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九日(四)万象
前后两次,我们都是在清晨五六点抵达万象。无论从巴色北上,还是从琅勃拉邦南下,过夜的大巴总是在这个时分进入这座刚刚苏醒的城市。嘟嘟车将背着奇形怪状行囊的各色人等像杂货一样装入后车厢,沿着城郊的土路一路跌跌撞撞冲进城区,睡眼惺忪的外国游客往往直到下车还有点懵,难以置信这里就是一座首都的市中心。
在这座城市住了两三天也没看到一条比四车道更宽的马路(一江之隔的泰国边境小城廊开都有六车道的马路),大多数都是绿树成荫的老路,crane这个中国的国鸟(每个中国城市里都能看到),在这里也很少能看到,当然更不可能密集出现。很多的寺庙和老房子,颇适合怀旧的游客;固然有时也会看到它的困窘——一栋不错的旧建筑却挂着标牌“Ministry of Education Guesthouse”,堂堂教育部竟也要办三产开客栈。这座城市当然也有自己的雄心(两三年前刚举办了东南亚运动会,并纪念了迁都450周年,万象的一条主干道就叫“450 years' Rd”),但无疑一个外来人首先感受到的是它的沧桑。
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很像一个大一点的村庄——以前可能更像,1925年万象只有八千人(不过1907年老挝全国总人口也只有58万,可想它的古代国王,在那时的中国朝廷眼里,最多只是大一点的土司罢了)。1954年Graham Greene曾在万象呆过,他的印象是“万象与西贡相差一个世纪”(讽刺的是正是这种时光停滞的感觉现在吸引着游人前来),他对万象评价甚低,说这是“一个令人不感兴趣的城镇,只有两条真正的街道、一个欧洲餐馆、一个俱乐部、肮脏的市场”。几年后,美国人Oden Meeker则发现“万象是一个蜿蜒的村庄,有几排破败的一层木制商店。……有三条主要的平行街道(组成了城市的中心),其中之一零星分布着几座两层楼的建筑。”除了上述街道、餐馆、商店的数量翻了很多倍之外,某些方面它并无变化:迄今为止这座城市看上去仍然很少有超过三四层的建筑。
自然,我对它从前历史的了解都仅限于零碎的图片和文献资料,但至少种种痕迹中也能看出它的变化。如今这座城市的几条主干道都以老挝历史上几个著名的国王命名,包括神话中的坤博隆大帝(Khum Bolom,即中国史上南诏的皮阁罗)、有史可考的第一位国王法昂(Chao Fa Ngum)、第二位国王Samsenthai(其名意为“30万泰人大军”,这大概当时这个古国所有男子的总数)、迁都万象的一代雄主Setihathirath、争取独立的阿努王(Chao Anou),当然也有红色英雄凯山丰威汉和梭发努冯命名的大道,但在一个革命胜利不过三十四年的国度里,这毕竟还是不寻常的——至少北京可没有尧舜路、秦始皇路、康熙路什么的。据说2003年初万象树立国王法昂雕像时曾使许多外国批评家大吃一惊,因为这象征着ZF从民族中寻求合法性,通过返回传统来体现国家统一。
这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面向湄公河的泰国一方而立的阿努王雕像。1827年这位国王反抗其领主暹罗国王的起义,如今是老挝民族主义的重要传奇,宣扬他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勇气及壮烈的结局(他最终被暹罗军队装在笼子里,在曼谷遭游街羞辱而死,首都万象也遭毁灭)。在国家博物馆中,这段传奇也是重要段落之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故事最早却是法国殖民者推行的,正如日本在朝鲜殖民时期也需要先推行一种相对于其前宗主国中国的独立意识,并将自己的帝国主义行为合法化为帮助弱国争取独立。与这一民族主义传奇相对应,在泰国呵叻市的中心也有一座Khun Ying Mo纪念碑,那是为了纪念当时“抗击老挝侵略者”的当地女英雄;因为当阿努王试图“收复”属于老挝的“故土”(确实,现在住在泰国东北部的老族人口比老挝本国还多三倍)时,在泰国民族主义看来则是入侵。当然,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主义的想象,在博物馆和澜沧江边观看历史重现图和雕像时,我注意到法昂和阿努这两位国王都穿着鞋子,在“鞋”这个词(gep)借自古汉语的民族里,在古代恐怕即便是国王也未必是穿鞋的吧?
国家博物馆是一个尤为有趣的地方。这座建于1925年的前殖民地总督府邸,一度曾被改建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在虽然改称“国家博物馆”,但实际上仍然弥漫着“革命历史”的气息。中国人会觉得其许多地方的布局和叙述似曾相识。它也按照线性历史展开:先是史前时代(但不交代史前的原住者是非老族的Khmu人),然后就突然跳到14世纪第一位老族国王法昂建国,强调古代的灿烂文化和辽阔版图,人民又是如何历次抗击暹罗和缅甸的入侵(请注意:并未提到越南的黎圣宗等入侵),维护独立(因而也不可能谈到老挝在明清时曾为西南六大土邦之一)。最受憎恨的外来统治者是法国人(几幅图上的法国殖民者形象,在中国可替换成近代的俄国人或日本人),当然不会提及法国殖民期间对现代化发展的促进和维持其相对于暹罗的独立。在一笔带过少数民族之后,接下去就是对革命反抗历史的长篇大论,最后是分农林、工业、交通、水利、教育、外交等各部分的现代成就。这让人想起老挝货币的背面,也和越南、柬埔寨一样,币值由低到高往往先是农业的场景,随后出现工厂、水坝、桥梁等标榜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图案。有趣的是,虽然这里弥漫着浓厚的宣传意味,但留言本上大部分人则只是把它视为一个普通的景点,甚至发发小清新的感慨,或者写点祝愿“世界和平”(并非只有中国人如此,日本游客也写着“世界平和”)。
耐人寻味的是,在提及现代外交成就的那一栏,最先出现的是凯山丰威汉与胡志明的会面,其次才是他与邓小平的合影。不管它多么自我标榜独立,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亲越南的国家,一度几乎类似于附庸国。如Evans Grant《老挝史》中所言,“老挝长期依靠越南的一个很充分的体现就是令人匪夷所思地每年庆祝胡志明的诞辰,以纪念其对老挝革命所作出的贡献”。老挝革命最重要的Leader凯山丰威汉(每个人都能在老挝纸币上经常看到他的笑容)事实上就是越老混血儿,他父亲Nguyen Tri Loan就是越南人,因而他也有个越南名字(Kaysone来自其本名Nguyen Cai Song,老挝人原本无姓,因而他给自己取了个姓Phomvihane,老语意为四无量[brahmavihara],即梵天界诸梵天的心常安住之境:慈悲喜舍);年轻时他在河内大学就读,其纪念堂也是“巨型越南风格建筑”(照LP的评语)。早期的不少老挝革命家,常常要么是老越混血儿,要么就是娶了一个越南妻子。在一个想来是后起的神话《偷天火者的后裔》中,甚至传说老挝和越南是云神的两个儿子德奥(金星)、歌瑶(玉星)的后裔,仿佛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兄弟民族似的。
虽然在神话中越南是源自弟弟那一系,但就其对老挝曾有过的支配性影响而言,它无疑才是big brother。在老挝国家博物馆的墙上标着最早出现dang组织的四个老挝城市,但这幅图并未说明的是:在那个年代,老挝几乎所有城市里,主要居民都是越南人——1943年,老挝六大城市的总人口仅有5万出头,其中60%是越南人(琅勃拉邦是越南人占比唯一低于一半的大城市),老挝人仅占30%,华人则占8%。印支共在老挝的发展最早因而也是在越南人之中,只是在1935年才开始吸收两名老挝人。二战后老挝城市里80%的越南人都逃离了,但越南对老挝的影响反倒更大了。革命的巴特寮虽然其称号颇富民族主义气息(Pathet Lao意为“老挝人的土地”,讽刺的是,这个左翼革命派的名称却像是模仿了泰国1930年代泰国极右翼的Prathet Thai),但其实却一向依赖越南的支持。在老街的早餐店里,还能看到店主家的婚纱照(这是一个奇异的习俗,在万荣我也有见到),照片上这对老挝夫妇,分别穿着老挝式、西式和越南式服装——当然,中国的不少人也会穿和服拍婚纱照。那天午后从早市(Talat Sao)回来,赶巧遇到一场出殡,起先乍一看那些花圈和纸人的形象,远远的我还以为是华人,但骑近了一看才发现是越南裔老挝人,其横幅上分别写着越南文和老文,灵车开动时,还有人坐在车里撒米花(左侧的人洒米,右侧的人洒菊花),而这似乎是泰老系的一种习俗。
老挝与越南的这种政治联系,使得它在1978-79年的两场战争中,成为最支持越南的国家,那时凯山宣称北京是“国际反动派”。虽然此前中国军事工程队曾在老挝北部帮助修建公路网,甚至巴特寮1976年前的老挝纸币也是在中国印刷的,但总体而言,很少有老挝人在中国学习。只是在1990年老挝被迫对外开放后,中国才从之前的“反动派”变成了“超级援助国”。相比起来越南在万象虽然也有“老越银行”,各国中也唯有越南在万象之外的其它城市还有领事馆,但其自身毕竟也处于经济困难之中。在万象我们遇到自驾车南下的一家昆明人,当我说起万象虽是首都,但城市建设或许还不如景洪时,他笑道:“那肯定的,国内的城市现在都是在疯狂建设阶段。”他说在澜沧江边遇到一个老外,今年来万象一看吓了一跳,因为去年万象的湄公河边看上去都还不成形,今年有了很大变化——说到这里,昆明人不无自豪地说:“这就是中国人搞的。”
某种程度上说或许确实如此。万象澜沧江边现在的“万象新世界”(VNW)项目(其高楼辉煌的效果图看起来在万象似乎格格不入)虽然到处是“老挝荣耀”、“民族精神”的广告词,但它却是中国公司城建的,因而相邻着的就是中文的“传递中国工程价值”的口号。2009年老挝人自豪地在万象举办了东南亚运动会,而这多半靠中国发展银行援助了1亿美元(主场馆因而也由中国承包商承建),越南公司也承担了耗资1900万美元的运动员村。国家博物馆对面的老挝国家文化宫(LP上讥讽为“庞大而不好看的会堂”)也是1990年代末中国送给“老挝人民”的礼物。事实上,比较各国在老挝援助的项目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中国大多爱援助体育场、文化宫、水电站这种项目;日本则常常是援建桥梁(2002年援建了巴色的“老挝-日本大桥”)、校舍、校车、公交车(车身写着“From the people of Japan”),日本曹洞宗还援助了琅勃拉邦儿童中心;韩国援建了澜沧江边一个儿童游乐场地和郊外村庄;法国和美国集中于文化项目:在琅勃拉邦老城时时见到法国援助的世界遗产修复工程,美国则援助了香通寺大殿的修复,花费不过十多万美元;澳大利亚援建了万象的边检大楼,泰国则援建了相邻的“友谊大桥”,但泰国最大的援助项目大概是文化娱乐,万象许多餐馆和客栈的电视机上都在播放泰国True Television(有新闻、娱乐、体育等许多频道)的节目,泰语和老语的差别可能还没有北京话和四川话的差别大。
也许因为我自己是中国人,对老挝国内的中国痕迹(也算是“China in Lao”吧,仿照当年的Britain in China)容易留意。事实上从泰国乌汶刚进入老挝边境时,就看到口岸边的两家店贴着汉语春联。到巴色车站时更注意到床上贴着“邵东到老挝国际班车”开通的布告(只有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为何独独是邵东这个小地方(虽然在巴色的路边也看到了一家“湖南饭店”),上网一查才惊讶地发现在老挝竟有一万多邵东人经商。在LP看来“省级城镇无一例外都‘死气沉沉’”的老挝,如今似乎也只有这些中国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求淘金机会,甚至还有湖南人跑到偏远的四千岛去卖小五金。从巴色到万象的夜班大巴上,几乎有一半都是中国人(多数操着湖南话),一个中年妇女见到我们很热情,她说,跑这条路线的大巴车老板也是湖南人。有些报道已经将邵东人说成是“湖南的温州人”。如今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不少“新侨乡”,比较知名的可能是青田(跑欧洲),但其实东北也是,还有这个知者更少的邵东。颇耐寻味的是,这些新侨乡熟人带熟人“链式移民”的方式,和一两百年前闽粤一带向海外迁移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华人在老挝各地留下的痕迹所在多有,只是在万象尤为强烈罢了。从车站入城的一路上就能见到许多中文招牌,显示着这些中国人在这里所从事的广泛领域:从红木家具、宾馆、银行、保险、进出口贸易、餐馆、广告制作、干洗店、牙科、书店、网吧、超市(万象最大的两家超市都是华人开的)、翻译公司、汽车修理;乃至做中秋月饼的糕点店,以及提供“标准汉语培训”的幼儿园[1];黄昏在澜沧江边坐会,还听到两个骑着自行车经过的中国人(不像是游客)一路说着:“那你不能用国内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甚至在从万象到万荣的路上,乡村野外还能见到诸如“永丰盛生物科技”、“老重庆橡胶”、“云南建工”这样的牌子(其中“云南建工”修建的似是一座大型工厂),在万荣郊外也有中国人开的超市和餐馆[2],甚至一家卖泳衣的店门口还看到有人坐在贴着春联的门框边看东方卫视。连在万荣租自行车时,遇到的老板娘还能用中文说:“哦,你们是中国人?”她是老挝人,但跟过“老大是中国人”,那是在边境磨丁的赌场里,四年,今年初关门;只是有一阵没说,她的汉语略显生硬,比如说到儿子现在“一年了”(一岁了)。在琅勃拉邦也不少,进城时路边能看到“里昂八一宾馆 八一私房菜 中文KTV”,大巴车窗上贴着中文“开车大吉”、“悉怛多般怛多”。在国外的一个好处是标牌可以随便使用“中国”字样,小镇Kosi的一家破店都标着“中国明哥饭店”,万象的一家餐馆则自豪地声称是“中国辽宁饺子馆”(其菜单有老中日韩文,却唯独没有英文,似乎不打算做西方游客生意)。
但不写汉字的未必没有中国背景(就像万象的BYD店和Haier标志),贴春联和镇宅府的也未必都还会说汉语。在巴色吃粉时,我和Suda低声讨论时,被粉摊上做粉的姑娘看出我们是中国人,她是“本地华侨”,“生在这里,在这里学的(汉语)”,只是很少说,颇不流利。在巴色印度菜馆Jasmine旁边,我也注意到旁边一家店门楣上有镇宅府,一问,那个老妇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华侨”,但问她在此几代、祖籍何处,都已不知道,她的汉语已十分生硬。虽然巴色也有不少从国内新来的——如“中一老中医诊所”就有三个医师是中国人,但他们和本地华人似乎交流也不多,对巴色唯一的一所华人寺庙(德教会紫瑶阁,LP上标着Chinese temple不甚了了,想来从未有兴趣去看看)。
老挝老一辈的华侨,主要是潮汕籍和海南籍(北部还有云南和钦廉一带而来的),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供奉的神灵,对新一代进入老挝的中国人而言,其陌生程度不亚于异文化——如今去老挝经商的邵东人,恐怕对潮州人的本头公毫无感觉,他在国内想必也从未听说过。新老华侨之间的这种不同,正如当年流亡越南的华人有明乡、清河之分,俨若两族,某种程度上说,其差异点甚至比共同点还多。在老挝的老一代华人华侨,其深入老挝本地语言文化的程度,也远非现在的新华侨所能及。在万象佛像公园理,有一尊像下面写着“寮通铁木工厂张明幸黄秀珍仝敬”,这个公园是1958年开建,而捐建这样的佛像大概也是老一辈华人才会去做。在万象丹塔附近的Chateau du Lao,门外是象鼻神,门内厅堂里却摆着中国神龛。
将要离开万象时,澜沧江边供奉本头公的福德庙刚好新的庙门将要落成。旧的庙门是1973年6月10日建成,看上去颇为简陋,但门框上尚有老文;如今的新庙门上却没有老文,形式也更中国化了。不知道这里的新华人会去这座潮州人的寺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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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万象郊外的汽车站到万象,一路上就能见到这些中文招牌:“吉木莲红木家具”、“中国明清家具体验馆”、“万象天湖大酒店”、“湄公酒店”、“大众银行”、“凯城保险”、“家常菜 潮式”、“鑫诺/艾丽雅广告制作”;停市中心的米赛寺,旁边就有“万象中华理事会”,以及诸如“诗丽旅店”、“广东酒楼”、“杨亮香糕点店”(店内写着做中秋月饼)、“美丽企业”,旁边还有书店及网吧、奶茶店;“Homeidea品味生活”。市内其他地方还有“美华牙科”、“澳盛银行(老挝)ANZ BANK”、“庆成出入口”(Leung,广东)、“寮中合作汽车修理”,“恒越语言培训 云南民族大学基地”、“老挝硅业有限公司”、“南芒1水电站项目”、“永珍商业银行”、“美丽干洗店”等。第二次从琅勃拉邦到万象,从汽车站到市内,路上又见到诸如“彩虹幼儿园 标准汉语培训”、“滇味轩”、“联兴”、“宾馆 中国妹休闲”等等。
[2]其名字是:“万荣来晶云中餐馆”、“万荣超市”(很奇怪的,其招牌上的产品类别等介绍是全中文)、“新万荣中饭馆”
在这座城市住了两三天也没看到一条比四车道更宽的马路(一江之隔的泰国边境小城廊开都有六车道的马路),大多数都是绿树成荫的老路,crane这个中国的国鸟(每个中国城市里都能看到),在这里也很少能看到,当然更不可能密集出现。很多的寺庙和老房子,颇适合怀旧的游客;固然有时也会看到它的困窘——一栋不错的旧建筑却挂着标牌“Ministry of Education Guesthouse”,堂堂教育部竟也要办三产开客栈。这座城市当然也有自己的雄心(两三年前刚举办了东南亚运动会,并纪念了迁都450周年,万象的一条主干道就叫“450 years' Rd”),但无疑一个外来人首先感受到的是它的沧桑。
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很像一个大一点的村庄——以前可能更像,1925年万象只有八千人(不过1907年老挝全国总人口也只有58万,可想它的古代国王,在那时的中国朝廷眼里,最多只是大一点的土司罢了)。1954年Graham Greene曾在万象呆过,他的印象是“万象与西贡相差一个世纪”(讽刺的是正是这种时光停滞的感觉现在吸引着游人前来),他对万象评价甚低,说这是“一个令人不感兴趣的城镇,只有两条真正的街道、一个欧洲餐馆、一个俱乐部、肮脏的市场”。几年后,美国人Oden Meeker则发现“万象是一个蜿蜒的村庄,有几排破败的一层木制商店。……有三条主要的平行街道(组成了城市的中心),其中之一零星分布着几座两层楼的建筑。”除了上述街道、餐馆、商店的数量翻了很多倍之外,某些方面它并无变化:迄今为止这座城市看上去仍然很少有超过三四层的建筑。
自然,我对它从前历史的了解都仅限于零碎的图片和文献资料,但至少种种痕迹中也能看出它的变化。如今这座城市的几条主干道都以老挝历史上几个著名的国王命名,包括神话中的坤博隆大帝(Khum Bolom,即中国史上南诏的皮阁罗)、有史可考的第一位国王法昂(Chao Fa Ngum)、第二位国王Samsenthai(其名意为“30万泰人大军”,这大概当时这个古国所有男子的总数)、迁都万象的一代雄主Setihathirath、争取独立的阿努王(Chao Anou),当然也有红色英雄凯山丰威汉和梭发努冯命名的大道,但在一个革命胜利不过三十四年的国度里,这毕竟还是不寻常的——至少北京可没有尧舜路、秦始皇路、康熙路什么的。据说2003年初万象树立国王法昂雕像时曾使许多外国批评家大吃一惊,因为这象征着ZF从民族中寻求合法性,通过返回传统来体现国家统一。
这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面向湄公河的泰国一方而立的阿努王雕像。1827年这位国王反抗其领主暹罗国王的起义,如今是老挝民族主义的重要传奇,宣扬他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勇气及壮烈的结局(他最终被暹罗军队装在笼子里,在曼谷遭游街羞辱而死,首都万象也遭毁灭)。在国家博物馆中,这段传奇也是重要段落之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故事最早却是法国殖民者推行的,正如日本在朝鲜殖民时期也需要先推行一种相对于其前宗主国中国的独立意识,并将自己的帝国主义行为合法化为帮助弱国争取独立。与这一民族主义传奇相对应,在泰国呵叻市的中心也有一座Khun Ying Mo纪念碑,那是为了纪念当时“抗击老挝侵略者”的当地女英雄;因为当阿努王试图“收复”属于老挝的“故土”(确实,现在住在泰国东北部的老族人口比老挝本国还多三倍)时,在泰国民族主义看来则是入侵。当然,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主义的想象,在博物馆和澜沧江边观看历史重现图和雕像时,我注意到法昂和阿努这两位国王都穿着鞋子,在“鞋”这个词(gep)借自古汉语的民族里,在古代恐怕即便是国王也未必是穿鞋的吧?
国家博物馆是一个尤为有趣的地方。这座建于1925年的前殖民地总督府邸,一度曾被改建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在虽然改称“国家博物馆”,但实际上仍然弥漫着“革命历史”的气息。中国人会觉得其许多地方的布局和叙述似曾相识。它也按照线性历史展开:先是史前时代(但不交代史前的原住者是非老族的Khmu人),然后就突然跳到14世纪第一位老族国王法昂建国,强调古代的灿烂文化和辽阔版图,人民又是如何历次抗击暹罗和缅甸的入侵(请注意:并未提到越南的黎圣宗等入侵),维护独立(因而也不可能谈到老挝在明清时曾为西南六大土邦之一)。最受憎恨的外来统治者是法国人(几幅图上的法国殖民者形象,在中国可替换成近代的俄国人或日本人),当然不会提及法国殖民期间对现代化发展的促进和维持其相对于暹罗的独立。在一笔带过少数民族之后,接下去就是对革命反抗历史的长篇大论,最后是分农林、工业、交通、水利、教育、外交等各部分的现代成就。这让人想起老挝货币的背面,也和越南、柬埔寨一样,币值由低到高往往先是农业的场景,随后出现工厂、水坝、桥梁等标榜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图案。有趣的是,虽然这里弥漫着浓厚的宣传意味,但留言本上大部分人则只是把它视为一个普通的景点,甚至发发小清新的感慨,或者写点祝愿“世界和平”(并非只有中国人如此,日本游客也写着“世界平和”)。
耐人寻味的是,在提及现代外交成就的那一栏,最先出现的是凯山丰威汉与胡志明的会面,其次才是他与邓小平的合影。不管它多么自我标榜独立,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亲越南的国家,一度几乎类似于附庸国。如Evans Grant《老挝史》中所言,“老挝长期依靠越南的一个很充分的体现就是令人匪夷所思地每年庆祝胡志明的诞辰,以纪念其对老挝革命所作出的贡献”。老挝革命最重要的Leader凯山丰威汉(每个人都能在老挝纸币上经常看到他的笑容)事实上就是越老混血儿,他父亲Nguyen Tri Loan就是越南人,因而他也有个越南名字(Kaysone来自其本名Nguyen Cai Song,老挝人原本无姓,因而他给自己取了个姓Phomvihane,老语意为四无量[brahmavihara],即梵天界诸梵天的心常安住之境:慈悲喜舍);年轻时他在河内大学就读,其纪念堂也是“巨型越南风格建筑”(照LP的评语)。早期的不少老挝革命家,常常要么是老越混血儿,要么就是娶了一个越南妻子。在一个想来是后起的神话《偷天火者的后裔》中,甚至传说老挝和越南是云神的两个儿子德奥(金星)、歌瑶(玉星)的后裔,仿佛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兄弟民族似的。
虽然在神话中越南是源自弟弟那一系,但就其对老挝曾有过的支配性影响而言,它无疑才是big brother。在老挝国家博物馆的墙上标着最早出现dang组织的四个老挝城市,但这幅图并未说明的是:在那个年代,老挝几乎所有城市里,主要居民都是越南人——1943年,老挝六大城市的总人口仅有5万出头,其中60%是越南人(琅勃拉邦是越南人占比唯一低于一半的大城市),老挝人仅占30%,华人则占8%。印支共在老挝的发展最早因而也是在越南人之中,只是在1935年才开始吸收两名老挝人。二战后老挝城市里80%的越南人都逃离了,但越南对老挝的影响反倒更大了。革命的巴特寮虽然其称号颇富民族主义气息(Pathet Lao意为“老挝人的土地”,讽刺的是,这个左翼革命派的名称却像是模仿了泰国1930年代泰国极右翼的Prathet Thai),但其实却一向依赖越南的支持。在老街的早餐店里,还能看到店主家的婚纱照(这是一个奇异的习俗,在万荣我也有见到),照片上这对老挝夫妇,分别穿着老挝式、西式和越南式服装——当然,中国的不少人也会穿和服拍婚纱照。那天午后从早市(Talat Sao)回来,赶巧遇到一场出殡,起先乍一看那些花圈和纸人的形象,远远的我还以为是华人,但骑近了一看才发现是越南裔老挝人,其横幅上分别写着越南文和老文,灵车开动时,还有人坐在车里撒米花(左侧的人洒米,右侧的人洒菊花),而这似乎是泰老系的一种习俗。
老挝与越南的这种政治联系,使得它在1978-79年的两场战争中,成为最支持越南的国家,那时凯山宣称北京是“国际反动派”。虽然此前中国军事工程队曾在老挝北部帮助修建公路网,甚至巴特寮1976年前的老挝纸币也是在中国印刷的,但总体而言,很少有老挝人在中国学习。只是在1990年老挝被迫对外开放后,中国才从之前的“反动派”变成了“超级援助国”。相比起来越南在万象虽然也有“老越银行”,各国中也唯有越南在万象之外的其它城市还有领事馆,但其自身毕竟也处于经济困难之中。在万象我们遇到自驾车南下的一家昆明人,当我说起万象虽是首都,但城市建设或许还不如景洪时,他笑道:“那肯定的,国内的城市现在都是在疯狂建设阶段。”他说在澜沧江边遇到一个老外,今年来万象一看吓了一跳,因为去年万象的湄公河边看上去都还不成形,今年有了很大变化——说到这里,昆明人不无自豪地说:“这就是中国人搞的。”
某种程度上说或许确实如此。万象澜沧江边现在的“万象新世界”(VNW)项目(其高楼辉煌的效果图看起来在万象似乎格格不入)虽然到处是“老挝荣耀”、“民族精神”的广告词,但它却是中国公司城建的,因而相邻着的就是中文的“传递中国工程价值”的口号。2009年老挝人自豪地在万象举办了东南亚运动会,而这多半靠中国发展银行援助了1亿美元(主场馆因而也由中国承包商承建),越南公司也承担了耗资1900万美元的运动员村。国家博物馆对面的老挝国家文化宫(LP上讥讽为“庞大而不好看的会堂”)也是1990年代末中国送给“老挝人民”的礼物。事实上,比较各国在老挝援助的项目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中国大多爱援助体育场、文化宫、水电站这种项目;日本则常常是援建桥梁(2002年援建了巴色的“老挝-日本大桥”)、校舍、校车、公交车(车身写着“From the people of Japan”),日本曹洞宗还援助了琅勃拉邦儿童中心;韩国援建了澜沧江边一个儿童游乐场地和郊外村庄;法国和美国集中于文化项目:在琅勃拉邦老城时时见到法国援助的世界遗产修复工程,美国则援助了香通寺大殿的修复,花费不过十多万美元;澳大利亚援建了万象的边检大楼,泰国则援建了相邻的“友谊大桥”,但泰国最大的援助项目大概是文化娱乐,万象许多餐馆和客栈的电视机上都在播放泰国True Television(有新闻、娱乐、体育等许多频道)的节目,泰语和老语的差别可能还没有北京话和四川话的差别大。
也许因为我自己是中国人,对老挝国内的中国痕迹(也算是“China in Lao”吧,仿照当年的Britain in China)容易留意。事实上从泰国乌汶刚进入老挝边境时,就看到口岸边的两家店贴着汉语春联。到巴色车站时更注意到床上贴着“邵东到老挝国际班车”开通的布告(只有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为何独独是邵东这个小地方(虽然在巴色的路边也看到了一家“湖南饭店”),上网一查才惊讶地发现在老挝竟有一万多邵东人经商。在LP看来“省级城镇无一例外都‘死气沉沉’”的老挝,如今似乎也只有这些中国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求淘金机会,甚至还有湖南人跑到偏远的四千岛去卖小五金。从巴色到万象的夜班大巴上,几乎有一半都是中国人(多数操着湖南话),一个中年妇女见到我们很热情,她说,跑这条路线的大巴车老板也是湖南人。有些报道已经将邵东人说成是“湖南的温州人”。如今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不少“新侨乡”,比较知名的可能是青田(跑欧洲),但其实东北也是,还有这个知者更少的邵东。颇耐寻味的是,这些新侨乡熟人带熟人“链式移民”的方式,和一两百年前闽粤一带向海外迁移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华人在老挝各地留下的痕迹所在多有,只是在万象尤为强烈罢了。从车站入城的一路上就能见到许多中文招牌,显示着这些中国人在这里所从事的广泛领域:从红木家具、宾馆、银行、保险、进出口贸易、餐馆、广告制作、干洗店、牙科、书店、网吧、超市(万象最大的两家超市都是华人开的)、翻译公司、汽车修理;乃至做中秋月饼的糕点店,以及提供“标准汉语培训”的幼儿园[1];黄昏在澜沧江边坐会,还听到两个骑着自行车经过的中国人(不像是游客)一路说着:“那你不能用国内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甚至在从万象到万荣的路上,乡村野外还能见到诸如“永丰盛生物科技”、“老重庆橡胶”、“云南建工”这样的牌子(其中“云南建工”修建的似是一座大型工厂),在万荣郊外也有中国人开的超市和餐馆[2],甚至一家卖泳衣的店门口还看到有人坐在贴着春联的门框边看东方卫视。连在万荣租自行车时,遇到的老板娘还能用中文说:“哦,你们是中国人?”她是老挝人,但跟过“老大是中国人”,那是在边境磨丁的赌场里,四年,今年初关门;只是有一阵没说,她的汉语略显生硬,比如说到儿子现在“一年了”(一岁了)。在琅勃拉邦也不少,进城时路边能看到“里昂八一宾馆 八一私房菜 中文KTV”,大巴车窗上贴着中文“开车大吉”、“悉怛多般怛多”。在国外的一个好处是标牌可以随便使用“中国”字样,小镇Kosi的一家破店都标着“中国明哥饭店”,万象的一家餐馆则自豪地声称是“中国辽宁饺子馆”(其菜单有老中日韩文,却唯独没有英文,似乎不打算做西方游客生意)。
但不写汉字的未必没有中国背景(就像万象的BYD店和Haier标志),贴春联和镇宅府的也未必都还会说汉语。在巴色吃粉时,我和Suda低声讨论时,被粉摊上做粉的姑娘看出我们是中国人,她是“本地华侨”,“生在这里,在这里学的(汉语)”,只是很少说,颇不流利。在巴色印度菜馆Jasmine旁边,我也注意到旁边一家店门楣上有镇宅府,一问,那个老妇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华侨”,但问她在此几代、祖籍何处,都已不知道,她的汉语已十分生硬。虽然巴色也有不少从国内新来的——如“中一老中医诊所”就有三个医师是中国人,但他们和本地华人似乎交流也不多,对巴色唯一的一所华人寺庙(德教会紫瑶阁,LP上标着Chinese temple不甚了了,想来从未有兴趣去看看)。
老挝老一辈的华侨,主要是潮汕籍和海南籍(北部还有云南和钦廉一带而来的),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供奉的神灵,对新一代进入老挝的中国人而言,其陌生程度不亚于异文化——如今去老挝经商的邵东人,恐怕对潮州人的本头公毫无感觉,他在国内想必也从未听说过。新老华侨之间的这种不同,正如当年流亡越南的华人有明乡、清河之分,俨若两族,某种程度上说,其差异点甚至比共同点还多。在老挝的老一代华人华侨,其深入老挝本地语言文化的程度,也远非现在的新华侨所能及。在万象佛像公园理,有一尊像下面写着“寮通铁木工厂张明幸黄秀珍仝敬”,这个公园是1958年开建,而捐建这样的佛像大概也是老一辈华人才会去做。在万象丹塔附近的Chateau du Lao,门外是象鼻神,门内厅堂里却摆着中国神龛。
将要离开万象时,澜沧江边供奉本头公的福德庙刚好新的庙门将要落成。旧的庙门是1973年6月10日建成,看上去颇为简陋,但门框上尚有老文;如今的新庙门上却没有老文,形式也更中国化了。不知道这里的新华人会去这座潮州人的寺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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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万象郊外的汽车站到万象,一路上就能见到这些中文招牌:“吉木莲红木家具”、“中国明清家具体验馆”、“万象天湖大酒店”、“湄公酒店”、“大众银行”、“凯城保险”、“家常菜 潮式”、“鑫诺/艾丽雅广告制作”;停市中心的米赛寺,旁边就有“万象中华理事会”,以及诸如“诗丽旅店”、“广东酒楼”、“杨亮香糕点店”(店内写着做中秋月饼)、“美丽企业”,旁边还有书店及网吧、奶茶店;“Homeidea品味生活”。市内其他地方还有“美华牙科”、“澳盛银行(老挝)ANZ BANK”、“庆成出入口”(Leung,广东)、“寮中合作汽车修理”,“恒越语言培训 云南民族大学基地”、“老挝硅业有限公司”、“南芒1水电站项目”、“永珍商业银行”、“美丽干洗店”等。第二次从琅勃拉邦到万象,从汽车站到市内,路上又见到诸如“彩虹幼儿园 标准汉语培训”、“滇味轩”、“联兴”、“宾馆 中国妹休闲”等等。
[2]其名字是:“万荣来晶云中餐馆”、“万荣超市”(很奇怪的,其招牌上的产品类别等介绍是全中文)、“新万荣中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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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湄公河边的阿努王(Chao Anau)塑像,面向泰国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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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湄公河边的夜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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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福德庙的新旧庙门 很奇怪,LP和万象地图上都不标注此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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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国立博物馆里法国殖民者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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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公园 大卧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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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口岸边招商的广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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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至廊开的边检口岸 澳大利亚援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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