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彩礼和嫁妆
彩礼和嫁妆是一种非常有传统的婚姻习俗，这两种婚俗广泛的存在于旧大陆的各个角落。从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人到非洲之角的祖鲁人，从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人到日本列岛上的大和民族。几乎旧大陆所有国家都有彩礼和嫁妆的制度。但是，这两种制度，将钱财从男性送往女性手中的意味和从女性送往男性家中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彩礼和嫁妆并不是同时出现的。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彩礼的出现应当是早于嫁妆的。在摩尔根的著作里，就形容他所观察到的母系社会中，存在着男性带着礼品去女性家中求欢甚至求同居的现象。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一种早期的彩礼类型的变种。而这毫无疑问的，会令人联想起另一种行为。人类从事这种行为数千年之久，从娼妓史来看，早期的神官型娼妓在日耳曼和凯尔特这种部落性质的文化中就大量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彩礼和这种被称之为嫖资的资产存在着某些共通特性。
而如果将其放入到，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背景下去考量。就会得到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少量的彩礼如果说是用于购买女性一定时间的服务。而婚姻制度之下的彩礼，作为父系制象征，必然带有的特征，就是将女性的所有权永久性转让的一种象征，或者说交换而已。根据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研究，可以认为，这是将女性生育神性取消后，进行所谓的所有物化的一种呈现形式。
这种方式，在波伏娃严重是一种严重的歧视行为，作为一个对女性不尊重的指控而产生。但是，在古代社会这种事情会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较为合理的行为。至少在旧大陆的部分农耕区域来说，这个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随着农耕的进步，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显著下降，丰富的作物和收获能够依赖一个人的工作维持家人的生计。这种在经济地位上的剥夺，使得女性首先失去了其在生活中的最重要功能性。第二，定居文明早期，意味着大量增加的传染病几率，以及不干净的住所带来的寄生虫和各类疾病。这里，在世界人口史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文明对比，女性死亡率来看，游牧和半游牧女性生存率交原始农耕文明要好不少，原因大概在此。由于人口的不均衡，女性作为财产的价值反而变得更大，而其作为生育者的功能性因为农耕区域，人口增长极限的限制下，更加降低了女性本身生育功能的价值。这两者导致的女性身份低下显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人口压力同样适应于很多其他极限条件下的人口——例如爱斯基摩人杀死女婴的传统。而农耕地区大范围的杀死女婴传统也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在女性养育收益有限的情况下，收一笔彩礼作为养育的报酬，实在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同时，这意味着女性的物化就被看的如同现实一般……
而嫁妆的诞生就相对更加复杂一些。我们可以认为，嫁妆从诞生开始，就是一种针对彩礼的对抗性行为。作为女性生殖能力的物化表现——彩礼。因此，我们讨论嫁妆问题的时候，应当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如果说彩礼是对女性生殖能力和身体的购买行为，那么嫁妆就包含其家族或自身赎买自身身份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嫁妆必然出现，而不是彩礼消失。按照社会学观点，人类的天赋权利的觉醒事实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个社会处于各种限制条件越大的时候，人类被身份异化的程度就越高。就像在古代社会中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人们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衡，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而这些身份反过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最终形成的身份，这种身份异化程度因为不同资源占有而有区别。一般来说，在一个特定的资源占有和身份限制条件之内，人们能够享受更多的天赋权利，而大多数人始终不能够享受这些权利。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上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被身份异化的存在。我们称之为人的物化，在这种情况广泛存在的情况下，由于男性的经济主权导致的异化虽然有限，但是却足以使得这种购买变得合理化。而这个部分，内容颇多，就不在此赘述。
如果说，彩礼因为当时社会原因必然存在，那么相应的，如果有女性对自身存在意识的反抗，就会存在着嫁妆这种习俗。这种习俗就不会消失。而这种行为会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就这一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女性嫁妆的存在，相当于对她出卖的自身的一种赎回，这种赎回的程度可以非常深刻的影响将会减轻如波伏娃所说的，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倾向性。第二，女性嫁妆的存在，事实上为女性地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毕竟嫁妆属于女性的财产。而有了经济地位的支持，女性的话语权和地位就有了相应的保证，否则所有关于女性地位的保障内容实在是很容易沦为一纸空文……第三，女性嫁妆的存在，极大的改善了女性的生存条件。特定数量的嫁妆，丈夫付出的彩礼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太多，而却必须为相应的女性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以接受这些嫁妆，否则这婚就结不成了……
简而言之，嫁妆制度的存在以及发展，对女性地位的提高还是有相当大的促进的。就大陆东西两端而言，嫁妆制度在大陆西方相对发达，而大路东段相对则薄弱一些。以此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嫁妆带来的对于女性地位的提升的诸多好处。首先是女性基本地位上，东方子嗣身份随父，女性影响很小，中国子嗣身份以父亲确定，母亲决定嫡亲与否。而到了希腊罗马传统法律中，一个孩子的身份，包括是否有继承权，是奴隶或是自由人，全部是由母亲决定的。其次在女性发言权上，女性有正当继承权和女性没有正当继承权事实上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最后，也许不算什么好事情，相对大陆东端而言大陆西端男性婚龄被大幅度的延后了，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男女人数的均衡，避免了女性因为生育问题造成的大量死亡，但是同时也限制或者说强制性的限定了男性结婚时必须有的财产条件，你可以没有彩礼，不过财产达不到要求理论上想结婚是没门的……
而在近代，这种制度的消亡，按照世界婚姻史上的观点。随着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多在工厂做工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追求爱情，让有很多财产的姑娘嫁不出去……这说明工业化，自由市场改变了，身份捆绑人的时代，人类的人性和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而波伏娃则将女性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视为一个最大的转折。这一切标明，现代化社会解除了嫁妆和彩礼赖以维系的最基本条件，人的身份与人本身的同一性。将人还原为人，而不是特定身份的仆从。因此，最终在近代，彩礼以及其附带的其他一些行为逐渐淡化，直到成为一些仪式性的风俗残存……
当然，如果要更系统的讨论，这里面还包含着更多的内容。譬如说，我们之前说过嫁妆的好处之一是对婚姻双方有财产限制，而这种限制显然对所谓的社会分层有极大的好处。但是，现代一般认为社会分层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现象。可是，社会分层现象较弱的地方，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反现代因素，这都复杂的几乎难以解释。所以对于这种涉及整个社会和婚姻的问题，我本想整理成一篇文章，结果，毫无悬念的，力有不逮……所以，有机会再写吧……
希望，此文能够开卷有益，来重新认识一下女性将身上背负的枷锁是如何的沉重。能够让那些对于传统婚俗执迷不悟的人认识到，某些婚俗之中到底蕴含了多少残酷的内容……我觉得随着曼德拉逝世，他所渴望的平等，不仅仅要设立在黑白之间，更要在男女之间，更是所有人之间。财富地位的分化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人类，而不是被身份地位的金字塔捆绑中的一块石头。被摧毁了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东西——做人的权利……须知，做人，自离开乐园之后，是多么艰难的过程中我们才走到这里……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彩礼的出现应当是早于嫁妆的。在摩尔根的著作里，就形容他所观察到的母系社会中，存在着男性带着礼品去女性家中求欢甚至求同居的现象。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一种早期的彩礼类型的变种。而这毫无疑问的，会令人联想起另一种行为。人类从事这种行为数千年之久，从娼妓史来看，早期的神官型娼妓在日耳曼和凯尔特这种部落性质的文化中就大量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彩礼和这种被称之为嫖资的资产存在着某些共通特性。
而如果将其放入到，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背景下去考量。就会得到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少量的彩礼如果说是用于购买女性一定时间的服务。而婚姻制度之下的彩礼，作为父系制象征，必然带有的特征，就是将女性的所有权永久性转让的一种象征，或者说交换而已。根据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研究，可以认为，这是将女性生育神性取消后，进行所谓的所有物化的一种呈现形式。
这种方式，在波伏娃严重是一种严重的歧视行为，作为一个对女性不尊重的指控而产生。但是，在古代社会这种事情会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较为合理的行为。至少在旧大陆的部分农耕区域来说，这个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随着农耕的进步，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显著下降，丰富的作物和收获能够依赖一个人的工作维持家人的生计。这种在经济地位上的剥夺，使得女性首先失去了其在生活中的最重要功能性。第二，定居文明早期，意味着大量增加的传染病几率，以及不干净的住所带来的寄生虫和各类疾病。这里，在世界人口史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文明对比，女性死亡率来看，游牧和半游牧女性生存率交原始农耕文明要好不少，原因大概在此。由于人口的不均衡，女性作为财产的价值反而变得更大，而其作为生育者的功能性因为农耕区域，人口增长极限的限制下，更加降低了女性本身生育功能的价值。这两者导致的女性身份低下显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人口压力同样适应于很多其他极限条件下的人口——例如爱斯基摩人杀死女婴的传统。而农耕地区大范围的杀死女婴传统也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在女性养育收益有限的情况下，收一笔彩礼作为养育的报酬，实在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同时，这意味着女性的物化就被看的如同现实一般……
而嫁妆的诞生就相对更加复杂一些。我们可以认为，嫁妆从诞生开始，就是一种针对彩礼的对抗性行为。作为女性生殖能力的物化表现——彩礼。因此，我们讨论嫁妆问题的时候，应当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如果说彩礼是对女性生殖能力和身体的购买行为，那么嫁妆就包含其家族或自身赎买自身身份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嫁妆必然出现，而不是彩礼消失。按照社会学观点，人类的天赋权利的觉醒事实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个社会处于各种限制条件越大的时候，人类被身份异化的程度就越高。就像在古代社会中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人们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衡，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而这些身份反过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最终形成的身份，这种身份异化程度因为不同资源占有而有区别。一般来说，在一个特定的资源占有和身份限制条件之内，人们能够享受更多的天赋权利，而大多数人始终不能够享受这些权利。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上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被身份异化的存在。我们称之为人的物化，在这种情况广泛存在的情况下，由于男性的经济主权导致的异化虽然有限，但是却足以使得这种购买变得合理化。而这个部分，内容颇多，就不在此赘述。
如果说，彩礼因为当时社会原因必然存在，那么相应的，如果有女性对自身存在意识的反抗，就会存在着嫁妆这种习俗。这种习俗就不会消失。而这种行为会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就这一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女性嫁妆的存在，相当于对她出卖的自身的一种赎回，这种赎回的程度可以非常深刻的影响将会减轻如波伏娃所说的，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倾向性。第二，女性嫁妆的存在，事实上为女性地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毕竟嫁妆属于女性的财产。而有了经济地位的支持，女性的话语权和地位就有了相应的保证，否则所有关于女性地位的保障内容实在是很容易沦为一纸空文……第三，女性嫁妆的存在，极大的改善了女性的生存条件。特定数量的嫁妆，丈夫付出的彩礼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太多，而却必须为相应的女性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以接受这些嫁妆，否则这婚就结不成了……
简而言之，嫁妆制度的存在以及发展，对女性地位的提高还是有相当大的促进的。就大陆东西两端而言，嫁妆制度在大陆西方相对发达，而大路东段相对则薄弱一些。以此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嫁妆带来的对于女性地位的提升的诸多好处。首先是女性基本地位上，东方子嗣身份随父，女性影响很小，中国子嗣身份以父亲确定，母亲决定嫡亲与否。而到了希腊罗马传统法律中，一个孩子的身份，包括是否有继承权，是奴隶或是自由人，全部是由母亲决定的。其次在女性发言权上，女性有正当继承权和女性没有正当继承权事实上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最后，也许不算什么好事情，相对大陆东端而言大陆西端男性婚龄被大幅度的延后了，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男女人数的均衡，避免了女性因为生育问题造成的大量死亡，但是同时也限制或者说强制性的限定了男性结婚时必须有的财产条件，你可以没有彩礼，不过财产达不到要求理论上想结婚是没门的……
而在近代，这种制度的消亡，按照世界婚姻史上的观点。随着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多在工厂做工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追求爱情，让有很多财产的姑娘嫁不出去……这说明工业化，自由市场改变了，身份捆绑人的时代，人类的人性和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而波伏娃则将女性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视为一个最大的转折。这一切标明，现代化社会解除了嫁妆和彩礼赖以维系的最基本条件，人的身份与人本身的同一性。将人还原为人，而不是特定身份的仆从。因此，最终在近代，彩礼以及其附带的其他一些行为逐渐淡化，直到成为一些仪式性的风俗残存……
当然，如果要更系统的讨论，这里面还包含着更多的内容。譬如说，我们之前说过嫁妆的好处之一是对婚姻双方有财产限制，而这种限制显然对所谓的社会分层有极大的好处。但是，现代一般认为社会分层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现象。可是，社会分层现象较弱的地方，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反现代因素，这都复杂的几乎难以解释。所以对于这种涉及整个社会和婚姻的问题，我本想整理成一篇文章，结果，毫无悬念的，力有不逮……所以，有机会再写吧……
希望，此文能够开卷有益，来重新认识一下女性将身上背负的枷锁是如何的沉重。能够让那些对于传统婚俗执迷不悟的人认识到，某些婚俗之中到底蕴含了多少残酷的内容……我觉得随着曼德拉逝世，他所渴望的平等，不仅仅要设立在黑白之间，更要在男女之间，更是所有人之间。财富地位的分化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人类，而不是被身份地位的金字塔捆绑中的一块石头。被摧毁了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东西——做人的权利……须知，做人，自离开乐园之后，是多么艰难的过程中我们才走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