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周入门语言学”终结周　这都是你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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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好，初次见面的请多关照，好久不见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2月22号晚上八点，这里是“十二周入门语言学”，我是小蝶。可能大家会感觉很奇怪，为什么突然有一次广播安排在了星期天的晚上，平时都是周六晚上——那是因为今天结束之后，我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做完这一次广播，我们的“十二周入门语言学”计划就要彻彻底底地落下帷幕了。按照我个人的怪癖，什么事情都不拖过圣诞节，再加上下个周六可能会有什么年末的大聚会，所以我就索性把它放到周日来搞定，毕竟这一期第十周是终结周，也是点播的内容，属于“计划外”的工程嘛。
其实在我刚刚开始规划整个“十二周入门语言学”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做这样一期节目了，即使当时的目标对象只是我的高中师弟师妹。更早一点，甚至是在我还在硕士班里学习语言学的相关内容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这样的念头了：真的有必要把我所见到的有关语言学的幻觉和误解全都打破，因为这些幻觉和误解数量实在不少，而且流传得太广了——连我的大学同学和我的父母，有些时候都会相信这些传言。有一种现象，叫做“folk linguistics”，我在中文里把它很不客气地翻译为“语言民科”，以显示它和我们平时喜欢吐槽的“民科”没有任何区别。今天我选出来的内容，很多就来自于语言民科们的传言，那些让我们有时半信半疑有时则信以为真的言论，那些我的不太熟悉语言学的好友们犹豫不决时会考虑来问问我的言论。这些传言有着任何事实上的依据吗？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地分析它们？这就是今天的主要话题，是的，我们来说说语言学里的实和虚，很多我们直觉感受到的、听别人说的、甚至在网上看到的那些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内容，其实说难听了“都是你的幻觉”。
在我一开始公布大纲的时候，就有朋友在豆瓣和ask.fm上问我了：小蝶，如果你有时间，可不可以说说广东话应该怎么办？等到我第一周广播结束之后，弹幕里和留言里也有人争论说，我在广播里说的“如果广东话可以算一种语言”到底是该算还是不该算。对此我早有防备，也在第八周给大家发了个预告片，关于汉语和方言的问题会在第十周给大家细细道来，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只是我还先要扯远一步，不直接说汉语的问题，而是从广义上的社会性的语言和方言问题入手：到底哪个算是语言，哪个算是方言？
在我们谈论理论语言学，谈论语音、句法和表意的时候，所说的“语言”是没有社会意义的，只要是在某个范围内、由某个人群所共享的一套具体的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都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语言，不管它的社会地位是高是低，应用人数是多是少，还是说它和其他的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有些学者为了不引起所谓社会地位高低的区别，把所有的这一类符号系统称为“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ety）。但是在实际的应用里，我们却不断地使用着“语言”和“方言”这两个词，并且刻意地区分它们，那么，我们的区分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如果大家还对我第八周广播里面社会语言学这一部分内容有印象，那么大概不难记起都德的《最后一课》到底有着多么有趣的槽点——小弗朗士的母语并不是法语，而是“很像德语”的阿尔萨斯语，但是不管是在普法战争的时候，还是在二战过后的今天，阿尔萨斯语只不过是一种“在法国特定地区使用的方言”，而法语才是一种“语言”。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它们彼此的语言结构，而是在于它们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存在许多种语言变体，它们可能有着共同的来源，但也可能没有；有些之间可以相互理解，有些之间则差距极大，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这些语言变体在表意上是没有高下的，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及社会力量博弈，往往被选择成为“语言”的只有那么一两种，剩下的只能被叫成“方言”；可能有人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语言就是带着军队的方言（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rmy and navy），这句话大概就可以很好地说明在社会层面上语言和方言的最大区别了。
在印欧语系的系统里，当我们区分两种语言变体到底是两种语言还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时，往往会使用到“相互理解性”或者“互通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这一个概念；这是指语言变体A的母语者在没有学习过语言变体B的情况下，能否通过阅读或者听辨理解B的含义的一种情况，如果阅读或者听辨没有理解障碍的话，那就说明A和B之间有着比较高的互通性，A和B可以看成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如果A无法理解B的含义，那么就可以确定这两种是不同的语言。但是，互通性的判定也是有问题的：到底理解到什么程度才算互通呢？A能听懂B、B却听不懂A，这应该怎么算呢？这些都是单纯的“互通”的解释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就算有些时候，A和B是互通或者部分互通的，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它们必须被分成两种语言。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挪威语和瑞典语：这两种语言的互通性非常高，几乎在80%左右，可以说是到了“自说自话”也不影响交流的地步，但是因为它们分属两个国家，彼此都具有军队，谁都不承认自己是对方的方言，所以现在它们依然被看成是两种语言。
我们在地理课上，或是在旅游手册里，往往会看到这样的字眼：“该国的官方语言是某语言”、“该国的通用语言是某语言”。在日本推理作家有栖川有栖的短篇小说集《瑞士手表之谜》里，他在最后的后记中也说“因为没有瑞士语这种语言，所以我在这里用瑞士官方语言之一的意大利语向大家致谢”。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就是这样一种通过法律法规确定了社会地位的语言，通常是政府工作时使用的语言；一种国家可以有单一的官方语言，也有可能考虑到族群情况、历史原因，设立多种官方语言，像瑞士就因为各个联邦地理位置的缘故设立了四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而新加坡则因为历史原因与种族分异设立了四种官方语言：英语、汉语、马来语和塔米尔语。除了官方语言之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有并无官方地位但在交流中广泛使用的语言，往往作为母语不同的人的交流媒介，这种语言被称为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纳米比亚的官方语言只有一种，就是英语，但是由于曾经荷兰殖民的原因，以及邻国南非的影响，当地住民也会普遍使用荷兰语的一种语言变体南非语（Afrikaans）进行交流。所谓的“标准语”（standard language）则是一种经过人工影响的自然语言的方言或变体，作为该种语言的“代表”出现，用于官方文件、正式场合、科教文卫活动等情形下。有些时候，当我们提到某一种语言的时候，实际所指的就是这个已经被标准化的代表。
说完了普遍的语言和方言的问题，我们来专门说说我们的母语系统，也就是汉语。我们平时所说的“汉语”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微妙而松散的概念：有时候它指代的是某一个特定的语言变体，有时候则可以指代一系列有关联的语言变体。我们这里也可以区分一下，前者称为“狭义的汉语”，而后者称为“广义的汉语”，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提到汉语的时候，关注的都还是广义的汉语。如果把广义的汉语定义为“汉族使用的语言”，那么对于一些使用汉语的少数民族同胞来说非常不公平，更何况古代黄河以北地区胡汉通婚情况非常明显，现在再说纯粹的“汉族”已经没人会信了；如果定义为“使用汉字的语言”，那日本肯定不会同意的。我们这里姑且把“汉语”定义为“以上古汉语为源的所有语言变体”——现在由东密歇根大学Linguist List维护的语言关系网站MultiTree就采用了这种定义体系；这样可以把汉语和汉藏语系里其他语言区分开来，也可以体现出汉语的传承体系，不至于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分割开。在汉语之下，按照时间顺序，划分出大概开始于商周时期的上古汉语（也直接称为古汉语）、六世纪到十世纪的中古汉语（对应的文字形式就是文言）、元明时期的近代汉语，以及我们当前使用的现代汉语，从历史追溯来看，这是一种持续发展的语言，中间并没有死亡的过程，只有发展的变化。而由于汉语使用的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表音文字，所以语音的状况是很难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所以在发展变化之中，改变最多的自然就是语音了。
受到地理因素和人口迁移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汉语一直在与周围的地区性语言相互影响杂合，并分化出不同的语言变体。目前，就可供考证的语音和文字材料来推测，汉语的各个语言变体分化顺序大体是这样的：以中原地区的“官话”作为参照系，在上古汉语时期即与中原地区出现明显分化的是闽语，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我们俗称的“闽南话”、“台语”，也有说法认为，闽语是由古吴语发生而来，之后吴语再受中原官话影响，变成现在的样子；在中古汉语之后再分化开的则包括湘语、粤语和赣语，而客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客家话”，在语音系统上则是由赣语分化而来。自南宋后期，汉语的各个语言变体的地理分布基本已经固定了，旗下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七大变体：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语、粤语、闽语。在一些学术界讨论中，也有人主张把山西地区的晋语、安徽南部的徽语或者广西一带的平话分出来。
我们刚才所说的七大变体，它们之间的互通程度很低，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一个北京人到香港未必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每一个变体之下都有更小的分支，有时被称为“片区”，不同的片区有着典型的区别，但彼此的互通性相对就高，比如天津话和昆明话同属于官话之下，分属于不同的片区（天津市区是北京官话，昆明话是西南官话），语音、用词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差不多彼此能听懂。在片区之下，则是精确到地点的具体的变体，在这一层，区别更加细化，从属于同一片区的方言之间的互通性也更高，像我本科时的两个基友，一个说成都话，一个说昆明话，两个人聊起天来几乎毫无障碍。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为汉语的系统理出一个大致的树型层次了。第一层级就是广义上的汉语，这是基础句法及主流词汇大致统一的一个层级，但是语音系统和地方词汇有着明显的差别。第二层级是汉语下具有明显差异且互通能力较低的一级，也就是我们说的七大变体。第三层级则是第二层级下具有明显差异但互通能力较高的一级，也就是之前说的“片区”。而最末端的第四层级则是第三层级下再具有明显差异的一级，有时甚至可以区分乡镇的差别，不过这一级的差别已经不会对互通性造成明显影响了，顶多就是“口音的差异”。
我们现在所说的粤语或者广东话，其实也是一个不太精确的概念，它主要指的是广义的粤语下面广府片的广州方言，正如当前普通话代表汉语一样，这是整个粤语的代表性方言。这样一看，倒是英语里的“Cantonese”说得更为精确——“Canton”是广州的古称（不是广东），Cantonese自然是广州说的话。广义上的粤语不仅包括现在的广州方言，还包括广东省内佛山、肇庆、东莞等地的地区性变体，以及广西的白话。所以，如果是说广义上的粤语的话，在刚才的那个树型层级里，它应该位于第二层中，属于七大变体的一个；而狭义上的粤语，或者说是广州话，则应该位于第四层，是一种精确到城市乡镇的变体。既然有着这样的历史渊源和谱系结构，那么，当我们谈起粤语的地位时，我们首先得意识到一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广义上的粤语还是狭义上的粤语，都是由中古汉语分化出来的，所以它理应位于广义的汉语的下属层级，永远不可能和广义汉语形成同级的对立。所以当我们说到“粤语和汉语”（Cantonese and Chinese）的时候，必须得多留个心眼——这样的排列法，很有可能会造成对方的误解，让人认为粤语与汉语出现了分类上的对立。只有在这个最大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继续谈论“粤语是不是一种语言”这个问题，否则都是在耍流氓。
刚才我们提到当前汉语内部语言变体的划分时，说到了四个不同的层级，那么这四个层级里，到底哪一个层级符合“语言”的含义呢？这才是决定粤语到底是不是一种语言的时刻。如果我们以互通性、特别是语音的互通性作为代表来划分语言和方言的不同的话，那么往往可以把“语言”的概念搁在第二个层级上——有时如果细化的话甚至可以放在第三个层级上。这样说来，粤语是一种语言是完全有道理的，不过同时，我们对广义上的汉语的理解就要产生变化了：既然粤语已经是一种语言，而它又位于汉语的下属层级里，那么汉语就不能称为“语言”，而需要换一个名称，我们必须叫它“语族”或者“语言群”。目前国内一种流行的划分方法就认为，我们所说的“汉语”其实应该叫“汉语族”或者“汉白语族”，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而是在内部包含了多种同源的语言。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汉语是一个语族的时候，那么粤语就可以算是一种语言了。反之，当我们认为同源的所有语言变体都只属于同一语言、只靠阅读完全可以无障碍理解、或者打算借助军队的力量来清算的时候，整个汉语的四个层级里，只有第一级才能叫“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广义上的汉语算是一种语言，那么粤语就不可能和它平齐，只能往下走一格，屈居为方言了。所以，当我被人问起来“你觉得粤语是一种【语言】吗”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反问对方：“你觉得汉语是【一种】语言吗？”只有确定了对方的汉语观，我才能告诉他我相应的粤语观，要不三观不合是很容易打起来的。不过，我平时更倾向于把广义上的汉语当成一个语族来看待，这样一来，粤语就不再是单纯的方言，而是语言了。
就联合国来说，不管是大会、安理会还是教科文组织，他们都以“汉语”作为工作语言。而这里所说的汉语又有了更复杂的情况：在应用上来说是狭义上的汉语，也就是以现代书面汉语作为书写版而普通话作为口语版的那一种汉语的语言变体——可以称之为“标准汉语”的通行语；但是，为了避免政治争端，从概念上来说，联合国的“汉语”指的其实是广义上的汉语，包括了汉语族里的各种语言变体，当然粤语也包括在内，它们把“语言”放在了第一层级上。所以，之前的传言中，“粤语是一种已经被联合国承认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它顶多算是“被联合国承认的语言下的一个变体”；联合国的各个分属组织里，以及ISO的国际标准里，也并没有以书面文件方式宣布过粤语是一种“被承认的语言”。再说了，如果要承认粤语是一种语言的话，那么位于同一层次上的闽语、吴语、客语怎么能坐得住呢？
说完了粤语，我们再说说普通话的问题。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所指的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根据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定义，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出了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我们所称的普通话，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其他的称呼，现在的台湾沿用民国时期的称呼，依然称之为“国语”，而同样以汉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则称为“华语”，由于地区不同，规范也不同，普通话、国语和华语的语音与语法会有着轻微的差别，不过彼此之间可以互通，并无障碍。
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意义，单纯从汉语内部语言变体的层级来看，普通话是北京官话的一个变体，它应该属于汉语族里的一个下属语言的一种方言，和粤语的广府话、吴语的苏州话、西南官话昆明话一样，位于第四层。但是，之所以普通话有时候会被当成一种“语言”来看待，则是因为它的政治地位：是的，它就是整个汉语族里那一支拥有了军队的方言，受到国家认可成为标准语、代表整个汉语族、在教学上广泛应用的那种方言。所以，科学地说来，当我们把普通话叫成一种“语言”、说它就是“汉语”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它看成受到认可的广义上汉语的代表，这时的“语言”就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学的含义了，而是有着强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自然也不能跟我们之前所说的语言变体同日而论了。
普通话，或者再往前追溯一点，民国所说的“国语”，它出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代，不过真正确定下来国语具体语音基准的时期是在民国初期，最初的国语方案“老国音”在1913年就已经成型了，而且当时就已经确定以北京官话的语音作为语音的基准，传说中的“确定国语时公开投票，广东话/上海话/闽南话/陕西话/四川话差一票就败给了北京话没能成为标准音”，也只是一个传说：在国语的基准方言选择上，并没有任何投票出现，实际有投票的只是会议上审定的六千多个标准字的具体读音，这些具体读音的投票也并不能影响到国语到底选择哪一个方言为基准的事实。事实上，构建一种通用标准语的一大条件是“实用，易于推广”，所以，在确定标准语的基准方言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的，并不是一种方言语音是否与上古汉语贴合，而是这一方言的分布范围、影响力与接受程度。在民国初期，汉语的语言变体的分布区域已经基本固定了，官话的使用范围和目前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依然普遍分布于东北、华北、中原、江淮、西北、西南一带，并且互通性很强，与地区性较强的广东话、上海话、闽南话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首都地区的方言，北京音的影响力相对地比其他官话方言更为强势，被选作国语的基准方言也有传播、推广方面的便利。首都地区方言作为标准语基准音的情况，当然也不止汉语一处：标准日语即是以东京及首都圈语音作为基础，法国法语也是以巴黎音作为基准。
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普通话的诞生过程，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普通话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人工构建出来的自然语言的变体。虽然是基于北京语音构建产生的，但它和目前北京地区流行的语音还是有着一些差别的，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您要是不知道也没关系，打我这儿听完广播，再跟电视前头听听CCTV他们那新闻联播，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差别。”北京口音最典型的特征，一个是儿话音的使用，像我的好朋友灰儿、粉儿的名字，还有一个就是在快速语流下会出现的吞音现象，就像刚才我说的“不知道”，管番茄叫“西红柿”，北京北站附近叫“西直门”这样。同时，北京方言里的一些特定的方言词，普通话也是不会使用的。我高中的班主任曾经提起来，她有一期学生参加高考，语文试卷里要求写“北京话”的特定表述，他给写了一个“莫斯科郊外的晚末晌儿”，这个“晚末晌儿”就是北京话里“晚上”的特定表达。之前有不少朋友向我这个北京长居民抱怨说，北京人说话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口音，反而是他们那里的语音更贴近普通话，哈尔滨就是典型的一例，为此我还被本科时系里的哈尔滨同学嘲笑过。今天白天，我的老基友Tariel也是前往了河北承德市滦平县参观了那里的“普通话文化体验区”，在滦平人看来，北京和张家口只是“近似普通话发音地区”，他们的语音比北京方言更切合普通话的标准发音，宣传中说“滦平百姓的语音当中没有北京话里的变调、拖长音等发音习惯，语音干净、清脆，声调清晰，实在是难得的天然普通话普及地”。我对他开玩笑说，看来以后可以考虑宣传一下“保护普通话免受北京口音侵蚀”的活动了。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作为一个血管里流着温州人的血、但从来没有在老家常住过的人，来聊聊温州话的故事。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因为b站游戏区温州籍实况主少年Pi的各处方言卖萌，大家对温州话的兴趣陡然上升，在12的那期“给Mike找个男朋友”里，Pi教天津人加藤说的那段童谣《吃馄饨》，在所有以官话方言为母语的人听来，基本上等于天书，而Pi也曾经自豪地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温州话可是用来作为密码的”。抗战时期或者越战时期，温州话到底有没有作为军队内部的通讯密码，这一点没有确切的文献支撑，我是不敢随便承认的，但是温州话与汉语其他语言变体有着显著的差别，识别度非常低，倒是不争的事实。
平时大家所说的温州话，大多是指温州城区特别是鹿城区一带的变体；在东南地区“十里不同音”的情况下，温州城区与所谓的“乡下”瑞安、平阳等地区已经形成了好几套不同的语音系统。由于温州地区处于浙南与福建接壤的位置，所以在历史上这一带的语音同时受到吴语和闽语浙南片的影响，和“典型的吴语范例”太湖片区的苏州话、上海话有着明显的差别，即使是上海人听温州话，辨识度也只能有一半左右。温州话与北部吴语的差别也带来了分类上的问题：目前温州话还被认为是吴语下瓯江片的一种方言，但也有人认为差别太大，应该把温州话从吴语中分出去，单独列出新的一条分支。
说完了中文圈子里最常见的语言学问题，我们也就继续放眼世界，看看周围，除了有关汉语的内容以外，还有什么容易产生的误解和幻觉。说来惭愧，在我大四的时候，就在正式接触理论语言学之前，曾经在豆瓣上写过一篇日志，和特德•姜的著名短篇小说重名，也叫《你一生的故事》，在里面我是这么说的：“语言自身与民族的逻辑，与文学体裁，甚至与音乐创作和教育方式，这几项都是无形关联的。我个人总喜欢说汉语是一种没什么逻辑的语言，虽然很难听，但的确是事实，汉语的结构相对随意松散，比起英语来如是，比起那几乎是做算术的德语就更如是了。说汉语的脑子与说英语的脑子，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吧。”时隔两年，到今天我读到当时写的话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想笑：如果能有个时光机，我现在就要回去打两年前的我的脸了——拜托了，你当时也是活在幻觉里啊，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是否存在着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能否决定母语者的思维，这个问题大概已经有了快两百年的历史了。最初提出这个猜想的是十九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特，他在那本名字长得要死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提出，语言之间在语法结构上的差别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思维方式，而某个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强调的方面也会通过语言的结构体现出来，语言结构和人的精神发展之间有着互相强化的作用；他主要研究了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以及一些印欧语系外的语言，讨论屈折语对于人类思维的影响。之后，随着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猜想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国，由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他的老师弗兰茨•波阿斯以及他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进行更深刻的讨论。萨丕尔认为，因为两种语言之间完美的对译是不存在的，所以语言之间必然有差别，表达现实的方式也必然有差别，所以不同社会群体所生活的“现实”其实是不一样；沃尔夫则一直试图用不同语言中表达某一概念的词汇的多寡来证明不同母语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由于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讨论相对比较集中，特别是沃尔夫举出来的一些例子有着很大的影响范围，所以后来很多人把这种“语言决定思维”的理论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不过，事实上，萨丕尔和沃尔夫两个人从来没有公开提出过这样的假设——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联名提到过有关语言和思维关系的问题。但是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么我们也可以先约定俗成地用一用。
一般在提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时候，我们会在之下区分两个强弱力量不同的假设。强假设认为，语言完全限制住了思维的发展的可能，我们一旦接受母语之后，整个脑子就被语言的结构、词汇、含义表达方式进行了塑型，比如说，在第五周里我们提到过，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里，名词会有性别，那么以这几种语言为母语的人，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这些活生生的物品和抽象的概念也是具有实际性别的；弱假设则没有那么武断，它只是认为语言中的结构和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语言用法，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就像我们平时经常使用系统化的隐喻，比如“人生是一场旅程”（life is journey），那么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能就真的会把人生的各个阶段当成旅途中的不同驿站来加以认知。
将近两百年后的今天，当年洪堡特提出来的“语言结构决定人类思维”的理论，也就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强假设，已经基本被否定掉了；名词的性别并不决定着名词所代表的事物真的拥有性别，语言里缺失“左”和“右”的词汇也并不代表着母语者就无法区分左右、进行旋转。但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弱假设，也就是“语言使用影响人类行为”这一点，却依然在学界里有着强烈的争议，因为一系列意图验证这一假设的实验都有了支持它的结果：最经典的实验当属相对位置的表述和颜色的辨认，母语中强调“东西南北”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绝对方向描述，而母语里经常使用相对方向的人则会以“前后左右”作为描述的基准；人们在为颜色命名的时候，往往会对母语里有相应单词的颜色做出更快的判断，而蓝和绿的界限是最难判断的，因为在很多语言里，它们会用同一个单词泛指这两种颜色。这么看来，母语的词汇上、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的确会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人类的行为。
但是，话又说回来，俗话说“语言是人造的”，那么到底是语言影响了我们的思维，还是我们的思维影响着语言呢？这就变成了一个“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了。对于颜色命名来说，有些语言的母语者可以区分不同黄绿色的细微差别，面对蓝和绿两种我们看起来“截然不同”的颜色却难以分辨，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不同的黄绿色在他们的母语里有词汇代指，所以更容易区分开，但造成这样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说不定是因为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某种特定的黄绿色有着特定的意义，比如是非常危险的植物的颜色，所以在交流的过程中，久而久之就“进化”出了特定的指代那种“危险颜色”的单词了。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是以同一种语言为母语，也会出现群体上的认知影响——在提到绝对方向和相对位置的表述时，我们班里在北京居住过几年的同学都可以快速地清楚地分辨东南西北，而来自其他地方的中国同学却会有点小困难。按理说，同样是汉语，对于绝对方向和相对方向的强调程度是差不多的，但是为什么在同一语言内部也会出现这样的认知差异呢？语言真的就是这些认知影响的来源吗？这就不好说了。既然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很难全盘认定就是语言的结构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造成了影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弱假设也又回到了悬而未决的状态。我之前所说的，所谓“说汉语的脑子”和“说英语的脑子”，具体有什么不一样，还得依靠之后的研究才能解决。
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你说语言未必在影响人的思维，但是语言是我们思维的媒介呀！既然我们想什么东西都要依靠语言，那么肯定也会让思维方式更加迁就语言的，没有语言，我们不就没法思考了吗？——真的是这样的吗？美国作家Susan Schaller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叫《A man without words》，并没有被引进到国内，所以我把它大概翻译为“没有语言的男人”，在平克的《语言本能》（Language Instinct）里面，也提到了这本书里的内容。这本书里记述了她和一个天生聋哑的墨西哥裔男人Ildefonso的交流故事：尽管Ildefonso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但由于从小就听不到声音，也没有人以对待聋哑人的方式和他交流，所以他有着正常的认知能力，却从来没有学会任何语言。直到他在二十七岁的时候遇见了Schaller，跟随她勉强而缓慢地学习了美国手语，并且一直用不熟练的美国手语跟她交流。在之前的二十七年里，Ildefonso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语言，但是他能够做简单的算术，也拥有良好的记忆，当他开始使用美国手语之后，竟然还可以对Schaller讲述自己小时候发生的故事；没有语言这件事并不能阻止Ildefonso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他依然可以独立生活，并且顺利地长大成人了。如果我们说没有语言就无法进行思考的话，这样的情况又应该如何解释呢？
在目前的哲学与认知科学研究里，有关语言和思维媒介的争论，分成了明显的两派。一派以Peter Carruthers为代表，认为人类思维的媒介就是自然语言，特别是自己的母语，我们想的就是我们说的，而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想的；另一派则以Jerry Fodor和Steven Pinker为代表，认为人类并不依靠任何一种现有的语言进行思考，而是使用一种和在结构上和自然语言极为相似但又不同的抽象媒介，这种媒介被称为“思维语”（language of thought，简称LOT），或者叫“心理语”（Mentalese）。和自然语言一样，心理语也有自己的词汇和句法，但是它没有语音系统，也没有文字，我们也无法完全把它具象化；我们以心理语进行逻辑推理和思考，当需要语言表述的时候，再把它“翻译”成为我们平时使用的带有语音系统和文字系统的自然语言，以可以感知的形式表达出来。心理语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之前Ildefonso的那个例子——即使他不会任何一种自然语言，也可以使用心理语进行思考，只不过他所有的想法全都闷在心里，只有在学会美国手语之后才能对外界表达。同时，心理语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使用外语的可能性和语码转换的现象：当我们把心理语转换为外部语言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母语，也可以选择使用外语，而不是说非要用母语想清楚了以后才把一整句话翻译为外语；当我们熟练掌握不止一种语言的时候，也自然会就近选择含义更贴近于心理语概念的词汇，不管它到底属于哪一种语言。
心理语这个假设看起来非常地充实：它可以解释一些我们用自然语言思维看起来很别扭的事情，比如语码转换和歧义的出现，也可以有效地解决无法解释的问题，比如没有语言的人该如何思考等等。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实验证据决定一切——只要这一句话出来，再好的设想也有可能被轰杀至渣。目前在思维媒介方面的实验性研究相对比较有限，可以说，直到目前这个阶段，对自然语言思维和心理语思维的讨论几乎还停留在理论范围和自我检验的个例上。就算自然语言思维有所缺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的自然语言完全可以在特定的语境下表述我们的思维内容，看起来没必要先用心理语想好了再加一层翻译；我们的确无法找到心理语的实质线索，但根据目前能够解释的现象，我们却又很难否定它的存在。所以，到现在，每当有人问我“你觉得你平时是在拿英语思考还是汉语思考”的时候，我的回答一般是——其实我还是觉得我在用心理语思考，但我不敢确定。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是有点敷衍，但没办法，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适的答案了。
既然说到了语言和思维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再谈论一下语言的逻辑性。之前提到的德国思想家威廉•洪堡特，曾经在他那本名字长得要死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里面间接地表达过，由于存在着复杂的变位、变格形式，一切语法内容全部依靠屈折变化完成，所以梵语以及它之后的印欧语系后代是把所有语法形式都体现在表面的语言，从而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逻辑性；与之相对，汉语不存在屈折变化，却依靠语序来表达形式关系，这点和印欧语系的语言大相径庭。当然，之后也有人从洪堡特的这句话说开去——既然屈折程度和逻辑性有关的话，那么完全没有屈折的汉语不就是最不逻辑的语言了吗。同时，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作为分析语的现代汉语已经用抽象的概念和语序来表达一切的关系，所以比一切都浮在表面上的屈折语更能表达整体上的逻辑，因此汉语才是世界上最逻辑的语言。这两派的论点，我都曾经在规划今天的广播之前遇到过，甚至在两年前，我还受到洪堡特的影响而比较拥护前者——但是今天，让我们把这两派争端先放下，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语言的逻辑性，到底是什么？
在语言学里，唯一认真地提到“逻辑问题”并加以研究的，大概就是语义学中真值语义负责的那一部分了，也就是符号逻辑、条件式的推理这一方面的内容。如果大家对我第六周的内容还有些印象的话，大概还能记得，当我们分析真值语义的时候，是在判断命题的真假，通过逻辑运算符进行真值的计算。当我们把真值语义表达式回归到自然语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命题符号和谓词符号回归到任何一种语言里，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句法结构，是屈折语、分析语还是综合语——这样一看，动词是否有屈折变位，主语、主动词、宾语有什么顺序，跟我们在含义层面的逻辑推演过程如何发展，丝毫没有关系。不管我们用身为分析语的汉语、从综合语往分析语发展的英语、有着典型屈折变化的德语，甚至是多式综合语，都可以表达出各种简单或者复杂的不具有歧义的命题，并且在逻辑符号出现的时候进行逻辑运算。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语言的外在形态能够影响其“逻辑性”，语言学界也并没有讨论过任何单纯和语素、句法形态有关的“逻辑性”——也就是说，句法规则是无法用“是否逻辑”这样的字眼来表达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所有的自然语言在逻辑表达的能力上都是一样的，能不能表达出逻辑，并不在于这个媒介是否逻辑，还得看具体使用的人有没有逻辑；没有逻辑的人，不管是用汉语，用德语，甚至用梵语，都是白搭，按照著名逻辑学爱好者、我的老基友Tariel的说法，去做形式逻辑练习题，也照样会做错。如果非要说一种“世界上最逻辑的语言”，那么我们大概很难从自然语言里去寻找，目前公认的“最逻辑的语言”，也就是最符合形式逻辑、毫无歧义、读音与书写完全一致的语言，是一种构建语言，称为“逻辑语”（Lojban）；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维基百科的逻辑语版感受一下这种语言的神奇之处。
说完了传说里“世界上最逻辑的语言”，我们再来一起吐槽一下大家经常会提到的“世界之最”系列的另外两个问题：“世界上最效率的语言”和“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在第一周的时候，我就被b站的网友问起来，是不是汉语的表述效率会比其他语言要高一些呢？为此，我专门去搜索了半天有关于语言的表述效率的问题，却发现目前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自然语言的编码效率的衡量方式。事实上，自然语言的编码效率是一个非常难以确定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编码效率？是表达同等含义时所用的单词数量、所需的语素数量，还是所需的音节数量？是表述同样内容时口语所花费的时间长度，还是书面所需要的版面大小？或者这些内容其实都在其次，我们还有更合适的方法来计算自然语言的效率？如果要讨论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各方面通力协作完成，可是目前语言学界也没有找到讨论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是的我们也会觉得某些问题没意义的，不是什么都会研究的。在宾大语言学系的一个学术性博客Language Log里面，Mark Liberman曾经讨论过有关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的存储问题，但是这里面涉及到更复杂的文件编码问题，也不能说是纯语言学的范畴，更何况，就算中文文本比英文文本普遍省出40%的纸，以汉字书写成的文件可能还比英文更加费墨呢。所以，我也只能很抱歉地告诉大家，当前语言学研究到这个阶段，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用于计算自然语言效率的系统，所以我们也无法客观地说，到底哪一种自然语言最有效率。如果有土豪愿意为我们拨款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也是很乐意的。
那么接下来，大概就要到我最讨厌的问题了——到底哪一种语言，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会有这个问题，大概都得怪都德那篇唬人的《最后一课》，要不是小学课文里面就出现“法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这样的话，大概大家都不一定会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你听一个宣扬爱国主义的法国人说法语是最优美的语言，跟“孩子是自家的好”，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之所以讨厌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比起“世界上最效率的语言”来说更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美学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个难以量化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审美观，加上都德那样难免带点爱国情绪、立场先行的人在这里搅浑水，就更不好说了。而且，就算我们抛开爱国主义情怀、完全客观地来看待“美”的问题，又会遇到更大的麻烦：语言的“优美”，到底来自于哪里？是语音、韵律上的调和，还是单词含义的“美”，或者是说句法结构上的统一或精简，更甚是来自于语用、修辞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传言说，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因为它们每个音节里的元音辅音比比较高；我对这个结论保持怀疑，因为和日语有着相近的元音辅音比的夏威夷语并没有列入这个表格里，而夏威夷语的近亲、那一系列有着类似音节结构的南岛语言也都没有出现在此，我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研究依据来证明这件事。就算退一步说，语音和韵律真的是可以进行客观比较的，那么有一些因素却是全世界语言里共有的，很难区别出高下；单词语义、语用、修辞是世界上所有语言都有的内容，但它们对母语者和外语者的开放程度却不一样，有一些修辞和含义只有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才能够了解，就算外语者学得再好也未必能够领会其中的含义，就像一个吃不了辣的人永远无法领会川湘菜系的美味一样。这样一来，我们又如何让同一个客体来判断不同语言的“美感”呢？所以，“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变成了比“世界上最效率的语言”更加玄乎的事情。如果我们在这里选择跟着乔姆斯基的想法走，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完整自洽的系统、可以达到同样精准的表意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一样优美。
说到美学的问题，我想起来，就在豆瓣上Casa Nova网友开始应用语言学普及的第一篇日记里，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要说语言学的坏处，也大有可说。最大的罪莫过于严重损害语言的审美性和诗意语感，导致完全沦为思维和交流工具。”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完全就被吓了一跳，作为一个还没完全脱离中二期的文学爱好者，以及一个几乎专职从事语言学相关内容的玩家，我从来没想到过语言学的研究居然还会对语言的美学造成负面影响，当时我还惭愧地反思自己是不是对文学的爱还不够。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语言的“美丽”并不会被语言学研究而伤害，因为语言学本身不在反对美学的存在；事实上，情况刚好相反，反观过去的九次广播，特别是从第二周到第九周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学的研究可以说是在帮我们了解语言在结构和应用上的美丽之处：往往在说起文学的美感时，我们经常谈到的是音韵美和修辞美，而语言学里正有两大部分在点拨我们这些美是如何出现的：语音学和音系学讨论声音的美，诗歌的韵律来自于重音的分布、元音的共振和韵尾的统一，不同的发音行为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语音印象；语义学和语用学讨论含义的美，我们如何使用词汇表达重叠复杂的含义，如何联系不同的概念创造出隐喻，如何巧妙地话里藏针使用反讽。语言学并不是文学的天敌，或者说语言学本来没打算去做文学的天敌，因为语言学从来没有要想过否定文学研究的内容，特别是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更是如此；如果说寻找美的来源就会伤害到语言的诗意，那么所谓“诗意”这样的东西，岂不是太过脆弱、早就应该灰飞烟灭了吗？
说到这里，我大概是把接触语言学以来，碰到的所有比较主流的问题都说过了，ask.fm上也好，豆瓣和微博上也好，甚至是维基百科和知乎上看到的也好，大家经常会问的问题，可能产生的误区，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都已经讲过了。十二周入门语言学之终结周点播问答 “这都是你的幻觉”，感谢大家的收听，相关资料分享方式保持不变，欢迎随时在ask.fm上留言敲我或者提问。随着这期广播的结束，整个“十二周入门语言学”项目，以及我本人，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读到文字稿、听到音频或者看到视频的朋友在这三个月里对我的支持、指点、关照和鼓励。特别感谢大纲审定时在北大未名Language版面提出建议的各位网友、直播时到yy来陪我的以喵先生和Moira为首的各位听众、曾经慷慨提供素材的两位b站调音师西凉若若和芥茉、撺掇我投稿发b站并且全程提供各项技术支持的老基友Tariel、特别提出指导建议与素材的偶像大人burea，以及同意与支持我每个周六晚上在家进行直播的爸爸和妈妈。豆瓣的朋友们还能经常碰面，b站的朋友们我们有缘再会，这里是小蝶，大家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