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过年，过年……

  
    昨天小年夜，姨妹请客，地点在位于虹桥开发区的“爱博一村”。这里是当年世博会前大动迁的集中点；小小地盘容纳了10几万居民。晚宴设在小区的食堂，长长的厅堂里放了72张圆桌，一眼望不到边，光这个架势便吓我一大跳！72张桌上的“满汉全席”都是一样的，服务员大妈推着小车送菜，一路小跑，汗珠滚滚，气喘吁吁。当72张圆桌同时升腾起袅袅的热气，同时喧响起欢声笑语，那是什么都看不清，也什么都听不见的——真是“欲以雾霾试比高”了；如果被吉尼斯记上，还不知道归在哪一类呢。
     这就是过年，这就是过年的气氛哟。
     前天拿到新一期的《新周刊》，封面劈头劈脑就是四个大字：“不想过年”。书里写着：
“30年前那些逗乐我们的相声段子已经不再好笑；除了在微博上被吐槽，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乏善可陈；大鱼大肉、糖果零食都不太符合现在的健康标准；大扫除是没必要的，日常清洁已经让家里足够干净……过年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在逐渐失去意义”。
这话不无道理。那么不是还有亲情吗？多少人冲着团聚的时刻匆匆返乡。可是想到在阖家团坐的饭桌上，年轻人都在低头玩手机、发微信，那在心里发酵了一年的大团圆的喜悦，也就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难怪那本杂志冷冰冰地宣称——
    “春节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在消费社会被‘物化’，淡薄的年味之外，亲情的功利让人失望，连团圆的意义都在弱化”。
     当时翻翻杂志，心里也嘀咕：这个年可真没意思，过什么过呀……
     忆起往事。
      小时候过年，还想不到“亲情”那样高尚的话题，满脑门子就是“吃、吃、吃”，平时肚子里油水太少，就想过年那几天饕餮一番，不光是大鱼大肉，还有米老鼠奶糖和各色糕团。家道还可以的时候，记得过年前都要蒸上一篮篮馒头，可以吃到元宵；家道再不可以，每年的丝笋烧肉和素什锦，是必备的“年菜”。过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人的脸色要比平时好看许多，因为过年是不作兴发脾气的，我们犯上作乱，他们也只能忍受，白你一眼；而到了“秋后”，“算账”的心思早就忘记精光了。
         因为有这等好处，所以过年也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惆怅”。从大年夜开始，我就时不时被一种“好景不常在”的情绪所纠缠；而到了年初一，这里还在为小小的红包窃喜，那里就有了“好花不再”的担忧，当年初一的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的整个心都似乎一起下沉了，全然忘记即使按最悲观的算法，那春节还有两天哩。这个毛病不好，直到现在还是不敢太快乐，因为什么东西一“太”，就快没有了……
后来工作了，我也成了春运大军的一员，托熟人买火车票，然后铺两张报纸躺在座位下面；还有过一次用扁担撬开车窗，强行着陆的经历。可是到家了，最初的激动以后却也平平。回到了熟悉的家，那在外面的一切反而倒不真实了。假期没有过一半，心倒有点牵挂：替同事们买“上海货”就成了日程，耗费了最多的精力和时间，唯有最后的几天才涌出了那个叫做“乡愁”的东西。
再后来，退休了，回家了，“年”变得越来越多余了。跟大多数人一样，甚至怕起过年来，怕乱，怕烦，怕做客和“被做客”，总之怕自己平静的日子被扰乱。周围的人好像都差不多，没有谁会数说过年好处的。
         可是《新周刊》上那句“不想过年”还是让我不敢苟同。真是这样，那么每年都在增长，预计今年比去年增长了三成多的春运大军怎么理解呢？就算刨去了旅游和求学的人数，那还是震撼世界的人口大迁移。和几亿乘客相比，“不想过年”的毕竟还是少数。不说数字，你看看那些买到车票、挤在车旮旯里还笑得那么灿烂的乘客，就知道此刻回旋在他们心头的，一定就是“过年、过年、过年”这几个字。
       我的目光又回到了那72桌。处处都是久别重逢的惊喜！姨妹请了三桌，一桌是亲家，一桌是妹夫的亲人，一桌便是我们。不断有人过来打招呼、敬酒，原来都是从前在一个生产队，因为动迁或者其他原因，很久不见的老伙伴。大家都是爷爷奶奶辈的了，于是介绍各自的晚辈，唏嘘感叹不已。其实彼此并没有太多的思念，可是都是对方历史的见证，见到对方，就好比见到了自己的回忆录和老照片。于是在感叹里还掺杂着一份苦尽甘来活到今天的自豪和庆幸。不是过年，是不会有这样机会的。光是冲着这一点，这个“年”就该过，就大有过头！也许过年只是个形式，可是任何实质都是要通过形式来表现的。忙呀、闹呀、乱呀，都是一种活法；离开了世界才能离开它们。低头玩手机的，还是日思夜想的亲人，《新周刊》杂志未免有点“坐着说话不腰疼”了。
         再过两小时就吃年夜饭了。还有丝笋烧肉和素什锦。女儿在微信里展示了她家的冰箱“内涵”，写“请老爸老妈放心！”；我们全家将一起看春晚，笑一笑，再调侃一句冯小刚。是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让我珍惜这个即刻就会放进历史的时刻吧。
        过年、过年、过年，祝愿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快快乐乐过年，然后再把日子过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