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一个逃逸青年的民国影像史

                
                
文 / 潘丽 图 / 周海婴
1947年：恋爱中的摄影青年
周海婴遗传了母亲的高个子，在相片里，他仪表堂堂，典型的上海公子模样，梳着分头，长面孔、圆眼镜、西裤马夹，气质不凡。
1947年的夏天，上海，他和朋友们围绕着一棵树拍了张合影，照片上的这些年轻人姿态一点儿不拘谨，清新、蓬勃又葆有着老上海上等阶层的贵气。男孩们衬衫西裤，有个脚上的鞋子是今年最流行的黑白的复古鞋；女孩子们是各式旗袍，年轻些的袖口会短些、窄些，有一件的图案是波点，那女子腰形细软、腰线高，正是适宜穿旗袍的好身形，妖娆极了。
那个夏天，周海婴正在恋爱，他身边站的女子，有着凛然的面貌，和旁边的娇俏女子毫不相同，她的个性可能有点拘谨，或者这场爱恋才刚刚有点苗头，她是只轻轻用手搭着周海婴的鞋子，仿佛
并不经意。后来，她成了他的妻。
那个年代，拥有相机的中国青年稀少，他是鲁迅的独子，自出生起就笼罩在父亲的光环下。于个人是幸也是不幸。本该最随性、惬意的青年时光，生活却牢牢地“被‘人场’控制着”（周海婴语），他很早就学会自嘲：“我就是个道具”。而这种于自由的过早觉醒，让他在有意无意中开始了某种挣脱和逃逸：逃出既定的人生轨迹，摆脱公众的指指点点。而他这一生，也算是剑走偏锋、另辟蹊径，并不与文学有任何相干，读的是物理系的无线电专业。只是私下，他有一件相伴终身的玩具——相机。六十年来，周海婴一直坚持着人生百相的记录，并不声张，甚至到了晚年，也不自信到
底自己是不是好的摄影师。
有人将周海婴的这些记录与法国的卡蒂埃·布列松的相比，他们同样是对那个时期的中国鲜有的忠实记录者，没有依仗任何政权、党派，他们只忠于自己的眼睛。
十八九岁的白衣少年，以家为原点、步行尺度为半径，生活在此安全的范畴内轻松地铺陈开来。淮海中路、淮海坊、兆丰公园、襄阳公园、这是他的生活圈，也是他相片里记录的世界。在这个世
界里，他看了邻人、儿童、难民、小贩，他们的笑容、辛酸、苦楚；他看了市井弄堂里的天伦之乐，看到了公园里旖旎青年的小布尔乔亚，在商业街有着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时尚：黑人牙膏的街牌广告、在人前裸着发亮肌肉的健美先生。
一个狭小世界的纷呈，于细微处坦陈的真实，成了让我们观摩的历史切片。哦，原来那时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们的穿着、发型、眉眼以及周身所散发的气象与我们有着隔绝但又不全然陌生。那种坦然、自信、风骨，那应该是陈丹青先生所说的民国范儿。
青年周海婴带着天生的冷静和热情观察着一切，这一点颇像他的父亲，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他人，同时又带着温情的体恤，感知着那些面孔、气息所显现和散发的一切。
 
1948年：一个随行家属的北上
                
                
这一年，周海婴去了香港，“组织”给了他和母亲许广平一笔钱置办衣服，他们买了旧衣服，周海婴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台禄来相机。相机很不错，但镜头质量不是特别好，有点松。
在香港，周海婴以随行家属的身份与母亲踏上了北上的航船。一直在抗拒某种政治命运的周海婴，无意中被裹挟进一桩历史事件。这是一班通过新政权的航船，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翦伯
赞等民主人士此时共同选择了一个方向。人生是单向度的，有人说，这是艘不归的航船。
这也是一次秘密的航行，对外秘而不宣，没有记者随行，为了安全，他们甚至被要求白天不能在甲板上活动。周海婴用他刚置办的宝贝相机，开始了一系列的记录，而这些相片，统统成了历史的孤证。
如今，我们可以从相片上细细打量他们每一个人。在甲板的一张合影中许广平的高大身形袒露无疑，几乎是和一众男子齐平的，刚满五十岁，岁月在她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痕迹。很残酷地说，从样
貌和体型上她已经步入老年，看不出年轻时的娟秀，亦没有普通江南妇人的雍容富态，她是一副刚强的模样，短发让她在气质上更接近于演员。在沈阳的一张群像中，我们看到这群人的自信：“他们穿着不错的皮大衣，脸上也多了些政治贵族的气息。实际上他们享受了延安军事供给制中的最高礼遇，这种礼遇使民主人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佳境。周海婴给李济生、沈钧儒、蔡廷锴拍摄的半身像，可能是他们政治生涯中人性最饱满的肖像摄影。”（朱其语）。
那时胶卷贵，一般人舍不得拍空镜头，而周海婴也不忌惮这些。他拍过一张会议照片，倾斜的角度，颇有点王家卫的风格，动荡又诡异，阳光于黑白影像中挑出清晰的层次感。让人不得不惊叹，他简直天生是个摄影师，艺术家。
50年代：新政权的民国气象
                
                
那个肌肉油亮的健美先生，确切的拍摄时间是1950年，但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摄于1949年之前，那么时髦鲜亮，全是民国气象。而这种误解并不是个案。1950年的清水堂的婚礼，完全是西式，西装、婚纱、牧师马蒂莲。上层的中产阶级依旧时髦，旗袍汽车洋装，而普通百姓是长衫褂子。表面上，一切并未改变，这种民国气象一直延续到1956年。而同时红色符号也开始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在这一时期的相片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决然不同的气象。
1949年，周海婴进入河北正定县的华北大学受训三个月，这是一所培训南下干部的政治短训学校，校内实行军事供给制及革命教育。有关在河北短训班的影像，在周海婴的摄影风格中是极少见的，有着 “土八路”穿着和集体主义的生活景观，很类似1949年前的解放区摄影。
短训班结束后，周海婴并没有继续一个政治青年的道路。他到了北大学习社会学，做调查作业时，用相机拍了很多资料作为辅助报告。当时他的职业梦想是做一名摄影记者，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读物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看似中庸或带着某种逃避性质的选择，是对他终生所爱的一种保护。很难说，若是真正成为一名体制下的摄影记者，他的摄影还能保留那种独立、私人的面貌。
“后来他在北京上大学，一直到我出生一岁、两岁的三四年里，他拍摄了大量的校园照片、婴儿照片，还有很多街头照片，仍然延续了在上海拍摄的风格，比如拍我们家附近胡同里，摇煤球的、挑担子的、杂技表演、公园里的等。”周令飞说。
一场逃逸 终得圆满
这个摄影记者的梦想，最后被他的儿子周令飞继承了，《解放军画报》的摄影记者。但这也只是暂时，1982年周令飞为了所爱的台湾姑娘私奔到了台湾，并发表申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冥冥之中，周家后人似乎一直在选择一条逃逸的路线：与文学越来越远，与政治越来越远。
周令飞在相貌上比周海婴更像鲁迅，并留着和鲁迅一样的胡子。他的女儿现在美国读书，高挑秀美，十足的靓女。大二时就上过《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鲁迅”惊爆全场。而另一个与鲁迅有关演艺圈的名人是香港TVB艺人许绍雄，许广平是他姑姑。
周海婴这一生，对摄影始终抱着谦卑又虔诚的态度。一面，觉得那是私人的东西根本拿不出手；一面又对摄影抱着科学家般的严谨和执著，直到老年也痴迷着摄影，钻研新机型，保持着出门带相
机的习惯，甚至是去医院看病。
2008年，周令飞将父亲保留的近2万张底片整理出来，为父亲办了一场个人影展。办展前老人并不自信，觉得拿不出手。周令飞找到陈丹青等人来做说客，老人家还是不信，觉得那是在拍马屁。展览后他看了几乎所有的报道，在确信人们的赞美后，他才有了自信，可以挺直腰杆了。
“他去世之前跟我讲，在他的晚年，我帮他肯定了他在摄影上的成绩，他很意外；对他的人生，他觉得是画了个完美的句号。”周令飞说。
“父亲特别在乎这件事，甚至逢人就说。我想，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成就，是大家肯定他的成就，而不是说他只是鲁迅的儿子。他需要的是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的父亲用文字，而他用影像来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情感。我从没见过父亲这么开心、这么有自信过。他的这辈子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减弱对摄影的爱好，他终于得到了回报。”
                
                
                
                
————————————
号外！
城市画报已在微信安营扎寨，我们正在一点一滴搭建一个好玩、精彩、难忘的微信空间。你可以在这里和城画君互动，体验我们精心准备的内容，了解城画的最新动态……
欢迎城画朋友们加入进来，我们一起成长。: )
微信号：cityzine （二维码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