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飘落的声音是真正的弱奏”——阿巴多晚年访谈录

刊载于2014年5月三联《爱乐》 2014年初，伟大的意大利指挥家阿巴多撒手人寰，全世界的乐迷为之唏嘘哀叹。译者在无意间接触到了阿巴多于近年接受的两份采访稿之后，突然意识到：他留给爱乐者的财富，其实不仅仅是数百张唱片和无数场音乐会，这两份访谈稿中，记录了阿巴多生命最后阶段的所思所想，虽然没有面面俱到的、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但那只言片语，早已浸润在了人道主义者的博爱与向往之中了，译者觉得，有必要将其展现给国内的读者，起码，可以多一些人知道，阿巴多的指挥梦是从哪一首曲子开始他的，他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声音，他为何又会在排练时常常缄默等等问题，这对我们梳理阿巴多的艺术思想很有帮助。 第一份访谈发生于2011年7月，采访者是法兰克福汇报的女记者斯皮诺拉（Julia Spinola）。阿巴多在柏林的酒店套房中，他的面前摆放着一份文件，据斯皮诺拉回忆，阿巴多周身散发出一种巨大的宁静，而在这宁静之外的是一层温柔且友好的魅力。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有着某种音乐般的语调。 您现在放在面前、正在研究着的是哪一份总谱？ 它们是阿尔班.贝尔格对他自己《露露》组曲的一份评论稿，我刚拿到它们不久。它们相当于对《露露》总谱的补充，有趣极了！

1964年开始，您就开始频繁指挥《露露》了，这份补充资料会不会影响到您今天的诠释呢？ 自然是有了。搞音乐嘛，一直能发现新东西。比如您看看这里的铜管声部写着：“像手摇风琴一样的效果”（leierkastenmäßig），这就意味着，我在诠释这个主题的时候必须具备足够的“维也纳味”。 原来您研究总谱的时候那么精准啊。 是的，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到庞大的知识量。常常是这样的：作曲家在原稿基础上亲笔修正过了，而我就获知了他真正的意图。比如马勒就曾在总谱里谈到他近一半长度的人生，他的嫉妒，他炽热的爱。这就能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可怜的马勒实在受过太多的苦了，他的妻子阿尔玛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最近几年，人们发掘出了她的不少创作，然后宣称：阿尔玛被马勒大大地压迫了...... 您对阿尔玛.马勒的作曲才能怎么看？ 并不太突出。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我很早的时候在爱丁堡的马勒音乐节上试着指挥过一些阿尔玛的作品，留给我的清晰印象是：她准是一个优秀的女学生，但到此为止了。然而她偏偏一直认为，自己会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我只好说：这种结论更多是由她性格中的因子决定的，而不是出于她真正的才华。 我很好奇，2011年——马勒年有没有带给您什么新的东西？ 有啊，但其实每一年都有新东西。周年纪念往往只是一个“由头”。 关于马勒的音乐，人们一直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学上的争论，比如它们到底属于“纯粹”音乐还是“标题”音乐的范畴。您认为这样的区分有意义吗？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能对此产生自己的观点——是“纯粹”，还是“标题”，但于我而言，它们只是简单的“伟大音乐”，我热爱它们，因此我不需要准备任何标签。 那么您是怎么看马勒为其交响曲冠上的那些名字？它们对您诠释马勒有作用吗？ 的确有作用，因为你可以通过这些名字获得一些新的思路。那些伟大作曲家之所以伟大，也正是因为你可以不断发现其作品露出新的一面。伟大的音乐是取之不竭（unerschöpflich）的。这些音乐里的东西，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永远也没有尽头。所以，我常常试着一再阅读总谱，每次都像第一次阅读它们时的态度，其他所有的事情与之相比都太简单了，或者说太无聊了。

作为一位伟大的指挥家，您是如何避免“例行公事”（Routine）的？ 首先，“例行公事”的指挥必须避免，其次，“伟大指挥家”这个称呼对我毫无意义，只有作曲家才是伟大的人。你我都是音乐的仆人，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理解它。 您与一些杰出的作曲家关系甚密，比如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诺诺。 和诺诺的合作是我职业中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对我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因为我们一同协作了许多曲目的首演。这个过程令令我懂得了以作曲家出发的视角——他们是怎么思考的，是怎么设计一部作品的。这种珍贵的视角观察法我很快就运用于那些老作品了。此外，听到一些小圈子中指挥家们谈论一位作曲家的趣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就是一笔最大的财富。瓦尔特1894年开始在汉堡歌剧院担任马勒的助手，然后在1901年又随马勒去了维也纳皇家歌剧院（Hofoper in Wien），经历了《大地之歌》和马勒第九交响曲的首演，所以他能写出很多关于马勒的轶事。然后你再去看看勋伯格谈论第二维也纳乐派和马勒的那些文章！勋伯格的女儿，也就是诺诺的遗孀纽莉亚（Nuria Schoenberg Nono），能在那些遗物中一再有新的发现。所以当你读到马勒自己是如何评价第六交响曲的，一定很有启发——“人们要理解这个音乐起码还需要半个世纪！” 事实上，你可以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沉浸到一份这样的总谱之中去，探寻它的奥秘。比如你可以看一下勋伯格是如何从早期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与《古雷之歌》，一举跳跃到那些晚期作品的。两者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虽然勋伯格早期作品里已经在使用十二音技法了（像比他更早的一批作曲家一样），但是十二音的体系和具体实践方法，还是他很晚的时候才总结、发展出来的。

这么说来，他们能提供一些基础素材，而不是所谓的模板、准则了。 当我们仔细地审视音乐史时，会突然发觉哪怕是很古老的音乐里，都已存在了一套准则。巴赫当然是一种，可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作曲家卡洛·杰苏阿尔多也算一种。杰苏阿尔多在他那个时代是大大的“现代派”了，单单看他所奠定的那些“不协和音使用规范”就明白了！绝对是艺高胆大啊。巴赫就对他的艺术深深着迷。更重要的是，你会发觉杰苏阿尔多与巴赫之间的交流是多么的有趣！据我们所知，巴赫从来也没有去过意大利南部的韦诺萨，甚至巴西利卡塔他可能都没听说过。但是，奇妙的是，这两位作曲家之间的确存在着交流，您去过巴西利卡塔吗？ 一次也没。 您一定要开车去一次！我还是十五年前第一次去那里了，简直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之前人们从来也没有谈论起意大利南部的这个地方，但它的确太有趣了，因为获得过很强烈的、来自希腊文明的影响，当然还有后来的罗马文明。巴西利卡塔有着非常罕见的建筑珍宝，比如美妙绝伦的圆形竞技场。

在参与评选德意志指挥大奖的最后一轮里，我突然觉得指挥艺术需要的东西太多了：总谱知识、打拍子技巧、身体与表情的交流等等，它们同时起作用，缺一不可，您究竟是如何学到这么多的？ 我觉得嘛，如果你的目标是“干一番大事业”，那么前提就已经错了。只有对音乐最深沉的爱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卡拉扬对我而言就像一位父亲，他给过我非常重要的建议。那时他刚刚聆听了我在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指挥，于是将我请去了萨尔茨堡，在那里我如愿以偿地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了马勒第二交响曲。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卡拉扬的建议是：在你有着充分自信的时候，不要做太多的事情，纯粹地指挥吧。但他也告诫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犯过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带着不确定、不自信的感觉踏上指挥台，那就是糟糕的了。 可惜的是，现在有好多例子，都是年轻的艺术家因为无法抵抗“事业迅速崛起”的诱惑...... 哦，是的，所以你要时刻对唱片公司的那些策略抱有戒心。当DG公司建议我录制一套马勒交响曲全集的时候，我答应了，但别忘了是基于这个条件的：我能够为此付出巨大的时间。至今我一共录制过三个马勒全集。有时我会听一听自己的老录音，虽然它们部分还不错，但是另一部分却是“可怕”（schrecklich）的。 您的意思是，您对马勒的理解发生了改变？ 自然如此，我总是会钻得越来越深入。 您对当代作曲家有感兴趣的吗？ 当我建立“维也纳当代音乐节”的时候，我与那些作曲家们，比如诺诺、布列茨、贝里奥和施托克豪森一起工作过。后来我还认识了稍微年轻一代的沃尔夫冈.利姆（Wolfgang Rihm），与他合作的经历同样愉快。我不得不说，他实在是一个天赋出众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对了，我也与亨策也有过合作。 您不工作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 我会去山里，比如瑞士的恩加丁（Engadin）。那里有个菲克斯山谷，其景色仿佛几百年都未曾改变过。只是那里没有通常意义的交通，人们只能乘马车或者步行到达。夏天我常常在那里作长时间的漫步——这种步行，对我的音乐研究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我没听错？您在徒步过程中是如何研究音乐的？难道直接在脑海中研究？ 没错，我让音乐在脑海中缓缓流过，从内心温故知新。因为那里的风景中，有一种特别美妙的安宁氛围，你想想，甚至夏天都能看到雪。我特别喜欢雪的声音。 您是指脚踩在雪地里的声音？ 不是，是说当您静静地站在阳台，所听到的雪花飘落的声音。 您竟然能听到雪声？ 是的，它自然是很细微的声音，但是是一种真正的“声响”。那是一丝气息（ein Hauch），或者说，是声音中的“无”。在音乐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你在总谱读到一个走向“无声”（niente）的弱奏时，其实我们都能从很高远的地方听到一种传来的“声响”，它是存在着的。而用交响乐团做到这一点很难。有时，柏林爱乐能成功几次。 这么问可能不太礼貌，但是我还是想问一句：您最近身体可好？从外表上看，您真是容光焕发。 好多了。当然，现在我的生活还得遵循许多“规矩”，特别是在饮食方面。工作方面也是如此，我已经没法同时弄那么多音乐会了——柏林、琉森、莫扎特乐团等等。 斗胆一问：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家，您还会有怯场的感觉吗？ 自然多少有一点，一直如此。但我有一条法则，那还是刚刚开始指挥的时候，在斯卡拉歌剧院学会的：集中注意力，全身心地支持台上的独奏家与歌手们，包括我新上演作品的那些年轻作曲家——其实他们此刻所承受的压力，比我们指挥要巨大得多。如果这么想着，的确能有效地把注意力从自己的小情绪里转移开去。 您是否觉得您的天赋已经成为了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把对音乐的理解传播给更广泛的人群？ 是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比如，我特别钦佩来自委内瑞拉的音乐家荷塞·安东尼奥·阿布吕尔（José Antonio Abreu），他所发起的音乐救助体系——“El Sistema”计划已经将四万名委内瑞拉年轻人带领上了音乐的道路。而且，这一计划已经延伸开去，通过阿布吕尔的努力，巴西、墨西哥，以及南美洲的其他国家都已经走上了“音乐化”的进程。我最近正在安排将“El Sistema”计划带到意大利来。现在我已经收到了超过三千封希望到波尔查诺演出的申请。在意大利，有不少这样的城市，我们希望将它们连成一张网络。在米兰，麦诺（Maria Maino）会很好地安排，在菲耶索莱（Fiesole），钢琴鲁西希尼（Andrea Lucchesini）是负责人。现在困难的是那不勒斯，我决定明年亲自去一次。

以下为刊载于德国《时代》周刊2013年6月的采访，记者同样是女记者斯皮诺拉，即是说，时隔两年之后，阿巴多再次向斯皮诺拉讲述了一些不同的故事。 阿巴多大师，开个玩笑：伟大的指挥家一般都已经很年迈了...... 您的这个单词“伟大的”我一般只愿意用在几个特殊的指挥家身上，比如富特文格勒，或者托斯卡尼尼。这两位都是我非常敬仰的，但是说到最伟大的人物，那毕竟还是作曲家了。 您已经八十高龄了，仍然担当着繁忙的工作任务。我想问：音乐对您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我而言，音乐本身和工作没有关系，它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深沉的激情。我个人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有机会与其他许多有天赋的音乐家共享这份激情——注意，我所说的重点是人，因为只有合作搞音乐的过程，才能在我的体内灌注新的能量。回想过去，我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力量还是在孩提时期，那时的我是米兰斯卡拉的一位七岁小学生，我第一次听到了德彪西的管弦作品《夜曲》，指挥者是瓜内里先生（Antonio Guarneri）。就在第二首夜曲《节日》（Fêtes）中，有一个地方，我突然听到仿佛是从远方传来了隐隐的三把小号声，这一个瞬间实在把我迷住了。从那时开始，我就清楚地知道：这正是我有朝一日想做的事情。 难道说......您是想成为一个穿着燕尾服，手持小棒子，被所有人瞩目的男人？ 不是的！我向您发誓，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成为指挥！我心底真正炽热燃烧着的愿望，其实就是想释放出音乐的魔力，一直如此。我学过钢琴、作曲和指挥课程，这些不假，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事情，真正一直让我保持飞翔状态的（beflügelt），还是音乐本身，这一点我一再向儿子丹尼尔阐明过。 后来，我又坐在观众席里听到了那段夜曲《节日》中神秘莫测的行进片段——它仍然能一如既往地抓住我的心，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于我而言，德彪西的音乐就像一个诺言，或者一次惊人准确的预言。它在后来的日子里履行了一切它所允诺的事情，因为我至今为止还在不懈地寻找着那种魔力。比较幸运时，我能找到；但有时也会失败，但我永远不会停止努力。

我知道，您在一个音乐氛围浓郁的家庭长大：父亲在米兰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而母亲为您上了生平第一堂钢琴课，同时也带着您玩了许多室内乐。我想问的是，您有没有不当音乐家的可能呢？ 当然有啦。一开始的时候，音乐对我来说不光光是一种美学的东西，更像是一种伦理的、人道的，甚至有着社会学属性的东西。我的母亲玛利亚.卡梅拉（Maria Carmela）不仅仅是一位钢琴家，也是一位作家，而我童年时期心目中最重量级的人物，无疑就是我的祖父了。祖父在帕勒莫大学教授考古学，竟然能每年学会一种新的语言，起码在我的印象里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比如，他能把福音书从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古语言亚拉姆语翻译过来，同时完全没有避讳福音书中一些敏感的、可能导致纠纷的段落。为此，教会将他开除了教籍，我当时甚至觉得他还有一点点骄傲的感觉。我还记得和他一道进行了一次漫长的登山跋涉，从中学到了数不胜数的新东西——这些都是为生活准备的。比如，他教我，你对别人的态度应该如何，当时的小孩子可能还不明白那么多深奥的道理，我过了很久之后，方才意识到他思想那么有深度，比如常常对我说：“慷慨者，才会富裕。” 但是，这和艺术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指挥家能变得非常慷慨吗？而且他同时要知道自己艺术上最需要什么东西？ 这就牵涉到何谓“意愿”（Wille，即尼采或叔本华笔下的“意志”）了。其实，一个生动的音乐瞬间，之所有有魔力，并不是因为受到了指挥家的强硬指令或者外力作用的。它是自然发生的，或者偏偏发生不起来。所以，它是一种柔软的、易碎的东西。作为指挥，首先您得协调乐团去营造一种坦诚开放的氛围，一种相互交流的信任感。所以这时的主要工作还是“引导”二字，乐手和指挥必须学会倾听对方，因为倾听是最重要的，这在生活中也一样，可惜这种能力已经在我们中间慢慢被淡忘了。 而音乐提示了我们，从根本上说，倾听是比谈吐重要得多的事。无论是将其付诸现实的音乐家，还是下面的听众，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只有当你的听觉仔细深入到音乐中，才能意识到他们真正演奏了什么，以及“我”该如何演奏。这听起来有点“一板一眼”（nach Klischee），但我每次阅读总谱的时候，都在尽力拿出第一次阅读他们的心态，不管之前指挥过多少次。与这件事情相比，其他的都太简单了，而且......太无聊了。我有时去大自然散步，也会带上总谱，一面走，一面梳理一遍。 难道，您是一边在散步的时候，一边将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或者马勒第六交响曲庞大的乐谱装到脑子里，在内心世界中将它们一页一页地翻阅，用内在的耳朵倾听吗？ 不是那么具体的。这么说吧，我非常喜欢散步，最喜欢的是与亲密的朋友一起去。有时，当我们走着走着，我的心底就会响起一段音乐，它也许是我眼下正在研究的。我想说，音乐和生活一样是没有边界线的。你始终能发现新的东西，指挥家、作曲家布列茨就对此很有感触。每当我们碰头的时候，都会以一种很深邃（tiefgründig）的方式交流一些音乐上的感受，以及干音乐这行的幸福所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世上只有两个指挥家能这样交流。阿巴多和布列茨，是不是唯一深谙这种方式的人呢？无论如何，它都是珍贵的。 倾听比谈吐更重要——这是不是也是对“您为什么在排练时常常沉默寡言”的一种解释？ 没错，我在排练常常缄默。当然，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努力，将那些乐句按照总谱中所传递的信息梳理出来。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抽离出不同声部，听他们单独演奏，这并不是因为演奏的那个声部需要修正，而是因为其他声部需要在一边听清楚，然后修正自己的演奏。比如，当我让其他乐手们听清楚一个地方的木管声部是怎么吹的，整个乐队的效果都会“拐一个大弯”，就像河流拐弯一样。

我发觉，您越来越喜欢与青年演奏家或青年乐团合作，那些运营机构或投资方会不会对此有些抱怨呢？ 这个问题很难表述，因为涉及到互相之间的信任和音乐上的自信。 我喜欢选择年轻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天性自由，做音乐的态度更少拘束，从而可以启发我很多东西。不过我并不喜欢“青年交响乐团”与（与之相对的）“精英交响乐团”这样的提法。我们大家其实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免不了互相帮助，而今天人们又喜欢为所有事情找几个合适的“标签”，我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今天您和那些新生代音乐家的合作，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有着政治因素？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您曾与朋友，作曲家路易吉.诺诺和钢琴家波利尼一起去工厂演出过。波利尼在舞台上曾经抗议过越南战争，诺诺也深入探讨过工人阶级的哲学，比如信仰共产主义的他曾写下“我愿意同你们一起身处可爱的莫斯科”之类的话...... 说到底，关乎人性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当时我们的确是想去推广新音乐的，因为它在意大利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今天人们不该忘记这一点。我们绝对不仅仅是“政治性”的——我个人觉得诺诺说过的那些话，今天看起来有些怪怪的。但我绝不是一个喜欢探讨老问题的人，我更愿意放眼未来。最美妙的事情就是一切都在延续。博洛尼亚的莫扎特交响乐团正在搞一些音乐疗法的项目，音乐家们基于道义出发，前往幼儿园或者残障机构演出，而之前我们就在做项目“Papageno”时去过监狱演奏。请您想象一下，在一场监狱里的音乐会过后几个月，那些犯人自发送给我们一件礼物——是一艘完全用火柴棍搭出来的木船！它简直完美得不可思议。现在，我们甚至还在监狱里建立了一支合唱团。这些都意味着音乐能把处于可怕境遇里的人转变过来，起码是一定程度的改变。博洛尼亚的艺术中心工程也在进行中。

嗯，听起来好有“社会意义”！我知道普利兹克奖得主皮亚诺（Renzo Piano）是负责博洛尼亚艺术中心工程的建筑师，艺术中心将包括一个音乐厅、一个博物馆和一个电影中心。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好的建筑无法具有社会性呢？在那里还会诞生一所幼儿园和一个苗圃，这样孩子们就能学着种植物了。人类到底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大自然，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比如，几年前我就考虑过，意大利人到底怎么样才能遏制泛滥的洪水。在瑞士，其实是有一套相当棒的理念的，他们造过巨大的蓄水池和大坝，落差产生的水利足以发电。（译者注：阿巴多所指的也许是瑞士的大迪克桑斯水坝，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水库中的水来自于周边的35条冰川。） 我知道，您对自然的爱简直是“标杆性的”，从您回到斯卡拉歌剧院工作起算，到2009年一共12年，为了改善米兰的空气质量，您一共要求当局栽培九千棵树，一开始他们一口允诺，但后来仿佛不了了之？ 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确种了树，不过一开始在城市郊区，然后慢慢向市中心聚拢。他们的思路也是对的，我们不应该把大量的树种在大都市的中心，因为那里毕竟有重要的建筑物。 倘若您今天还是20岁的小伙子，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比音乐更重要呢？ 我觉得，我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与子女、孙辈、朋友间的感情。虽然音乐的份量最重，可其它一些，如对文学、绘画和各种艺术门类的爱好，我其实都离不开它们。关于年老和生命的思考，我有过，我80周岁了，去年冬天我的妹妹露西安娜去世了，她为新音乐作出了极大贡献。在短短三年内，我两个姐妹都不在了。一开始是弟弟，接着就是她们。我总觉得，自己要小心一些才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