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与诗歌

                                                                    流亡与诗歌
                                              ——北岛《青灯》《时间的玫瑰》读后
                                                                       苦茶
　　说起来惭愧，我对于诗歌一窍不通，虽然大学喜欢叶嘉莹对于诗词的评析，但只不过是赏析，却谈不上热爱。对于现代诗歌更是如此，我不懂为何有这么多人沉迷于诗句之中。反复吟哦，似乎着魔，对于我这种彻底冷酷的性格，诗歌显得过分柔软了。至少，对于我来说，诗歌是文艺青年骗女青年的工具，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
　　对此，我很奇怪，清政府那么聪明，为什么傻了吧唧地迫害诗人，搞什么文字狱。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难道会有什么大不了反革命罪行？对此，我摇摇头表示不解，但是也并不是不理解，而是觉得文字狱这东西太幼稚。后来，看《鹿鼎记》中慕天颜那副嘴脸，对于挑毛病更是深恶痛绝了。再后来，读到《哲人船》，说起苏联建国之初，也发生过驱逐哲人和诗人的事情，我渐渐觉得这件事并不这么简单了。至少，我虽然不同情诗人，但是至少还同情哲人，比如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等人。
　　如果说，哲学因为揭示真相，而遭到政治的迫害的话，那么诗歌究竟为何会触怒政治？北岛就是中国因为政治而流亡的例子，在离开大陆后，四海飘荡，在继续诗歌事业之外，还撰写了大量的散文。除了介绍与诗歌相关的故事外，更多的是描绘了一幅后现代的场景。这是国内所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尽管，他依然保持诗歌与政治的理想，但是已经不是那种八十年代意义的理想与政治之争了。
　　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北岛的理想主义与诗歌，如何对于政治产生了挑战。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诗人，在其诗歌中充分体现出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政治人物形象。而且，他的诗歌创作在民国期间就已经很受关注，原因就在于他诗歌中的某种魔力。这种魔力，其实北岛诗歌中就存在，我一直都怀疑将理想主义与诗歌相结合，然后就会制造出某种想象力和批判力都上佳的作品。但是，正是因为理想主义所以才会对现实进行批判，而诗歌只不过是这种批判的载体而已。
二
　　诗歌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具挑战力的命题，作为中西方皆有的文体，探讨他们的本质，其实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中国诗歌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诗歌创作。
　　从《诗经》的题材看，颂很明显与《尚书》的题材具有类似的特征。而风则明显是从民间收集而来。这两者的形式不同，正好也能说明诗歌的两种不同的意图。对于上层来说，诗歌是用来展示祖先丰功伟绩的载体。而对于民间则是为了抒发情感的工具。但经过士大夫传唱的，则不免带有了政治的色彩。借物反讽，在《诗经》中也能找到。
　　希腊的源头，也能在《荷马史诗》中找到。其中，除了英雄事迹外，更重要的就是关于神的传说了。在诗歌中，表达对于英雄的赞颂，同样也有对于怯懦的嘲讽，更是有对于诸神不合的描写。而后者，则成为苏格拉底怪罪诗人的重要原因。在苏格拉底看来，诗人除了能够模仿外，却无法真正将事情背后的神揭露出来。反而会将英雄和神的缺陷描绘下来，从而触犯诸神。对此，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驱逐诗人。想来，这也是后来人们怪罪柏拉图，认为他开创了迫害诗人的先河。
　　这里，其实暗示了如果政治与哲学相结合，就会将诗人驱逐。如果不重视这个前提的话，就会误解柏拉图的意图。理想国之所为理想国，就是通过人类的理性，从而建造了一个不可能的城邦，在那里面任何低俗的都会被视作对于城邦的玷污。因此，苏格拉底自己也因为引进新神玷污城邦，从而被城邦判处死刑。这说明了，即便在现实城邦中，无论用诗歌还是哲学，一旦涉及到信仰和教育，只要与城邦既有的信仰和礼法不合，就会受到政治的迫害。
　　事实上，诗歌作为政治谣谚，就恰恰兴起于西周末年，周厉王通过政令止谤。我是怀疑，所谓的诽谤，就是诗歌讽刺，如夏桀时期的与汝谐亡的句子。既然诗歌是抒发人们情感的通道，那么当这个渠道被堵塞之后，就不免有冲毁堤坝的风险。
三
　　北岛作为诗人，作为西方诗歌的翻译者，无论从引进新神（自由民主），还是败坏青年（诗歌朗诵会），都不比苏格拉底做得更差劲，甚至有些人认为他的语言比苏格拉底更具有鼓动性。想来，这是真的，我可以想象七十年代末他朗诵《我不相信》时的场景。有多少青年人至今犹记得那个场景。
　　反过来，这个城邦所信仰的神，叫做马克思，人们受到的教育叫做集体主义。当普罗米修斯在因阅读诗歌，而将火种带到民间的时候，宙斯不免大发雷霆。反过来，当人类获得了火种之后，就可以拥有对抗诸神的力量。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公然树立了新的女神，并向其顶礼膜拜。世人看到如此场景，不免厌弃旧神而追求新的神祇。
　　于是旧神的祭祀与新神的崇拜者之间的冲突，看来是不可避免。祭司们拥有的是国家机器，可以通过坦克和士兵来保卫旧有的神祇。但是，新神的信徒除了信仰外，就没有太多的武器了。因此，这场引入新神的运动，很快就戛然而止。其信徒也很快选择了远走异邦，北岛已经身处异邦。这种流亡构成了九十年代初的整体话语。北岛的散文创作就是从流亡开始的，介绍了大量的诗人和流浪的故事，在其中也穿插了自身的故事。
四
　　故事主要分为两部分，部分是对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回忆，从老一辈到新一辈；另外就是流亡时所经历的人与事，主要还是诗歌世界的故事。北岛没能免俗地介绍了不少诗歌界的大人物。
　　在介绍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那些创造出反抗性诗歌的诗人，其实在西方世界就像是堂吉诃德对抗不存在的巨人。越是批评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越是被中产阶级所消费。其实，在北岛看来这不过是后现代世界的必然罢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穿插的故事，而是一种反向的叙事。在没看到语境的时候，只能看到明显的反抗形态。这其实就是北岛以及翻译诗人的悲哀。他们往往借用了反抗，而不知道对象。并将这种对抗，运用到了本民族之中。等到离开流亡之后，才会发现原来的解读和理解，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扭曲。
　　将诗人有血有肉地介绍进来，远远比通过诗歌来赞颂新神要来的理智得多。甚至在《时间的玫瑰》中，他开始大量纠正已有的现代诗歌翻译。我想，这是他的一种自我救赎，从原来疯狂的赞颂解释中走出，回到真实的现场本身。也许只有经历过流亡，才能真正理解政治与诗歌的关系。
结语
　　对于哲学与政治迫害的关系，施特劳斯已经写了很多，但是对于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我并没有看到更多的探讨。就北岛个人的经历与诗歌政治的关系展示出来，这是本文的意图所在。换句话说，诗歌比散文更具诱惑力的就在于，他的节奏能够使人产生共鸣。而这个共鸣，正是宗教祭祀中所惯常运用的手段。我们追问诗歌背后诸神的时候，其实就必须面对诸神之间的战争。信仰的战争，就是政治。
　　当然，在九十年代整个社会庸俗化后，诗歌、信仰和诸神已经被金钱如秋风般扫落。但是，我们必须说诗歌，作为诸神的颂词并未远去。现实生活的苦闷，依旧需要诗歌来抒发和表达。旧有的神祇，悄悄离去，新的神祇，还未到来！世俗的人们，沉溺于狂欢！欢呼一个无神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