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没有帕慕克的土耳其(4)：孤独的安纳托利亚

                
                
文/严杰夫
三四辆排成一列的车队从镜头远处缓缓驶来，四周是夜幕下空旷的草原，只有镜头的左边孤独地站立着一棵树。这是土耳其著名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安纳托利亚往事》的开篇镜头。这个单调的开场持续了许久，在电影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人物角色传达出来的越来越焦躁的情绪以外，背景里的景象几乎没有过明显改变：永远是漆黑的辽阔里，孤零零地站立着一棵树。正如电影里某个角色所说，这些树看起来长的都差不多，让人根本无法识辨。这或许就是安纳托利亚，这或许也就是土耳其。
可以说，我们在土耳其的旅行，有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坐在大巴上穿行了大半个安纳托利亚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很大部分都是属于草原地带，因此《安纳托利亚往事》中的那个看似单调乏味的景色，却十分真实的描绘了这片土地的地貌。而如果说伊斯坦布尔构成了土耳其绝大部分当代印象，那么土耳其文明中的绝大多数基因，却是来自于安纳托利亚。
                
                
安拉和凯末尔：“旧宗教”和“新主义”的共生
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行经约8个小时，来到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古城萨夫兰博卢，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名字恐怕更为让人熟悉——番红花城。这座发迹于奥斯曼时期的小城，以保留着大量奥斯曼风格的别墅著称。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只能对帕夏们留下的古老别墅远远欣赏，那么在萨夫兰博卢，你却可以任意推开一个别墅的门。因为它们不是餐馆，就是酒吧，不然就是一座旅馆。
如今的萨夫兰博卢分为新旧两城，新城是土耳其重要的钢铁基地，乍一看有点类似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围绕一座大型企业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老城则遍布在一座山坡上，那些奥斯曼时代的别墅星罗棋布地沿着山坡散落开，中间隔出一条稍宽的道路，便是“番红花城”的主干道。连接新城和老城的小巴车，每天就按部就班地沿着这条干道往返。
我们刚到萨夫兰博卢，雨渐止，天气开始放晴。一轮暖阳从云层中挤出数缕阳光，一下驱散了冬雨带来的阴冷，还将沿山而上的整座老城都照的晶莹剔透。我们沿着山路往上，一直走到老城的最高点。这里以前是萨夫兰博卢的市政厅，如今则是一个地方博物馆，零星的文物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尽管是一座兴起于奥斯曼时代的城镇，但博物馆中的布置却早已是阿塔图尔克风格的了。博物馆二楼成列的旧市长办公室中，背景墙的右边悬挂着一幅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房间正中偏左则竖立着巨大的土耳其国旗。这两个恰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符号！
我们或许还记得，多玛巴切宫中每座时钟的指针都停留在九点零五分，那标志着凯末尔笼罩在奥斯曼苏丹头上的幽灵；如今，我们在萨夫兰博卢这一偏僻的山城里，也无法回避地碰到凯末尔的“影子”。这是土耳其近代化和民族化留下的痕迹，这种痕迹映证的是许多东方国家近代都遇到的那个吊诡命题：历史传统与民族近代化发生冲突时，前者永远都让位给后者，而且以一种被摧枯拉朽的状态。正如土耳其这样，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阿塔图尔克30年的统治就大幅消弭了奥斯曼帝国600年的影响。也似乎，阿塔图尔克仅用一次革命即替代了安拉，成为安纳托利亚的新偶像。
即使今天，阿塔图尔克的影响早已没有活着时那么巨大，但是这种符号和遗迹却已成为土耳其背负的印记，在如今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里，凯末尔和安拉已经一起在发挥着护佑的作用。无论是多玛巴切宫还是伊斯坦布尔，即使是恰纳卡莱那种希腊风格的爱琴海城市，阿塔图尔克的雕塑、肖像都随处可见，就好像遍布城乡的清真寺一样。所以，当我们站在萨夫兰博卢旧市政厅的前面往山下望去，隐约看到坐落在老城中心的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时，一定会明白， “旧宗教”和“新主义”互相映衬、彼此生辉，一起构成了土耳其人的当代信仰。
                
                
Han，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印记
然而，在安拉和阿塔图尔克之外，安纳托利亚还隐藏着另外一种符号。它们明目张胆地树立在我们的视线中，却像“大隐隐于市”的智者并不容易被人发现。
萨夫兰博卢旧城中心矗立着这个城镇上最大体量的建筑——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而沿着清真寺的高墙再往巷子深处走去，会发现一座神秘的建筑。这座建筑城堡式的门口挂着的旗子上写着“Cincihan Otel”。如今，这座建筑是老城中的一个酒店，在帝国时期则是一座商队客栈。
商队客栈，土耳其语中被称为“Han”，也被叫做“Kervan Sarayi”（骆驼宫），是塞尔柱时期极为重要的功能建筑。它们在塞尔柱乃至后来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是商队在旅行途中落脚的地方。从形制上来看，这些客栈大多呈矩形，高耸的外墙将整个客栈围成一个几乎封闭的院落结构。沿着内墙一圈分布有长廊、仓库和巨大的内室。大多数客栈院落中间又都会耸起一个塔楼，以供瞭望警戒的作用。这样，兼具住宿、储存和军事功能的客栈，不仅保证了商队旅途的安全，还提供了交易市场，有时还成为储存军队粮食、武器的基地。
事实上，这样的客栈从塞尔柱帝国开始，就散落遍布在安纳托利亚各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队客栈是塞尔柱帝国留给现代土耳其的一个符号。塞尔柱帝国是由突厥人西迁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后建立的，它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过程中，接纳了伊斯兰文明。正是由于塞尔柱帝国，安拉取代阿尔忒弥斯、上帝，成为安纳托利亚的“真神”。而那漫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商队客栈，则代表了塞尔柱帝国曾经的繁荣和强大。因此，从萨夫兰博卢到卡帕多奇亚，从安卡拉到孔亚，甚至在库萨达斯这样爱琴海边的城市，都能看到塞尔柱客栈的遗址。
而欣赏塞尔柱客栈的“高潮”，自然就在曾经塞尔柱文明的中心——孔亚。孔亚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南部，从卡帕多奇亚出发前往“棉花堡”帕姆克莱的途中，会经过这座土耳其中部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孔亚，对于土耳其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代表着土耳其文明中的一极：如果说伊斯坦布尔代表了拜占庭和奥斯曼，安卡拉代表的是赫梯和共和国，伊兹密尔代表的是希腊化，那么孔亚代表的就是塞尔柱和苏菲派。塞尔柱帝国时代，孔亚因为是帝国的首都而成为安纳托利亚的心脏。
坐落在孔亚至阿克萨拉伊的高速公路边的苏丹大客栈，是土耳其现存的商队客栈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苏丹大客栈正门上精美壮观的雕塑，足以证实塞尔柱艺术的魅力，不低于伊斯兰世界任何一个文明。当你慢步进黑暗空阔的后室，景深的廊柱支撑起这间宏大的房间，高墙上细狭的漏窗正好透进一柱阳光。在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恍惚中，你似乎可以闻见这里曾经存在过的牲畜臭味、东方香料的奇香、旅客身上的尘土气；也仿佛能听见疲倦的商人发出的浓重鼾声、房间角落里两位旅行者在窃窃私语，还有时不时传来的驼铃。而当你眼睛适应了这里的黑暗后，刚才那一切梦境般的遭遇会一下散开，剩下的惟有渗透在冰冷的建筑构件中的历史气息。
塞尔柱帝国衰落后被新崛起的同族的奥斯曼帝国取代。与重视商业贸易的塞尔柱人不同，奥斯曼的苏丹更看重帝国疆域的扩张。扼住了安纳托利亚贸易路线的苏丹，也就掐住了欧洲与东方交流的脖颈，更是逼得欧洲人不得不去重新寻找到达东方的路线，最终促使了西方的地理大发现。
                
                
在“现代化”的阳光下，塞尔柱帝国的影子渐渐消弭
塞尔柱帝国重新进入到普通土耳其人的眼里，还是因为阿塔图尔克。为配合新生的共和国，建立起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替代传统的伊斯兰教信仰，阿塔图尔克和他的历史学家们开始从奥斯曼帝国之前的历史中去寻找土耳其人的“根”。
对突厥文明的起源考察，在这趟“寻根之旅”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缺乏必要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廓清突厥的起源事实上是桩无法完成的任务。阿塔图尔克和他的幕僚不得不将视线再度转向西方。在引进了近代西方的世俗化和民族化思想后，阿塔图尔克意图在土耳其也掀起一场“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就是土耳其主义在民族性和历史性上的构建。
在凯末尔心里，生活在共和国内的“土耳其民族”的民族性格，并不在于伊斯兰主义，而在于“土耳其主义”。而阿塔图尔克对“土耳其主义”的建构路线，参考的其实是西方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凯末尔和他的伙伴们，超越了奥斯曼时代，直接从远古时期获取土耳其民族的灵魂，就如同西方跳过了天主教专制的黑暗时代，直接向希腊的先贤乞灵一样。正是由此，突厥部落及其创立的塞尔柱帝国在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史观中，就占据了希腊在近代西方思想革命的位置。
然而，也正是由于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用“土耳其主义”构建出的“土耳其民族”实则是搭建在一堆浮沙之上，当然无法经由严肃的理论验证。所以，当阿塔图尔克的影响在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上逐渐弱化以后，土耳其人对于这种“民族构建”的尝试，要么感到迷惑，要么则表现出不屑。这样的态度自然无益于土耳其人给予塞尔柱帝国以正确的态度。
固然，土耳其人已经意识到要给予奥斯曼王朝以客观的评价，然而真正认识土耳其人的由来，理解“安纳托利亚的往事”，同样需要重新认识塞尔柱帝国的历史。如今，越来越多的塞尔柱客栈被改造为现代化的餐厅、旅馆和酒吧，没有人再去关心 “商队客栈”背后存在过的那个塞尔柱帝国，对于众人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迎合猎奇的心理，作为一种商业化的元素而存在。
于是，土耳其好像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上那些孤独的树木一样，木讷地矗立在辽阔的荒原上让人无法识辨，而她用来伪装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背后，包藏的“呼愁”究竟有多么浓重，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搞清楚。不过，最后我还是想问一句，这种孤独和呼愁，奥尔罕•帕慕克真的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