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简介
金观涛的父亲是著名化学家、原杭州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金松寿。金观涛是其长子。
1965年，金观涛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并进入了北大宣传队。虽然他学的是理科，但是却对文科有着浓厚兴趣，为了反思文革，研究起了毛泽东思想，并从马克思上溯到黑格尔，特别是对黑格尔读得痴狂，言必称“黑格尔”，故好友送绰号“金格尔”。此时刘青峰在北大物理系、后转入中文系。两人结识乃是通过一本被众人传阅的黑格尔哲学学习笔记，作者是金观涛。
1970年，金观涛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杭州塑料厂当工人。刘青峰则在贵州清镇中学教书。两人结婚后，刘青峰调入郑州大学教书，随后金观涛也调进了郑州大学。在此期间，两人构思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并于1980年初，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分两期发表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这篇论文。
1978年初夫妇俩由郑州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当编辑。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科学哲学研究室主任，并兼任《科学、经济、社会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1985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以甘阳、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委会。在五、六年间，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走向未来”丛书，是在中国内地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一套西方新思潮普及丛书。编委会人员的组成颇为庞杂，科学界、人文学界、政界的许多热衷改革的人士都参与其事。其特点是，强调科学主义、贴近现实和向大众普及。最有影响的当然首推金观涛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丛书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未来主义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改革造成巨大的冲击。学术界的“方法论热”，也直接得力于丛书所翻译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方面的西方著作。
与“走向未来”打对台或特点相异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这是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一批学有专精的青年学者为主要成员的“纯学术”圈子。其特点是，强调人文主义、专业精神、学术独立与非政治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介绍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界的经典著作。分专业性的“学术文库”与普及性的“新知文库” 两个系列。数年之间，本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从难度最高的大部头“天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及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日后“新权威主义”论争的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译书出书达数百种，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非政治的政治”是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他们每月的第一个周四总有一个学术沙龙聚会，围绕一、两个学术专题开展认真的讨论；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到数次家庭或郊游聚会，高谈阔论。
角色处在上述两个编委会之间（同时人员也互相交错）的“中国文化书院”，是想承接宋、明以来朱熹等先人创办的“书院”、“学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荣誉院长，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兼任的讲师都是海内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一时之选”（包括海外的杜维明教授）。其特点是，强调从传统的再出发，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和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都曾引发了范围广泛的讨论而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招牌主张”。他们温和、渐进、包容广大的办学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广为接受，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据说每年寒、暑假全国各地报名听课的人数常达数百上千之巨（大多是各地高校的教师），更不必说函授教材令一时“洛阳纸贵”。其造成的文化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各界名流都曾与会，可见文化书院的号召力与包容性。同类的书院还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幽州书院”等。
在内地期间，金观涛夫妇的关注点基本上停留在社会史方向，对社会转型进行探索，这其实也是金观涛夫妇对现实的关注，力图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探索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之路。
1989年，金观涛夫妇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进行学术交流，后被迫留在香港，被当时的校长高锟（光纤之父，2009年诺贝尔获得者）挽留，聘任为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创办了香港唯一一本学术性杂志《二十一世纪》。刘青峰任主编。只是，两个孩子仍然留在内地，由亲戚照顾长大。在香港期间，两人从社会史转入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
1989年以后，内地的思想界偃旗息鼓，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不再关注社会及思想。但是从1998年开始，有了一些新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法制及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日深，出版界的管理逐步放松，从而出现了一股思想新风。在有关出版人的推动下，内地重新出版了八十年代金观涛夫妇的几本旧书，还首次出版了个别未在内地发行过的著作。
2008年，金观涛夫妇先后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旋即被台湾政治大学聘请为讲座教授。2009年，金观涛夫妇正式定居台湾，重新开始进行社会转型的研究，延续1980年代开始但是中断的第二次启蒙，只是这次启蒙源于现代性的研究，对八十年代的启蒙又有了更深层次的探索。
阅读《我与八十年代》中金观涛访谈部分，请购买正版纸质书。
1965年，金观涛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并进入了北大宣传队。虽然他学的是理科，但是却对文科有着浓厚兴趣，为了反思文革，研究起了毛泽东思想，并从马克思上溯到黑格尔，特别是对黑格尔读得痴狂，言必称“黑格尔”，故好友送绰号“金格尔”。此时刘青峰在北大物理系、后转入中文系。两人结识乃是通过一本被众人传阅的黑格尔哲学学习笔记，作者是金观涛。
1970年，金观涛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杭州塑料厂当工人。刘青峰则在贵州清镇中学教书。两人结婚后，刘青峰调入郑州大学教书，随后金观涛也调进了郑州大学。在此期间，两人构思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并于1980年初，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分两期发表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这篇论文。
1978年初夫妇俩由郑州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当编辑。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科学哲学研究室主任，并兼任《科学、经济、社会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1985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以甘阳、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委会。在五、六年间，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走向未来”丛书，是在中国内地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一套西方新思潮普及丛书。编委会人员的组成颇为庞杂，科学界、人文学界、政界的许多热衷改革的人士都参与其事。其特点是，强调科学主义、贴近现实和向大众普及。最有影响的当然首推金观涛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丛书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未来主义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改革造成巨大的冲击。学术界的“方法论热”，也直接得力于丛书所翻译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方面的西方著作。
与“走向未来”打对台或特点相异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这是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一批学有专精的青年学者为主要成员的“纯学术”圈子。其特点是，强调人文主义、专业精神、学术独立与非政治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介绍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界的经典著作。分专业性的“学术文库”与普及性的“新知文库” 两个系列。数年之间，本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从难度最高的大部头“天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及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日后“新权威主义”论争的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译书出书达数百种，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非政治的政治”是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他们每月的第一个周四总有一个学术沙龙聚会，围绕一、两个学术专题开展认真的讨论；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到数次家庭或郊游聚会，高谈阔论。
角色处在上述两个编委会之间（同时人员也互相交错）的“中国文化书院”，是想承接宋、明以来朱熹等先人创办的“书院”、“学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荣誉院长，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兼任的讲师都是海内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一时之选”（包括海外的杜维明教授）。其特点是，强调从传统的再出发，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和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都曾引发了范围广泛的讨论而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招牌主张”。他们温和、渐进、包容广大的办学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广为接受，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据说每年寒、暑假全国各地报名听课的人数常达数百上千之巨（大多是各地高校的教师），更不必说函授教材令一时“洛阳纸贵”。其造成的文化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各界名流都曾与会，可见文化书院的号召力与包容性。同类的书院还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幽州书院”等。
在内地期间，金观涛夫妇的关注点基本上停留在社会史方向，对社会转型进行探索，这其实也是金观涛夫妇对现实的关注，力图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探索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之路。
1989年，金观涛夫妇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进行学术交流，后被迫留在香港，被当时的校长高锟（光纤之父，2009年诺贝尔获得者）挽留，聘任为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创办了香港唯一一本学术性杂志《二十一世纪》。刘青峰任主编。只是，两个孩子仍然留在内地，由亲戚照顾长大。在香港期间，两人从社会史转入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
1989年以后，内地的思想界偃旗息鼓，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不再关注社会及思想。但是从1998年开始，有了一些新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法制及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日深，出版界的管理逐步放松，从而出现了一股思想新风。在有关出版人的推动下，内地重新出版了八十年代金观涛夫妇的几本旧书，还首次出版了个别未在内地发行过的著作。
2008年，金观涛夫妇先后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旋即被台湾政治大学聘请为讲座教授。2009年，金观涛夫妇正式定居台湾，重新开始进行社会转型的研究，延续1980年代开始但是中断的第二次启蒙，只是这次启蒙源于现代性的研究，对八十年代的启蒙又有了更深层次的探索。
阅读《我与八十年代》中金观涛访谈部分，请购买正版纸质书。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