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杨早： 时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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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间，广州新港西路中山大学东门对面开了一家学术书店，叫“树人书屋”。老板陈平，中大物理系毕业生，常在我们去翻书时放言高论，其中一句我印象颇深：他将手在空中一挥，大声道：“三联的书，我是‘有杀错不放过’的！”
之所以印象颇深，是因为我比较认同这一说法，其时店中图书，以三联、商务、中华三家为多，商务和中华各占一架半，三联则占了两架有余。而我流连最多的，确乎也在三联架前。当时的印象，似乎三联的书面目更可亲些，平淡中透出些许家常，书中的学问，好象就站在不远处向你招手哩。
那些极大地影响我对学问、对社会、对世界看法的三联版诸书，虽然族繁不及备载，却至今仍一一伫立在书房的架上，亲切得像无需招待的老友，又如儿时的蒙师，让人时时感念。
自然，说起那个年代，不能不谈谈《读书》。
那时的中山大学，只有中区邮局，每月会进二三十本《读书》，全校那么多教师、学生，个个虎视眈眈，一到约摸的时候便有意无意逛到邮局看看，一旦到货，半日内指定抢购一空。我自九三年起便发愿集齐每一期《读书》，因此跑邮局跑得更勤，但老虎也有打盹时，一错过便徒唤奈何，只得东打听西央告，看看哪位仁兄能读完后割爱相让。让人割爱，岂无代价？最狠的一次是让我请了一顿火锅，三十四元，那是一九九五年第三期，我记得分明。
不止一位师友，会在《读书》的扉页郑重题上“一九九某年某月日购于中区邮局”，这是等同于藏书的待遇，还未见过别家杂志能攀得上类似规格。
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参加一次全国大学生辩论赛。赛后抽空，与一位研究生师兄一道，按杂志后面的地址，摸索来至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楼上，寻到了《读书》编辑部。不巧，那日下午各编辑都不在，只有一位姓郝的美编守营。我们并无具体的来意，八人一间的宿舍住惯了，看着编辑部逼仄的环境，也没什么同情之心，只管望着柜子里书脊烫金的《读书》合订本流口水。郝编辑人很好，他很抱歉地告诉说这是存档的，不能卖，但尽力搜罗了编辑部，让我们捧着二十来本过期的《读书》高高兴兴出了门。
一个本科生，要说《读书》上篇篇文章都懂，那不可能。但其中的若干文章，确实参与着九十年代校园的气质塑造。不少标题就此挂在我们嘴边，甚或成为寻找同类的暗号。消解宏大叙事的“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幻化时代忧郁的“怀着乡愁，寻找家园”，自我解嘲式的“这么早就回忆”……“读书体”那种笔调也是时常被模仿的，至今还时常觉得笔下能嗅见那时的气味。
一九九六年，我大着胆子把朋友们认为写得不错的一篇稿投给《读书》，不料居然刊用了，那是一九九七年第一期的《因为我们同受煎熬》，这个消息不只激动了我，也激动了周边的一群朋友，媒体的，外企的，政府部门的。结果是我又请了顿客。
后来又投过一两次稿，还得到叶彤兄一封很恳挚的回信，至今不忘。
时光如流水。来京读研后，买书读书，燕园外之事，甚少理会得。倒是三不五时到美术馆东街三联韬奋中心买书，还帮同学捎带。
学会了淘书潘家园。还是有一点儿三联情结，见到五六十年代的三联版图书，不管有没有用，大抵会买下来，如1949年版的《近代国际关系史》、1957年版的《一九五四年全国个体手工业调查资料》、1962年版的《学步集》等等。有时经郑勇兄品鉴，说“三联档案室里也不准有这书哩”，就颇得意。
二○○五年，我毕业那年。一下子接了三联两单活儿，编《酒人酒事》，译《合肥四姊妹》。想到大名能站上三联出版物的封面，得意感更强。
谁知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头。
那年的12月17日，三四好友一块儿喝酒聊天。耳酣面热之际，不禁谈起历史研究之难，尤难者社会生活史之研究。我们几乎看不到资料反映当时各阶层人士对时事（不是时局）的评骘，连知识分子都没有。他们不关心时事吗？当然不会。只是这些东西很少流入他们的笔尖。偶尔在杂文里见到一鳞半爪，多半又是借题发挥微言大义。社会生活的变迁，很难看到直接的、集中的思考与讨论。
于是我们又想到，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当十年、一百年后的人观察二○○五这一年时，他们能看到媒体记录，能看到时评专栏，可是他们能看懂事件背后的公众心理与传播过程么？难。
那么，咱们为什么不做一本书，写给今天，也留予后世呢？
这一狂想随着啤酒泡沫与咖啡香气四散在空中。当郑勇兄鼓励我说，“想法很好，不妨就做起来”，我反而有些目瞪口呆，一是对自己能力并无绝对把握，二来，三联不是几乎不出“跟现实贴得太近”的书么？
个中曲折，不在此处赘言。三年来，《话题2005》、《话题2006》、《话题2007》陆续出版，外间褒贬不一，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作者与编者，与三联，居然坚持下来了。
我最记得李昕副总编辑在《话题2006》的研讨会上说的两句话，一句是“我们是要将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一句是“如果做上十本，哪个图书馆会不收这套书呢？”这话对在场作者，鼓舞甚大。我们几位编者，更是既怀感激，亦受启发。
同样的资源，用于出版成名作者的正经著作（这类稿源三联从来不缺），自然事半功倍，效益可期。用于扶持后学，尝试新路，则经营风险与声誉风险兼有，所以需要相当的魄力。
但恐怕一家出版社的风格、品位与勇气，都恰在这种关节处彰显。旧邦新命，或许就在这些或成或败的尝试中射出曙光。
我现在已勉强跻身三联的作者行列，但在内心中，我还是那个望着柜子里书脊烫金的《读书》合订本流口水的读者。
未曾身历那个时代、那种环境的人，怕是很难理解三联及《读书》作为一种身份符码或内心图腾的感觉，即使今日，如果肯去二三级城市的文化书店里转转，许多徘徊在三联专架前的读者，眼里闪耀的虔诚光芒，绝不会比当年我们的向往之情少上分毫。
这是一个分化的时代。市场不断细分，小众引领风潮，出版业的兴衰动静，大家也一一看在眼中。是抱残守缺，还是随时俯仰？三联也面临着众多的选择。
每一枚硬币都有它的两面。都说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或说青春市场占据大半河山，照我看来，这是一种“当下迷思”。我相信时间的力量，当年我们在南方念大学时，身外世界，满目纸醉金迷，知识分子们也悲观得很。而今回顾，不少人又觉得那时还算黄金时代，现在才是真正的文化深渊。
理想化的追求，与高雅的品位，永远不会是大多数人的心头所好，但它的价值常在，也不会为一时的风潮动摇。只有借助时间的力量，我们才能看清真伪芜菁，而只有相信时间的力量，才能如鲁迅所说的大象，流一点血不要紧，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就说过，中国不缺少研究型学者，而缺少传播型学者。储安平的《观察》之所以得享大名，即在于囊括作者甚富，而大部分撰稿学者，亦开始有所自觉地传播知识与理念。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新知、读书等几间书店，也正是在那时崛起于世、泽惠士林的。我们不妨点算一下八十年代劫后复出、迄今屹立的思想人物，有多少是在那时完成教育、思想成型的？
就像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们这代人仍会记得青春时代的《读书》与三联诸书。那些思想激起的浪花虽已粉碎，碎沫也会进入读者的血液，在后世引发遥远的回响。
二○○八年八月于长沙溽暑中
公元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间，广州新港西路中山大学东门对面开了一家学术书店，叫“树人书屋”。老板陈平，中大物理系毕业生，常在我们去翻书时放言高论，其中一句我印象颇深：他将手在空中一挥，大声道：“三联的书，我是‘有杀错不放过’的！”
之所以印象颇深，是因为我比较认同这一说法，其时店中图书，以三联、商务、中华三家为多，商务和中华各占一架半，三联则占了两架有余。而我流连最多的，确乎也在三联架前。当时的印象，似乎三联的书面目更可亲些，平淡中透出些许家常，书中的学问，好象就站在不远处向你招手哩。
那些极大地影响我对学问、对社会、对世界看法的三联版诸书，虽然族繁不及备载，却至今仍一一伫立在书房的架上，亲切得像无需招待的老友，又如儿时的蒙师，让人时时感念。
自然，说起那个年代，不能不谈谈《读书》。
那时的中山大学，只有中区邮局，每月会进二三十本《读书》，全校那么多教师、学生，个个虎视眈眈，一到约摸的时候便有意无意逛到邮局看看，一旦到货，半日内指定抢购一空。我自九三年起便发愿集齐每一期《读书》，因此跑邮局跑得更勤，但老虎也有打盹时，一错过便徒唤奈何，只得东打听西央告，看看哪位仁兄能读完后割爱相让。让人割爱，岂无代价？最狠的一次是让我请了一顿火锅，三十四元，那是一九九五年第三期，我记得分明。
不止一位师友，会在《读书》的扉页郑重题上“一九九某年某月日购于中区邮局”，这是等同于藏书的待遇，还未见过别家杂志能攀得上类似规格。
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参加一次全国大学生辩论赛。赛后抽空，与一位研究生师兄一道，按杂志后面的地址，摸索来至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楼上，寻到了《读书》编辑部。不巧，那日下午各编辑都不在，只有一位姓郝的美编守营。我们并无具体的来意，八人一间的宿舍住惯了，看着编辑部逼仄的环境，也没什么同情之心，只管望着柜子里书脊烫金的《读书》合订本流口水。郝编辑人很好，他很抱歉地告诉说这是存档的，不能卖，但尽力搜罗了编辑部，让我们捧着二十来本过期的《读书》高高兴兴出了门。
一个本科生，要说《读书》上篇篇文章都懂，那不可能。但其中的若干文章，确实参与着九十年代校园的气质塑造。不少标题就此挂在我们嘴边，甚或成为寻找同类的暗号。消解宏大叙事的“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幻化时代忧郁的“怀着乡愁，寻找家园”，自我解嘲式的“这么早就回忆”……“读书体”那种笔调也是时常被模仿的，至今还时常觉得笔下能嗅见那时的气味。
一九九六年，我大着胆子把朋友们认为写得不错的一篇稿投给《读书》，不料居然刊用了，那是一九九七年第一期的《因为我们同受煎熬》，这个消息不只激动了我，也激动了周边的一群朋友，媒体的，外企的，政府部门的。结果是我又请了顿客。
后来又投过一两次稿，还得到叶彤兄一封很恳挚的回信，至今不忘。
时光如流水。来京读研后，买书读书，燕园外之事，甚少理会得。倒是三不五时到美术馆东街三联韬奋中心买书，还帮同学捎带。
学会了淘书潘家园。还是有一点儿三联情结，见到五六十年代的三联版图书，不管有没有用，大抵会买下来，如1949年版的《近代国际关系史》、1957年版的《一九五四年全国个体手工业调查资料》、1962年版的《学步集》等等。有时经郑勇兄品鉴，说“三联档案室里也不准有这书哩”，就颇得意。
二○○五年，我毕业那年。一下子接了三联两单活儿，编《酒人酒事》，译《合肥四姊妹》。想到大名能站上三联出版物的封面，得意感更强。
谁知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头。
那年的12月17日，三四好友一块儿喝酒聊天。耳酣面热之际，不禁谈起历史研究之难，尤难者社会生活史之研究。我们几乎看不到资料反映当时各阶层人士对时事（不是时局）的评骘，连知识分子都没有。他们不关心时事吗？当然不会。只是这些东西很少流入他们的笔尖。偶尔在杂文里见到一鳞半爪，多半又是借题发挥微言大义。社会生活的变迁，很难看到直接的、集中的思考与讨论。
于是我们又想到，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当十年、一百年后的人观察二○○五这一年时，他们能看到媒体记录，能看到时评专栏，可是他们能看懂事件背后的公众心理与传播过程么？难。
那么，咱们为什么不做一本书，写给今天，也留予后世呢？
这一狂想随着啤酒泡沫与咖啡香气四散在空中。当郑勇兄鼓励我说，“想法很好，不妨就做起来”，我反而有些目瞪口呆，一是对自己能力并无绝对把握，二来，三联不是几乎不出“跟现实贴得太近”的书么？
个中曲折，不在此处赘言。三年来，《话题2005》、《话题2006》、《话题2007》陆续出版，外间褒贬不一，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作者与编者，与三联，居然坚持下来了。
我最记得李昕副总编辑在《话题2006》的研讨会上说的两句话，一句是“我们是要将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一句是“如果做上十本，哪个图书馆会不收这套书呢？”这话对在场作者，鼓舞甚大。我们几位编者，更是既怀感激，亦受启发。
同样的资源，用于出版成名作者的正经著作（这类稿源三联从来不缺），自然事半功倍，效益可期。用于扶持后学，尝试新路，则经营风险与声誉风险兼有，所以需要相当的魄力。
但恐怕一家出版社的风格、品位与勇气，都恰在这种关节处彰显。旧邦新命，或许就在这些或成或败的尝试中射出曙光。
我现在已勉强跻身三联的作者行列，但在内心中，我还是那个望着柜子里书脊烫金的《读书》合订本流口水的读者。
未曾身历那个时代、那种环境的人，怕是很难理解三联及《读书》作为一种身份符码或内心图腾的感觉，即使今日，如果肯去二三级城市的文化书店里转转，许多徘徊在三联专架前的读者，眼里闪耀的虔诚光芒，绝不会比当年我们的向往之情少上分毫。
这是一个分化的时代。市场不断细分，小众引领风潮，出版业的兴衰动静，大家也一一看在眼中。是抱残守缺，还是随时俯仰？三联也面临着众多的选择。
每一枚硬币都有它的两面。都说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或说青春市场占据大半河山，照我看来，这是一种“当下迷思”。我相信时间的力量，当年我们在南方念大学时，身外世界，满目纸醉金迷，知识分子们也悲观得很。而今回顾，不少人又觉得那时还算黄金时代，现在才是真正的文化深渊。
理想化的追求，与高雅的品位，永远不会是大多数人的心头所好，但它的价值常在，也不会为一时的风潮动摇。只有借助时间的力量，我们才能看清真伪芜菁，而只有相信时间的力量，才能如鲁迅所说的大象，流一点血不要紧，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就说过，中国不缺少研究型学者，而缺少传播型学者。储安平的《观察》之所以得享大名，即在于囊括作者甚富，而大部分撰稿学者，亦开始有所自觉地传播知识与理念。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新知、读书等几间书店，也正是在那时崛起于世、泽惠士林的。我们不妨点算一下八十年代劫后复出、迄今屹立的思想人物，有多少是在那时完成教育、思想成型的？
就像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们这代人仍会记得青春时代的《读书》与三联诸书。那些思想激起的浪花虽已粉碎，碎沫也会进入读者的血液，在后世引发遥远的回响。
二○○八年八月于长沙溽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