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所读图书及其它——论文前的预热

首先要说，我是我，我不是我的未婚夫。没有自己开一个豆瓣，是因为我对于豆瓣并没有他那么热心，加上我现在的文字产量锐减，原来的博客（们）也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此外也未必不是淡化个人色彩的一种尝试，建设生活及学术共同体的一种预热。实际上来说，尽管我的兴趣和阅读量没有他广泛，但是各自读过的书，有时会互相推介，或者随口发表一下感想的时候，彼此也有所耳闻，至少封面总是共同见过。在现有的书单之中，我也是有微薄的贡献的。
那么，现在说明我是我，是因为我即将会发表一些批评，秉着文责自负的想法，就把主体性凸显了一下。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总有那么八到十个月吧，我几乎没有看过或者说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本中文书，原因倒不是我对中文书有什么负面的看法，只是课业和研究的所需，啃的多半是一篇一篇的英文reading，这些英文的理论篇章，总是艰涩而且繁多，令我疲于追赶，不敢心有旁骛。
直到暑假的时候，因为放弃了一个国际期刊论文的约稿，决计从英文的枷锁之中自我解放，西西正在看《上学记》，遇到一些好玩的片段，大概是吴晗躲警报一类的事吧，给我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丢掉了手头布尔迪厄之类的东西，把《上学记》从头到尾看完，感到一种久违的读中文书的畅快。我以为这本书不错，不过西西说里头有些事他在别处也看过，所以评价一般。
开学后呢，我耍了一点小伎俩，骗过我导师的火眼金睛，把理论框架暂放一旁，进入一个号称为historical review的阶段，无非是想先把布尔迪厄爷爷甩了再说，可以堂而皇之地大看中文书了。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再次遇到《表演中国》，一个台湾女人写的学术书。说再次遇到，是因为从前读硕士的时候，做助教，大约帮某个老师复印过里面的一章，但是CU的助教体制，比较压榨，助教有时候就变成所助老师的私人复印工，印象之中，印的那一章，大概跟所教之课无关，所以我没有读过，但当时也已经觉得此书有趣，所以我把那一章也自己留了一个copy，不过搬家之后，就压箱底了。这次找到，就从前言看到后语，本来对我论文有用的，只是其中两三章，但我觉得她写得很好，所以全书通看，一边看一边盛赞。她从女性主义和表演文化学的角度来做解放前女明星的阐释，本来就对我这个文化研究的脾胃，而且资料翔实，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资料和理论的分析水乳交融又不含三聚氰胺，文笔好而不卖弄，通读下来的感觉，借用西西同学的话说，就是“这一餐吃得舒服”。鉴于我估计国内目前还不易看到这本书（而且也应该比较难出国内版吧，我这么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暂且不详尽地讨论它。
接着呢，就看到王晓渔的《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这本书我曾经以为很有用。第一，他在标题中用了“文化场域”的概念，考虑到这又是一个博士论文（亦即一种严格的学术文体），这就意味着布尔迪厄爷爷的理论将是全书的框架；第二，虽然布尔迪厄爷爷成为新一款的学术时髦以来，已经有无数人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但是王晓渔这个名字总也可以进入“光明”、“子母”一类的级别，算是有点儿品牌保障。从前有个有点交情的学术朋友向我推荐过他，西西说他自己也曾被推荐去看王的文化评论，并且以为写得不差。看来，文化评论写得好的人，并不必然做得好学术。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说明他这本书写得有多么糟，实际上，我还是颇认真地把它全部看完了（就获取有效的参考资料的角度出发的话，我原本不需要这么做）。好话讲在前面吧，实事求是地说，他这本书的史料爬梳部分做得颇细致，相信是费了很大的气力去考证、辨别，而且凸显了版本间的区别，比如附录的《新月》影印本的勘误，就颇有价值。对于像我这样，对这一块不熟的一般读者，内文也不失好看。而且把视点转向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多“日常”），而不是作家作品论或者文本细读，也算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虽然其实文化史也不是多么新颖的东西了，但这方面总还是有工作可做。
问题就在于，布尔迪厄爷爷到他这里完全成了一件多余的摆设。这一点非常明显。书刚拿到的时候，我还没看，西西翻了翻，随即说，把提到布尔迪厄的几句拿掉，对他全文也没有影响嘛！这就是晓渔兄的不是了。把老爷爷远远地搬来，却不让他作法，白白地搅扰了他老人家一趟，顺道害我这样一个小师妹也上了当。
全书两百来页，除去乃师许先生的总序，只有不到两页提到布尔迪厄爷爷，却好意思说“主要借鉴”。且不说，他追随许先生，把布尔迪厄的理论解释为“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惯习”准不准确，关键是，这些个核心概念在此后的正文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总结的时候，虽然倒数第二段提了一下下“文化场域”，却始终不见“资本”与“惯习”，只有一两个“文化资源”，但相信晓渔兄也会同意“资源”不是“资本”的别名吧。
这就好比给他的论文戴上了一顶布尔迪厄牌的帽子，却连同一牌子的袜子也舍不得套一双。
这个恐怕不是他所谓“不想图解历史”所能解释得通的吧。如果博士毕业了还把论文的理论框架视若“图解历史”，那么学位会否拿得有点胆怯？若果真心以为如此，大可把这个原本不差的论文直接呈现出来便是，无印良品，何必贴个“布尔迪厄”的商标呢？
何况布尔迪厄爷爷想必也不能忍受把“场域”这样一种网络关系仅仅庸俗化为人际关系进而变作人事斗争。像王兄这样学问好的人，大概也不至于不知道布尔迪厄爷爷的场域理论同时兼具美学和政治经济学意识，涉及到阶级、新旧、自主性等等维度吧？然而这些在论文中却没有体现出来。
他说如何把布尔迪厄引入中国学术研究的时候，完全引用他导师的话。而且看过许先生总序的读者，再看王先生的这个论文，就觉得像是在给他导师的论断做一个详尽而且算得上漂亮的注。与其说，这本书用的是布尔迪厄的框架，还不如说用的是许纪霖的框架。我在这里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是说，一个博士论文最终为人作了注，未免也有些悲哀。这大概是国情使然，我没有在国内读研的经验，不晓得这是否是一种必需的礼节。但许先生在我阅读的印象中，应当是个开通的人才是。
说来好笑，尽管我还很稚嫩，学问也不精进，却有时候也会想“我们将来怎样做老师？”
最近看的一些博士论文，很多时候并不告诉我博士论文应该写成怎样，而是让我看到论文不应该写成怎样。但不管怎么说，王晓渔兄的这本书在阅读的层面还是比较令人愉快。以下要提到的这本书，则实在让我感到学术可能被人做得多么面目可憎了。这本书叫做《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那么呢，我们最好就不要指名道姓了，不过呢，也许我要告诉大家，作者是一名“新闻传播学博士后”，而且已然是副教授，供职于与我母系号称一南一北双峰并峙的一家新闻学院里。
这本书是去年出版，而且贩卖到香港来，我有一个同学在书店看到，以为对我的研究有用，就通报给我，我当时一听书名，知道其实跟我的课题不太相关，所以没有立即找来看，这次在海选参考资料的时候偶然碰到，就顺手抓来瞻仰。
我先看了陈思和的序，觉得他写得很努力很委婉，显然对这本书评价不高，但是碍于情面，不好推辞作序的事，又不想损伤自身的学术判断。但是我不同意陈先生说《晨报副刊》只能拿来说文学的事情，此书的作者没把“《晨报副刊》和知识分子”这道菜做好，不等于这个菜式不可能做好。但是经由陈先生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书的作者想两面讨好但实际上两面不讨好。我匆匆翻过的结果，是觉得他大概还是在报业史的思路下来说，既谈不上文学（史）研究，也称不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发展，不晓得是不是在新闻系供职的身不由己。
这本书其实我不想多谈，因为一开始就被雷到。譬如说，他的第一段是这样开头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社会转型。在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跌跌撞撞地走到近代社会，已经筋疲力尽，古老的中国也被折磨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这样一些语言出现在书的开头，我就已经强烈觉得是对书的封底“推荐上架类别：学术类”的一种嘲弄。那么接下来，已经不值得一一去辩驳他的观点了，在那个非“又臭又长”不能形容的第一章中，他对历史的叙述（假如说不是摘抄）比中学历史教科书更等而下之，后面的各个部分，又不过是一些引用和“隐形引用”的拼凑——啊，仿佛回到了我当年无聊地上着新闻史课的日子……为了弥补他的心虚，这位先生故意做了很多脚注，就连随手引了一句孔子老师的话，也要注明在《论语》的什么地方，大概以示和于丹的区别吧。可惜在后面的正文核心部分，却用了好一些二手资料……如果这位博士后副教授先生以为有了脚注的二手资料集锦也很学术的话，喔，好吧，那么我对此书的评论到此为止。
接下来的话，是由此引申出的一点不吐不快的牢骚。
即便说，这本书本和我的研究没有什么要紧的关系，但是，由于本人当年作为新闻系学生的时候，所关注所着力的即是副刊，甚至，当时有着二十年传统的系报便是在我这儿开始创办了副刊（这一点我从不讳言我的骄傲）。那时候，虽然只是大二，我也很清晰很自觉地意图回到诸如《晨副》时代的文艺传统。多谢当时系报主编汤师兄对我这个副刊主编的绝对放权和信任，所以报纸这么地实验了一段时间，虽然当时也不免和其他报纸同仁起过冲突，我还为此哭过，但当时大家都是真诚的，所以没有芥蒂，只不过很快我就退出。此后接手的师弟师妹完全摒弃了文艺传统，当时大家以为在新闻报纸，即使是副刊，放上文艺的东西也是不像话的事，挤占了新闻和专题的版面。其实我做的时候，不是那么地纯文学，而是偏重文化，而且也做专题，是有组织有策划的一个个系列。不过后来的人没有走文艺的路线，可能跟稿源也有关系，我那时候还是参与了一些文艺圈子的活动的。但是那时候新闻系的学生就开始有点要画地自限的意思。因为版面紧张，很多人以为新闻系的报纸只能登新闻系的人的文章，正如后来的广告学辩论会，也以为不能让新闻学的人插足进来，我从来不这样看。所以我找了很多外系的人写稿，也请了本系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写稿，但后来的编辑，似乎就在他们自己手中玩。说了这么多，我想说其实那会儿我已经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青年变成将视野和阵地转移到副刊上了。所以我现在没去做新闻，倒时不时也会在一些副刊上发文章。我当然期待有人可以将副刊研究得很好，没想到这本书让人失望得如此彻底。看起来是不能够对新闻系的学者抱有幻想。
前些天西西和人辩论，说我国新闻教育之失败，我想，他又没上过新闻系，大抵是从我这儿断断续续听来。失败的意思，并不是说新闻系学生皆是废品，相反，不少新闻系学生还比较地是思想活泛的人才，这其实是因为高考时候新闻系，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两大新闻系，容易收到比较好的生源，而且大家上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教育的失败（前几天和一个比我低三届的师妹聊起来，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所以会想办法自救，深入社会实践（或者浅白一点说，是到外面实习或打工）也好，另择学术阵地也好——我母系就曾为北大的文史哲输送了不少人才。加上新闻系总是一个不错的招牌（称之为“文化资本”何如？），课程负担又很轻松，所以自可多做涉猎。但是，正经来说，新闻学术就几乎惨不忍睹，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更加确信，至少就这一南一北两大老牌新闻学院而言，几乎很少有什么可以目之为“学术”的东西。那个跟西西辩论的人说，她觉得中文系的才是如何如何不堪，我倒是觉得，就国内最好的中文系而言，固然鱼龙混杂，但是毕竟还是有龙的存在，虽然不太多。虽然中文系里面也不免有“知识分子的‘内战’”，但据说有的新闻系里面，已经尸横遍野。而新闻系学生那点可怜的真正的“文化空间”——我们的颇有知识分子反对意识的系报，已经先期做了炮灰，烟消云散，即便我回母校也没有了凭吊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