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黄论道中国画
王中秀 发表于2012-08-20 01:01
1943年5月25日由上海发出的一封信投向了北平石驸马胡同，没几天复信便回到了寄信人的案几上。这就是美术史上著名的“傅黄论道”开始的一幕。
傅雷与黄宾虹两人通过书信来往论道。现存的这些书信勾画出他们论道的核心论题，即中国画的现代走向，换言之，就是中国画发展到今天，是墨守成规，陈陈相因，满足于市场虚假的繁荣，还是冲破樊篱，寻求传统的现代突破。
傅雷、朱梅馥夫妇（右）与黄宾虹、宋若婴1940年代在杭州栖霞岭宾翁处合影
傅雷写给黄宾虹的手札（局部），于中可见黄翁引傅雷为知音，赠画颇多
1943年5月25日由上海发出的一封信投向了北平石驸马胡同，没几天复信便回到了寄信人的案几上。这就是美术史上著名的“傅黄论道”开始的一幕。信是傅雷寄出的，收信人是黄宾虹。也许出乎傅雷的意料，他那封短信很快就得到黄宾虹的回应，像星星之火落到了干柴堆上，一下子燃成燎原之势，由此启端，一封封论艺之书往来于两人之间，直到老人去世。
傅黄论道是中国近现代画史上独特的一个亮点，这些论道之书，成为我们取之不竭的现代智慧的源泉。尽管他们的通信依然有缺失，实际上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但现存的这些书信已经足够为我们勾画出他们论道的核心论题，即中国画的现代走向，换言之，就是中国画发展到今天，是墨守成规，陈陈相因，满足于市场虚假的繁荣，还是冲破樊篱，寻求传统的现代突破。
这个议题已经或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深思，傅黄论道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人们往往太过关注他们的论道过程而忽略了这个过程开始之前发生的事情。
一纸信件导致的傅黄论道，看似是一偶然突发事件，其实在这一貌似偶然事件的背后蕴藏着外人鲜知的必然结果。
让我们回溯到傅雷归国后一个重要艺术活动。他归国后参与的最重要的艺术活动是，和他的上海美专同事、洋画家王济远、倪贻德、庞薰琴、张弦等发起组织“决澜社”。这个美术社团的宗旨是“吸收现代世界艺术，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决澜社画展今日开幕》，1932年10月9日申报）。他们在1932年10月9日举行了第一次画展。这次画展展出社员和社外画家的作品并不多，只有五十余件，无论在当年还是当今，只能算是个微型展览。在当时媒体眼里，这个展览“量数虽不多，惟精妙绝伦，充满新鲜空气，为国内艺坛所仅见”，其作品“有倾向于新古典者，有受野兽群影响者，有表现东方情调者，有憧憬于超现实的精神者”（《决澜社画展今日开幕》，1932年10月9日申报）。显然，这是个现代绘画展览会，在展览会第一天的下午邀请文艺界举行茶会。茶会来宾“均以法兰西之野兽群相喻”（《决澜社展盛况》，1932年10月12日时事新报），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开创中国新艺术。茶会上，他们发表了《宣言》。
这个《宣言》让我们联想到十一年前倪贻德参与的青年画会的宣言。青年画会是上海美专几个西画学生组织的美术社团，他们都怀着一颗炽热的心，一次次举办展览会。他们发表的《宣言》中有云：“一、使一般在枯寂冷酷生活中之人，稍受艺术之感化；二、使一般未曾接触艺术之人，引起其创作欲；三、表布全体会员半年来研究之所得，请海内方家详确指正，此后更当努力研究，创造生命之民众艺术，以期光照黑暗之社会。”（《青年画会展览会之情形》，1921年12月17日申报）三十年代他们人大多远离上海，只有倪贻德留下。反抗黑暗社会的决心依然在，只是决澜社《宣言》更激昂更成熟：“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青年画会产生于新文化思潮风生云起的年代，到决澜社兴起已经过了十一年，其间中国画已经从革命对象的地位解放出来，戏剧性地被视为“西方现代派的老师”（丰子恺文），但在傅雷们看来，中国固有艺术仍然没有脱离“衰颓和病弱”，三十年代的画坛风气不是固守旧习，就是跟在西方后面乱跑。
傅雷没有赶上青年画会的时代，但以后数年的欧洲之旅铸造了他一个全新的艺术视角。
在这时段里，傅雷和倪贻德义务性质地为摩社编撰了《艺术旬刊》和《艺术月刊》，并且为刘狮绘画展览会撰写了篇画评《狮子吼了》（傅雷《狮子吼了》，1932年9月14日申报）。后面这篇画评历来不为人注意，与其说这是意义狭小的画评，毋宁说是篇关乎宏旨的画论。这里让我们摘录其中一段：
刘狮是一个十二分聪明伶俐的青年，我常劝他做人要聪明而不伶俐，做艺术家尤其要有三分戆气，这当然离伶俐很远。刘狮最易受人影响，因为他伶俐。一个未成功的作家当然免不了受人影响，但影响与模仿有异，而伶俐的结果，往往会埋没自己的个性，而把影响与模仿相混。刘狮似乎已懂得这一点，一年来的努力都在想解脱他那彷徨歧途苦闷，深信不疑地寻觅他自己的途径。他慢慢地丢弃肖似、纤巧、艳丽，那些肤浅的、炫人眼目的技巧，而作着统一、蕴纯、综合、沉着的试验。风景画中如《雪壕》《号声》《八字桥》《秋晨》《风景七○号》，及普陀近作中《南天门》，都有这种趋势。轻灵活泼的小手法在这些作品中已经绝迹，而另是一种雄的挥洒，他一向用的鲜艳夺目的色彩，也转变到深沉含蓄的幽怨的旋律中上去了。在此，我并非说用色不能鲜艳，但鲜艳要不俗，要有底蕴。鲜艳的画笔若能在深沉凄绝的诗意中洗练出来，则其鲜艳将不再是外表上的美观而是平和幸福的内心表现了。《晚霞》一作，就是一个好例。
肖像画中之梁小姐、文箴女士、朱小姐等三幅，不独已经和《友之母》《Wen Chen小姐》等那种扭扭捏捏、支离破碎的面目完全不同，而且在尝试大胆的省略，心理的窥测，和装饰风的现代趣味了。
“做人要聪明而不要伶俐，做艺术家尤其要有三分戆气。”多么睿智的话！这话至今不失其直指人心的箴言价值。不知当今那些为迎合市场好恶不断转移自己艺术风格的画家，读到这些话，会作如何想法。
“丢弃肖似、纤巧、艳丽，那些肤浅的、眩人耳目的技巧，而作着统一、蕴纯、综合、沉着的试验”，这席话，我们无妨看作“决澜社”的艺术探索准则，看作傅雷画学探索之路的风向标。
1933年的年初，傅雷发表了一篇重要艺术评论《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整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游荡着“企待”的悬念，他企待着能有人带领我们“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结尾，他满怀期待地说：“现代的中国艺术家先把自己在‘人类的热情’（passion humaine）的洪炉中磨炼过后，把东西两种艺术的理论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之后，再来说往左或往右去，决不太迟。”
“把东西两种艺术的理论有一番深切的认识”。
他虚位以待，等待着空谷足音。
发生上面这一切的时候，黄宾虹不在上海，他还在继续着他那历时一年之久的四川苦旅。等到他回沪就已经是这一年的晚秋，他回沪后的11月15日便和王济远等发起组织起了“百川书画会”。百川书画会的发起人有十一人，除了王济远，还有鄢克昌、吴梦非、刘抗、王远勃、梁书、张弦、陈人浩、莫运选、诸闻韵。他们大多是上海美专的同事，大多是洋画家，其中王远济、张弦还是决澜社社员。他们约法每半月集会研究一次，会员每人出具书画作品，互相点评，并有书画理论的讲座。
我们知道，离此一个月前决澜社刚刚举行了第二届绘画展览会，半个月后决澜社租房成立决澜画室，除了社员自己研究外，还登报征求社外画家与美术爱好者参加研究。
乍看起来，决澜社和百川书画会好像在功能、人员上有部分重叠，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是洋画家组织，参与研究的是洋画家，后者是国画家和洋画家兼容的组织，参与研究的除了洋画家还有中国书画家。
洋画家和中国书画家合组画会的不乏前例，那些画会和百川书画会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前者都是为了办展览会的组合，后者是两者的研究切磋。前者在二十年代就出现过，而后者出现是三十年代，百川书画会开其先河。
如果说前者的理论支柱是傅雷，那么后者的主导是黄宾虹，百川书画会的会址后来就设在黄宾虹寓所。
百川书画会的宗旨其实就蕴含在它的名字中。即无论是洋画还是中国书画，都是艺术的“百川”，百川归海，才能成其大。百川书画会的终极目标就是打通洋画和中国书画的两个领域。不妨回想一下决澜社的宗旨“吸收现代世界艺术，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和百川书画会的宗旨如出一辙。
傅雷没有出现在百川书画会中，他的好友张弦、刘抗却出现在书画会的发起人之列。因此，无论是宗旨还是组织上，画会仍然覆盖着傅雷浓重的投影，和他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终极关怀。
不止一次，有人问我，黄宾虹真的懂印象派吗？我想百川书画会发起人之一刘抗早就作了回答。他后来有篇回忆文章，其中说黄宾虹不仅谈我国文化如数家珍，就是讲起西洋的艺术思潮，也头头是道，什么野兽主义或立体主义，都剖析得非常透彻。
傅雷的“企待”，在他写下《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又过了十年的时候，终于等到了回音。
傅雷与黄宾虹的友谊是超越世俗的。傅黄论道前后持续了十一年，在这十一年间他们相晤屈指可数，而彼此心心相印。这种心印其实早在傅雷组织决澜社时期就播下种子了，他们的论道不过是这时期他们振兴我国固有文化的合乎逻辑的继续罢了。
可以说，傅雷和黄宾虹是为发扬中国固有文化而生的，他们的友谊的基础也是建立在那基础上面的，他们的离去，不是“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命题的终结。他们开了个好头，下文待我们书写。傅雷在《狮子吼了》的结尾写了下面这段话，他写道：“目前这黑暗混乱的时代与国家，正是培养艺人的最好机缘。狮子，您得记住这话，切莫辜负了它！”当下已经不复是“黑暗混乱的时代与国家”，而且也摆脱了黄宾虹和傅雷晚年的时代禁忌，但我们仍然得——记住这话，切莫辜负了它！
1943年5月25日由上海发出的一封信投向了北平石驸马胡同，没几天复信便回到了寄信人的案几上。这就是美术史上著名的“傅黄论道”开始的一幕。
傅雷与黄宾虹两人通过书信来往论道。现存的这些书信勾画出他们论道的核心论题，即中国画的现代走向，换言之，就是中国画发展到今天，是墨守成规，陈陈相因，满足于市场虚假的繁荣，还是冲破樊篱，寻求传统的现代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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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朱梅馥夫妇（右）与黄宾虹、宋若婴1940年代在杭州栖霞岭宾翁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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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写给黄宾虹的手札（局部），于中可见黄翁引傅雷为知音，赠画颇多
1943年5月25日由上海发出的一封信投向了北平石驸马胡同，没几天复信便回到了寄信人的案几上。这就是美术史上著名的“傅黄论道”开始的一幕。信是傅雷寄出的，收信人是黄宾虹。也许出乎傅雷的意料，他那封短信很快就得到黄宾虹的回应，像星星之火落到了干柴堆上，一下子燃成燎原之势，由此启端，一封封论艺之书往来于两人之间，直到老人去世。
傅黄论道是中国近现代画史上独特的一个亮点，这些论道之书，成为我们取之不竭的现代智慧的源泉。尽管他们的通信依然有缺失，实际上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但现存的这些书信已经足够为我们勾画出他们论道的核心论题，即中国画的现代走向，换言之，就是中国画发展到今天，是墨守成规，陈陈相因，满足于市场虚假的繁荣，还是冲破樊篱，寻求传统的现代突破。
这个议题已经或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深思，傅黄论道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人们往往太过关注他们的论道过程而忽略了这个过程开始之前发生的事情。
一纸信件导致的傅黄论道，看似是一偶然突发事件，其实在这一貌似偶然事件的背后蕴藏着外人鲜知的必然结果。
让我们回溯到傅雷归国后一个重要艺术活动。他归国后参与的最重要的艺术活动是，和他的上海美专同事、洋画家王济远、倪贻德、庞薰琴、张弦等发起组织“决澜社”。这个美术社团的宗旨是“吸收现代世界艺术，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决澜社画展今日开幕》，1932年10月9日申报）。他们在1932年10月9日举行了第一次画展。这次画展展出社员和社外画家的作品并不多，只有五十余件，无论在当年还是当今，只能算是个微型展览。在当时媒体眼里，这个展览“量数虽不多，惟精妙绝伦，充满新鲜空气，为国内艺坛所仅见”，其作品“有倾向于新古典者，有受野兽群影响者，有表现东方情调者，有憧憬于超现实的精神者”（《决澜社画展今日开幕》，1932年10月9日申报）。显然，这是个现代绘画展览会，在展览会第一天的下午邀请文艺界举行茶会。茶会来宾“均以法兰西之野兽群相喻”（《决澜社展盛况》，1932年10月12日时事新报），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开创中国新艺术。茶会上，他们发表了《宣言》。
这个《宣言》让我们联想到十一年前倪贻德参与的青年画会的宣言。青年画会是上海美专几个西画学生组织的美术社团，他们都怀着一颗炽热的心，一次次举办展览会。他们发表的《宣言》中有云：“一、使一般在枯寂冷酷生活中之人，稍受艺术之感化；二、使一般未曾接触艺术之人，引起其创作欲；三、表布全体会员半年来研究之所得，请海内方家详确指正，此后更当努力研究，创造生命之民众艺术，以期光照黑暗之社会。”（《青年画会展览会之情形》，1921年12月17日申报）三十年代他们人大多远离上海，只有倪贻德留下。反抗黑暗社会的决心依然在，只是决澜社《宣言》更激昂更成熟：“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青年画会产生于新文化思潮风生云起的年代，到决澜社兴起已经过了十一年，其间中国画已经从革命对象的地位解放出来，戏剧性地被视为“西方现代派的老师”（丰子恺文），但在傅雷们看来，中国固有艺术仍然没有脱离“衰颓和病弱”，三十年代的画坛风气不是固守旧习，就是跟在西方后面乱跑。
傅雷没有赶上青年画会的时代，但以后数年的欧洲之旅铸造了他一个全新的艺术视角。
在这时段里，傅雷和倪贻德义务性质地为摩社编撰了《艺术旬刊》和《艺术月刊》，并且为刘狮绘画展览会撰写了篇画评《狮子吼了》（傅雷《狮子吼了》，1932年9月14日申报）。后面这篇画评历来不为人注意，与其说这是意义狭小的画评，毋宁说是篇关乎宏旨的画论。这里让我们摘录其中一段：
刘狮是一个十二分聪明伶俐的青年，我常劝他做人要聪明而不伶俐，做艺术家尤其要有三分戆气，这当然离伶俐很远。刘狮最易受人影响，因为他伶俐。一个未成功的作家当然免不了受人影响，但影响与模仿有异，而伶俐的结果，往往会埋没自己的个性，而把影响与模仿相混。刘狮似乎已懂得这一点，一年来的努力都在想解脱他那彷徨歧途苦闷，深信不疑地寻觅他自己的途径。他慢慢地丢弃肖似、纤巧、艳丽，那些肤浅的、炫人眼目的技巧，而作着统一、蕴纯、综合、沉着的试验。风景画中如《雪壕》《号声》《八字桥》《秋晨》《风景七○号》，及普陀近作中《南天门》，都有这种趋势。轻灵活泼的小手法在这些作品中已经绝迹，而另是一种雄的挥洒，他一向用的鲜艳夺目的色彩，也转变到深沉含蓄的幽怨的旋律中上去了。在此，我并非说用色不能鲜艳，但鲜艳要不俗，要有底蕴。鲜艳的画笔若能在深沉凄绝的诗意中洗练出来，则其鲜艳将不再是外表上的美观而是平和幸福的内心表现了。《晚霞》一作，就是一个好例。
肖像画中之梁小姐、文箴女士、朱小姐等三幅，不独已经和《友之母》《Wen Chen小姐》等那种扭扭捏捏、支离破碎的面目完全不同，而且在尝试大胆的省略，心理的窥测，和装饰风的现代趣味了。
“做人要聪明而不要伶俐，做艺术家尤其要有三分戆气。”多么睿智的话！这话至今不失其直指人心的箴言价值。不知当今那些为迎合市场好恶不断转移自己艺术风格的画家，读到这些话，会作如何想法。
“丢弃肖似、纤巧、艳丽，那些肤浅的、眩人耳目的技巧，而作着统一、蕴纯、综合、沉着的试验”，这席话，我们无妨看作“决澜社”的艺术探索准则，看作傅雷画学探索之路的风向标。
1933年的年初，傅雷发表了一篇重要艺术评论《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整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游荡着“企待”的悬念，他企待着能有人带领我们“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结尾，他满怀期待地说：“现代的中国艺术家先把自己在‘人类的热情’（passion humaine）的洪炉中磨炼过后，把东西两种艺术的理论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之后，再来说往左或往右去，决不太迟。”
“把东西两种艺术的理论有一番深切的认识”。
他虚位以待，等待着空谷足音。
发生上面这一切的时候，黄宾虹不在上海，他还在继续着他那历时一年之久的四川苦旅。等到他回沪就已经是这一年的晚秋，他回沪后的11月15日便和王济远等发起组织起了“百川书画会”。百川书画会的发起人有十一人，除了王济远，还有鄢克昌、吴梦非、刘抗、王远勃、梁书、张弦、陈人浩、莫运选、诸闻韵。他们大多是上海美专的同事，大多是洋画家，其中王远济、张弦还是决澜社社员。他们约法每半月集会研究一次，会员每人出具书画作品，互相点评，并有书画理论的讲座。
我们知道，离此一个月前决澜社刚刚举行了第二届绘画展览会，半个月后决澜社租房成立决澜画室，除了社员自己研究外，还登报征求社外画家与美术爱好者参加研究。
乍看起来，决澜社和百川书画会好像在功能、人员上有部分重叠，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是洋画家组织，参与研究的是洋画家，后者是国画家和洋画家兼容的组织，参与研究的除了洋画家还有中国书画家。
洋画家和中国书画家合组画会的不乏前例，那些画会和百川书画会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前者都是为了办展览会的组合，后者是两者的研究切磋。前者在二十年代就出现过，而后者出现是三十年代，百川书画会开其先河。
如果说前者的理论支柱是傅雷，那么后者的主导是黄宾虹，百川书画会的会址后来就设在黄宾虹寓所。
百川书画会的宗旨其实就蕴含在它的名字中。即无论是洋画还是中国书画，都是艺术的“百川”，百川归海，才能成其大。百川书画会的终极目标就是打通洋画和中国书画的两个领域。不妨回想一下决澜社的宗旨“吸收现代世界艺术，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和百川书画会的宗旨如出一辙。
傅雷没有出现在百川书画会中，他的好友张弦、刘抗却出现在书画会的发起人之列。因此，无论是宗旨还是组织上，画会仍然覆盖着傅雷浓重的投影，和他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终极关怀。
不止一次，有人问我，黄宾虹真的懂印象派吗？我想百川书画会发起人之一刘抗早就作了回答。他后来有篇回忆文章，其中说黄宾虹不仅谈我国文化如数家珍，就是讲起西洋的艺术思潮，也头头是道，什么野兽主义或立体主义，都剖析得非常透彻。
傅雷的“企待”，在他写下《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又过了十年的时候，终于等到了回音。
傅雷与黄宾虹的友谊是超越世俗的。傅黄论道前后持续了十一年，在这十一年间他们相晤屈指可数，而彼此心心相印。这种心印其实早在傅雷组织决澜社时期就播下种子了，他们的论道不过是这时期他们振兴我国固有文化的合乎逻辑的继续罢了。
可以说，傅雷和黄宾虹是为发扬中国固有文化而生的，他们的友谊的基础也是建立在那基础上面的，他们的离去，不是“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命题的终结。他们开了个好头，下文待我们书写。傅雷在《狮子吼了》的结尾写了下面这段话，他写道：“目前这黑暗混乱的时代与国家，正是培养艺人的最好机缘。狮子，您得记住这话，切莫辜负了它！”当下已经不复是“黑暗混乱的时代与国家”，而且也摆脱了黄宾虹和傅雷晚年的时代禁忌，但我们仍然得——记住这话，切莫辜负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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