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扶轮社：被遗忘的民国最著名公益组织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扶轮社（Rotary Club）是近百年来最著名的国际商业联谊社团之一。该社自我定位为“职业界领袖人士之组合”，以“服务精神”作为“职业与社会生活上成功及快乐之母”。1905年，扶轮社创立于美国芝加哥，创始人是一个名叫保罗·哈里斯的青年律师。当时，美国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工商金融界兼并狂潮方兴未艾，垄断组织扰乱经济秩序，商业欺诈现象严重，商业道德败坏。美国社会陷入金钱崇拜之中，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万能，缺乏互信互利，缺乏基本道德。面对这种情况，哈里斯和他的三位伙伴希望能有一个组织让他们“重获童年时在较小城市中彼此间之友谊、情感与谅解”，于是他们成立了扶轮社，“轮流在社员事务所集会”，希望在获得友谊的同时，能给社员提供“学习他人事务所之机会”。到1910年，扶轮社逐步发展成全国性组织并且开始走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利人即利己”、“大公无私”逐渐成为扶轮社的标语，扶轮社演变成一个服务性团体。2006年，扶轮社重新进入中国大陆。
1919年，中国第一个扶轮社在上海成立。随着在沪中外精英的加入，扶轮社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得到迅速发展，全国有30多个城市建立了扶轮社。1952年，扶轮社完全退出中国大陆，只有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扶轮社还在活动。然而，与其在近代中国名噪一时不符的是，扶轮社在今天好像成了人们记忆的空白。本文拟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扶轮社档案及相关报刊资料，发掘民国时期上海扶轮社成立与发展的史实，还原一个真实的上海扶轮社。
国际扶轮社落户上海
20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中外贸易往来频繁，外籍在华企业日渐增多，来华外国人数量大增。尤其是上海，因为开埠较早，租界发展繁荣，特别是民国成立后，中美贸易逐渐增多，所以西化程度较深，为扶轮社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
1919年，美国西雅图扶轮社前社长罗杰·皮内欧到上海出差，其间他联系在上海的美侨，计划成立上海扶轮社。经过四次磋商后，上海扶轮社于7月20日正式成立。当天，皮内欧给芝加哥方面发电报汇报了这件事。10月1日，国际扶轮总部核准上海扶轮社入会并颁发证书，中国第一个扶轮社正式得到承认。不过当时上海扶轮社的37位社员全是美国人，直到1921年，纺织大亨王正廷、银行家陈光甫相继入社，扶轮社里才有了中国人的身影。上海扶轮社成立之后，迅速成为国际扶轮社在中国的大本营。1922年与1924年，上海扶轮社还分别指导天津、北京商人成立扶轮社。
“Rotary Club”进入中国之后，其中文名定为“扶轮社”。 “扶轮”二字系根据中国最典雅而普通之成语“大雅扶轮”之意，即品学经验俱佳之人共同努力创行公益之事也。这一译名不仅字义贴切，而且点明了扶轮社创行公益、服务社会的宗旨。此外，扶轮社的社徽是轮状的，因此可谓形神兼备。
整个20年代，中国大陆只有上海、天津、北京三个扶轮社。进入30年代之后，扶轮社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原因在于扶轮社开始使用中文。进入中国之初，扶轮社社员以外国人为主，他们的语言交流、文字材料都使用英文，这就制约了入社中国人的范围，也不利于扶轮社开展活动、扩大影响。1936年，上海扶轮社社员邝富灼和王正廷提议在上海成立一个说中文的扶轮社，但并非组织上脱离原扶轮社，得到国际扶轮社许可。同年，扶轮社相关资料开始译成中文。
民国时期中国各大城市共成立了三十二个扶轮社。在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还出现了两个扶轮社。虽然国际扶轮社规定了原则上“每一城市中只可组织一扶轮社”，但是如果“城市中人口若逾一百万，而城市中商业中心不止一区”，那么也可以每区组织一个扶轮社，其前提是“先得同城中其他各社之同意”。于是，1948年上海成立了第二个扶轮社——沪西扶轮社。该社纯粹说中文，社员也都是中国人。
抗战期间，上海及各地扶轮社曾一度暂停活动，战后重新恢复。
精英俱乐部：商界领袖为主，兼及政学两界
扶轮社自我定位为“职业界领袖人士之组合”，也就是商业精英俱乐部。它对社员的要求非常严苛，不仅在入社人选上非常慎重，而且对社员出席活动和道德规范也有很高的要求。
扶轮社把社员分为普通社员、额外社员、荣誉社员与退职社员四类，所有社员都要具备以下五项资格：“一、其所执之业各方面均足使本社博得声誉者；二、其商号在同业中足为领袖者；三、本人在该号中确有领导权能者；四、其名誉及品行毫不受人指摘者；五、备受社会欢迎者。”可见扶轮社不仅重视社员的资历、财力，还非常重视社员的品行。另外，扶轮社还规定，除个别特殊情况之外，“每类职业中只有一人入选”，这样既能吸纳各种不同行业的人入社，又不会因社员众多而显得臃肿。不过正式社员可以带一个额外社员入社，前者退社后，额外社员也必须退社。
中国人加入扶轮社始于1921年。是年，王正廷、陈光甫、邝富灼、牛惠生、朱博泉等人先后入社，他们是上海扶轮社最重要的中国籍社员。
王正廷（1882—1961），浙江奉化人，外交家。1907年赴美攻读法律，1910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参议员、外交总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他于1920年在上海创办华丰纺织公司并担任总经理，故次年作为纺织行业代表加入上海扶轮社，1922年底之后，王正廷脱离该行业从政，成为扶轮社的荣誉社员。1936—1937年担任扶轮国际第81区（大陆、香港、菲律宾）总监，1944—1945年担任扶轮国际理事。
邝富灼（1869—1938），广东台山人。幼年赴美，1905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08年回国，任广州方言学堂英文教员，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1929年离职后从事著述。其间曾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等职。邝富灼1922年加入上海扶轮社，1931—1932年担任上海扶轮社社长，1933—1934年担任扶轮国际理事，1936—1937年担任扶轮国际第81区总监，1937—1938年担任扶轮国际第96（华南、香港、菲律宾）、97（华中）、98（华北）区总监，1938至去世前担任扶轮国际第97、98区总监。
牛惠生（1892—1937），上海人，骨科专家。191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年赴美，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多家医院担任医师。1921年返沪开业行医，兼任西门妇孺医院、苏州博习医院、杭州广济医院骨科医师。后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总办、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及沪江女子医学院教授、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山医院名誉院长等职。1928年创办中国最早的骨科医院——上海骨科医院，1936年在杭州广济医院创办残废儿童院，专门收治无家可归的残废儿童。1923年起牛惠生成为扶轮社员，积极开展扶轮社的各项慈善事业，成绩斐然。
朱博泉（1898—2001），浙江杭州人，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1919年赴美国纽约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学及工商管理学，后在纽约花旗银行总行实习。1921年回国，进浙江实业银行，任上海总行外汇部副经理。1926年任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清理员。1928年任中央银行总稽核处及业务局经理。1932年任沪江大学商学院院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工商联高级顾问。朱氏1926年加入上海扶轮社，1927-1933年任上海扶轮社司库，1934-1935年任社长，时年36岁，是扶轮社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1935-1936任上海扶轮社理事。
此外，上海扶轮社官方认为其早期主要中国社员还包括：顾维钧（外交官）、穆湘玥（近代民族资本家、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郭秉文（西南大学校长）、许建屏（《大公报》主笔）、韩玉麟（国家运输公司经理）、林允方（允元实业公司经理）等。
通过分析上海扶轮社与沪西扶轮社五十余名中国籍社员的群体特征，我们发现他们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就社员所在行业而言，社员主要为商界精英，兼及政学两界，所处行业各不相同，这不仅反映出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与行业明细程度，也与扶轮社广泛吸纳各行精英入社的原则相符。第二，就年龄分布而言，沪西扶轮社经常到会的二十二位社员中40—60岁的有二十人，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社员在这一年龄段时，不仅有一定的资本积累，有代表某种行业之资格和可能；而且在经验上与精力上都能担负起服务社会的需要。第三，就教育程度而言，这些社员大都拥有国外留学或者在国内教会大学的学习经历。这不仅使他们具备纯熟的外语交流能力、较高的教育程度，而且拥有对欧美文化的接触、了解甚至认同。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扶轮社社员呈现出明显的精英性。他们基本都是各行业的领袖和精英；正值壮年，有精力、有财力；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认同扶轮社的理念。这样一批社会精英，在实践扶轮社“服务”精神时，肯定会有独特的优势。
社员入社后，需要遵循扶轮社要求。一是要按时出席每周常会、按时缴纳会费等；如果“连续四次不出席每周及每月常会”，又“无充分理由可为理事部所容纳”，其“社员资格即行停止”。二是要遵从扶轮社的道德规范。
增进事业、提高修养的高端联谊平台
就目前资料来看，上海扶轮社是全国组织最健全的扶轮社。
上海扶轮社平时开展活动频繁，最重要的日常活动是每周四中午举行的常会。常会的程序如下：“一、午餐；二、宣布开会；三、介绍外来社员及讲员；四、书记宣读函件及布告；五、各组委员会报告；六、讨论；七、讲演；八、散社。”社员在参加常会等社内活动时使用英文昵称（Nickname），以示亲切。每次常会都将介绍外来社员和讲演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以便众人能够互相熟悉。讲演是扶轮社常会中最吸引人的活动，讲演者多为社员和中外名流，国外讲演者有来自美、英、德、意等国的商人、学者、明星等，国内如文化界胡适、梅兰芳，政界孔祥熙、吴铁城等都曾在上海扶轮社讲演。每次的讲演时间大概是15—30分钟，话题不限，其内容除介绍各行业情况之外，还涉及到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如美国驻华参赞曾在上海扶轮社做演讲，称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引起社员的广泛兴趣，随后社员陈光甫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旅行社，其中或许是受到报告的启发。再如1927年6月24日，胡适在上海扶轮社主讲“中国复兴运动”，将中国的复兴运动分为文字改革、知识改革、社会与政治改革，并认为如果这些改革实现，将会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引发了社员的热烈关注和讨论。每周一次的讲演是扶轮社的特色，对扶轮社员而言，更是非常重要的增长见识、提高修养的机会。
另外，上海扶轮社还开展各种娱乐、体育活动增进社员友谊。娱乐方面，扶轮社经常会举行舞会等，传播新式社交，并给社员及其家属提供交流的机会；每年举行一次游园会，组织社员外出游览，沟通社员感情。体育方面，扶轮社组织儿童去野外活动，与他们进行趣味比赛等，并且赞助“扶轮杯”国际网球赛事。另一项需要说明的是，扶轮社鼓励各城市的社员增强联系，承认并且鼓励社员在外时参加当地扶轮社集会，如果“缺席于本社常会，得以出席于他社抵消之”。当地扶轮社也会热情接待外地社员。
扶轮社的聚餐演讲、文体活动以及各社间的互相帮助，为社员增进私谊、积累人脉，促进事业发展、提高个人修养，提供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契机，也能有力地推动中外经济的往来与发展。
独具特色的公益活动
扶轮社在《国际扶轮社目的、宗旨及计划》中将其宗旨归纳为“服务”二字，并且在四大常务委员会中专设“社会服务委员会”、“国际服务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慈善服务事业的机构，以“确尽服务社会之责任”。上海扶轮社更是将“大公无私、利人即利己”作为举办公益事业的宗旨镌刻在社徽两旁。
上海扶轮社从成立到退出大陆的33年内，一直积极开展公益活动，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儿童资助、难民救护、医疗救助三个方面。
儿童资助。如资助中国盲童学校，中国盲童学校1912年由一位美国人开办，后由其子（扶轮社员）接办，并得到上海扶轮社的资助，扶轮社员曾带领盲童举行户外聚会、旅游，并为盲童学校修建校舍和厨房、提供沙眼防疫知识和药品。上海扶轮社对盲童学校的资助从1919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942—1944年期间因战争中断）。儿童资助事业开办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是上海扶轮社的主要服务事业。
难民救护。难民救护是上海扶轮社后期开展的主要活动。最初的救护始于1931年，该年扶轮社为汉口洪水受灾百姓募捐，10分钟内募集捐款1305美元；次年，扶轮社又为战争救济捐款2100美元。1937年，上海扶轮社成立了“扶轮难民救济基金”，启动资金5万美元，其中社员自行捐款1万美元，海外扶轮社捐款4万美元。基金用于救助难民，建立露营地、为难民提供食物和住宿，此外还将捐款分发给其他城市的医院和救济组织。1940年，上海扶轮社又与上海工部局一起成立上海乞丐收容所，收容乞丐1500名，除提供衣食外，还附设学校、工场，给予乞丐教育机会和生活技能训练。
医疗救助。上海扶轮社的医疗救助事业始于1930年，该年，上海扶轮社将社员牛惠生的骨科医院列为1931年度重点项目，1930—1937年该院免费为部分贫苦百姓进行骨科手术。1937—1945年，扶轮社为医院和救济组织提供资金，几乎独力出资建立一家医院，购买扶轮社诊疗车并组建了流动诊疗队，并赞助了一家产科医院。1949—1951年，上海扶轮社创办的“沙眼防治所”一直免费为百姓接诊并治疗。
从以上活动可以看出上海扶轮社公益活动与其它慈善组织相比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是服务活动连续持久。比如盲童学校、派发圣诞礼物等，都开展几年甚至十几年之久，坚持不懈。即便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扶轮社常会停止（1941—1944年）、日常运作失灵的情况下，其难民救助活动仍在继续。二是资金储备雄厚，多由社员捐助。与当时在上海的红十字会、红卐字会、各种教会组织等慈善机构相比，上海扶轮社的募捐花费时间较少、数额较多、善款多由社员捐助。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扶轮社的社员以外国人为主，因此其捐款多来自外国人，这也是其不同于其他慈善服务组织的地方。三是服务对象多为社会忽视之人或所忽视之事。如资助盲童学校、开办乞丐收容所并教授生活技能等；四是服务事业有较强的专业性，如免费骨科手术、沙眼诊治等。扶轮社开办的慈善服务事业，或具备这些特点之一，或兼而有之。
扶轮社慈善救助事业之所以能够体现以上特点，与扶轮社的国际性及其社员的精英性有关。扶轮社的国际性使其能得到外国在华机构和人士的赞助，也容易取得中国政府的重视，能够较为方便地与政府联合举办慈善事业并获得国外资金援助；社员的精英性使他们有领导能力、经济能力与社会关系开展一系列长期坚持、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因此，扶轮社的慈善活动受众多、效果好。
行走在政治边缘
管玉婷在《近代中国的跨国社团——以中国扶轮社沪、宁分社为中心》一文中曾用“行走在政治边缘”来描绘进入中国之后的扶轮社与政治的关系，堪称贴切。扶轮社的宗旨有一项是“不涉政治”。《扶轮社模范章程及其附则》中规定：“（一）本社不保举政治机关之竞选人，并不在社员会中评论竞争人之优劣；（二）为人民幸福所关之社会、经济、道德、体育诸问题，得在社员会中尽量讨论，以期增进社员之认识及了解，惟本社不采取任何行动以资助或反对诉诸国民投票表决之一切政治方案。”入社社员的身份限定中，也专门列出公务员不得代表该机关入社。可见，扶轮社不希望政治干涉到该社社务，也不希望该社社员以扶轮社的名义参与各项政治活动。
然而，扶轮社进入中国后，在实际操作中打破了“不涉政治”的宗旨。表现主要有二：
第一，社员中有一些是政界人士。在上海扶轮社，社员中的政界代表人物是王正廷和顾维钧。他们都是重要的社员，并且在近代中国的政界影响巨大。在40年代，南京扶轮社社员中竟然有10人是国民政府官员。这其中的原因，并非是扶轮社刻意打破原则，而是因为这些人在政商两界一身二任（有些官员以商业身份入社）或角色转换过快。近代中国，官商之间有时是不可分割的。这仅是中方社员，外籍政界人士同样积极参加扶轮社的活动。历任美国驻沪总领事都非常支持上海扶轮社，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号召并参加活动。
第二，国民政府将扶轮社视为中美之间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因为扶轮社以外籍人士为主，政商两界精英云集，因此在外国政界人士出席时，国民政府官员也频频出席，同时将其当作对外展示的窗口和桥梁。例如，1937年扶轮社第81区在南京召开区年会，国民政府交通部、实业部、铁道部、财政部部长级官员联合宴请与会社员，外交部长王宠惠、南京市长马俊超也分别设宴款待。其中王宠惠在演讲词中对扶轮社“以谋国际友谊国际和平之增进”大加称赞，认为“异日世界和平，果克真正实现，贵社之功，自当首推巨擘”。而1948年年会上，宋美龄发来贺电，卫生部长周贻春、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等政府官员莅临出席。
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不仅将扶轮社看作是一个民间交流的重要舞台，同时大大推崇其政治层面的作用，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国家外交政策有关。3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抗战前后中方需要美援，这都导致了中国政府对扶轮社的重视。由此可知，扶轮社进入中国以后，尽管仍有“不涉政治”的宗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扶轮社受到了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扶轮社也成为民间外交乃至官方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
2006年，扶轮社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成立上海、北京两个分社。目前两地的扶轮社社员也都是商业精英，他们也积极开展学生资助、医疗救助等活动。
原载《世纪》2013年4期 刘本森
扶轮社（Rotary Club）是近百年来最著名的国际商业联谊社团之一。该社自我定位为“职业界领袖人士之组合”，以“服务精神”作为“职业与社会生活上成功及快乐之母”。1905年，扶轮社创立于美国芝加哥，创始人是一个名叫保罗·哈里斯的青年律师。当时，美国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工商金融界兼并狂潮方兴未艾，垄断组织扰乱经济秩序，商业欺诈现象严重，商业道德败坏。美国社会陷入金钱崇拜之中，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万能，缺乏互信互利，缺乏基本道德。面对这种情况，哈里斯和他的三位伙伴希望能有一个组织让他们“重获童年时在较小城市中彼此间之友谊、情感与谅解”，于是他们成立了扶轮社，“轮流在社员事务所集会”，希望在获得友谊的同时，能给社员提供“学习他人事务所之机会”。到1910年，扶轮社逐步发展成全国性组织并且开始走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利人即利己”、“大公无私”逐渐成为扶轮社的标语，扶轮社演变成一个服务性团体。2006年，扶轮社重新进入中国大陆。
1919年，中国第一个扶轮社在上海成立。随着在沪中外精英的加入，扶轮社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得到迅速发展，全国有30多个城市建立了扶轮社。1952年，扶轮社完全退出中国大陆，只有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扶轮社还在活动。然而，与其在近代中国名噪一时不符的是，扶轮社在今天好像成了人们记忆的空白。本文拟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扶轮社档案及相关报刊资料，发掘民国时期上海扶轮社成立与发展的史实，还原一个真实的上海扶轮社。
国际扶轮社落户上海
20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中外贸易往来频繁，外籍在华企业日渐增多，来华外国人数量大增。尤其是上海，因为开埠较早，租界发展繁荣，特别是民国成立后，中美贸易逐渐增多，所以西化程度较深，为扶轮社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
1919年，美国西雅图扶轮社前社长罗杰·皮内欧到上海出差，其间他联系在上海的美侨，计划成立上海扶轮社。经过四次磋商后，上海扶轮社于7月20日正式成立。当天，皮内欧给芝加哥方面发电报汇报了这件事。10月1日，国际扶轮总部核准上海扶轮社入会并颁发证书，中国第一个扶轮社正式得到承认。不过当时上海扶轮社的37位社员全是美国人，直到1921年，纺织大亨王正廷、银行家陈光甫相继入社，扶轮社里才有了中国人的身影。上海扶轮社成立之后，迅速成为国际扶轮社在中国的大本营。1922年与1924年，上海扶轮社还分别指导天津、北京商人成立扶轮社。
“Rotary Club”进入中国之后，其中文名定为“扶轮社”。 “扶轮”二字系根据中国最典雅而普通之成语“大雅扶轮”之意，即品学经验俱佳之人共同努力创行公益之事也。这一译名不仅字义贴切，而且点明了扶轮社创行公益、服务社会的宗旨。此外，扶轮社的社徽是轮状的，因此可谓形神兼备。
整个20年代，中国大陆只有上海、天津、北京三个扶轮社。进入30年代之后，扶轮社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原因在于扶轮社开始使用中文。进入中国之初，扶轮社社员以外国人为主，他们的语言交流、文字材料都使用英文，这就制约了入社中国人的范围，也不利于扶轮社开展活动、扩大影响。1936年，上海扶轮社社员邝富灼和王正廷提议在上海成立一个说中文的扶轮社，但并非组织上脱离原扶轮社，得到国际扶轮社许可。同年，扶轮社相关资料开始译成中文。
民国时期中国各大城市共成立了三十二个扶轮社。在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还出现了两个扶轮社。虽然国际扶轮社规定了原则上“每一城市中只可组织一扶轮社”，但是如果“城市中人口若逾一百万，而城市中商业中心不止一区”，那么也可以每区组织一个扶轮社，其前提是“先得同城中其他各社之同意”。于是，1948年上海成立了第二个扶轮社——沪西扶轮社。该社纯粹说中文，社员也都是中国人。
抗战期间，上海及各地扶轮社曾一度暂停活动，战后重新恢复。
精英俱乐部：商界领袖为主，兼及政学两界
扶轮社自我定位为“职业界领袖人士之组合”，也就是商业精英俱乐部。它对社员的要求非常严苛，不仅在入社人选上非常慎重，而且对社员出席活动和道德规范也有很高的要求。
扶轮社把社员分为普通社员、额外社员、荣誉社员与退职社员四类，所有社员都要具备以下五项资格：“一、其所执之业各方面均足使本社博得声誉者；二、其商号在同业中足为领袖者；三、本人在该号中确有领导权能者；四、其名誉及品行毫不受人指摘者；五、备受社会欢迎者。”可见扶轮社不仅重视社员的资历、财力，还非常重视社员的品行。另外，扶轮社还规定，除个别特殊情况之外，“每类职业中只有一人入选”，这样既能吸纳各种不同行业的人入社，又不会因社员众多而显得臃肿。不过正式社员可以带一个额外社员入社，前者退社后，额外社员也必须退社。
中国人加入扶轮社始于1921年。是年，王正廷、陈光甫、邝富灼、牛惠生、朱博泉等人先后入社，他们是上海扶轮社最重要的中国籍社员。
王正廷（1882—1961），浙江奉化人，外交家。1907年赴美攻读法律，1910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参议员、外交总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他于1920年在上海创办华丰纺织公司并担任总经理，故次年作为纺织行业代表加入上海扶轮社，1922年底之后，王正廷脱离该行业从政，成为扶轮社的荣誉社员。1936—1937年担任扶轮国际第81区（大陆、香港、菲律宾）总监，1944—1945年担任扶轮国际理事。
邝富灼（1869—1938），广东台山人。幼年赴美，1905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08年回国，任广州方言学堂英文教员，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1929年离职后从事著述。其间曾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等职。邝富灼1922年加入上海扶轮社，1931—1932年担任上海扶轮社社长，1933—1934年担任扶轮国际理事，1936—1937年担任扶轮国际第81区总监，1937—1938年担任扶轮国际第96（华南、香港、菲律宾）、97（华中）、98（华北）区总监，1938至去世前担任扶轮国际第97、98区总监。
牛惠生（1892—1937），上海人，骨科专家。191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年赴美，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多家医院担任医师。1921年返沪开业行医，兼任西门妇孺医院、苏州博习医院、杭州广济医院骨科医师。后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总办、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及沪江女子医学院教授、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山医院名誉院长等职。1928年创办中国最早的骨科医院——上海骨科医院，1936年在杭州广济医院创办残废儿童院，专门收治无家可归的残废儿童。1923年起牛惠生成为扶轮社员，积极开展扶轮社的各项慈善事业，成绩斐然。
朱博泉（1898—2001），浙江杭州人，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1919年赴美国纽约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学及工商管理学，后在纽约花旗银行总行实习。1921年回国，进浙江实业银行，任上海总行外汇部副经理。1926年任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清理员。1928年任中央银行总稽核处及业务局经理。1932年任沪江大学商学院院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工商联高级顾问。朱氏1926年加入上海扶轮社，1927-1933年任上海扶轮社司库，1934-1935年任社长，时年36岁，是扶轮社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1935-1936任上海扶轮社理事。
此外，上海扶轮社官方认为其早期主要中国社员还包括：顾维钧（外交官）、穆湘玥（近代民族资本家、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郭秉文（西南大学校长）、许建屏（《大公报》主笔）、韩玉麟（国家运输公司经理）、林允方（允元实业公司经理）等。
通过分析上海扶轮社与沪西扶轮社五十余名中国籍社员的群体特征，我们发现他们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就社员所在行业而言，社员主要为商界精英，兼及政学两界，所处行业各不相同，这不仅反映出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与行业明细程度，也与扶轮社广泛吸纳各行精英入社的原则相符。第二，就年龄分布而言，沪西扶轮社经常到会的二十二位社员中40—60岁的有二十人，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社员在这一年龄段时，不仅有一定的资本积累，有代表某种行业之资格和可能；而且在经验上与精力上都能担负起服务社会的需要。第三，就教育程度而言，这些社员大都拥有国外留学或者在国内教会大学的学习经历。这不仅使他们具备纯熟的外语交流能力、较高的教育程度，而且拥有对欧美文化的接触、了解甚至认同。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扶轮社社员呈现出明显的精英性。他们基本都是各行业的领袖和精英；正值壮年，有精力、有财力；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认同扶轮社的理念。这样一批社会精英，在实践扶轮社“服务”精神时，肯定会有独特的优势。
社员入社后，需要遵循扶轮社要求。一是要按时出席每周常会、按时缴纳会费等；如果“连续四次不出席每周及每月常会”，又“无充分理由可为理事部所容纳”，其“社员资格即行停止”。二是要遵从扶轮社的道德规范。
增进事业、提高修养的高端联谊平台
就目前资料来看，上海扶轮社是全国组织最健全的扶轮社。
上海扶轮社平时开展活动频繁，最重要的日常活动是每周四中午举行的常会。常会的程序如下：“一、午餐；二、宣布开会；三、介绍外来社员及讲员；四、书记宣读函件及布告；五、各组委员会报告；六、讨论；七、讲演；八、散社。”社员在参加常会等社内活动时使用英文昵称（Nickname），以示亲切。每次常会都将介绍外来社员和讲演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以便众人能够互相熟悉。讲演是扶轮社常会中最吸引人的活动，讲演者多为社员和中外名流，国外讲演者有来自美、英、德、意等国的商人、学者、明星等，国内如文化界胡适、梅兰芳，政界孔祥熙、吴铁城等都曾在上海扶轮社讲演。每次的讲演时间大概是15—30分钟，话题不限，其内容除介绍各行业情况之外，还涉及到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如美国驻华参赞曾在上海扶轮社做演讲，称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引起社员的广泛兴趣，随后社员陈光甫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旅行社，其中或许是受到报告的启发。再如1927年6月24日，胡适在上海扶轮社主讲“中国复兴运动”，将中国的复兴运动分为文字改革、知识改革、社会与政治改革，并认为如果这些改革实现，将会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引发了社员的热烈关注和讨论。每周一次的讲演是扶轮社的特色，对扶轮社员而言，更是非常重要的增长见识、提高修养的机会。
另外，上海扶轮社还开展各种娱乐、体育活动增进社员友谊。娱乐方面，扶轮社经常会举行舞会等，传播新式社交，并给社员及其家属提供交流的机会；每年举行一次游园会，组织社员外出游览，沟通社员感情。体育方面，扶轮社组织儿童去野外活动，与他们进行趣味比赛等，并且赞助“扶轮杯”国际网球赛事。另一项需要说明的是，扶轮社鼓励各城市的社员增强联系，承认并且鼓励社员在外时参加当地扶轮社集会，如果“缺席于本社常会，得以出席于他社抵消之”。当地扶轮社也会热情接待外地社员。
扶轮社的聚餐演讲、文体活动以及各社间的互相帮助，为社员增进私谊、积累人脉，促进事业发展、提高个人修养，提供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契机，也能有力地推动中外经济的往来与发展。
独具特色的公益活动
扶轮社在《国际扶轮社目的、宗旨及计划》中将其宗旨归纳为“服务”二字，并且在四大常务委员会中专设“社会服务委员会”、“国际服务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慈善服务事业的机构，以“确尽服务社会之责任”。上海扶轮社更是将“大公无私、利人即利己”作为举办公益事业的宗旨镌刻在社徽两旁。
上海扶轮社从成立到退出大陆的33年内，一直积极开展公益活动，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儿童资助、难民救护、医疗救助三个方面。
儿童资助。如资助中国盲童学校，中国盲童学校1912年由一位美国人开办，后由其子（扶轮社员）接办，并得到上海扶轮社的资助，扶轮社员曾带领盲童举行户外聚会、旅游，并为盲童学校修建校舍和厨房、提供沙眼防疫知识和药品。上海扶轮社对盲童学校的资助从1919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942—1944年期间因战争中断）。儿童资助事业开办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是上海扶轮社的主要服务事业。
难民救护。难民救护是上海扶轮社后期开展的主要活动。最初的救护始于1931年，该年扶轮社为汉口洪水受灾百姓募捐，10分钟内募集捐款1305美元；次年，扶轮社又为战争救济捐款2100美元。1937年，上海扶轮社成立了“扶轮难民救济基金”，启动资金5万美元，其中社员自行捐款1万美元，海外扶轮社捐款4万美元。基金用于救助难民，建立露营地、为难民提供食物和住宿，此外还将捐款分发给其他城市的医院和救济组织。1940年，上海扶轮社又与上海工部局一起成立上海乞丐收容所，收容乞丐1500名，除提供衣食外，还附设学校、工场，给予乞丐教育机会和生活技能训练。
医疗救助。上海扶轮社的医疗救助事业始于1930年，该年，上海扶轮社将社员牛惠生的骨科医院列为1931年度重点项目，1930—1937年该院免费为部分贫苦百姓进行骨科手术。1937—1945年，扶轮社为医院和救济组织提供资金，几乎独力出资建立一家医院，购买扶轮社诊疗车并组建了流动诊疗队，并赞助了一家产科医院。1949—1951年，上海扶轮社创办的“沙眼防治所”一直免费为百姓接诊并治疗。
从以上活动可以看出上海扶轮社公益活动与其它慈善组织相比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是服务活动连续持久。比如盲童学校、派发圣诞礼物等，都开展几年甚至十几年之久，坚持不懈。即便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扶轮社常会停止（1941—1944年）、日常运作失灵的情况下，其难民救助活动仍在继续。二是资金储备雄厚，多由社员捐助。与当时在上海的红十字会、红卐字会、各种教会组织等慈善机构相比，上海扶轮社的募捐花费时间较少、数额较多、善款多由社员捐助。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扶轮社的社员以外国人为主，因此其捐款多来自外国人，这也是其不同于其他慈善服务组织的地方。三是服务对象多为社会忽视之人或所忽视之事。如资助盲童学校、开办乞丐收容所并教授生活技能等；四是服务事业有较强的专业性，如免费骨科手术、沙眼诊治等。扶轮社开办的慈善服务事业，或具备这些特点之一，或兼而有之。
扶轮社慈善救助事业之所以能够体现以上特点，与扶轮社的国际性及其社员的精英性有关。扶轮社的国际性使其能得到外国在华机构和人士的赞助，也容易取得中国政府的重视，能够较为方便地与政府联合举办慈善事业并获得国外资金援助；社员的精英性使他们有领导能力、经济能力与社会关系开展一系列长期坚持、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因此，扶轮社的慈善活动受众多、效果好。
行走在政治边缘
管玉婷在《近代中国的跨国社团——以中国扶轮社沪、宁分社为中心》一文中曾用“行走在政治边缘”来描绘进入中国之后的扶轮社与政治的关系，堪称贴切。扶轮社的宗旨有一项是“不涉政治”。《扶轮社模范章程及其附则》中规定：“（一）本社不保举政治机关之竞选人，并不在社员会中评论竞争人之优劣；（二）为人民幸福所关之社会、经济、道德、体育诸问题，得在社员会中尽量讨论，以期增进社员之认识及了解，惟本社不采取任何行动以资助或反对诉诸国民投票表决之一切政治方案。”入社社员的身份限定中，也专门列出公务员不得代表该机关入社。可见，扶轮社不希望政治干涉到该社社务，也不希望该社社员以扶轮社的名义参与各项政治活动。
然而，扶轮社进入中国后，在实际操作中打破了“不涉政治”的宗旨。表现主要有二：
第一，社员中有一些是政界人士。在上海扶轮社，社员中的政界代表人物是王正廷和顾维钧。他们都是重要的社员，并且在近代中国的政界影响巨大。在40年代，南京扶轮社社员中竟然有10人是国民政府官员。这其中的原因，并非是扶轮社刻意打破原则，而是因为这些人在政商两界一身二任（有些官员以商业身份入社）或角色转换过快。近代中国，官商之间有时是不可分割的。这仅是中方社员，外籍政界人士同样积极参加扶轮社的活动。历任美国驻沪总领事都非常支持上海扶轮社，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号召并参加活动。
第二，国民政府将扶轮社视为中美之间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因为扶轮社以外籍人士为主，政商两界精英云集，因此在外国政界人士出席时，国民政府官员也频频出席，同时将其当作对外展示的窗口和桥梁。例如，1937年扶轮社第81区在南京召开区年会，国民政府交通部、实业部、铁道部、财政部部长级官员联合宴请与会社员，外交部长王宠惠、南京市长马俊超也分别设宴款待。其中王宠惠在演讲词中对扶轮社“以谋国际友谊国际和平之增进”大加称赞，认为“异日世界和平，果克真正实现，贵社之功，自当首推巨擘”。而1948年年会上，宋美龄发来贺电，卫生部长周贻春、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等政府官员莅临出席。
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不仅将扶轮社看作是一个民间交流的重要舞台，同时大大推崇其政治层面的作用，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国家外交政策有关。3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抗战前后中方需要美援，这都导致了中国政府对扶轮社的重视。由此可知，扶轮社进入中国以后，尽管仍有“不涉政治”的宗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扶轮社受到了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扶轮社也成为民间外交乃至官方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
2006年，扶轮社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成立上海、北京两个分社。目前两地的扶轮社社员也都是商业精英，他们也积极开展学生资助、医疗救助等活动。
原载《世纪》2013年4期 刘本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