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共产主义1848-1991》导论

《欧洲的共产主义 1848-1991》导论
                
                
  
[英]罗纳德·科瓦尔斯基 著
王立秋 试译
 
 
1989年夏天弗兰西斯·福山出版了他饱受争议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正如他在后续的著作中澄清的那样，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在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在过去几年间，在它征服它诸如等级君主制，法西斯以及最近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手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上的，引人注目的共识。”[1]在他最初的宣告后的数月间，事实似乎证明福山是正确的。1945年后在东欧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在1989年秋（附录B）像九柱戏的木棒一样纷纷倒台。到1991年年底的时候，共产主义革命的祖国，苏联，也崩溃了，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过程没有流血而且，当时，在它的公民里也没有丝毫悔意（附录A）。继任的体制急急忙忙地拥抱了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原则，在不同程度上许下承诺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在共产党政府的主持下，也采纳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还不能说是民主的话——来促进增长。共产主义死了，为苏联所激发的共产主义模式也不列外。后者核心的特征，即集中化的命令经济和对个体自由的否定，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总结的那样，“既不可能，也不可欲，更非……必要”。从1848年《共产主义宣言》出版开始的那个纪元终结了，它看起来，彻底失败了。[2]
 
为共产主义所激发的理想是否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则是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要理解它们的持久性。从列宁的共有(communis, common)开始，共产主义，根据收录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设想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财产的所有权将长居于集体，或共同体，而不是个体的手中。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都为着共同的善而工作。它的根源在于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古希腊哲学家所详细阐释的那种自治的公民社会的想象；在于新约的基督教，它假设恭顺者和穷人将继承大地（特别是自宗教改革以来，形形色色的基督教派都在力图创造这样的共通体，其中财产为集体所有，财物按需分配）；到英国内战期间的杰拉德·温斯坦利和掘地派；再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弗朗索瓦·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这些想象尽管重要但不是本书的核心。现代的共产主义，一个为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者艾蒂安·卡贝在1840年创造的术语，是欧洲，至少是它的欧洲部分，从十七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发展的产物。首先，科学的革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影响来源之一，使许多政治思想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自然的世界可以通过对理性的应用来理解，主宰的同时，理性也适用于社会的世界，以保障进步，自由和正义。其次，法国大革命揭示了：男人和女人具有彻底改造政治和社会的根本性的力量，尽管不久之后这点就变得清楚，即政治自由本身既不会带来经济的平等也不会带来社会的团结。第三，在十八世纪后几十年在英国开始并逐渐扩散到欧洲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预示着在生产上前所未有的增长，这种增长潜在地给所有人提供了一种迄今为止都没有人想过的康乐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劳动阶级，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的“普罗阶级”。这个阶级被剥夺了财产和经济的安全并被扔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黑暗的魔鬼的磨坊”，以及一种充满令人难以忍受的劳动，贫困和悲惨的生活。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劳动阶级的危险境况淀积为现代社会主义最初在英法的出现。社会主义拒绝任何建议的定义。在实践上它涉及一种复杂而异质的现象。冒着简单化的危险，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害怕拥护代议制的政治体制的自由主义，如果这种代议仅限于有教养有财产的中产阶级的话，它甚至也恐惧激进主义，后者赞成政治权力（投票权）向“大众”的进一步下移，——害怕它们既不会带来民主也不会带来社会正义的结果，只要财产和财富还处在少数富豪的手中。如果政治民主要得到妥善的保障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得到财产的社会所有的支撑，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要对财产加以控制。然而，社会主义，也不是本书的关注之所在。理由是欧洲共产主义背后的智识源流是卡尔·马克思和他众生的挚友和思想家同僚，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两位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把他们之前的社会主义先驱当作“乌托邦”驱散，并建构了他们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诚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1917年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要比后来小的多。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激发的党通常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一个逐渐为他们所接受的头衔。马克斯本人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些术语。一个特别的例外是《哥达纲领批判》(1875)，后者已经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所接受。在这部著作中他阐明了卡贝先前的思考。社会主义，马克思论述道，是在普罗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之后，紧接在资本主义之后的体系。社会主义革命，他继续说道，将创造一个为工人所管理的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将剥削资本主义者并引进集体所有制。然而资本主义次序的一些特征会继续存在，特别是按劳分配报酬。它只会逐渐地像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演进，那是一个平等至上和无阶级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根据他或她的能力资源地劳动。马克思想象的生产的无限增长将允许商品按全体人的需要分配。然而只是在1918年，当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十月在俄国夺取政权的时候，自称为共产党得政党才开始存在。
 
据此，我们必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开始。然而，这个遗产绝对不是没有问题的。正如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在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的精微细致的重建中强调的那样，在马克思的观念事实上是什么上并不存在共识：“马克思的观念应当如何阐释，这在很大程度上说仍然是一个意见问题。”[3]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它就一直折磨着马克思的追随者。比如说，SPD，大战前夕欧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得出的结论就和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僚们从“大师”的作品中得到的结论有着根本的不同。部分地，这些差异可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他们的继承人完整而不模糊地传承他们的思考上的失败所揭示。而且，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之后，恩格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为何的相当简化的描述使这潭水甚至变得更加浑浊。此外，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他在其中力图概述支撑其思想的哲学和方法论的前提——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才出版。
 
然而，只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体中的矛盾和脱漏(lacunae)来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的分歧仍然是不够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得到接受的特定的语境也是必要的。在1879年1月与《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一次围绕他对哥达纲领的批判的访谈中，马克斯坚持：“它的许多论点在德国外是没有意义的。西班牙，俄国，英国[原文如此]，和美国也有适用于它们特定的困难的平台。这些国家中唯一的类似之处是有待取得的目标。”在十九世纪末爱德华·伯恩施坦，SPD内部修正主义的始作俑者，在他著名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种阐释了这个观点：
 
众所周知在不同国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在那些工业发展水平近似于平等的国家我们也会发现非常重大的政治差异以及，在人民大众的智识倾向方面的巨大差别。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植根于民族生活习俗中的特殊性，固有的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传统创造了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社会主义政党也是通过接受相同的假设作为其运作的起点而开始的，所以它们，在一段时间里，被迫要使它们的行动适应于它们所处的不同国家的特殊境况。
 
 
二十多年后，1921年，他通过参照俄国自身的“独特性”揭示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威权主义的再次出现。布尔什维克，他总结道，是“一种源自绝对主义和漫长世纪和对最可怕的压迫的习惯的特殊的俄国现象。”[4]欧洲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体制也为它们成立的特殊环境所塑造。
 
本书的结构需要略加解释。第一部分提供了对马恩自身思想的发展的简要的叙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怀特的著作中找到完全的分析）。这本身对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来说是重要的，同时它也为读者提供了对它受争议的本质的一些洞见。马克思本人否认他创造了一个整体的体系，而在他临终前他甚至远离了那些声称抓住马克思主义圣杯的人。这一部分也强调了他们关于应当如何建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考的概略且有时相互冲突的本性。这意味着，对他们的继承者来说，采取相当不同的策略，同时声称坚持追随他们的脚步是可能的。他们在充分理解现代世界中民族主义发展的力量上的无能也使得他们几乎没有给他们的追随者留下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实践上的指导。
 
第二部分考察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东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本章的焦点主要是德国和俄国。这不是任意的选择。正如波兰知识分子瓦利茨基（Andrzej Walicki）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在一战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两个国家最有影响。”[5]德国马克思主义，正如SPD学说中涵盖的那样，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的影像来源。成立于1889年的第二国际是一个异质而在结构上松散的组织，其成员党并不都赞成马克思主义。其历史为SPD把它自己的信条(credo)强加其上的尝试所折磨。事实证明，俄国马克思主义，至少就列宁主义的形式而言，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而且，尽管仍然是一个明显落后的农民社会，俄国经历了第一次共产主义革命。第二部分以对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为什么德国，以及更加普遍地说西方不能抵抗共产主义在大战之后提出的挑战的解释作结。
 
第三部分处理斯大林主义在前苏联的兴起和巩固，这是欧洲共产主义历史上最重要——如果说还不是最悲剧的——插曲。这个部分从探索注定使第一次共产主义革命通过强迫农业集体化，继而在后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通过大恐怖而造成可怕的人道苦难的环境与意识形态的焦点开始。它以对在这位老独裁者于1953年死后改革斯大林体制的犹豫尝试的分析作结。诚然，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重要性。但这一时期也值得进行细节性的思考因为它阐明了实践中的共产主义是何以可能在不诉诸于斯大林时期的残忍政策的情况下持续下去的。大众的恐怖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的共产主义的控制手段，但体系的根本特征（一党统治和集中化的命令经济）不受触动地遗留了下来。这些特征的留存最终使苏联进入这样的境地，经济的停滞和政治的腐败最终导致了体制的失败。
 
第四部分回到一战结束后东西欧共产主义的比较。在西欧，共产主义是政治上的失败，因为在那里没有一个共产党成功地取得了政权。把这一失败归因为西欧共产党得“布尔什维克化”，它们对苏联斯大林体制强加的战略的服从不再流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解释太过于简单。无论西欧共产党在实践上有什么缺陷，事实证明，在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因为那些为马克思所激发的人抓住了为西方革命的缺席，以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所提出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的智识遗产提供了许多迷人的补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之抵牾的修正。它们彻底的多样性排除了在这里进行系统分析的可能，但我还是单独列出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贡献。葛兰西的作品重要而富有洞见，一直以来这些作品也是欧洲共产主义——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法、西共采取的至少确保分享政治权力的策略——的资源之一。以这样的方式切入西欧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共产国际避而不谈。然而，我要在两方面为我的进路辩护。首先，我坚持我在第五章得出的结论，即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在西方遥不可及。有一些时候（1920年意大利，1921年和1923年德国）可能有一定的理由预期革命在欧洲的扩散，但事实证明这是虚假的黎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的西班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无疑斯大林力图遏制激进社会革命的爆发，以防止危及他力图与英法结盟反对纳粹德国提出的威胁的努力。其次，以及更为实用主义地，我认为近来关于共产国际的专注和文集在为它们的发现提供浓缩性的描述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些著作已被收入参考文献，我恐怕为确证我的判断是否争取而查询这些著作的任务要交给读者自己了。在东欧，共产党在1945年后确实掌握了政权，这很大程度上但也不是全部是二战末期苏联影响力在此区域扩展的结果。斯大林体制的强加是后来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挑战的根源。对斯大林主义的重大的反对最早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南斯拉夫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讽刺的是，一开始南斯拉夫共产党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主义——继而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出现。那里的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引进了改革，以优化斯大林主义最可憎的特征，并建立了它们自己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以实现获取民众对其统治之支持的目的。他们创造一种具有（更加）人道的一面的社会主义的努力最终还是一场空。
 
最后的部分，第五部分，将考察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意间触动的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以及1991年苏联的戏剧性的，预料之外的崩溃。戈尔巴乔夫一开始的意图是有限的：复苏一个已经没入经济停滞的体制。因为他的努力是面对官僚对改革的阻碍而做出的他也就不断地诉诸于激进的措施。他的行动，以及他对使用赤裸的强力来支撑破产而腐败的体制的拒斥的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非暴力的革命，这些革命扫除了共产主义。本书以关于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共产主义，以及它与全球资本主义看起来处于优势的二十一世纪的相关性——若有的话——的反思作结。
 
一些最终的观察报告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与欧洲共产主义是广阔而复杂的主题。无论好坏，它们都是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以及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关于它们的文献是百科全书式的，包括经济，哲学和政治学的分析，以及更加传统的历史性方面的叙述。许多这些文献也是有偏见的，要么试图驳倒要么试图保卫（在1991年后这种论调就很少见了）共产主义的计划。这不奇怪。为接受历史学家的政治立场会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它们的阐释，人们不必完全同意早前苏联历史学家M.N.Pokrovskii的论断，即历史是一切科学中最政治的，至少就像共产主义这样充满争议的现象来说如此。否认本书中存在此类影响是有勇无谋的。尽管我对马克思和他的自称是他的追随者的同伴的理论和实践持批判态度，我自己关于被大量预言的全球资本主义之德性的保留无疑也是我对那些在过去和当下质疑这些德性的人持同情态度。我力图历史而客观但公平起见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在我的描述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偏见。
 
 
 
 
[注]译自罗纳德·科瓦尔斯基(Ronald Kowalski)：《第一章 导论》(“Chapter 1 Introduction”)，载《欧洲共产主义，1848-1991》(European Communism 1848-1991，注：European Communism与Eurocommunism不同，注意区分)，Palgrave MacMillan, 2006.p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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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山(F.Fukuyama)：《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 xi.
[2] 霍布斯鲍姆(E.J.Hobsbawn)：《极端的年代：短二十世纪，1914-1991》(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4), p. 498.
[3] 怀特(J.D.White)：《卡尔·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智识起源》(Karl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Dialectiv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66),p.1.
[4] 伯恩施坦(E.Bernstein)：《社会主义的前提》(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9; 《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标签》(“The Bolshevist Brand of Socialism”), 载《爱德华·伯恩施坦著作选，1900-1921》(Selected Writings of Eduard Bernstein, 1900-1921;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6), p. 190.
[5] 瓦利茨基(A.Walicki)：《马克思主义与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dom of Freedo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Utop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