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胡兰成是“采花淫贼”张爱玲缺民族良知
来源：东方早报 字号:T|T9人参与 1条评论 打印转发
（《续侠义传》）书四册，共十六回。清末刊巾箱本。不著撰人。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上下黑口，左右双边。章回体，每回前有目，对仗工整，绝不草草。前有“侠义传评赞”十九条，如有云“颜眘（慎）敏是《三侠五义》领袖，……余故于上上人物中不得不为颜眘敏首屈一指也”。又如“柳金蝉便超出牡丹绛贞之上，岂所谓随夫贱、随夫贵乎。诵义山‘我亦举家清’之句，颜柳可谓双清矣”。知此书为续《三侠五义》而作，“评赞”亦出作者手，颇自喜，亦非浅人。书虽游戏之作，然颇寓作者平生遭际，感慨无端，细绎可知。
红玫瑰？白玫瑰？张爱玲的美丽与哀愁
书后有我自跋两行，“庚寅（一九五〇）春二月廿三日收。系张佩纶家中书，论斤而出，堆集如山。余选得此戋戋小册。”
卷首又有余朱笔跋云，“此虽近刻，却少见。孙子书目录中亦未著录也。丰润张氏得结一庐书最多，然从未出售，以是存亡不可知。一日，偶闻其家书散，即与石麒同去一旧纸铺中选之，竟无一佳本。于堆积如山之书本中，选此四册。板片亦存其家，唯已不知存亡矣。其他又有清刊本数种，都有结一庐印记。后二年乃闻孙伯绳于渠家得宋板《花间集》，虽知系渠家书，以无从踪迹，遂亦只能听之而已。至此，其家书盖扫地尽矣。壬辰（一九五二）十月初五日，小燕重展记。”
记得同时所见尚有精抄本一册，内容全同，余遂弃抄而取刻。今日回想，张家对此书必甚珍重，钞刻并存，其意可知。张爱玲为佩纶孙女行，小时曾戏作《摩登红楼梦》，其父为撰章回小说回目。知此亦是其家“家风”。最近《小团圆》及英文撰作小说两种，传将重译出版。论者以为张氏晚期撰述，多自传性质，即早期成名作亦多有类似背景。可知破败封建大家庭对她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至晚年而越发感到压抑。晚期的小说一反少作的华丽苍凉，而趋于写实，细写家史，使用了小说、散文、画传……种种手法、方式，而置读者（包含“庸众”）的欣赏口味于不顾。写作多出于负气，对此，一般“张迷”不免觉得奇怪，怎么忽然不好看了？是“衰年变法”么？是“江郎才尽”么？都不大像。为某种欲望趋动，没有法子，只好闭起眼睛，高呼“颠峰之作”，实在可笑亦复可哀！
不过是一部不见经传的旧公案小说的“拟作”，又不著撰人，怎么和张爱玲扯在一起了呢？张爱玲是才女，同时也是“汉奸夫人”。她委身相许的良人是汪伪政府的高官胡兰成。提起胡某，不由得使人想起旧公案小说里出现的一类特殊人物，“采花淫贼”。胡兰成不愧为此中圣手。张爱玲就是被他采下的一朵“花”。此前、此后，胡兰成还一路采下了“斯家‘姨奶奶’”范秀美、小周、吴四宝的遗孀……（所知有限，望“张学家”补正）仿佛一路游行，随手采撷路边野花似的，毫不吃力。不但是女人，男性也一样。胡兰成“勾搭”的男人可谓多矣。头一名应属汪兆铭。汪就是在报上读到胡兰成的一篇文字，惊为奇才，这才延揽入幕，当上了伪府高官的。
尤其可怪的是词人夏承焘、废名、梁漱溟等都是他“勾搭”的对象，只有废名没有上钩，其余诸位，无不视为奇才，折节下交。张嘉仪（胡兰成逃避追捕时所用假名）甚至为梁漱溟举荐给毛泽东，且已得到批准。此际，乖巧的胡兰成看风头不对，改北上为南下，溜出国门去也。
以上许多知识，都来自《风中人物·张嘉仪》（陆灏撰）一文。此文以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杂采众说、细加辨证，连缀成文。巧的是其中也说到《续侠义传》。胡兰成伪托张姓，并称其祖为张佩纶，籍贯丰润，这些鬼话，自然都因张爱玲而起。引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夏氏日记云，
“嘉仪来久谈，谓其祖佩纶，尝著续七侠五义一书，已刊，而颇无意味。谓梁漱溟近不谈佛学，谓千年以后，始可谈此。”
陆文以下详论刘景晨、夏承焘等都失察了，没有听出胡兰成鬼话中的破绽，最后说，“张佩纶也从来没写过《续七侠五义》。”现在原书刻本俱在，虽不署作者姓氏，也是可以理解的，张佩纶是不会在这种通俗小说上署名的。至于胡兰成何以得知此一家族故事，好像他还曾读过原书，没有疑问，一切都是得自张爱玲。可证她对于自己的“家史”不但熟悉，而且手中还有些遗存的实物，而且一一细说给良人听。这就可以说明晚年的她为什么写了许多与早期风格迥异的作品。她实在是挥之不去，自少至老没落旧家的阴影一直跟随着她，紧抓不放，限制了她的视野。气局逼窄，铺展不开，这是限制她在创作道路上发展、上升的主要原因。更致命的是她没有些微民族良知，委身奸邪。在日寇即将败亡之际，夫妻论心，张爱玲说，希望仗一直打下去，她与胡兰成的好日子得平稳地继续过下去。（其实这就是她们定情婚帖的主旨。）在当时，这能是一个中国人能有的愿望么？
二○一○·六·十二
（《续侠义传》）书四册，共十六回。清末刊巾箱本。不著撰人。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上下黑口，左右双边。章回体，每回前有目，对仗工整，绝不草草。前有“侠义传评赞”十九条，如有云“颜眘（慎）敏是《三侠五义》领袖，……余故于上上人物中不得不为颜眘敏首屈一指也”。又如“柳金蝉便超出牡丹绛贞之上，岂所谓随夫贱、随夫贵乎。诵义山‘我亦举家清’之句，颜柳可谓双清矣”。知此书为续《三侠五义》而作，“评赞”亦出作者手，颇自喜，亦非浅人。书虽游戏之作，然颇寓作者平生遭际，感慨无端，细绎可知。
红玫瑰？白玫瑰？张爱玲的美丽与哀愁
书后有我自跋两行，“庚寅（一九五〇）春二月廿三日收。系张佩纶家中书，论斤而出，堆集如山。余选得此戋戋小册。”
卷首又有余朱笔跋云，“此虽近刻，却少见。孙子书目录中亦未著录也。丰润张氏得结一庐书最多，然从未出售，以是存亡不可知。一日，偶闻其家书散，即与石麒同去一旧纸铺中选之，竟无一佳本。于堆积如山之书本中，选此四册。板片亦存其家，唯已不知存亡矣。其他又有清刊本数种，都有结一庐印记。后二年乃闻孙伯绳于渠家得宋板《花间集》，虽知系渠家书，以无从踪迹，遂亦只能听之而已。至此，其家书盖扫地尽矣。壬辰（一九五二）十月初五日，小燕重展记。”
记得同时所见尚有精抄本一册，内容全同，余遂弃抄而取刻。今日回想，张家对此书必甚珍重，钞刻并存，其意可知。张爱玲为佩纶孙女行，小时曾戏作《摩登红楼梦》，其父为撰章回小说回目。知此亦是其家“家风”。最近《小团圆》及英文撰作小说两种，传将重译出版。论者以为张氏晚期撰述，多自传性质，即早期成名作亦多有类似背景。可知破败封建大家庭对她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至晚年而越发感到压抑。晚期的小说一反少作的华丽苍凉，而趋于写实，细写家史，使用了小说、散文、画传……种种手法、方式，而置读者（包含“庸众”）的欣赏口味于不顾。写作多出于负气，对此，一般“张迷”不免觉得奇怪，怎么忽然不好看了？是“衰年变法”么？是“江郎才尽”么？都不大像。为某种欲望趋动，没有法子，只好闭起眼睛，高呼“颠峰之作”，实在可笑亦复可哀！
不过是一部不见经传的旧公案小说的“拟作”，又不著撰人，怎么和张爱玲扯在一起了呢？张爱玲是才女，同时也是“汉奸夫人”。她委身相许的良人是汪伪政府的高官胡兰成。提起胡某，不由得使人想起旧公案小说里出现的一类特殊人物，“采花淫贼”。胡兰成不愧为此中圣手。张爱玲就是被他采下的一朵“花”。此前、此后，胡兰成还一路采下了“斯家‘姨奶奶’”范秀美、小周、吴四宝的遗孀……（所知有限，望“张学家”补正）仿佛一路游行，随手采撷路边野花似的，毫不吃力。不但是女人，男性也一样。胡兰成“勾搭”的男人可谓多矣。头一名应属汪兆铭。汪就是在报上读到胡兰成的一篇文字，惊为奇才，这才延揽入幕，当上了伪府高官的。
尤其可怪的是词人夏承焘、废名、梁漱溟等都是他“勾搭”的对象，只有废名没有上钩，其余诸位，无不视为奇才，折节下交。张嘉仪（胡兰成逃避追捕时所用假名）甚至为梁漱溟举荐给毛泽东，且已得到批准。此际，乖巧的胡兰成看风头不对，改北上为南下，溜出国门去也。
以上许多知识，都来自《风中人物·张嘉仪》（陆灏撰）一文。此文以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杂采众说、细加辨证，连缀成文。巧的是其中也说到《续侠义传》。胡兰成伪托张姓，并称其祖为张佩纶，籍贯丰润，这些鬼话，自然都因张爱玲而起。引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夏氏日记云，
“嘉仪来久谈，谓其祖佩纶，尝著续七侠五义一书，已刊，而颇无意味。谓梁漱溟近不谈佛学，谓千年以后，始可谈此。”
陆文以下详论刘景晨、夏承焘等都失察了，没有听出胡兰成鬼话中的破绽，最后说，“张佩纶也从来没写过《续七侠五义》。”现在原书刻本俱在，虽不署作者姓氏，也是可以理解的，张佩纶是不会在这种通俗小说上署名的。至于胡兰成何以得知此一家族故事，好像他还曾读过原书，没有疑问，一切都是得自张爱玲。可证她对于自己的“家史”不但熟悉，而且手中还有些遗存的实物，而且一一细说给良人听。这就可以说明晚年的她为什么写了许多与早期风格迥异的作品。她实在是挥之不去，自少至老没落旧家的阴影一直跟随着她，紧抓不放，限制了她的视野。气局逼窄，铺展不开，这是限制她在创作道路上发展、上升的主要原因。更致命的是她没有些微民族良知，委身奸邪。在日寇即将败亡之际，夫妻论心，张爱玲说，希望仗一直打下去，她与胡兰成的好日子得平稳地继续过下去。（其实这就是她们定情婚帖的主旨。）在当时，这能是一个中国人能有的愿望么？
二○一○·六·十二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