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归来

我是昨天下午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
当我在法语系小会议室（我是比较文学系的，只是碰巧被安排在法语系的地界答辩；不过法语系我也的确常来，我的副导师是法语系的）等待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到来时，我随便翻阅着这几年来关于这个课题的笔记，自然想起了选题时的场景。
09年通过资格考试时，我的学术状态已经遇到了我当时只能隐隐感觉到的问题。也许由于身在比较文学系而领域还是和中国有关，我由一种“两头不靠”的自由，发展出了“恍兮惚兮”的孤立状态，甚至颇有些陶醉于其中了。资格考试通过得虽然比较顺，但几位导师已经在提醒我，是不是太缺少方向。而我却仍沉湎于这“无方向感”，这哲学味，这可能性。之后孩子出生，我也不再需要上课，我更加孤立，自恋，高傲，沿着自己的不知所谓的神思，一条路走到黑。笔记本上纪录下多少宏大的梦想，不可完成的未来著作，碎片般的理论闪电。马恩为十九世纪德国写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我要为二十世纪中国写下什么呢？“一个内在的批判视野，不同于思想史，不同于编纂学，而是历史人类学的精神现象学准备：天不丧斯文，人的类本质，人间正道，发展是硬道理，劳动与游戏⋯⋯“
这不是进行博士论文项目的状态。主导师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否定我的选题。他到后来已经不看我写的报告了，因为他知道我的心智实际在状况外。他只能说，博士论文和烟司波里纯无关。
写诗是一个不断削减灵感的过程。论文更是如此。
我却有些急了。通过了考试而迟迟不能开题是比较少见的，而我得操心博士第5年之后的经费。但我最终被导师说服，而且今天切身地明白了他的用心：一个博士训练过程，如果没有迂回，没有顿挫，那就仅仅是个短期行为，面子工程。
延宕其实是一点点的积累，读原始文本，编年表，做卡片，东翻西找之际，也自然有了峰回路转。2010年秋冬，虽然我还未正式开题，但在系里支持下，我申请到了两个非常不错的论文奖学金。这样我博士第六年就可心无旁骛（虽然实际结果是忙着找工作了）了。2011年开春，终于通过了开题，不过主导师对我的课题还是有担心，觉得我准备不足。的确，开题之后，我并没有能立刻落笔，甚至论文结构也推翻重来。另一方面，资料工作也还得完善，时而需要催本校图书馆买书（这方面他们挺给力），时而要去纽约上城那个著名的东亚图书馆，当然还得问国内友人要电子资料。系里连续给了我两次机会发布我的初步研究成果（其中一个场合是我参与组织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lloquium，这种系内活动形式很好，以后有空我想专门说一下），师兄师姐也在各种会议上让我发言。到了去年夏天，我又在本校参加7周的翻译问题研讨班，受了刺激，终于完成了一章的定稿。
这时候转眼就是去年秋季学期开学。主导师告诉我，今年职场上有些机会不错，他希望我在论文研究的同时顺手申请。我自然动心了。我的一部分论文奖励来自本校的一个人文中心，其中的所有研究员（有教授有学生）每周要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研究和人文学走向。这个跨学科平台不仅让我实打实接触到别人的具体研究思路，而且还给我提供了办公室。虽然是共用的，但这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办公空间。我的教职申请基本上都是在那里完成的。申请占据了我太多时间，耽误了我的写作，这绝对令我的导师失望，但申请过程中不断对招聘方表述自己的论文项目和研究计划，确实也促进了我思考我的论文在学术语境中该往哪里放，该摆什么阵。
意外地，我的工作竟然在圣诞前就找到了，而大多数学校的招聘面试还没开始。我连忙退出了其它申请，开始利用赢得的时间赶写论文。1月份先发表了一个会议论文，然后就势完成了又一章。2月份，我把孩子送回了国，擦干眼泪，把孩子的小卧室变成了我用书围成的战斗堡垒。基本上是每三周写出一章。虽然我每一章以前都写过短篇论文，但这个速度还是有点大跃进。当系里人们都在祝贺我时，我却因这种赶进度而心生不安。主导师也担心我质量不过关，有些勉强地在我的preliminary submission同意书上签了字。他告诉我，永远别欺骗自己这是一个成品；这是个展示品，后台应是一个刚刚建成的炼钢炉。
我只愿这炼钢炉不是土法炼钢。
3月春假，我让妻子孤身一人去佛罗里达度假，我则编订成了一个初稿。然后我自己认真修改了一遍，但已经不再动结构。冲刺阶段我一个哥们帮我看了下语言，他润色了三章，但后两章来不及了，还是我自己动手。3月25日，我装订，提交。然后做上那飞快的列车，去开ACLA，就当度假，另外再次发表自己研究成果，试水。
提交后的短暂兴奋立刻转化成无限的懊悔，但激情不再，浑身乏力，而且稿子已到了导师们手里，一切进一步的修改只能等答辩之后。和传说中的一样，每个等待答辩的人都出人意料地冷静。除了冷静，我还有些无所适从，不知该干点什么。ennui⋯⋯
昨天的答辩进行得相当酣畅刺激有强度。老师们到齐后，先和在外地的答辩委员会成员连线。美国的大学在”基础设施“上落后且保守，系里说不能用skype，所以只是电话。然后请我出去等候。他们“密谋”后，让我回去做了一个自我陈述，要求10分钟内，接着就开始答辩了。依我们比较系的偏好，答辩不采用问答方式，而是自由对话，当然，虽不强调“辩护”，但我是主角，回应所有关切。昨天谈话内容极其丰富，这里不赘。我的副导师和比较系系主任先开始比较“话霸”，把话题引向一系列理论，比较诗学，翻译学和修辞学方向，东亚系的第三导师则强调了我的世界文学语境和浪漫主义等，校外老师在后半程把问题引向具体的分析可信度和方法论等问题，而我的主导师则是主持人。在摸清大家感觉后我迅速成为了对话中的战斗机，但还是有些地方回应不充分，因为老师们也在互相枪话，后一个话题挤前一个。近两小时后，主导师最后提了宏观问题，确实直指要害。然后他们又让我出去。他们开始投票。
是副导师开门叫我回去的。当我得知是pass with distinction的时候，还是因“with distinction”而大感意外。系主任给我开香槟时我还真有些许犯晕。当然，谈话并没有变成“会饮”，这毕竟是周二下午，老师们都还有事，祝贺之后先后离开。最后走的是我的副导师。这位庞德专家，荷尔德林的英译者，在获得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后，最近又因为要翻译波德莱尔晚期散文而拿下古根海姆。他告诉我，一般“with distinction”要求论文达到发表水平，我的论文其实还差很多，但我的临场谈话对所有的问题都有领会而且一个不漏地进行了有内容的回应，这让答辩委员会非常欣慰，所以破格给了“with distinction”。的确，我的谈话比写作好。在写作中，我总还是回到一种云山雾罩的孤立。我的文字中有风有雨，却没有风向，没有源流，没有气象和动力学。我更适合谈话模式，在互动（乃至互相逼迫）中，自我具体了，露出一些风化的层次感，我得以找到工作中不属于我自己的客观的实在的东西。如何发扬出我性格中的对话模式，实在非我化，也是这次的一个启迪。
答辩后晕晕乎乎地过了一个晚上，堕落啊，没正事。现在决定整理家务，纪录昨天的谈话，修改论文，并给我接下来的工作单位写信。总之，事情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曼哈顿的嘈杂上午，在我听来，已然是一种静谧。此时我想起了远在国内的女儿，我想起了这么多家人的这么多牺牲，我想起了主导师在答辩前一周对我说的两句话：“你的研究还没有根基”；“don't be intoxicated by any early success.”
我谨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