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杨氏:四世藏书为治世
原创作者：张榕博 孟凡萧 靖雯 来源：齐鲁晚报
在山东省图书馆恒温恒湿的“地宫”中,还有三万多册海源阁余留的古书,静静地等待着它们的下一个主人。
170多年前,聊城杨氏家族历经四代人努力,试图把20余万卷记录中国文明的珍贵图书流传下去。他们秉持学以致用而藏书刻书,让一座古城也因读书、用书而留下文采华章。
书以载道。当我们今天为海源阁的过去扼腕叹息时,回溯杨氏家族的藏书历程,或许能更明白书该怎么用。
为读书而藏书
走在最安静的山东省图书馆四层,杜云虹捎过来一个蓝色的藏书函套,“这是六折装的,还有四折装的,海源阁里的藏书,大抵都是这样保存的。”
十几年前,当杜云虹最初接触到山东省图书馆的这批镇馆之宝时,“海源阁”三个字的涵义在她脑海里还远不够清晰。
“但海源阁的藏书是保存最好的,每本书都有函套,有的还有楠木制成的木匣子,看不出是几百年的古书,几乎和新书一样。”
甚至,有些书找不到一个折弯,或指纹。
“当年的主人一定很爱惜它们。”惊讶于这批古籍保存之完整,杜云虹后来“恶补”了海源阁藏书的全部故事。
杜云虹说,省图书馆从大明湖搬迁后,这批古书就跟着一直存放在地下库房。
那里很安全,每年只有100多个拿着介绍信的访客才可以近距离接触它们。而除了最后“膜拜”这些古书的几批学者,海源阁藏书在外界已鲜有耳闻。
在今天聊城古城的南门附近,海源阁已在遗址上翻建。进入海源阁正殿,迎面的巨幅画像是1972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赠与他一套海源阁《楚辞集注》影印本图书,作为国礼。
置身这座仿古的二层建筑,不禁让人遥想作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的风采。
建于1840年的海源阁,曾是聊城杨氏大宅中的第三跨院,鼎盛时藏有珍贵古书20余万册,几乎涵盖了经史子集所有门类。
之所以取名“海源”,是因为聊城杨氏第二代的杨以增把书籍比作海洋,而治学的最高境界便是“涉海探源”。
不难看出,最早杨氏藏书就是为了读书治学。而治学上的成绩,又进一步激发了杨氏藏书的欲望。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丁延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聊城杨氏以读书治学促进藏书,又以藏书形成良好的治学条件和氛围,再以治学来提高藏书质量,最终形成治学与藏书之间互动的良性循环,以达到提高家族文化的目的,并实现典藏的目标。”
乾嘉时期,理学偏废,考据盛行。为了文字训诂的需要,杨氏注重对原典的收藏,汉学原典就构成了杨氏藏书的最主要部分。
不过杨氏有自己独到的治学态度,他们认为汉儒通过考据能够准确地了解古代的礼制,进而用于自身践行,但宋儒主张心性修养,体悟天理道德,同样重要。对宋学的推崇,亦使杨氏尽藏理学家的著作,如朱熹的作品,杨氏几乎网罗殆尽。
治学上倡导“实事求是”为唯一标准,杨氏搜集各派学说为己所用。在此基础上,还要求个人掌握各种实际技能,以为国家所用。于是,杨氏藏书中还出现了诸如儿童医学等经史之外的书籍。
为做好河道总督
收13种《水经注》
聊城杨氏藏书并不单纯为了读书。
在聊城杨氏先祖、乾隆年间即墨教育局长杨兆煜的家庭教育中,读书不止为了仕途为官,而是要学以致用。从小,他的儿子杨以增一方面要学习理论典籍,一方面要学习时事政治,然后再理论联系实际,这种教法被称作“苏湖教法”。
在晚清动荡的时期,中央政府对人才的渴求已不同于以往,官员不能仅是出口成章的“花架子”,而必须要学以致用,能被委以重任。于是,一改考据学风,学人对经世主张和经世实学愈加重视,魏源、龚自珍等经世致用型学者就是那一时期为官治学的代表人物。
以匡济天下为己任,成为杨以增日后藏书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年后,杨以增中了道光二年第83名举人,照例被安排到当时还是荒蛮之地的贵阳任七品县令。
云贵自古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并非一个藏书家的乐土。但杨以增的第一批藏书中,就包括《为政忠告》、《历代臣鉴》、《居官内省录》、《牧令书》等论述官之道的典籍,还有贵州当地的地方志。所谓牧令,正是杨以增当时相似的官职。
一个国家最低行政官员为何需要如此之多的为官之书?当时的学者谢金銮曾说:“天下真实紧要之官,只有两员,在内则宰相,在外则县令。”
或许这恰恰暗合了杨以增初入仕途的政治抱负。后来,杨以增著述:“顾社稷民人,惟牧令是寄”。他认为,作为最接近百姓的牧令官,其治民首先要“亲民”,为官必须保有一颗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才能将一邑治好,而一邑治,则天下无不治。书则成了他当时实现政治抱负最好的助手。
担任贵州荔波知县时,杨以增发现当地苗民杂处,素称难治。于是他先搜罗了《黔中风土志》与《贵州通志》。了解当地民风以后,他不仅运用典籍中传统儒家“先教化后刑政”的做法教育苗民,而且也让苗民拿起书本。
据记载,杨以增每天端坐书院,讲习经文,教苗民识字,专以德化。同时,还减免徭役。当地苗民后来对杨以增竟俯首帖耳,争先恐后去参加劳动。而经过杨以增治理过的一些偏远地区,当地风俗大变。
杨以增此后相继前往河南、甘陕等地赴任,每到一处,他都会大量购书,包括当地史志,以及散落民间的宋元佳卷,用于当地日常治理和社会建设。
1848年,杨以增到任江南河道总督。作为河道专家,杨以增经理河务达二十余年。在此期间,除了继续搜集各类书卷,他还专门搜集了四十三卷河渠治理的书籍,《治河方略》、《安澜纪要》、《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淮扬水利图说》、《淮扬治水论》、《南河成案续编》、《扬州水道记》、《靳文襄公治河方略》等都是治河的必读之卷。其中,仅《水经注》的各种本子就收有十三种之多。
读了如此多关于河道治理的书,咸丰皇帝也对他大为放心,曾下谕令:“(河道治理)事关大局……非可草率从事。杨以增熟谙河务,于古今治河源流谅能通晓,如有所见不妨据实敷陈,以备采择。”
另外,运河管理不仅要保障渠道通畅安全,其河道沿岸的经济与军事也颇为重要。为此,杨以增的藏书中还有《查抑阻捐振》、《禁奸商囤积》、《私贩修濬》等书籍。
而任江南河道总督,不论从声望、地位,还是资财上,都为杨以增广收书籍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段时期也成为他藏书的高峰期。
当时,杨以增在江南收集的大批书籍,可以凭身份借助官方漕运粮船运回运河边的聊城老家,再加上当时江南一带战乱频仍,江南旧家藏书大量散失,流入市场,给他大批购入珍贵善本提供了机会,一时间海源阁藏书数量质量双双飞升,成为江北最有名的私人藏书楼。
在书城刻书
聊城杨氏藏书始自杨兆煜。他虽收藏不多,却为子孙播下了藏书的种子。杨氏藏书中,杨以增最多,占其藏书总量的85%左右。第三代晚清的户部郎中杨绍和与第四代清末外交官杨保彝均有扩充,并大加维护。杨保彝卒后,家中无主,购书则基本停止,终至散失。
为了纪念海源阁曾经的辉煌,聊城在海源阁旧址西邻,又开办了名叫海源阁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或许是一种巧合,与当年藏书20余万册的体量相当,海源阁图书馆如今也藏书20余万册。
不过,海源阁图书馆馆长李付兴却感到不好意思。他说,在全国地市级图书馆当中,这个藏书量恐怕已是倒数第一了。以至于许多人如今来寻访当地的藏书文化,很难相信这里曾诞生过中国北方最大的藏书阁。
看过《水浒》的人们一定对古东昌府颇为熟悉。孙二娘开店的“十字坡”,宋江三打“祝家庄”,包括武松打虎的阳谷县,都在聊城境内,似乎古聊城抑文尚武。
对此,聊城政协文史研究员高文广说,过去的聊城其实是另一番情景:
一叶叶吃水很深,载有客商与科举书生的木船在宽阔的运河口岸聊城频繁进出,河道两岸大大小小的招牌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读书人去书店淘书,而搬运工人则将整箱整箱的雕版书籍装运船上,往南销往江浙,向北送到京城。
高文广说,因为运河,各地文化的会集改变了古聊城尚武的历史风俗,也让聊城有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书城。
当1840年海源阁建成时,聊城已有40多座其他藏书家的小型藏书楼。高文广说,当时聊城人并不攀比富贵、权力,而是比学识和藏书,谁家的藏书最多往往会得到邻友的羡慕和尊重,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风俗习气。
海源阁无疑让当地人高山仰止,连外地人也闻名前来求书。不过考虑到藏书不易,海源阁谢绝借阅。而如何能将书普惠众人,杨氏想到了刻书。
据丁延峰考证,海源阁刻书有四十五种,数量在清代私家刻书中位列中上,质量也相当考究。而且杨氏刻书不以赚钱为目的,以治学实用为先,刻印了工具书《说文解字义证》、地图册《皇朝一统图》等。
藏书风气则带动了聊城图书业的兴盛。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一书坊掌柜向老残介绍:“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是最盛的……小号店在这里,后面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版,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
伴随图书业的发展,聊城还出现了一批“最高学府”,他们招收生徒,组织教学,设立书斋、书库,在培育了大量人才的同时,又储藏了很多书籍,带动聊城的文化大繁荣。
“在当年的书院里,一位名师就能培养出十几名举人,当时聊城的教育水平在全国是相当高的。”高文广说。
随着运河经济衰落,加上清末后的持续动乱,海源阁也日渐衰败,藏书已不易,刻书就更加艰难,海源阁的书再无法四处流通。
1938年日寇攻陷聊城,海源阁“尽遭火焚”,幸杨氏第五代杨敬夫早年已将部分古籍转运各地。
杨敬夫后来说:“有个时期,我曾想再把这些图书运回聊城故乡去,在观街我家故宅对门的另一所院子里,开办一处私人图书馆以惠嘉士林。”然而终未能如愿,古籍余珍也就永远尘封在了各个角落。
胡乔木曾在海源阁新址的大门楹联上题写“一人致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代流芳”,但“流”字故意少写一点,“惠”字也故意少写了一横,想来是感慨海源阁藏书实际利用价值之少。
“今天就算是出钱印刷,一道工序的价格就需要上千万,一般的出版社根本出不起。”杜云虹也无奈地表示,省图书馆那些海源阁珍品的身价现在竟成了它们“飞入寻常百姓家”最后的障碍,即便是无价之宝,也只能暂时安睡在地下库房中。
在山东省图书馆恒温恒湿的“地宫”中,还有三万多册海源阁余留的古书,静静地等待着它们的下一个主人。
170多年前,聊城杨氏家族历经四代人努力,试图把20余万卷记录中国文明的珍贵图书流传下去。他们秉持学以致用而藏书刻书,让一座古城也因读书、用书而留下文采华章。
书以载道。当我们今天为海源阁的过去扼腕叹息时,回溯杨氏家族的藏书历程,或许能更明白书该怎么用。
为读书而藏书
走在最安静的山东省图书馆四层,杜云虹捎过来一个蓝色的藏书函套,“这是六折装的,还有四折装的,海源阁里的藏书,大抵都是这样保存的。”
十几年前,当杜云虹最初接触到山东省图书馆的这批镇馆之宝时,“海源阁”三个字的涵义在她脑海里还远不够清晰。
“但海源阁的藏书是保存最好的,每本书都有函套,有的还有楠木制成的木匣子,看不出是几百年的古书,几乎和新书一样。”
甚至,有些书找不到一个折弯,或指纹。
“当年的主人一定很爱惜它们。”惊讶于这批古籍保存之完整,杜云虹后来“恶补”了海源阁藏书的全部故事。
杜云虹说,省图书馆从大明湖搬迁后,这批古书就跟着一直存放在地下库房。
那里很安全,每年只有100多个拿着介绍信的访客才可以近距离接触它们。而除了最后“膜拜”这些古书的几批学者,海源阁藏书在外界已鲜有耳闻。
在今天聊城古城的南门附近,海源阁已在遗址上翻建。进入海源阁正殿,迎面的巨幅画像是1972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赠与他一套海源阁《楚辞集注》影印本图书,作为国礼。
置身这座仿古的二层建筑,不禁让人遥想作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的风采。
建于1840年的海源阁,曾是聊城杨氏大宅中的第三跨院,鼎盛时藏有珍贵古书20余万册,几乎涵盖了经史子集所有门类。
之所以取名“海源”,是因为聊城杨氏第二代的杨以增把书籍比作海洋,而治学的最高境界便是“涉海探源”。
不难看出,最早杨氏藏书就是为了读书治学。而治学上的成绩,又进一步激发了杨氏藏书的欲望。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丁延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聊城杨氏以读书治学促进藏书,又以藏书形成良好的治学条件和氛围,再以治学来提高藏书质量,最终形成治学与藏书之间互动的良性循环,以达到提高家族文化的目的,并实现典藏的目标。”
乾嘉时期,理学偏废,考据盛行。为了文字训诂的需要,杨氏注重对原典的收藏,汉学原典就构成了杨氏藏书的最主要部分。
不过杨氏有自己独到的治学态度,他们认为汉儒通过考据能够准确地了解古代的礼制,进而用于自身践行,但宋儒主张心性修养,体悟天理道德,同样重要。对宋学的推崇,亦使杨氏尽藏理学家的著作,如朱熹的作品,杨氏几乎网罗殆尽。
治学上倡导“实事求是”为唯一标准,杨氏搜集各派学说为己所用。在此基础上,还要求个人掌握各种实际技能,以为国家所用。于是,杨氏藏书中还出现了诸如儿童医学等经史之外的书籍。
为做好河道总督
收13种《水经注》
聊城杨氏藏书并不单纯为了读书。
在聊城杨氏先祖、乾隆年间即墨教育局长杨兆煜的家庭教育中,读书不止为了仕途为官,而是要学以致用。从小,他的儿子杨以增一方面要学习理论典籍,一方面要学习时事政治,然后再理论联系实际,这种教法被称作“苏湖教法”。
在晚清动荡的时期,中央政府对人才的渴求已不同于以往,官员不能仅是出口成章的“花架子”,而必须要学以致用,能被委以重任。于是,一改考据学风,学人对经世主张和经世实学愈加重视,魏源、龚自珍等经世致用型学者就是那一时期为官治学的代表人物。
以匡济天下为己任,成为杨以增日后藏书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年后,杨以增中了道光二年第83名举人,照例被安排到当时还是荒蛮之地的贵阳任七品县令。
云贵自古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并非一个藏书家的乐土。但杨以增的第一批藏书中,就包括《为政忠告》、《历代臣鉴》、《居官内省录》、《牧令书》等论述官之道的典籍,还有贵州当地的地方志。所谓牧令,正是杨以增当时相似的官职。
一个国家最低行政官员为何需要如此之多的为官之书?当时的学者谢金銮曾说:“天下真实紧要之官,只有两员,在内则宰相,在外则县令。”
或许这恰恰暗合了杨以增初入仕途的政治抱负。后来,杨以增著述:“顾社稷民人,惟牧令是寄”。他认为,作为最接近百姓的牧令官,其治民首先要“亲民”,为官必须保有一颗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才能将一邑治好,而一邑治,则天下无不治。书则成了他当时实现政治抱负最好的助手。
担任贵州荔波知县时,杨以增发现当地苗民杂处,素称难治。于是他先搜罗了《黔中风土志》与《贵州通志》。了解当地民风以后,他不仅运用典籍中传统儒家“先教化后刑政”的做法教育苗民,而且也让苗民拿起书本。
据记载,杨以增每天端坐书院,讲习经文,教苗民识字,专以德化。同时,还减免徭役。当地苗民后来对杨以增竟俯首帖耳,争先恐后去参加劳动。而经过杨以增治理过的一些偏远地区,当地风俗大变。
杨以增此后相继前往河南、甘陕等地赴任,每到一处,他都会大量购书,包括当地史志,以及散落民间的宋元佳卷,用于当地日常治理和社会建设。
1848年,杨以增到任江南河道总督。作为河道专家,杨以增经理河务达二十余年。在此期间,除了继续搜集各类书卷,他还专门搜集了四十三卷河渠治理的书籍,《治河方略》、《安澜纪要》、《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淮扬水利图说》、《淮扬治水论》、《南河成案续编》、《扬州水道记》、《靳文襄公治河方略》等都是治河的必读之卷。其中,仅《水经注》的各种本子就收有十三种之多。
读了如此多关于河道治理的书,咸丰皇帝也对他大为放心,曾下谕令:“(河道治理)事关大局……非可草率从事。杨以增熟谙河务,于古今治河源流谅能通晓,如有所见不妨据实敷陈,以备采择。”
另外,运河管理不仅要保障渠道通畅安全,其河道沿岸的经济与军事也颇为重要。为此,杨以增的藏书中还有《查抑阻捐振》、《禁奸商囤积》、《私贩修濬》等书籍。
而任江南河道总督,不论从声望、地位,还是资财上,都为杨以增广收书籍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段时期也成为他藏书的高峰期。
当时,杨以增在江南收集的大批书籍,可以凭身份借助官方漕运粮船运回运河边的聊城老家,再加上当时江南一带战乱频仍,江南旧家藏书大量散失,流入市场,给他大批购入珍贵善本提供了机会,一时间海源阁藏书数量质量双双飞升,成为江北最有名的私人藏书楼。
在书城刻书
聊城杨氏藏书始自杨兆煜。他虽收藏不多,却为子孙播下了藏书的种子。杨氏藏书中,杨以增最多,占其藏书总量的85%左右。第三代晚清的户部郎中杨绍和与第四代清末外交官杨保彝均有扩充,并大加维护。杨保彝卒后,家中无主,购书则基本停止,终至散失。
为了纪念海源阁曾经的辉煌,聊城在海源阁旧址西邻,又开办了名叫海源阁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或许是一种巧合,与当年藏书20余万册的体量相当,海源阁图书馆如今也藏书20余万册。
不过,海源阁图书馆馆长李付兴却感到不好意思。他说,在全国地市级图书馆当中,这个藏书量恐怕已是倒数第一了。以至于许多人如今来寻访当地的藏书文化,很难相信这里曾诞生过中国北方最大的藏书阁。
看过《水浒》的人们一定对古东昌府颇为熟悉。孙二娘开店的“十字坡”,宋江三打“祝家庄”,包括武松打虎的阳谷县,都在聊城境内,似乎古聊城抑文尚武。
对此,聊城政协文史研究员高文广说,过去的聊城其实是另一番情景:
一叶叶吃水很深,载有客商与科举书生的木船在宽阔的运河口岸聊城频繁进出,河道两岸大大小小的招牌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读书人去书店淘书,而搬运工人则将整箱整箱的雕版书籍装运船上,往南销往江浙,向北送到京城。
高文广说,因为运河,各地文化的会集改变了古聊城尚武的历史风俗,也让聊城有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书城。
当1840年海源阁建成时,聊城已有40多座其他藏书家的小型藏书楼。高文广说,当时聊城人并不攀比富贵、权力,而是比学识和藏书,谁家的藏书最多往往会得到邻友的羡慕和尊重,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风俗习气。
海源阁无疑让当地人高山仰止,连外地人也闻名前来求书。不过考虑到藏书不易,海源阁谢绝借阅。而如何能将书普惠众人,杨氏想到了刻书。
据丁延峰考证,海源阁刻书有四十五种,数量在清代私家刻书中位列中上,质量也相当考究。而且杨氏刻书不以赚钱为目的,以治学实用为先,刻印了工具书《说文解字义证》、地图册《皇朝一统图》等。
藏书风气则带动了聊城图书业的兴盛。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一书坊掌柜向老残介绍:“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是最盛的……小号店在这里,后面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版,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
伴随图书业的发展,聊城还出现了一批“最高学府”,他们招收生徒,组织教学,设立书斋、书库,在培育了大量人才的同时,又储藏了很多书籍,带动聊城的文化大繁荣。
“在当年的书院里,一位名师就能培养出十几名举人,当时聊城的教育水平在全国是相当高的。”高文广说。
随着运河经济衰落,加上清末后的持续动乱,海源阁也日渐衰败,藏书已不易,刻书就更加艰难,海源阁的书再无法四处流通。
1938年日寇攻陷聊城,海源阁“尽遭火焚”,幸杨氏第五代杨敬夫早年已将部分古籍转运各地。
杨敬夫后来说:“有个时期,我曾想再把这些图书运回聊城故乡去,在观街我家故宅对门的另一所院子里,开办一处私人图书馆以惠嘉士林。”然而终未能如愿,古籍余珍也就永远尘封在了各个角落。
胡乔木曾在海源阁新址的大门楹联上题写“一人致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代流芳”,但“流”字故意少写一点,“惠”字也故意少写了一横,想来是感慨海源阁藏书实际利用价值之少。
“今天就算是出钱印刷,一道工序的价格就需要上千万,一般的出版社根本出不起。”杜云虹也无奈地表示,省图书馆那些海源阁珍品的身价现在竟成了它们“飞入寻常百姓家”最后的障碍,即便是无价之宝,也只能暂时安睡在地下库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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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ялх тэмээ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20-04-03 12:33:22 -
北国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14-03-20 14:4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