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都文物略》——转邓云乡先生一篇极好的书话

最近在看邓云乡先生的《文化古城旧事》，一段一段的文章很是好看。昨天看了这篇《旧都文物略》，觉得这样的书话才有味道，特转此文。全文六千余字，稍长，喜欢的朋友可以细细读来。后又在孔网找了些此书的书影，仅供欣赏。《旧都文物略》一书，2000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另有1986年书目文献版和2004年华文版。
                
                
《旧都文物略》
在上海福州路旧书店无意中买到一本宝书——《旧都文物略》。说是无意，实际还是有意。记的是在一九八三年初夏，有一天我在上海旧书店楼上随意浏览，看到一位店员从库房中拿出一些几十年前的旧书给一位外省的买主看。我眼尖，一眼看到这本宝书，心想可能要被买走了，多么可惜呢？不料这位买主，根本不注意它。我在一旁注视着，未敢多嘴，生怕一说，他反而要买了去。直到这位顾客走了。我才上去搭讪，花三十元把它买下来。那位外省买主，大概是什么单位图书馆的采购人员吧，不注意它，是难怪的，因为这已是足足半世纪之前的东西了。现在不要说年纪青的朋友们，不知道这个书名；即使年纪比较大的知道的恐怕也很少了，只有专门研究北京历史文献的人，或许还知道它。这样的书，我在今天，居然能于无意中得到，岂非正如金圣叹所说：一大快事乎？
前两年出版的沈从文老先生所编《中国历代服饰图集》，是一本精美的巨册图书，有九磅重；我这一巨册，全部厚铜版纸影印，其重量也决不比沈先生那本轻。以重量来比较书，似乎是奇谈，但却可以给看不到这本书的读者一个比较形象的思维，起码可以感觉到这书的厚度了。
                
                
这是一册加厚蓝色硬封面，边上用朱红缎带穿系的巨型画册，照片四百多幅。封面书名乃二三十年代间，北京著名八分书法家张海若氏集汉《衡方碑》，古拙可爱，图章六字：“海若集汉碑字”，为砖文八分，不作篆书。与书名配合协调，极为典雅。字均烫金，经历了半世纪，书面已破旧，字仍有光。这是用纯金金箔之故，如果是用铜粉代替，早变黑了。所以真金可贵。如果假的，虽然一时也光灿灿，但难以持久啊——这不也似乎是真理吗？
书中共分十二门。即“城垣略”，记城垣沿革、内外城、宫城等。“宫殿略”，记故宫、三大殿等。“坛庙略”，记天坛、地坛、先农坛、太庙、雍和宫等。“园囿略”，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等。“坊巷略”，记内外城街巷、胡同，“陵墓略”，记十三陵、历史人物坟墓、僧人浮屠等。“名迹略”上下，内外城及郊区名胜古迹百数十处。“河渠关隘略”，记城郊河渠、长城、居庸关等。“金石略”，记石经、石鼓、名笔等。“技艺略”，记建筑、雕刻、景泰蓝、制灯、象生花朵等。“杂事略”，记礼俗风尚、生活杂事、戏剧评话、市井琐闻等。
每一略后，除文字说明外，最值得重视者，即为所附照片。而且可以说是以照片为主。编辑者是当时的“北平市政府秘书处”，印刷者是故宫博物院印刷所。那时故宫印刷所专印珂（王罗）版，人员虽然不多，但印刷技艺极为高超，制版网线极细，墨色极佳，虽经半世纪，这些照片，都如新拍摄者。印刷好之外，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制版的底片，都是八时、十二时底片单张拍摄。制版时用大底片缩小。不同于今天用很小的反转底片放大。今天甚至常用“一三五”照像底片作版，那效果就更差了。当然我指是一般作版。高级的另当别论。而一般印刷厂都作不到。这些照片中的景致事物，今天不少都已没有了，如从《清明上河图》中见宋代宣和年间之汴京，从照片中可见“七七”前之北京风貌，弥可珍焉。
                
                
这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编纂的呢？先引几句序中的话，以见其编纂主旨：
“主旨在发扬民族精神，铺叙事实，藉资观感。文则辩而不哗，简而能当，诚一时合作。览古者倘手兹一编，博稽往烈，固不止为导游之助，而望古兴怀，执柯取则，或亦于振导民气，发扬国光，有所裨乎？”
表面上说的很明白，是为了导游而编辑的。当时主要出售这本书的，不是各处书局，而是中国旅行社，当时中国旅行社总社在上海，各大城市如天津、北平、杭州、广州等地都有分社。都寄售这本书，书的定价是八元，当时折合黄金市平八分，约合现在美金三十多元，以国际价格来看，这书的价格是十分便宜的。
书中文字全部用文言撰写，如“园囿略”开头写道：
“前代园囿之著者，在内为三海；在郊为畅春、圆明、清漪、静宜、静明、颐和诸园。今世易时移，畅春、圆明、清漪，先后鞠为茂草，静宜、静明仅存外廓。劫余楼殿，只余二三。又自帝制倾覆，废皇徙居，旧日之三海、颐和诸园，均已次第开放。而社稷坛自民初即经政府整理，点缀风景，改为公园。为旧都市民唯一走集之所。春花秋月，佳兴与同，甚盛事也。兹述园囿：首中山公园，次中南海、次北海、次景山、次颐和园、次玉泉山静明园、次南苑，凡昔日帝后游幸场所，今咸为市民燕乐之地。爰述梗概，以资导游。”
                
                
这种文字共十五万多字，而且没有标点，给现在的读者来看，那是十分困难的；而在当时，一般知识阶层，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也都能读懂这样的文字。不然，如在当时就以为太古奥了，也没有读者，岂不影响书的销路吗？但是时隔半个世纪，在历史的长河中，虽不过是瞬间的事，而正如古人游仙诗所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了，客观世界变化太大了，这种文字的读者也越来越少了。书中在每一“略”之前，有一段十分简明的小引，是用‘四六’骄文写的。我引首尾“城垣略”“杂事略”小引各一段，并加标点，使读者欣赏一下这种比较古奥典雅的文字：
“卫民建邦，上肇神禹；气凝后土，法范紫宫。拓卢龙燕蓟之区，聚梯航担簦之众，人文渊蔚，财物阜充，辽、元据为兴都，明、清于兹奠宅。郁葱万堵，回环九闉，沿革异形，基疆变古，五朝王会，高控中枢，四达康衢，屹为重镇。论政识冲繁之故，占风验扃鐍之雄。作城垣略第一。”
“云林荟谈，兼收朝野；酉阳杂俎，不遗洪纤。阅俗有今昔之观，进化考推迁之故。旧都富色香之古趣，占文明之中心。四方矜式所尊，细流盈科而进。烛龙照海，遍发光芒；琐结营巢，名饶蹊径。着昏丧之丰俭，可知因时以咸宜；备雅俗之游观，亦觉得心而应手。大邦物象，犹识千秋礼意之存；小技丸蜩，足补一编稗官之史。作杂事略第十二。”
读者试看，这样的文字，如果不加标点，一般读者，不要说理解，恐怕连句子也读不断了。但另一方面也感到，当时尚不乏写出这样文字的手笔，如今则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作者了。如果从两面看，是得呢？还是失？一时也难说清。可惜只能引几句给读者看看，在短文中不能多作解释，未免太遗憾了。如改写为语体文，那文气味道又完全两样了。纵然看明白意思，也是简单化的明白，并不真能领会、欣赏原文的芬芳，终究隔着一层。看来根本的还是应提高部分读者的水平。不然，又谈什么继承，一部《文选》，恐怕要一个读者也没有了。
                
                
五十年前，编印《旧都文物略》的时期，也正是《宇宙风》杂志出“北平专号”的时代，当时侵略战火，由关外曼延关内，平、津危机，迫在眉睫。这些文字的写作、书籍的编辑，虽然文白不同，雅俗各异，但都由于同一的爱国心，现在翻阅旧籍，回顾前景，是很值得人深思的。
《旧都文物略》的出版年月是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一九三五年冬，书后印的编辑者是“北平市政府秘书处”，当此书编好付印时，正是当时新旧市长交接的时候，所以书前印了两篇序，第一篇是旧市长杭州人袁良字文钦的序，第二篇是新市长山东人秦德纯字绍文的序。袁良是“何梅协定”之后，以黄郛秘书长的身份继黄郛出长北平市的。秦德纯则是随宋哲元的政治势力去接替袁任市长，其时在一九三五年岁尾，其后一年又七、八个月，便渔阳鼙鼓动地来，“七七”事变发生，日寇侵略军长驱直入，北平沦陷。燕京市民便进入了老舍先生所写《四世同堂》故事的时代。所谓“南渡衣冠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那位秦市长便也随着宋哲元等位遑遑而去了。一去就是八年多。胜利之后，才又作了什么参军长，坐着雪亮的大汽车回北京又看了看，便又溜了。当年大官编书写序，自然不会亲自动手，还多少有些颜面之忌，怕写不好出丑，所以都是别人代笔的。袁的序言是其秘书长、著名诗人陈宝书执笔，书写影印。陈字濠生，亦作濠省，湖北汉阳人。是名诗人程子大、字颂万之婿。翁婿两人都是五十多年以前，大公报旧诗专刊《采风录》的健将。印出来的序文是袁良署名盖章但文与字都是陈宝书的，现知者极少，于此说明，以存半世纪前之真像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此书本来是袁良的幕僚编的，秦德纯接任，书尚未印成，便也插一手，挂个坐享其成的名，便让他的机要秘书柯昌泗字燕舲也写了一篇序，附在袁序后面，也算留点小名气了。不过还比较实事求是，未掠袁良时代编辑之美。只是说：
“书既成，方始付印，适袁君去职，余继任夷始，披览目例，以为虽不如志乘之周详，尚能繁简适中，洪纤略备，亟命赓续赶印，俾底于成。”
秦序也是影印，字也是柯燕舲先生写的，八分小楷，有《乙瑛碑》笔意。柯是近代著名史学家《新元史》的作者胶县柯凤荪的长子，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学问渊博，可惜一直热衷仕宦，又沾染了不良嗜好，结果潦倒以终，也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和去年去世的谢国桢先生是极好的朋友，而谢老著作等身，为后人留下不少珍贵的文化遗产，而燕舲先生却什么也没有，这样一篇序，还署着大官的名字，这里如果不说，世间又有谁知道他曾经为《旧京文物略》写过序呢？
谢刚主先生、柯燕舲先生都是我的老师，而且我得侍燕舲先生绛帐。远在四十多年之前，先生那时还住在西城广宁伯街。因为我是灵丘人，记得先生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说灵丘有几通魏碑，都在什么地方，什么庙，历历如数家珍。当时我知识浅陋，并不知道北魏拓跋氏和灵丘的关系。只感到先生学问渊博。直到若干年后，我读完《北史》、《魏书》，知道一点灵丘在北魏时期的重要地理位置，对先生所说，理解才更深入，而且知道先生金石学的造诣也十分深湛，可惜我直到今日，对金石学所知亦极有限。真感到辜负了先生当年的启发。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天津见过先生一面。又谈起魏碑的事。其后南北睽违，再未与先生见面。生平在京沪两地，和我在学术上谈故乡灵丘者，只有先生一人。回忆前尘，历历如在目前，真是不胜感慨系之。在此闲扯几句，聊当对先生的一点纪念吧。
                
                
《旧京文物略》的主编是汤用彬先生，是后来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汤用彤先生的弟弟。编辑是彭一卣、陈声聪。编审是陈宝书、吴承寔、金保康。编辑人员虽少，但只用了五个月就把书编好了，这种速度和质量，今天又如何能想象呢？
汤用彤、汤用彬二位先生都已下世有年矣。用彤先生长北大文学院，也正是我即将毕业的那年，我的毕业证书上，就盖的是用彤先生的签名橡皮图章。其实我还提这张破纸作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一张不值分文的破纸，在那众所周知的年月里，也是罪证。被那些“英雄们”连踢带骂，监督着火烧了。而我今天又说，真有些如张岱所说“名心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虽猛，攻之犹未破焉”。其然，岂其然乎？
用彬先生编《旧都文物略》时，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翻阅这本书，也真不胜逝者如斯夫之感了。
用彬先生在编辑后记中说：“导游之作，不难于博采，而难于征实，居一室内，发箧陈书，分类付钞胥，两三写生足以举矣。而其方向之乖误，古今建筑之异形，极于陵谷变迁，山河改易，绝不一为征考，而曰：以导游也，不亦傎乎？”傎音颠，就是颠倒的意思。后记中这些话，在今天读来，有两点意思可取：其一、即五十多年以前的人，也已注意到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编制此巨册，以作北京导游的指南，这不能不使今人佩服他们的先见。其二、是不单依靠书籍，而重视调查、重视实际情况，即所谓“征实”。因而他们在编辑过程中，带着照像机，到处实地摄影，给后代留下十分珍贵的资料。而且时值盛夏，正如汤用彬先生在“编辑后语”中所说：他们“彳亍暴烈日中，或踞坐殿头树下，岩畔草间”，据书查考，拍摄实景，其辛苦之情，亦可想见了。
事隔五十年，当时三十岁的人，现已八十高龄，因而此书编者，差不多均已作古矣。但也有硕果仅存，珊珊玉骨，游戏人间者。近年在香港大公报《艺林》专刊上，连续发表《兼于阁诗话》的陈声聪老先生，不就是当年编者之一吗？陈老是福州人，字兼与，或作兼于。我少年青年时代在京华，作为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玉老后人的房客，达十三四年之久，与福建人有特殊缘分，近年在沪，有缘又认识了兼于丈，荷蒙不弃，以后辈相许，时赐教益。老人九十高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均在北京工作，听谈京华掌故，浑如听天宝旧事，相与叹喟，不胜时光流驰之感。编《旧京景物略》时，兼于丈任市长机要秘书，司翰墨之职。我买到这本书后，没有回家，立即拿了到茂名南路给老先生看，请他题字。老人看了，十分惊喜！真有如游故地，如对故人之感。书留在兼于丈处有一周之久，便题好了。是两首绝句和一段跋，诗云：
“平上通渠筑路长，一番金碧亦周章，堂堂此意何人会，御敌无兵策救亡。
当时腥秽满城闉，属笔仓皇傍战尘，如过黄垆增腹痛，孤存犹滞北归身。”
跋云：“云乡先生顷自冷摊购得此册，以予附编者之末，携来相视。距今五十年，同寅诸公，无一存者，塘沽协定之后，平津阽危。袁公文钦时绾市政，以北平为五朝国都所在，文物繁富，欲使成为游览区，一新世界耳目，以压日人野心，颇事整修，并有斯著，事虽不济，志犹可取，今已无人知者，属为题墨，因并及之。癸亥清和，兼于陈声聪，时年八十有七。”
五十年旧籍，又得原编者题跋，这是多么值得珍贵的文字因缘呢？而且诗和跋都那样典则，真有炉火纯青之感。只“冷摊”二字，便回味无穷，充满了京华的思旧之感。读《鲁迅日记》，常常记载逛小市的事。没有逛小市、逛厂甸的经历，谁又知道“冷摊”的味道呢？自三百年前王渔洋逛慈仁寺，到鲁迅先生逛小市，这期间，“冷摊”二字，就包孕着京华几百年沧桑，连系着数不清的典籍文物，飘荡一种特有的文化气氛！
                
                
兼于丈因谈《旧都文物略》，说到袁良氏，此人也是当年风云一时的奇人，颇有可记述者。
一九二八年北伐之后，北京一度改变建制，称“北平特别市”，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担任市长者，有何其巩、黄郛、袁良、秦德纯等数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时隔五十余年，可稍作客观评价，似乎还数袁良多少作了一些事。拆除皇城城墙，清除各处垃圾脏土、修北京最早的柏油马路，除城里的而外，还修了西直门直通颐和园的，路面尽管很窄，但也不错了。当时汽车不多，清华、燕京两校的老式大型客车，日日奔驰于这条路上，也很给师生带来了方便。凡此种种，都是在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这两三年中完工的。
袁良，字文钦，杭州城里人。年幼时家里十分贫寒，读了几年书，便到一个店铺里学生意。袁为人聪明、勤快。清末杭州拱辰桥一带有一小片日租界，有不少日本商人，他被一个日本商人看中，就雇用他在日人商店佣工，不久便带他到日本东京、神户一带经商，他同日本人一样，成为日本人商店中一员。日俄战争发生时，袁良正是青年，也被征入伍，成为一个日本兵，随部队到中国东北与俄军打仗。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妄图全部攫取帝俄在东北之利益，贪心甚炽，清政府与之交涉。当时清朝官吏为赵尔巽、徐世昌等人。袁良此时，离开日本军队，经人介绍，认识徐世昌。徐世昌大为赏识，便派其担任与日人交涉之职。袁因在日多年，对日风俗朝政，十分熟悉，又语言通畅，形同日人。且在日本军队当兵，随军打仗，一切皆知，因而据理力争，交涉十分得力，事情结束，袁即被徐任为高级幕僚，被保举为“候补道”。
辛亥之后，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总统府有八名参议，每人每月八百元现大洋薪水，但是一点事也没有，人称“八洞神仙”，袁良是其中之一。
一九二八年政治中心到了南京之后，袁良与黄郛过从极密。“何梅协定”之后，黄任北平市长，后因日人制造华北特殊化，排挤南京嫡系势力，袁去职。
袁任北平特别市市长时，著名评戏演员白玉霜在珠市口开明戏院演出，因贴色情戏《拿苍蝇》等，为袁赶出北平。袁卸职后，作沪上寓公，适逢白在沪演出。袁往观，戏后并宴之于某酒家，白问袁，前后矛盾何甚？袁答云：“当日你在台上，我在台上，不得不那样；今日你在台上，我却在台下，不必再那样，应该这样了。”袁的这番妙语博得满堂彩声。袁直到五十年代才下世。
                
                
兼于丈还说：当年编《旧都文物略》，对后面“技艺略”、“杂事略”两篇，本有周详的计划，要把当时北京还存在的各种特殊工艺、风俗、戏剧、特产、饮食、肆市等作大量的调查，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来。后因袁氏去职，编辑经费无着，人员星散，未调查的未及继续调查，已调查拍摄的大量照片，也未及继续编辑，便匆匆结稿付梓。所以后面不但没有市廛略、饮食略、物产略、风俗略等等。而且技艺、杂事二略亦十分单薄，不得不引为憾事了。
有哪家出版社，该重印《旧都文物略》呢？恐怕有谁肯提供经费，不怕赔钱，而那些精美的铜版，珂（王罗）版，也无法重作了。因而我的这本破书，更有敝帚自珍之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