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释与中国社会

经典的形成时期，在于周代一统之后，通过血缘分封建立了周代封建制。经典恰恰正是对于周代分封制的理想化描述。经典一方面反映了周代的政治社会，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将周代的政治现实理论和理想化了。这对于后代的政治传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秦汉时代到唐五代，这是经典解释的第一期，也就是说将西周政治理想与汉代政治进行调和。西汉早期的儒家士大夫，他们提出的经学致用，如董仲舒所提出的春秋决狱，用经学培养的是郡县制中的廉吏，而非从制度上提供封建制构架。也就是体现了经典的“用”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对与经典进行曲解，来满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是西汉今文经的一个特征，满足于政治性的需要，而对于经典进行解读。而这恰恰是古文经兴起的原因，古文经学家更加追求西周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政治教科书的地位，因而他们不仅仅将西周封建理想运用到现实政治中，还将血缘封建制运用于家族管理中，造成了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贵族。
而事实上，现实的政治秩序则与传统封建政治有着巨大的冲突，无论是汉末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这对于皇权政治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换句话说，西周政治既蕴含了封建体制，更蕴含了贵族共和的政体。因此，北周苏绰改革，虽然表面上是用《周官》进行体制改革，但是在实际上推行均田制和科举制，从体制上解决世家门阀问题，通过均田制来解决世家门阀的经济基础，通过科举制（文辞）来削弱门阀经学政治。唐代的政治，恰恰是反经学的政治，从宗教上他用佛教和道教凌驾在儒教之上；在科举上，他用诗词凌驾于经学之上。所以，到了唐代中期，夷夏不分，政治紊乱，藩镇割据。至于五代，则无足论矣。
故宋代兴起，面对的恰恰是唐代政治的残局，如社会经济上已经全面小农经济化，门阀家族的全面瓦解，血缘政治再也没有依靠的基础。在这个背景下，宋代士大夫首先解决的是社会伦理的问题，如周敦颐通过《太极图说》，张载通过《西铭》，通过形而上学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通过民胞物与的方式，北宋诸儒首先恢复了伦理社会的可能性。而南宋朱熹则在基础上，重新厘定了经学新的范式。他没有选择制度的五经，而是选择了伦理性的四书。这是朱熹非常厉害的一点，他其实是借助北宋儒的伦理构架，用以解读四书，通过士大夫教的形式，重新构建了新的政治构架，也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公天下的理想。具体余英时已经进行过论证，兹不再一一复述。
重视士大夫修身伦理，而忽视五经的封建政治构架，这是宋儒非常突出的特征，但是我们必须说这是他们面对宋代政治社会的唯一选择，但这就成为了清儒攻击的重要方面。换句话说，宋儒是比较关注经典如何运用到宋代的政治社会现实中，但不一定关注西周的政治构架，一方面由于两者之间的差异太大，无法弥缝，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们古典的政治构架已经抽象为天理-伦理构架上了，也就是将礼法和制度混淆了，通过强化伦理从而加强了政治制度的皇权因素。但这就为皇权的扩充留下了余地，导致了明清士大夫阶层在皇权暴力面前选择了屈服。这就是宋儒在重新复兴经学之后，新的经典解读也留下了其弊病所在。
从宋代到清代，这是经学第二期，从正面上他解决了唐代之后遗留的政治问题，但士大夫伦理的建立，却暴露出在政治构架上缺乏制衡性因素，导致皇权的暴力扩展。虽然清儒想要通过重述经典，来达到政治体制的制衡，但他们已经缺乏行动伦理，最后必然导致失败。清儒想要解决的是政治构架问题，但面对的却是时代变迁后，社会问题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向。如果宋代社会面对的是小农经济的话，晚清以来中国面对的则是整个社会转型问题，也就是我们现代仍然面对的农业经济向工商经济的转化，农村伦理的破坏和城市法律的失效，整个社会在转型期的彻底断裂问题，马克思描述过的剩余价值的社会，涂尔干描述的断裂社会，韦伯描述的脱魅的社会问题。总之，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经典却在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攻击下，失去了伦理性的功能。
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新儒家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古典社会理想与现代性冲突之间的问题，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经典的第三期发展，而是希望刘小枫先生的启发下，中国能够有新的经学的出现，通过对于经典的解读从而为现代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