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间隔”的秩序与“事物的区分”——路易斯 I 康》序（王骏阳）
我一直认为，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师尤其是年轻建筑师而言，所谓“现代建筑”并非远在“西方”的“他者”，而是自身建筑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正如我们对中国固有建筑文化遗产的认识还远不够充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样，我们对“现代建筑”的认识也绝不能说已经完成，可以将其束之高阁。现代建筑引发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建筑革命。但是，对于建筑学而言，这场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认识现代建筑？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价值取向对耳熟能详的现代建筑“大师”进行阅读？简言之，我们究竟应该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
汤凤龙博士新近完成的《“间隔”的秩序与“事物的区分”——路易斯·I·康》正是一部研究现代建筑大师的学术专著。乍看上去，它的书名颇为晦涩，让人还没有进入阅读就已经有些云里雾里的感觉。作者是要故弄玄虚，从概念出发进行“理论研究”吗？还是意欲以哲学观念为先导，让建筑学成为一种“人文学科”吗？这样的疑惑并非匪夷所思，因为在过去的数十年，这类论著在建筑学中似不少见。但是，正如汤凤龙博士在他自己写的“丛书前言”中已经阐明的，这部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几何的建构——赖特、密斯和路易斯·I·康的建筑法则》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新著与其他两部系列丛书一样，都以建筑中的“秩序”和“建造”为研究主题。换言之，作者在本书中无意对哲学概念进行移植，也无意让建筑学研究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相反，作者立足于建筑学本体，力求展现建筑学研究自身的逻辑和魅力。这样做不仅要求作者抛弃那些不着边际的“理论话语”，而且要求作者对建筑学基本问题具有深刻和透彻的理解，更要求作者对现代建筑大师的作品具有敏锐和细致的阅读能力。这种阅读曾经是作者博士论文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之一，也在这本新著中得到了最为精到的体现。一定程度上，它让我们理解，什么是建筑学的自主研究。
“秩序”和“建造”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称为“建构”。没错，自从弗兰姆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得到国人关注以来，“建构”似乎就成为中国建筑学界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曾在汤凤龙的博士论文中出现，这多少带有当时的“建构”理论“热潮”的烙印。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建构”的字眼没有在现在的系列丛书中出现。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它是否表明作者对建构问题的关注也随“热潮”的消退飘散而去？还是作者更愿意摆脱概念的纠缠而去关注实质的问题？在我看来，答案应该是后者。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在更为通俗的字面意义上用“建造的诗学”来取代“建构”，那么在汤凤龙博士的这个系列丛书中，“秩序”就是使“建造”转化为“建造的诗学”的关键。所谓“秩序”并没有唯一解，因而作为“建造的诗学”之表现的建筑作品也没有唯一结果或者形式。诚如汤凤龙博士总结的，三位建筑师对“秩序”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也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在密斯那里，它是“结构”，在赖特那里它被称为“原则”，而在康那里，它就是“秩序”。众所周知，康的建筑思想充满形而上色彩，其中既有古希腊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也有犹太神秘思想的成份。“唯物主义者”可能对之不屑一顾，我倒更愿意把它们称为“诗”。正是这样的“诗”使“建造”转化为“建造的诗学”，或者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转化为“建构”。值得强调,这里说的是“建造的诗学”而不是别的什么“诗学”，它要求建筑师关注结构、材料、节点、构造、建造等技术问题，并把自己的的诗性实践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是密斯、赖特和康以及史上一切优秀建筑的基础，也是汤凤龙博士这个系列丛书的基础。
在此，我愿意提及汤凤龙博士的这部专著中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细节。康于 1920 年秋进入以严格的巴黎美术学院教学方式著称的宾大建筑系学习，师从古典建筑学者保罗·克瑞。正是克瑞将盛行于19世纪欧洲的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设计理论介绍给他的学生们，其一是维奥莱-勒-迪克为代表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其二是迪朗以古典建筑为原型的建筑排列组合系统，而他自己在实践中则试图将两种看似对立的理念包融在一起。正如汤凤龙博士指出的，这两种价值取向也成了康日后建筑的两个最重要主题，前者赋予了康对结构体系表达的尊重，而后者赋予了其空间和形式组合的秩序。汤凤龙博士还告诉我们，在宾大的4年间，康读到了对其一生影响巨大的奥古斯特·舒瓦齐的《建筑史》。这是一部在19世纪众多建筑史论著中具有非凡意义的著作，用弗兰姆普顿《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的话来说，它将建造视为建筑学的基础，而将所有风格化的转换视为技术发展合乎情理的结果。
上述细节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同样也是在宾大，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学人接受了最早的西方建筑学教育，将其带到中国并开启了具有主流意义的现代中国建筑学教育。然而，尽管维奥莱-勒-迪克“结构理性主义”思想曾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等老一辈建筑学者的中国建筑研究和论著，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我们的建筑学教育中，维奥莱-勒-迪克、迪朗、舒瓦齐一直都是鲜为人知的名字，更不要说他们的建筑思想和主张了。相比之下，被数代中国建筑学人耿耿于怀近百年之久的反倒是弗莱彻建筑史及其第４至第16版中的那棵建立在风格基础之上的“建筑之树”。公允地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只是一个建筑学问题。国家存亡和民族危机所导致的政治需求可能是一个更为主要的动因。结果是，“建筑之树”不断激发国人的风格想象，而舒瓦齐《建筑史》论述的“伟大的建造传统”(无疑,我们应该在超越“西方建筑”的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传统)却从未真正在现代中国建筑学教育中深入人心并进而根深叶茂。
应该说，汤凤龙博士选择将“秩序”和“建造”作为现代建筑大师研究的切入点和主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伊始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是通过三位大师的思想和实践来阐述现代建筑对舒瓦齐“伟大的建造传统”的转化和发展。读者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阅读去领悟和检验这两个主题能够为我们理解这一“伟大的建造传统”提供怎样有效且不同以往的视角和尺度。当然，善于思考和有批判精神的读者也一定会在阅读中产生自己的问题甚至完全不同的观点。一本好书原本就应该这样，它不是灌输教条，而是发人深省。恰如汤凤龙博士在本书最后援引布鲁诺·塞维的话所言:“现代建筑永远包含着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不允许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只是重新思考每一个传统观点, 系统地发展和审核新的前提。一种摆脱对清规戒律盲目崇拜的意志是现代建筑的主要动力。”
是为序。
王骏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
2012.8.1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af57f01018ody.html
汤凤龙博士新近完成的《“间隔”的秩序与“事物的区分”——路易斯·I·康》正是一部研究现代建筑大师的学术专著。乍看上去，它的书名颇为晦涩，让人还没有进入阅读就已经有些云里雾里的感觉。作者是要故弄玄虚，从概念出发进行“理论研究”吗？还是意欲以哲学观念为先导，让建筑学成为一种“人文学科”吗？这样的疑惑并非匪夷所思，因为在过去的数十年，这类论著在建筑学中似不少见。但是，正如汤凤龙博士在他自己写的“丛书前言”中已经阐明的，这部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几何的建构——赖特、密斯和路易斯·I·康的建筑法则》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新著与其他两部系列丛书一样，都以建筑中的“秩序”和“建造”为研究主题。换言之，作者在本书中无意对哲学概念进行移植，也无意让建筑学研究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相反，作者立足于建筑学本体，力求展现建筑学研究自身的逻辑和魅力。这样做不仅要求作者抛弃那些不着边际的“理论话语”，而且要求作者对建筑学基本问题具有深刻和透彻的理解，更要求作者对现代建筑大师的作品具有敏锐和细致的阅读能力。这种阅读曾经是作者博士论文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之一，也在这本新著中得到了最为精到的体现。一定程度上，它让我们理解，什么是建筑学的自主研究。
“秩序”和“建造”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称为“建构”。没错，自从弗兰姆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得到国人关注以来，“建构”似乎就成为中国建筑学界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曾在汤凤龙的博士论文中出现，这多少带有当时的“建构”理论“热潮”的烙印。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建构”的字眼没有在现在的系列丛书中出现。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它是否表明作者对建构问题的关注也随“热潮”的消退飘散而去？还是作者更愿意摆脱概念的纠缠而去关注实质的问题？在我看来，答案应该是后者。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在更为通俗的字面意义上用“建造的诗学”来取代“建构”，那么在汤凤龙博士的这个系列丛书中，“秩序”就是使“建造”转化为“建造的诗学”的关键。所谓“秩序”并没有唯一解，因而作为“建造的诗学”之表现的建筑作品也没有唯一结果或者形式。诚如汤凤龙博士总结的，三位建筑师对“秩序”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也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在密斯那里，它是“结构”，在赖特那里它被称为“原则”，而在康那里，它就是“秩序”。众所周知，康的建筑思想充满形而上色彩，其中既有古希腊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也有犹太神秘思想的成份。“唯物主义者”可能对之不屑一顾，我倒更愿意把它们称为“诗”。正是这样的“诗”使“建造”转化为“建造的诗学”，或者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转化为“建构”。值得强调,这里说的是“建造的诗学”而不是别的什么“诗学”，它要求建筑师关注结构、材料、节点、构造、建造等技术问题，并把自己的的诗性实践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是密斯、赖特和康以及史上一切优秀建筑的基础，也是汤凤龙博士这个系列丛书的基础。
在此，我愿意提及汤凤龙博士的这部专著中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细节。康于 1920 年秋进入以严格的巴黎美术学院教学方式著称的宾大建筑系学习，师从古典建筑学者保罗·克瑞。正是克瑞将盛行于19世纪欧洲的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设计理论介绍给他的学生们，其一是维奥莱-勒-迪克为代表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其二是迪朗以古典建筑为原型的建筑排列组合系统，而他自己在实践中则试图将两种看似对立的理念包融在一起。正如汤凤龙博士指出的，这两种价值取向也成了康日后建筑的两个最重要主题，前者赋予了康对结构体系表达的尊重，而后者赋予了其空间和形式组合的秩序。汤凤龙博士还告诉我们，在宾大的4年间，康读到了对其一生影响巨大的奥古斯特·舒瓦齐的《建筑史》。这是一部在19世纪众多建筑史论著中具有非凡意义的著作，用弗兰姆普顿《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的话来说，它将建造视为建筑学的基础，而将所有风格化的转换视为技术发展合乎情理的结果。
上述细节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同样也是在宾大，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学人接受了最早的西方建筑学教育，将其带到中国并开启了具有主流意义的现代中国建筑学教育。然而，尽管维奥莱-勒-迪克“结构理性主义”思想曾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等老一辈建筑学者的中国建筑研究和论著，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我们的建筑学教育中，维奥莱-勒-迪克、迪朗、舒瓦齐一直都是鲜为人知的名字，更不要说他们的建筑思想和主张了。相比之下，被数代中国建筑学人耿耿于怀近百年之久的反倒是弗莱彻建筑史及其第４至第16版中的那棵建立在风格基础之上的“建筑之树”。公允地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只是一个建筑学问题。国家存亡和民族危机所导致的政治需求可能是一个更为主要的动因。结果是，“建筑之树”不断激发国人的风格想象，而舒瓦齐《建筑史》论述的“伟大的建造传统”(无疑,我们应该在超越“西方建筑”的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传统)却从未真正在现代中国建筑学教育中深入人心并进而根深叶茂。
应该说，汤凤龙博士选择将“秩序”和“建造”作为现代建筑大师研究的切入点和主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伊始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是通过三位大师的思想和实践来阐述现代建筑对舒瓦齐“伟大的建造传统”的转化和发展。读者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阅读去领悟和检验这两个主题能够为我们理解这一“伟大的建造传统”提供怎样有效且不同以往的视角和尺度。当然，善于思考和有批判精神的读者也一定会在阅读中产生自己的问题甚至完全不同的观点。一本好书原本就应该这样，它不是灌输教条，而是发人深省。恰如汤凤龙博士在本书最后援引布鲁诺·塞维的话所言:“现代建筑永远包含着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不允许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只是重新思考每一个传统观点, 系统地发展和审核新的前提。一种摆脱对清规戒律盲目崇拜的意志是现代建筑的主要动力。”
是为序。
王骏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
201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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