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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知识于学术研究之功用管见
【内容摘要】：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由古至今许多学者无一不是利用目录学的知识经过苦心钻研获得成功的。本文希图通过纪录名家对于目录学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充分阐发目录学对学术研究的和作用，进一步说明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关键词】：目录学 学术研究 功用
我国古代目录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典籍繁富的文化氛围之中，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远至春秋战国时代，讨论学术分类的著作《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就已出现。秦汉时期，有《论六家要旨》、《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兵录》等。我国古代目录学至此已略具雏型。至刘向领校群书，始作《别录》，成为目录的开山之作。自《别录》《七略》而后，目录及目录学方兴未艾，有官修的如《崇文总目》《四库总目》等，有私著的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有史志如《汉志》《隋志》等。目录学著作“据统计，西汉至清，我国古籍目录的编制，数量之多近千部……目前能见到的尚有六、七百部”。[1]目录学著作既多，它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作用自不待言。唐代释智升是最早注意到目录学对于治学的功用的，他在《开元释教录》序中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2]同时代的目录学家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也对目录学的重要作用作了论述。他指出经史图籍纷繁驳杂，面对浩繁卷帙，为学者不能遍览，常为其多所苦，若无分类编次、叙明源流的目录书，为学者就会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逐日”[3]，反之如果有好的目录书，“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锐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4]，就会“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5]，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6]，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7]，一语既赅，毋庸多言。目录学对于学术研究的功用，仁者智者各有所论。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8]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着重强调了书目指引读书门径的重要作用：“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9]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学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种作用：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疑；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10]来新夏在《古典目录学》中总结了古典目录的功能和作用有：一、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二、了解图书的本身状况；三、粗知学术源流；四、考辨古籍的依据；五、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11]
综合各家观点，目录学知识于学术研究之功用可归纳如下：
一、读书治学入门之学
我国典籍，卷帙浩繁。要进行某一学问的研究，需要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这些问题是每个初学者都要遇到的，不得其门者，则终身无得，著名学者也不例外。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开创于汉代，到清乾隆时代，目录学始为显学，更为学术界所重视。目录学的发展和引起学术界关注，不仅因为它是研究目录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还因为它是一门读书治学入门的学向，它可以告诉人们，关于某一个向题，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又可提供查找文献的必要线索与方法。凡从此入们读书治学成就卓著者，屡见不鲜。梁启超九岁曾到广州应童子试，名落孙山，第二年他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找出门径。第三年，十一岁的梁启超再次到广州院试，考中秀才。后来又拜康有为为师，进一步学习目录学，研究文史，成为中外闻名的学者。牟润孙在回忆其师陈垣治学的路径时，亦论及目录之学：先师自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为阶梯而去读他所要读的书。他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必须要读的书目。因为懂得目录学功能，以至陈垣养成了凡读图书馆必先求该馆庋藏图书目录的习惯，事半功倍。1917年10月，他随当时的北平国务总理梁士诒出访日本，途经上海停留四天，他人赴十里洋场寻欢作乐，而陈垣却将全部时间泡在时为法国天主教所设的徐家汇藏书楼，遍读藏书目录后，有目的地阅读了明末清初传教士的著述和其他图书，并详细做了笔记，请人抄写了部分文字。这些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1926年5月，当吴宓在他书斋里见有这些从藏书楼抄录的基督教传士著评的亚里士多德《名理探》《寰有诠》大为惊喜，乃商之公教大学辅仁社，影印几百部以传世。1961年3月，叶恭绰预治浩如烟海的《道藏》，向他请赐南针。陈垣就告以“《道藏》入门书未见有很佳者，唯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四卷尚可一阅” 。图书馆要收集专题图书，他也提示：必须先编制书目。在与冼玉清的信中他曾说：“粤中如欲收粤人著作，最好先编成书目，然后按目求书。”
因为目录学对读书、治学至关重要，1961年5月陈垣在和北京师大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座谈时，就自己经验提出：一是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二是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要求甚解。他说：“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柳、韩，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余嘉锡自幼刻苦读书，早有著述之志，然于学问之事实未有所解。后来他看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茅塞顷开，想尽一切办法，购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穷日夜读之不厌，终于成为著名学者。他深有感触地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之学，以津逮，较其它学术，尤为重要。” 季羡林在《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中，亦有类似的论说：“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们以及近代的西方学者，研究学问都从书目开始，也以此来教学生。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书目，在他的笔记本中，我发现了大量的书目。比如笔记本八第二本中有中亚书目一百七十种，西藏书目二百种。此外，在好多笔记本中都抄有书目。从二十年代的水平来看，这些书目可以说非常完全了。就是到今天，它仍然有参考价值。”[12]
目录学对于高等学校学生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搜集资料，利用文献撰写论文等科研能力的培养，更有深远的意义。
二、了解学术源流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3]从事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学术源流，了解其某些图书的基本内容，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古今史学家，在治史，治目录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目录即学术史，学术源流得力于目录学。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我国目录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书籍内容，表现它的价值，学术源流，表现作者的学术成就，流派、师承等。目录书有三种类型：一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二是有小序而无解题;三是有小序，解题都没有，只著书名。无论是有小序，有解题还是无解题者以及小序、解题皆无的目录书都可起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这一作用。有小序有解题的对图书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来达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的作用。有小序无解题者是充分利用小序使读者先从学术上得一概貌，进而便于了解和掌握每一种书。小序和解题都没有的目录书，主要靠“类例分明”，使学人能窥视学术之源流沿草。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人都极为重视利用目录这个“工具”，以书目了解学术源流，辨别一书的学术流派和学术价值。许多学者对目录学这一功能给予很高的评价。鲁迅在校研究《稽康集》时，就曾使用过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叶盛《箫竹堂书目》、焦谯《国史·经籍志》、高儒《百川书志》、祁承熯《澹生堂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述古堂藏书目》、洪颐煊《读书从录》、朱学勤《结一庐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江标《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通过许多书目，从而彻底弄明白了《稽康集》流传的情况，理清了该书卷数及名称变迁的轨迹。鲁迅对古今各种公私书目了如指掌，运用起来左右逢缘，得心应手，为他顺利解决各种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鲁迅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利用书目辑录，校订有关古典小说的同时，还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源流也做了“考镜”。我国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近代历史学家文学家王国维，从1907年开始潜心研究词和戏曲。明代的杂剧传奇，没有记载，其源流变迁，也无资料。他决心要考证一番，王国维由元明溯宋金，以探求戏曲的演化变迁。他利用名家书目，凡是书目有记载及有传本的戏曲，就录其名目，以便稽考，最后著成《曲录》和《宋元戏曲考》。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整理古代戏曲史的著作。缪钺先生在《治学琐言》[14]中说到：他的父亲对他说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教我先看《书目答问》，然后再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以这两部书常置案头，以供翻检。在一个暑假中，我曾按照《书目答问》的体例，将家中藏书编了一本书目，我父亲还写了一篇序。我时常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解许多古书作者的身世，书的版本、内容、体例及其长短得失。[15]目录学过去曾在我国许多著名学者的治学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日，继承我国目录学的光荣传统，总结它在治学中所起的作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谁，治学都离不开目录学。撰写论文，完成某一科项目时首先是根据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确定归属的时代地区与范畴;其次分析课题涉及的科研的范围;再次，明确课题拟采用的类型，检索图书馆的目录和工具书，在此基础上，开始翻阅图书目录中有关的标题与款目，查找期刊论文索引中的有关类目。这样便省掉许多的暗中摸索之苦，在最短时间查找到课题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三、整理古籍的基础
古籍整理，不同于专业科学研究机构与出版部门对古籍的校勘、标点、注释、辑佚、编纂等项目加工整理工作，而是对各图书馆藏的古籍进行著录、分类、编制各种类型的目录以及古籍修补等工作。这些工作是其他一切古籍整理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无论是研究某一古籍还是整理辑录某些古籍，都要弄清版本，弄清有哪些版本，哪些版本比较好，比较可靠。倪其心在《关于目录，目录学与古籍整理》中说：“对于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编辑工作来说，目录和目录学的功用也是这样的。一般地说，一种古籍的整理者会对自己的整理稿说明其学术地位与价值，同时往往提供整理所用的底本目录、参校本目录、引用书目及参考书目。这是整理者的基本依据，因而是编辑首先必须审核的。例如审核其底本及参校本，就可以利用目录学知识来查阅版本目录，如同到图书馆查书借书，必须先到目录室查号填条。目录学就像介绍古今典籍的目录室，说明古今有哪些重要的典藏目录，它们分别是怎样分类编目的，怎么找到所需要的古籍资料，包括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情况、今存的情况，以便了解它们今存版本的来源及善劣真伪等等情况。这些是了解、选择、确定一种古籍的底本、主要参校本要了解的基本情况，是审核整理者选定底本、主要参校的基本依据。可见目录和目录学是治学的津梁，也是古籍整理的基本数据库，十分有用。”[16]胡适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工作，由于他掌握的版本资料不完全，得出的结论有些不准确，所以他对《水浒传》的考证，就有某些错误。1931年胡适见到了孙楷弟撰写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进一步扩大了视野，深切体会到目录学是开展科研的前提。他说:“孙先生此书中记载的《水浒传》的刻本竟有6处之多。因为有许多本子的详细记载。我们方才可作《水浒》演变史的精密研究了”。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他在一生学术研究中披览大了量书目。《管子》是战国秦汉时代文化之总汇，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珍贡古籍。但是《管子》文字艰涩，十分难读，再加上“经历年代之远，古写本不可复见。简篇错乱，文字奇误”，因此郭沫若决心整理。他说:“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整理之，即着手整理。”郭沫若先利用书目考据各种版本及特刻翻刻情况以及校注《管子》书的学术流派著者生平事绩。他披揽大批书目，了解到校勘《管子》的五种不可缺少的版本。他以五种版本为基础底本，参阅其他版本相互精校，经9个月浩繁劳动，终于完成了《管子集校》工作。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郑振铎，也是著名的古籍文献的搜集者和整理者。他一生搜集中外古籍文献16000多种，计10万多册。他编了我国第一部弹词目录和宝卷目录;他校点编迅了《自雪音选》、《晚清文选》、《清人杂剧》初、二集、《古本戏曲丛刊》l一4卷、《长乐郑氏汇刻传奇》第一集，《新编南九宫调》等；在艺术方面编了《中国版画史录》、《锡辉斋唐宋以来名画集》、夸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敦煌壁画选》、《宋人画册》等。对此，著名学者黄永年在《古籍整理的学问》中论述到：“要把古籍整理好，还需要掌握哪些有关的学问？这些学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古籍通用的，再一种是某些古籍所专用的。各种古籍通用的，有：目录学。这不是图书馆工作所需要的讲如何分类编目的目录学，也不是讲我国分类编目历史的目录学，而是讲我国古籍源流的目录学，即是指在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哪些重要的古籍，现在还保存了哪些重要的古籍，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在当时和今天各有什么价值等等，因此，严格地讲可称之为古籍目录学。如果整理古籍的人连这种古籍目录学都没学过，就不可能知道哪些古籍要整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整理。版本学。严格地讲是古籍版本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讲如何鉴别古籍的版本，包括各个时代的刻本和抄本、稿本、批校本；一是讲每种古籍有过哪些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其间有什么渊源递嬗的关系。后者也可以称做版本目录学，即讲各种古籍的版本的目录学。整理古籍如果不懂这门学问，就根本无从选择底本，选择对校本，一切整理工作也就无从进行。”[17]知名目录学者彭斐章认为，科学研究的特点正在于它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有继承才有发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古典目录学的形成，是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弘扬优良文化，是人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批判地总结与继承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遗产，作为发展当前目录事业的历史借鉴，无疑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目录学是泛舟书海的向导，科学研究的指南，也是研究工作自由翱翔的翅膀。
[1]高尚举：《古典文献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 版。
[2]
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一。
[3]
唐毋煚：《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
[4]
同上。
[5]
同上。
[6]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7]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
[8]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序》。
[9]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
[10]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王欣夫在所著《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二章第二节中曾引此六条，按称：“以上六条，故友余氏嘉锡所启示，实为精辟之论”，并离析六条，各立一目，每目下列举事例说明利用目录学以考辨古籍的方法。
[11]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3月第1版。
[12]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13]
《论语·卫灵公》。
[14]缪钺：《治学琐言》，北大校友网，2004年11月10日。
[16]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17]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内容摘要】：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由古至今许多学者无一不是利用目录学的知识经过苦心钻研获得成功的。本文希图通过纪录名家对于目录学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充分阐发目录学对学术研究的和作用，进一步说明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关键词】：目录学 学术研究 功用
我国古代目录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典籍繁富的文化氛围之中，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远至春秋战国时代，讨论学术分类的著作《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就已出现。秦汉时期，有《论六家要旨》、《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兵录》等。我国古代目录学至此已略具雏型。至刘向领校群书，始作《别录》，成为目录的开山之作。自《别录》《七略》而后，目录及目录学方兴未艾，有官修的如《崇文总目》《四库总目》等，有私著的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有史志如《汉志》《隋志》等。目录学著作“据统计，西汉至清，我国古籍目录的编制，数量之多近千部……目前能见到的尚有六、七百部”。[1]目录学著作既多，它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作用自不待言。唐代释智升是最早注意到目录学对于治学的功用的，他在《开元释教录》序中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2]同时代的目录学家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也对目录学的重要作用作了论述。他指出经史图籍纷繁驳杂，面对浩繁卷帙，为学者不能遍览，常为其多所苦，若无分类编次、叙明源流的目录书，为学者就会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逐日”[3]，反之如果有好的目录书，“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锐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4]，就会“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5]，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6]，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7]，一语既赅，毋庸多言。目录学对于学术研究的功用，仁者智者各有所论。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8]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着重强调了书目指引读书门径的重要作用：“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9]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学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种作用：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疑；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10]来新夏在《古典目录学》中总结了古典目录的功能和作用有：一、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二、了解图书的本身状况；三、粗知学术源流；四、考辨古籍的依据；五、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11]
综合各家观点，目录学知识于学术研究之功用可归纳如下：
一、读书治学入门之学
我国典籍，卷帙浩繁。要进行某一学问的研究，需要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这些问题是每个初学者都要遇到的，不得其门者，则终身无得，著名学者也不例外。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开创于汉代，到清乾隆时代，目录学始为显学，更为学术界所重视。目录学的发展和引起学术界关注，不仅因为它是研究目录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还因为它是一门读书治学入门的学向，它可以告诉人们，关于某一个向题，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又可提供查找文献的必要线索与方法。凡从此入们读书治学成就卓著者，屡见不鲜。梁启超九岁曾到广州应童子试，名落孙山，第二年他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找出门径。第三年，十一岁的梁启超再次到广州院试，考中秀才。后来又拜康有为为师，进一步学习目录学，研究文史，成为中外闻名的学者。牟润孙在回忆其师陈垣治学的路径时，亦论及目录之学：先师自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为阶梯而去读他所要读的书。他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必须要读的书目。因为懂得目录学功能，以至陈垣养成了凡读图书馆必先求该馆庋藏图书目录的习惯，事半功倍。1917年10月，他随当时的北平国务总理梁士诒出访日本，途经上海停留四天，他人赴十里洋场寻欢作乐，而陈垣却将全部时间泡在时为法国天主教所设的徐家汇藏书楼，遍读藏书目录后，有目的地阅读了明末清初传教士的著述和其他图书，并详细做了笔记，请人抄写了部分文字。这些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1926年5月，当吴宓在他书斋里见有这些从藏书楼抄录的基督教传士著评的亚里士多德《名理探》《寰有诠》大为惊喜，乃商之公教大学辅仁社，影印几百部以传世。1961年3月，叶恭绰预治浩如烟海的《道藏》，向他请赐南针。陈垣就告以“《道藏》入门书未见有很佳者，唯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四卷尚可一阅” 。图书馆要收集专题图书，他也提示：必须先编制书目。在与冼玉清的信中他曾说：“粤中如欲收粤人著作，最好先编成书目，然后按目求书。”
因为目录学对读书、治学至关重要，1961年5月陈垣在和北京师大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座谈时，就自己经验提出：一是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二是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要求甚解。他说：“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柳、韩，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余嘉锡自幼刻苦读书，早有著述之志，然于学问之事实未有所解。后来他看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茅塞顷开，想尽一切办法，购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穷日夜读之不厌，终于成为著名学者。他深有感触地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之学，以津逮，较其它学术，尤为重要。” 季羡林在《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中，亦有类似的论说：“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们以及近代的西方学者，研究学问都从书目开始，也以此来教学生。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书目，在他的笔记本中，我发现了大量的书目。比如笔记本八第二本中有中亚书目一百七十种，西藏书目二百种。此外，在好多笔记本中都抄有书目。从二十年代的水平来看，这些书目可以说非常完全了。就是到今天，它仍然有参考价值。”[12]
目录学对于高等学校学生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搜集资料，利用文献撰写论文等科研能力的培养，更有深远的意义。
二、了解学术源流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3]从事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学术源流，了解其某些图书的基本内容，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古今史学家，在治史，治目录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目录即学术史，学术源流得力于目录学。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我国目录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书籍内容，表现它的价值，学术源流，表现作者的学术成就，流派、师承等。目录书有三种类型：一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二是有小序而无解题;三是有小序，解题都没有，只著书名。无论是有小序，有解题还是无解题者以及小序、解题皆无的目录书都可起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这一作用。有小序有解题的对图书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来达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的作用。有小序无解题者是充分利用小序使读者先从学术上得一概貌，进而便于了解和掌握每一种书。小序和解题都没有的目录书，主要靠“类例分明”，使学人能窥视学术之源流沿草。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人都极为重视利用目录这个“工具”，以书目了解学术源流，辨别一书的学术流派和学术价值。许多学者对目录学这一功能给予很高的评价。鲁迅在校研究《稽康集》时，就曾使用过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叶盛《箫竹堂书目》、焦谯《国史·经籍志》、高儒《百川书志》、祁承熯《澹生堂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述古堂藏书目》、洪颐煊《读书从录》、朱学勤《结一庐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江标《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通过许多书目，从而彻底弄明白了《稽康集》流传的情况，理清了该书卷数及名称变迁的轨迹。鲁迅对古今各种公私书目了如指掌，运用起来左右逢缘，得心应手，为他顺利解决各种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鲁迅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利用书目辑录，校订有关古典小说的同时，还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源流也做了“考镜”。我国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近代历史学家文学家王国维，从1907年开始潜心研究词和戏曲。明代的杂剧传奇，没有记载，其源流变迁，也无资料。他决心要考证一番，王国维由元明溯宋金，以探求戏曲的演化变迁。他利用名家书目，凡是书目有记载及有传本的戏曲，就录其名目，以便稽考，最后著成《曲录》和《宋元戏曲考》。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整理古代戏曲史的著作。缪钺先生在《治学琐言》[14]中说到：他的父亲对他说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教我先看《书目答问》，然后再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以这两部书常置案头，以供翻检。在一个暑假中，我曾按照《书目答问》的体例，将家中藏书编了一本书目，我父亲还写了一篇序。我时常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解许多古书作者的身世，书的版本、内容、体例及其长短得失。[15]目录学过去曾在我国许多著名学者的治学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日，继承我国目录学的光荣传统，总结它在治学中所起的作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谁，治学都离不开目录学。撰写论文，完成某一科项目时首先是根据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确定归属的时代地区与范畴;其次分析课题涉及的科研的范围;再次，明确课题拟采用的类型，检索图书馆的目录和工具书，在此基础上，开始翻阅图书目录中有关的标题与款目，查找期刊论文索引中的有关类目。这样便省掉许多的暗中摸索之苦，在最短时间查找到课题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三、整理古籍的基础
古籍整理，不同于专业科学研究机构与出版部门对古籍的校勘、标点、注释、辑佚、编纂等项目加工整理工作，而是对各图书馆藏的古籍进行著录、分类、编制各种类型的目录以及古籍修补等工作。这些工作是其他一切古籍整理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无论是研究某一古籍还是整理辑录某些古籍，都要弄清版本，弄清有哪些版本，哪些版本比较好，比较可靠。倪其心在《关于目录，目录学与古籍整理》中说：“对于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编辑工作来说，目录和目录学的功用也是这样的。一般地说，一种古籍的整理者会对自己的整理稿说明其学术地位与价值，同时往往提供整理所用的底本目录、参校本目录、引用书目及参考书目。这是整理者的基本依据，因而是编辑首先必须审核的。例如审核其底本及参校本，就可以利用目录学知识来查阅版本目录，如同到图书馆查书借书，必须先到目录室查号填条。目录学就像介绍古今典籍的目录室，说明古今有哪些重要的典藏目录，它们分别是怎样分类编目的，怎么找到所需要的古籍资料，包括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情况、今存的情况，以便了解它们今存版本的来源及善劣真伪等等情况。这些是了解、选择、确定一种古籍的底本、主要参校本要了解的基本情况，是审核整理者选定底本、主要参校的基本依据。可见目录和目录学是治学的津梁，也是古籍整理的基本数据库，十分有用。”[16]胡适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工作，由于他掌握的版本资料不完全，得出的结论有些不准确，所以他对《水浒传》的考证，就有某些错误。1931年胡适见到了孙楷弟撰写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进一步扩大了视野，深切体会到目录学是开展科研的前提。他说:“孙先生此书中记载的《水浒传》的刻本竟有6处之多。因为有许多本子的详细记载。我们方才可作《水浒》演变史的精密研究了”。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他在一生学术研究中披览大了量书目。《管子》是战国秦汉时代文化之总汇，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珍贡古籍。但是《管子》文字艰涩，十分难读，再加上“经历年代之远，古写本不可复见。简篇错乱，文字奇误”，因此郭沫若决心整理。他说:“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整理之，即着手整理。”郭沫若先利用书目考据各种版本及特刻翻刻情况以及校注《管子》书的学术流派著者生平事绩。他披揽大批书目，了解到校勘《管子》的五种不可缺少的版本。他以五种版本为基础底本，参阅其他版本相互精校，经9个月浩繁劳动，终于完成了《管子集校》工作。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郑振铎，也是著名的古籍文献的搜集者和整理者。他一生搜集中外古籍文献16000多种，计10万多册。他编了我国第一部弹词目录和宝卷目录;他校点编迅了《自雪音选》、《晚清文选》、《清人杂剧》初、二集、《古本戏曲丛刊》l一4卷、《长乐郑氏汇刻传奇》第一集，《新编南九宫调》等；在艺术方面编了《中国版画史录》、《锡辉斋唐宋以来名画集》、夸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敦煌壁画选》、《宋人画册》等。对此，著名学者黄永年在《古籍整理的学问》中论述到：“要把古籍整理好，还需要掌握哪些有关的学问？这些学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古籍通用的，再一种是某些古籍所专用的。各种古籍通用的，有：目录学。这不是图书馆工作所需要的讲如何分类编目的目录学，也不是讲我国分类编目历史的目录学，而是讲我国古籍源流的目录学，即是指在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哪些重要的古籍，现在还保存了哪些重要的古籍，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在当时和今天各有什么价值等等，因此，严格地讲可称之为古籍目录学。如果整理古籍的人连这种古籍目录学都没学过，就不可能知道哪些古籍要整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整理。版本学。严格地讲是古籍版本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讲如何鉴别古籍的版本，包括各个时代的刻本和抄本、稿本、批校本；一是讲每种古籍有过哪些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其间有什么渊源递嬗的关系。后者也可以称做版本目录学，即讲各种古籍的版本的目录学。整理古籍如果不懂这门学问，就根本无从选择底本，选择对校本，一切整理工作也就无从进行。”[17]知名目录学者彭斐章认为，科学研究的特点正在于它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有继承才有发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古典目录学的形成，是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弘扬优良文化，是人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批判地总结与继承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遗产，作为发展当前目录事业的历史借鉴，无疑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目录学是泛舟书海的向导，科学研究的指南，也是研究工作自由翱翔的翅膀。
[1]高尚举：《古典文献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 版。
[2]
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一。
[3]
唐毋煚：《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
[4]
同上。
[5]
同上。
[6]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7]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
[8]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序》。
[9]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
[10]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王欣夫在所著《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二章第二节中曾引此六条，按称：“以上六条，故友余氏嘉锡所启示，实为精辟之论”，并离析六条，各立一目，每目下列举事例说明利用目录学以考辨古籍的方法。
[11]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3月第1版。
[12]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13]
《论语·卫灵公》。
[14]缪钺：《治学琐言》，北大校友网，2004年11月10日。
[16]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17]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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