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秘密（之四）
（4）浑河史
正是因为浑河改道的事情在各类方志通史中并明确记载，因此，在释名“沈阳“时，常常矛盾不断。常规而普遍的说法是，浑河别名“沈水”，“沈水”即水质浑浊之意。因濒临“沈水”，辽代有了“沈州”的名字。《奉天通志》也说：“浑河之名，著自辽史”。但在《盛京通志》上、卷二十五、山川一节在谈及盛京城南的那条河时，则称之为：“小沈水，城南四里，俗名五里河。自东关观音阁东泉眼发源。一曰万泉河，至骡子圈，南入浑河。案，《春秋.谷梁传》，水北曰阳，故名沈阳，辽金沈州，元沈阳路，明沈阳中卫，并以此水得名。”这段话中，既承认以前沈阳的名字来自“小沈水”，又指出“小沈水”不是浑河，这样的矛盾常常让读者一头雾水。直到晚近的时候，学者们才考证出“浑河”是一个随着河流改道而不断移动的名字，也就是说，在辽代、甚至明代，五里河都是浑河的主河道，号称“沈水”别名“浑河”，这才有了“沈阳”的称谓。而在《盛京通志》编撰的年代（清.乾隆），浑河主道已经移到了十里河的位置上去了，留下原来的城池面对着一处主要通过大量地下水源（万泉）来补给的内河。这条内河，在民国30年的光景上，终于干涸了。由于天然水源已无，五里河解放后被修建成为人工补水的南运河。
至于浑河的主河道，它“源出长白山纳噜窝集【窝集，满语中的古老森林】，名纳噜河。西流入英峩门，会噶桑阿河，是为浑河。国语谓瑚努瑚河。又经兴京界有硕宾河、苏子河—国语苏克素护河—来注之，又绕盛京城南太子河来会焉。。。浑河又西和辽河，为三汊河，行六百五十余里入海”（《盛京通志》上、卷十六）。《盛京通志》上的这段文字已经把浑河的来龙去脉描述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现在还知道了浑河之名始于辽代。当然，昔日浑河之浑仅仅是因为多些泥沙而已，并无现在的重工业污染物，其浑浊的状态很有可能也只是季节性的。例如，我们会在清代诗人诸多描写浑河的诗篇中读到迥然不同的画面。既有：“卷地东来山作障，排空西去海为门，声摧雪浪惊雷起，势压风湍阵马奔”，也有“沙岸人换舟，波明起鸥鹭”（清代 廖润绂“浑河晚渡”）。前者是惊涛骇浪，后者是清波荡漾，同一条河，气象不一。况且，“河中水族，迹而可捕而取之”（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转引自张志强 1993：p.88），水质应该不错。
此外，我们在乾隆皇帝吟咏“盛京土产十二首”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清代中期时，浑河水源地处水土保持尚好的间接证据。乾隆赞叹了盛京一带的五谷、东珠、人参、松花玉、貂、鹿、熊罴、堪达汉【满语；即麋鹿】、海东青【北方一种鹫】、鲟鳇鱼、松子、温普【满语；汉语的意思是“山果”，一种东北的榲桲】的同时（《盛京通志》上、卷十五，天章六），并称“盛京多窝集，茂密蓊郁，连林数十里”。通志的编撰者上特地注明熊在当时的东北各处都有，罴 “只有吉林、盛京始有，他处无也”。还有，当时的盛京围场是长白山野鹿在冬天的栖息地：野鹿在八九月迁至长白山避暑，冬天返回。
在一种“连林数十里”、时有熊罴和野鹿出没的环境里，我们的确很难想象浑河之浑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不错，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从战国开始到两汉时期，中原政权对辽东的开拓。从考古的证据看，赤峰、建平、敖汉、奈曼、朝阳、锦州、抚顺、鞍山、旅顺、宽甸、桦甸，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出土。而出土的两汉时期铁制农具不仅数量众多且分工细致，足见当时的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水平几乎不亚于中原（李殿福 1978）。不错，深耕对表土沙化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在有关东北土地沙化的进程问题上，衣保中等人已经给予了详尽的论述，恕不赘述）。但是“人祸说”对于解释古代浑河之浑似乎还不太恰当。尽管明中期，辽东开垦之风甚盛，据李三谋的估算，明代嘉靖年间，辽东镇有屯田316万亩、民科田约300万亩。估计总人口在100万左右（其中，军人占1／10）（李三谋 1999），但是，辽东的主要开垦地主要集中在辽河下游、辽西，在辽东地区也主要集中在辽阳附近。而抚顺以东一直较少在农耕文化的控制范围内。努尔哈赤祖上的六个部落，就曾占领着苏克苏浒上游的几个山谷，这里也是浑河上游的汇水区。不过，这些女真部落的聊生手段，主要是渔猎，辅以少量的农耕，很难会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既然不是“人祸”，那浑河水质季节性浑浊的原因只能从“天灾”和“地貌“上去找了。所谓“天灾”，这里指的是近2500年来中国北方地区地貌环境的整体变化。在气温持续走低后，温湿环境下栎等阔叶林消失了，耐寒的松树增加，湖沼迅速消亡，与之相伴的是土物源增加，沙土堆积（周昆吾 1991：p.228）。与此同时，在总体气候变干变凉的趋势下，降雨集中，短时间地表径流增大。这些都应该是浑河变浑的宏观条件。如果7000年前的那些阔叶林还在的话，如果地表上沉积着厚厚的腐殖质的话，浑河自然不会发浑。
其次，就具体地貌和地质条件而言，浑河流入沈阳前，聚集在一个山谷里，这个山谷，在满语里叫“萨尔浒”，就是“厨柜”【汉人叫“大伙房”】，形象地描绘了这里的山体围合态势，说明水流到这里必定高度汇集。可浑河出了萨尔浒，就进入了古老的花岗混合片麻岩地带，东陵地区在长期剥蚀作用下形成低缓的丘陵，岩石风化剧烈。一旦水流湍急，表土极易流失。跟着，浑河进入了坡度平缓的平原，如果河道出现淤积之后，容易漫流、改道。相信正是在这样特殊而脆弱的地貌和地质条件下，浑河得到了土源。
而浑河易于漫流的地方，就是今天北运河、灰山水库泄洪渠及浑河主道的交汇点附近（现在叫下木厂）。在那儿，乾隆皇帝曾降旨修建了一座“浑河神庙”。对此，《盛京通志》上、卷十六、天章七中有着两处简短的记录：“戊戌岁，特敕于盛京城东，建立浑河河神庙，以志风水镐京之绩。” “浑河神庙在城东十里，木厂浑河北岸。乾隆四十三年，奉敕建。大殿三楹，配殿四楹，左右配庑各三楹，左右耳房各一楹。垂花门一座，大门三楹。左右群房各六楹，碑亭一座。有御书灵脉精禋匾额，恭悬殿内。原奉谕旨，恭载纶音门”（《盛京通志》下、卷九七、祠祀一）。仔细想想，这座浑河神庙的位置大有来头，绝非偶然。
然而，浑河神庙终究没有保佑住浑河两岸的水土。随着清末浑河上游的森林砍伐、随着近代沿岸地区的高度城市化及重工业化，浑河给沿岸带来的是外洪内涝、水土流失、盐渍化、河床淤积、河岸坍塌。浑河里携带的也不再是黄沙，而是工矿直接排出的废水。很多年来，已经很少听到谁敢在浑河里游泳或者吃河里的鱼虾（如果有的话）。真正导致浑河垂死挣扎的因素已不再是天灾、地貌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国运的衰败和社会生态伦理的沦丧。伴随浑河破败的，是一部坎坷的东北近代史。
正是因为浑河改道的事情在各类方志通史中并明确记载，因此，在释名“沈阳“时，常常矛盾不断。常规而普遍的说法是，浑河别名“沈水”，“沈水”即水质浑浊之意。因濒临“沈水”，辽代有了“沈州”的名字。《奉天通志》也说：“浑河之名，著自辽史”。但在《盛京通志》上、卷二十五、山川一节在谈及盛京城南的那条河时，则称之为：“小沈水，城南四里，俗名五里河。自东关观音阁东泉眼发源。一曰万泉河，至骡子圈，南入浑河。案，《春秋.谷梁传》，水北曰阳，故名沈阳，辽金沈州，元沈阳路，明沈阳中卫，并以此水得名。”这段话中，既承认以前沈阳的名字来自“小沈水”，又指出“小沈水”不是浑河，这样的矛盾常常让读者一头雾水。直到晚近的时候，学者们才考证出“浑河”是一个随着河流改道而不断移动的名字，也就是说，在辽代、甚至明代，五里河都是浑河的主河道，号称“沈水”别名“浑河”，这才有了“沈阳”的称谓。而在《盛京通志》编撰的年代（清.乾隆），浑河主道已经移到了十里河的位置上去了，留下原来的城池面对着一处主要通过大量地下水源（万泉）来补给的内河。这条内河，在民国30年的光景上，终于干涸了。由于天然水源已无，五里河解放后被修建成为人工补水的南运河。
 |
感谢网友“迷藏”这张浑河流向、流域图 |
至于浑河的主河道，它“源出长白山纳噜窝集【窝集，满语中的古老森林】，名纳噜河。西流入英峩门，会噶桑阿河，是为浑河。国语谓瑚努瑚河。又经兴京界有硕宾河、苏子河—国语苏克素护河—来注之，又绕盛京城南太子河来会焉。。。浑河又西和辽河，为三汊河，行六百五十余里入海”（《盛京通志》上、卷十六）。《盛京通志》上的这段文字已经把浑河的来龙去脉描述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现在还知道了浑河之名始于辽代。当然，昔日浑河之浑仅仅是因为多些泥沙而已，并无现在的重工业污染物，其浑浊的状态很有可能也只是季节性的。例如，我们会在清代诗人诸多描写浑河的诗篇中读到迥然不同的画面。既有：“卷地东来山作障，排空西去海为门，声摧雪浪惊雷起，势压风湍阵马奔”，也有“沙岸人换舟，波明起鸥鹭”（清代 廖润绂“浑河晚渡”）。前者是惊涛骇浪，后者是清波荡漾，同一条河，气象不一。况且，“河中水族，迹而可捕而取之”（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转引自张志强 1993：p.88），水质应该不错。
此外，我们在乾隆皇帝吟咏“盛京土产十二首”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清代中期时，浑河水源地处水土保持尚好的间接证据。乾隆赞叹了盛京一带的五谷、东珠、人参、松花玉、貂、鹿、熊罴、堪达汉【满语；即麋鹿】、海东青【北方一种鹫】、鲟鳇鱼、松子、温普【满语；汉语的意思是“山果”，一种东北的榲桲】的同时（《盛京通志》上、卷十五，天章六），并称“盛京多窝集，茂密蓊郁，连林数十里”。通志的编撰者上特地注明熊在当时的东北各处都有，罴 “只有吉林、盛京始有，他处无也”。还有，当时的盛京围场是长白山野鹿在冬天的栖息地：野鹿在八九月迁至长白山避暑，冬天返回。
在一种“连林数十里”、时有熊罴和野鹿出没的环境里，我们的确很难想象浑河之浑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不错，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从战国开始到两汉时期，中原政权对辽东的开拓。从考古的证据看，赤峰、建平、敖汉、奈曼、朝阳、锦州、抚顺、鞍山、旅顺、宽甸、桦甸，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出土。而出土的两汉时期铁制农具不仅数量众多且分工细致，足见当时的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水平几乎不亚于中原（李殿福 1978）。不错，深耕对表土沙化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在有关东北土地沙化的进程问题上，衣保中等人已经给予了详尽的论述，恕不赘述）。但是“人祸说”对于解释古代浑河之浑似乎还不太恰当。尽管明中期，辽东开垦之风甚盛，据李三谋的估算，明代嘉靖年间，辽东镇有屯田316万亩、民科田约300万亩。估计总人口在100万左右（其中，军人占1／10）（李三谋 1999），但是，辽东的主要开垦地主要集中在辽河下游、辽西，在辽东地区也主要集中在辽阳附近。而抚顺以东一直较少在农耕文化的控制范围内。努尔哈赤祖上的六个部落，就曾占领着苏克苏浒上游的几个山谷，这里也是浑河上游的汇水区。不过，这些女真部落的聊生手段，主要是渔猎，辅以少量的农耕，很难会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既然不是“人祸”，那浑河水质季节性浑浊的原因只能从“天灾”和“地貌“上去找了。所谓“天灾”，这里指的是近2500年来中国北方地区地貌环境的整体变化。在气温持续走低后，温湿环境下栎等阔叶林消失了，耐寒的松树增加，湖沼迅速消亡，与之相伴的是土物源增加，沙土堆积（周昆吾 1991：p.228）。与此同时，在总体气候变干变凉的趋势下，降雨集中，短时间地表径流增大。这些都应该是浑河变浑的宏观条件。如果7000年前的那些阔叶林还在的话，如果地表上沉积着厚厚的腐殖质的话，浑河自然不会发浑。
其次，就具体地貌和地质条件而言，浑河流入沈阳前，聚集在一个山谷里，这个山谷，在满语里叫“萨尔浒”，就是“厨柜”【汉人叫“大伙房”】，形象地描绘了这里的山体围合态势，说明水流到这里必定高度汇集。可浑河出了萨尔浒，就进入了古老的花岗混合片麻岩地带，东陵地区在长期剥蚀作用下形成低缓的丘陵，岩石风化剧烈。一旦水流湍急，表土极易流失。跟着，浑河进入了坡度平缓的平原，如果河道出现淤积之后，容易漫流、改道。相信正是在这样特殊而脆弱的地貌和地质条件下，浑河得到了土源。
而浑河易于漫流的地方，就是今天北运河、灰山水库泄洪渠及浑河主道的交汇点附近（现在叫下木厂）。在那儿，乾隆皇帝曾降旨修建了一座“浑河神庙”。对此，《盛京通志》上、卷十六、天章七中有着两处简短的记录：“戊戌岁，特敕于盛京城东，建立浑河河神庙，以志风水镐京之绩。” “浑河神庙在城东十里，木厂浑河北岸。乾隆四十三年，奉敕建。大殿三楹，配殿四楹，左右配庑各三楹，左右耳房各一楹。垂花门一座，大门三楹。左右群房各六楹，碑亭一座。有御书灵脉精禋匾额，恭悬殿内。原奉谕旨，恭载纶音门”（《盛京通志》下、卷九七、祠祀一）。仔细想想，这座浑河神庙的位置大有来头，绝非偶然。
然而，浑河神庙终究没有保佑住浑河两岸的水土。随着清末浑河上游的森林砍伐、随着近代沿岸地区的高度城市化及重工业化，浑河给沿岸带来的是外洪内涝、水土流失、盐渍化、河床淤积、河岸坍塌。浑河里携带的也不再是黄沙，而是工矿直接排出的废水。很多年来，已经很少听到谁敢在浑河里游泳或者吃河里的鱼虾（如果有的话）。真正导致浑河垂死挣扎的因素已不再是天灾、地貌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国运的衰败和社会生态伦理的沦丧。伴随浑河破败的，是一部坎坷的东北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