《联合声明》的“措辞”，改变它的“语气”，把香港理解为“国家”，并通过民主化的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或者在中国的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的政治力量。因此，“冷战”结束通常被西方世界理解为“自由的胜利”，可在英国的对港政策修辞中，却被渲染为“民主的胜利”。彭定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其政改方案的。正如他在推出政改方案之后，到英国下议院寻求支持的发言中所指出的：“由于历史、地理及国际条约的现实，我们不能很快地建立如同其他独立国家的民主。香港市民会明白这一点。”《信报》，1992年11月19日。而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就是要通过民主普选把香港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mak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overeign）。英国人很清楚，港督不是选举产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的行政长官自然没有直选的基础，而且中央政府也不会很快放手让行政长官直选，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动立法局直选，让他们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若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变成立法主导，他们的代理人也就自然获得了特区政府的管治权。这其实是大英帝国一贯的撤退战略，只不过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上天才终于赐予英国人最后一展身手的机会。
由此，我们才可理解，为什么英国政府一改委任殖民地官员或外交部官员出任港督的传统，而委任在英国下议院选举中失败的保守党党魁彭定康担任最后的总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彭定康抛开港督的传统政治风格，以一个民选政治家的形象出现在香港市民的面前。因为此时，香港已经不再是英国人要进行治理的殖民地，而是被英美西方世界选作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的试验场，已经成为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
一旦明白了英美的政治目的，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彭定康把动员和塑造香港民意的支持看作是头等重要的政治大事。彭定康本人及其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持度越高，他与中国进行政治赌博的筹码就越大，由此造成香港内部的社会分化越大，香港与内地的离心程度也就越大。英国人撤走之后，自然在中国内部播下了分裂的种子。而在英国政府看来，只有彭定康这种老练的民选政客才有能力提高港人的民主期望值。正如英国《每日邮报》以“彭定康在香港的一场赌博”为题的社论中指出的：“潜在的危险是香港人的希望可能被刺激得过高，招致1997年后中共的反弹。但彭定康知道香港人愿意赌这一手，虽然有点冒险，但值得一搏。”(赖其之：《彭定康政改方案面面观》，香港：广宇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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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7日，上任不到三个月的彭定康在做足了民意铺垫之后，一改港英政府发表《绿皮书》和《白皮书》进行公众咨询的惯例，而在其“施政报告”中直接提出了政改方案。内容包括三方面。其一，改革立法与行政关系。彻底取消港英政治体制中强化行政主导的“双重委任”（即立法局议员担任行政局议员），行政与立法彻底分家，其目的是强化立法局主导的“代议政制”，以发挥政党的作用，使得“各政党和执政团体将来亦可在本局内自由发挥他们的计划和政纲，而不会被因兼任行政局议员而必须遵守的约束所掣肘”。其二，改革选举制度。将选民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采取有利于“民主派”的“单议席单票制”；改革功能组别，除了取消原有功能界别的团体票，在新设立的九个功能界别（“新九组”）中，实现所有从业人员每人一票，从而将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由原来的近20万人扩大到270多万人，新设立的九个功能议席基本上相当于直选。其三，改革地区组织。将区议会从地区咨询组织改为负有一定管理职能的组织，扩大其职权；同时区议会取消委任议员，全部区议员由直选产生。其四，改革选举委员会（1984年《绿皮书》中所说的“选举团”），将全部或大部分直选区议员纳入选举委员会。
上述政改方案的根本方向是推动代议政制，扩大立法会议员的直选成分，将功能界别议员的间接选举制度变成直接选举制度，变相扩大了立法会直选议员的议席。立法局选举尽管在表面上与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无法“衔接”了。当然，增加立法局的代议制基础仅仅是彭定康改革的第一步，与其相配套的改革是将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体制。1993年2月，彭定康又在立法局内成立了与政府各部门相对应的委员会，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增加立法局对政府的制衡作用。同时，英国政府还修改了《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有关条款，取消了总督任立法局主席的做法，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正副主席。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是将立法会由隶属行政的民意咨询机构变成了独立的代议机构。与此同时，彭定康还对政府的运作架构进行改革，推行政府部门的公司化、独立化，使其脱离政府的架构。比如成立了房屋委员会、广播事务管理局和医院管理局，使相关工作部门以公司化的方式运作，摆脱了政府的直接管制。后来又陆续成立金融管理局承担起央行的职能，虽然该局要向财政司负责，但在行政、财政和人事招聘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此外还将临时机场管理委员会改组为机场管理局，完全脱离政府架构运作。总之，彭定康对港英政府体制的改革就是按照既定的撤退战略部署，尽可能地扩大立法局的权力和社会的权力，削弱并限制行政的权力。而在这些改革中，最富想象力的无疑是推行变相直选的政改方案。
不同于港府此前就政制发展发表绿皮书进行公众咨询并发表白皮书阐述政府立场的惯常做法，彭定康担心在咨询中受到攻击而被迫收回，故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在施政报告中直接公布了政改方案。这个方案一公布，当即获得英国首相梅杰（Sir John Major）和外相赫德（Douglas Hurd）的支持，赫德赞扬彭定康“透过技巧性的途径加快和延伸香港的民主步伐”。而彭定康在公布政改方案当天晚上，通过港府表示，政改方案仅仅是一种“建议”，有商讨的余地。这意味着彭定康把这个公开的政改方案作为与中国政府“磋商”的筹码。然而，这种“建议”或者“磋商”不过是外交辞令，彭定康很清楚北京不会接受这个方案。
其实，彭定康并没有准备让北京接受这种方案，这是经过英女王批准的英国方案。中英两国漫长的谈判，包括中国政府的让步并没有带来英国政府和彭定康的妥协。当彭定康将政改方案刊宪成为香港法律从而失去谈判空间，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痛心疾首，将彭定康斥之为“千古罪人”。其实，英国政府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在于北京是否接受，而在于香港人是否接受。只要香港人能够接受，那么这个方案就能够成为既定的事实；只要这个方案播种在香港人的心灵中，一旦北京利用“衔接”最终推翻这个方案，那么，香港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改方案与97后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实施的政改方案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使得基本法乃至中央管治香港的正当性大打折扣，造成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统治的香港，培养出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主权，甚至挑战中央主权的香港精英阶层，从而在中国的内部加入不和谐的音符，甚至播下分裂的种子。这就是彭定康和英国政府撤离最后殖民地的最后使命，也是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以来西方世界发起和平演变的政治使命。这其实也是大英帝国在殖民地撤退中惯用的伎俩，中东问题、印巴问题和新马问题，都是大英帝国光荣撤退的杰作。曾经经历在大英帝国撤退战略安排下独立的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就明白无误地告诫香港人：
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作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交手的是美国与中国。……我相信有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一个“民主的中国”，那是对美国和西方非常重要的。香港只是一只棋子。
英国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实际上是国际上大国的阴谋，他们目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进步，认为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对他们是危险的，所以香港问题出现了。
中英就香港的争拗，完全由于英国政策改变所致，而英国的转变是为追随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线。英美联手企图促使中国改变集权制度，当中所带来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为香港带来一点点民主。
(转引自赖其之：《彭定康政改方案面面观》，第237—239页。)
李光耀说得没有错，但他忽略了一点：英美联手并不是要改变中国的集权制度，因为英美曾经在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过国民党的集权制度，在韩国也支持过李承晚政府的集权制度，甚至专门在南美洲、中东、东南亚和非洲扶持独裁统治。换句话说，英美要的其实不是“民主的中国”，而是“依附的中国”。英美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往往是希望产生表面上用选票装点、实质上依附于英美势力的上层精英民主甚至寡头民主，而它们要颠覆的恰恰是真正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民主政体。美国在南美洲赤裸裸地暗杀不听话的民选总统甚至公然出兵颠覆民主政体，只不过中国不是美国的后院，才需要“和平演变”。中国的民主体制刚刚建立，无疑有许多弊端，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但它之所以能够在“热战”和“冷战”中保存下来并成长起来，恰恰是因为它是植根于人民大众的。而在这场地缘政治的较量中，“民主化”往往扮演了分裂中国、肢解中国、使中国陷入内乱或产生依附于英美的寡头民主的最有力且冠冕堂皇的武器。正是在“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背景下，“民主化”问题在中国变得尤为敏感而复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或漠视香港人的民主政治热忱及其政治理想，而在于我们要明白民主化所展现的个人自由背后还有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对于彭定康而言，他的全部政治努力就是刺激香港人的民主化期望，从而把香港人捆绑在自己的政改方案上，作为与北京进行政治较量的赌注。正因为如此，彭定康清楚地知道，香港人的民主期望越高，最后对中央的不信任就越深，中国人（当然包括香港人）输得就越惨，而英国人在这场赌博中就赚得越多。为此，彭定康在发表施政报告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香港市民推销政改方案的工作。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共安排了四场活动，早上是出席电台节目，回答市民的提问，下午是立法会问答大会，晚上是与市民的对话，晚上九点多则在电视节目上与专业界人士对话。
……
彭定康的推销无疑是成功的。他趁热打铁，接着在沙田大会堂接受市民的问答，再次展现一个民选政治家操控问答的技巧和能力。如此一连三天的密集推销，彭定康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将政改方案的民主理念深深地植入香港市民的心中。此时的彭定康已不再是一个英国政府委任的港督，而是香港市民的代言人，成了香港市民的精神领袖。正如李光耀所言，“施政报告规划蓝图就像一个国民领袖制定出的行动时间表，策动民众从殖民地手中争取独立，不仅仅是一个即将淡出的殖民地港督的告别计划，与自己扮演的角色背道而驰。”(转引自赖其之：《彭定康政改方案面面观》，第237页。)确实，彭定康不是一个殖民地官员，而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政治斗士，一个准备为西方世界的理念和荣耀牺牲的烈士。他在1993年10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强调，英国政府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制度和达成协议，而是要把“自由的思想”植根于港人心间，使港人“坚持正确的路向”，“紧抱信念”。因此，他的目的不只是1997年后香港要“协助”中国变得更繁荣，而且要把香港变成中国管治下坚持“自由制度”的“优良典范”，要把香港的独特生活方式“延至下一世纪”，其历史意义“不亚于法国大革命”。（袁求实：《香港回归大事记》〔1992—1997〕，三联书店〔香港〕，1998年，第151页。）
然而，在这场“法国大革命”式的战斗中，最终牺牲的不是彭定康本人，也不是西方人，而是香港人和内地人。政改方案的成功推销，使得彭定康将香港人作为西方世界的赌注压在政改方案上，由此，英国与中国的政治较量，就被彭定康成功地转化为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的较量。无论如何，这场较量的结果已定，真正的赢家是光荣撤退的英国人，真正的输家则是我们中国人。当英国人最终满载荣耀撤退的时候，给香港人留下的除了精神上的挫败感，更多的是短时期内难以消弭的分歧、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冷漠、敌视、对抗甚至仇恨。香港最后输掉了民主的理念和希望，回归后不仅按照基本法规定修改了功能界别选举，而且立法会普选要到20年以后才可以进行。而中央则输掉了好不容易才在香港建立起来的权威、信誉和信任，由此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一直进展缓慢。香港回归之后，政制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这种港人的悲情以及香港与内地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政治气氛中缓慢、曲折地前行，不少香港精英人士因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而对中央产生的悲情，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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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部分由悲惨和苦难构成，而这悲惨与苦难是由骄傲、野心、贪婪、复仇心、淫欲、叛乱、虚伪、无节制的热情和所有一连串混乱的欲望带给世界的。
(柏克：《法国大革命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在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惨烈之后，英国思想家柏克写下了上述文字。这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也是对现代的反思，更是对人性的反思。这种保守主义思想之所以具有意义，就在于它洞悉了现代的弊端，即把古典政治思想中贬斥和摒弃的激情（passion）和欲望（desire）看作是现代政治的起点，并把“利益”（interests），看作驯服欲望的工具，政治的全部目的就是将人们的激情和欲望导向利益的最大化计算。无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无论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性计算来建立政府，还是通过野心制约野心来“驯服君主”，都是按照现代的逻辑来理解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不同于古典的“现代”灾难，就在于人们可以冠冕堂皇地为“骄傲、野心、贪婪、复仇心、淫欲、叛乱、虚伪、无节制的热情和所有一连串混乱的欲望”进行辩护，由此使得政治的正当性不再是德性问题，而变成了“意识形态政治”。彭定康以法国大革命为修辞根本就不具有古希腊罗马政治修辞中诉诸人心和理念的辩驳力量，而成为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宣传。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因为展现了人类的自由精神，开辟了新的历史时代，从而使得其中的罪恶因为“理性的狡计”而获得了宽恕，那么彭定康把自己在香港推动激进的民主革命比拟为“法国大革命”固然意在进行一场“历史终结”的最后革命，然而这一厢情愿的虚妄和迷梦只能给英国撤退战略的祸心以及由此给香港带来的灾难蒙上一层喜剧色彩而已。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如果说真正对香港有所贡献，那就是在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后港英政府不断完善的英式政治体制，其中包括有利于巩固政治权威的行政主导体制、公务员体制和普通法体制。这种政体反映了英式自由主义，也是柏克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即秩序乃是自由的前提，权威和信仰是权利的前提，而这一切造就了传统，使得自由和权利不再是激情和欲望的彰显，而是一种符合自然之道的、拥有德性和高贵品质的生活风格和精神气质，这样的自由带给人的不是利益，而是尊严。
然而，大英帝国出于撤退战略的考虑，不仅通过激进民主改革带来香港人与中央以及香港人内部的政治分裂，而且将构成香港政治传统由英式体制改变为美式体制，即将行政主导体制改为三权分立体制，将精英政治改为大众民主，将强调政制改革循序渐进的英式自由主义改为激进革命的法式自由主义。而这种美式体制的弊端在于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权威，因此美国政体必须依赖选举人团这种特殊的政党选举体制才能维持。然而，香港既不是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也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它从来不是某个时代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中心，它一直是中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交织且相互斗争的商业大都市，而且注定是纳入中国主权治理下的大都市。由此，香港的政治无法自足，激进民主只能诱发香港社会的分化并加剧中西政治和文化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内部和外部分化的局面下，香港政党的碎片化以及选举中的比例代表制导致难以产生具有凝聚力的政治权威，从而使得特区政府施政必须依赖中央的强力介入才有可能形成爱国爱港阵营。这与其说是“一国两制”的难题，不如说是彭定康改革香港政体之后留给香港管治的难题。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本来希望创造出与中央对抗的政治力量，从而强化香港的独立性，然而，正是这种分化和对抗的力量迫使中央深深地卷入到香港政治中，并进一步强化“爱国者治港”的思路，由此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将香港整合进内地。这显然是彭定康当年所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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