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比理性更可贵的温柔

  对话杨照 >>杨照：比理性更可贵的温柔
刊于 东亚经贸新闻 2012年03月11日 12版
                
                
 
  杨照学历史、做新闻、写小说、当主持，“评论横跨政治、文艺，观点独到，涉猎范围几乎无所不包”……虽然愿意说自己是“写小说的人”，文学作品也多次获得过台湾的文学大奖，然而人们更关注的往往是他做的“杂事”。这两年，内地读者通过作品慢慢熟悉着的他，多半也是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模样。
  好在，近日出版的《我想遇见你的人生》和《迷路的诗》两本书，终于让读者可以窥见杨照更丰富的形象。
  《我想遇见你的人生》中的杨照是一个“温柔”的父亲，他谦和地蹲在女儿面前，抛去所有的身段、威权，委婉地跟她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迷路的诗》中的杨照是“从来没从高中毕业”的少年，认为“30岁时变成年少时的自己无法忍受的人是最大的失败”。
  有媒体感慨说，这样深情的杨照，惟《我想遇见你的人生》一书中有，而事实上更让人感触的是梁文道对他的评价：“杨照首先是一位文学家，其次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激情与温柔，是较理性与学识更可贵的元素。”
  本以为这样的了解已够全面，隔日却又在媒体采访中，看到他日常生活的模样：他也有“无处放书”这样的问题，太太的命令从“书要有进有出”，修正为“不能再带回来”……
  于是，也就怪不得他曾说“要把过去的自己压缩到一篇访问中告诉内地的读者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吧。
 
                
                 教会孩子信守原则最重要
  《东亚周刊》：《我想遇见你的人生》对您和女儿的影响分别是怎样的？
  杨照：我相信因为有了这本书，她有机会反复理解我所说的事情，她会说从前我说的一些话她并不懂，现在一次次看，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而因为有这个孩子，我自己也发生改变。跟孩子相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你会发现她身上有很多你不预期的东西，例如所有人都认为我女儿会对写作有兴趣，但完全不是，而我也无从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么丰沛的感受音乐的能力。所以，越是对我们亲近的人，我们以为自己认识的人，更应该耐心、用心去认知你所不熟悉的他的那一部分。
  《东亚周刊》：父母告诉孩子的，往往是美好的品格，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却常让父母陷入两难的境地，甚至推翻自己，您对此怎么看？
  杨照：其实有了孩子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让父母能更诚实地去回顾——到底在我的生命中，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才是“对”的。
  我不认为爱看电视的父母能教导小孩不看电视。如果父母依据现状教他别那么诚实、老实，却忘了他真正要面对其实是二十年以后的社会——那时的社会是什么样，他在英国还是哪里，你怎么知道？父母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教小孩信守他应该信守的原则，这样才有机会给他最宽广的可能性，不然只是教他如何面对今天的社会，如果他将来想要别的可能性，你今天的做法会成为他的绊脚石。人能言行合一，相信什么就怎么做，在任何时空都说得通，从这个角度来想，那我们的选择、忧虑就会不太一样了。
  《东亚周刊》：“在放手的当下，父亲也从主要的风景，变成在窗边等待，永恒不变的那一枚影子”——真正面对这样的转折时，您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杨照：首先是，父母要从指挥官变成助手，过去都是帮子女做决定，现在要重新认识、学习，理解子女想要什么，帮助他做出选择，而不是替他决定。其次是，过去发生很多事情时你都陪在他身边，但他慢慢成长，很多重要的事你不会常常在场了，你有没有办法可以重新建立关系，让他碰到任何事情都愿意告诉你。还不错的是到今天为止，女儿碰到重要的事情都会想到告诉我们，我不知道这会维持多久，但会尽量。
  人应经常整理理想与热情
  《东亚周刊》：《迷路的诗》的创作起因是您关于“30岁”的“成长阴影”，您如何评价现在的自己？如何保持对老去、麻木的警觉？
  杨照：不断透过回忆，整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理想与热情。我很庆幸自己是个惯于使用文字的人，文字将经验、想法与感受记录、固定下来，我常常捡拾起自己年少时写过的东西，和不同阶段陆续写下的回忆，那就成了我的提醒监督，也是我检验自己当下行为的根本标准。
  《东亚周刊》：对于没有这样的意志的“普通人”，您是否也有些话想对他们说？
  杨照：每个人都有年少的理想与热情，我如此深信。“毋忘初衷”，经常回到生命本源之处，还没有那么多算计与考虑的原点，拾取那时候的感动与激动，这是每个人都能做，也都该做的吧！
  “公知”引起议论是求仁得仁
  《东亚周刊》：您对“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解读？是否考虑过要如何面对在这个名头下必然会经受的议论与质疑？
  杨照：“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角色与任务，是试图以知识、论理、价值观说服社会。从他的价值观立场出发，注意到社会上无法认同的事或他想要提倡的原则，就动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耐心、有条理地对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讲述，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可以改变社会。知识、论理、价值观，少了任何一项，就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
  由此说来，“公知”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质疑现状的，他的议论与质疑引来别人相对应的议论与质疑，正是他所追求的，求仁得仁，有什么好担心或抱怨的？
  《东亚周刊》：身为评论人、主持人、小说家等身份的杨照有什么不同？
  杨照：我是个“做了很多杂事的写小说的人”。当年放弃做一个诗人，我却没有放弃做一个创作者，没有放弃努力趋近艺术的梦想，只是载体换成了小说。但是写小说一来无法养家糊口，二来无法更直接地承担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因而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一路做了许多杂事。杂事有时也能有点成就，能帮助一些人看到某些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帮助一些人将一些条理、原则认得清楚点，不过我的“初衷”，毕竟是写出可以对自己有所交代的小说，这我没有忘也不会忘。
  差异使内地出现港台文学热
  《东亚周刊》：在《对照记@1963》成书过程中，您对内地有什么新发现？这个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杨照：我和胡洪侠、马家辉之所以变成朋友、一起写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有共同的背景、经历。但开始写之后我就意识到，如果往回看，台湾、香港、衡水，时间越往前我们的差异越大，这里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主题：到底这四十年中发生了什么事，让两岸三地走到今天可以有这么多的相同。我们又会不会因为现在的相同，就忽略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里——这个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觉得彼此讲的话都听得懂，但在这些后面，通过时间而来的很多意义，会不会我们其实是有误会、有误解的。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领会，也是两岸三地沟通的一个盲点。
  《东亚周刊》：近几年，内地引进港台文学作品的数量和丰富性超越了以往，您认为这会对两岸三地的文学、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由于不同的成长背景、出版环境，这些作品可能会带给内地读者很大震动，对此您有什么建议提供给内地读者？
  杨照：关键在于差异。正因为都是用中文写作，港台文学作品有一种表面的熟悉、相似，比较容易被内地读者接受．然而实质上，历史背景的影响，使得港台文学的语境，关心的内容，情感的结构，乃至基本语法习惯，都有异于内地之处。熟悉中的陌生，带来异质的刺激，是港台文学的根本价值，也是大陆读者最可以珍惜的吧！并不是说港台文学有多好、多了不起，而是这些作品或许有机会提供一扇扇窗口，让内地读者看见自己心中那份对于不同事物、广大人间情感可能性的好奇与渴望。
书名：《迷路的诗》
      《我想遇见你的人生》
作者：杨照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