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理 循 的 藏 书
莫理循是一个曾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外国人,他曾是一个探险家,对亚洲这块土地充满了好奇,从1893年开始造访了香港、菲律宾、缅甸、中国和日本。1895年出版了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奠定了作为探险家和旅行作家的地位。同年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目击并报道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并在1912年任民国首位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历经了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北洋军阀时期。1920年病逝于英国。
莫理循从小就有收藏的爱好,最初的藏品包括邮票和贝壳。自任《泰晤士报》记者以后,出于职业的需要和他本人的收藏癖,在长达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收藏一切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至1902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建造了自己的书房,其书库的完成也得到了《泰晤士报》的资助。莫理循是这样回忆书库建立的起因:“我发现这里没有一间名副其实的图书倌,只有些零星的图书,私人手上的书也不全面。一个认真的学生根本找不到一间可用的图书倌。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图书馆。”莫理循的书库很快在北京出了名,他也为许多读者提供资源。如英国人立德撰写《远东》时就利用了“莫理循文库”的资料;丁文江1911年回国后搜集地理方面的资料,也常去“莫理循文库”查找。
从1897年至1917年间,莫理循共收集了西文有关亚洲,特别关于中国的书籍、地图、期刊和小册子共24000册,其中包括6000本书、1000张地图和版画、100套期刊、7000多份小册子等。语种包括英、法、德、俄、荷、拉丁、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丹麦、波兰、匈牙利、挪威等,甚至有希伯莱、土耳其等语种,只要有关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西文著作、纸质印刷品统统收来,小到一张传单、宴会菜单、租房地契等都不放过。莫理循藏书中包括有:同一著作的旧籍新刊不同版本,近五十种《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十七、十八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所有著作,中国海关报告,英、法、德等教会和学会所办的所有期刊(几乎都是全套不缺一期的),驻华领事报告,还有许多诊贵的手稿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习俗、植物、地理、鸟类、地质等各方面的书籍。特别是那7000册小册子,有的仅是二、三十页甚至十来页的印刷品,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现在许多图书馆都无法找到这样原始的资料。如民国六年(1917年)陕西北界主教重印的《中华字母问答》,这是天主教会设计的拼写汉字的一套字母教材。又如商务印书馆初版辜鸿铭的《痴汉骑马歌》,是国人首次以汉诗的形式翻译英国诗歌的尝试,恐怕现已罕见了。还有一些报刊,如《两日画报》、《新铭画报》,民初以藏文、蒙文、回文所刊的白话报等,都已失传。
但从莫理循藏书和“莫理循文库”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主要都为西文书刊和资料,虽绝大部份和中国有关,但中文类资料极少。其中的原因在于尽管莫理循在中国将近二十几年,但却不会中文。在英国史学家特雷弗·罗珀的《北京的隐士》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对于在北京的莫理循来说,面临中国政治中令人激动的新发展,而他又不能阅读有关的中文资料。是巴克斯为他诵读中文报纸,翻译中国官方文件,并由此通晓中国的政治和政界习惯。”汪康年也在《汪穰卿笔记》中写道:“毛利孙(莫理循)不能华语而能周知吾国之事,尤为奇者,则遇吾国通英语多闻见之人,从未与吾国事相询,亦不以吾国事相质证,不知其何从得如许消息。”而莫理循在中国活动中,除上文提到的英国汉学家巴克斯以外,还有曾任李鸿章英文秘书的美国人毕德格,和曾任兵部员外郎、曾纪泽嗣子曾广铨,对莫理循帮助最大。
莫理循的藏书和“莫理循文库”,虽经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的磨砺得以保存下来,有其幸也有其不幸。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政治顾问以后,莫理循想卖掉“莫理循文库”。最初的设想是希望把他的藏书留在中国,但对此有意的中国人希望能无偿捐献,迫于生活的压力莫理循未能首肯。1917年莫理循的全部藏书被日本三菱集团前董事长岩崎久弥,以三万五千英镑高价购买,并成立东洋文库。(而在1907年岩崎久弥之叔父岩崎弥之助,曾收购清代目录学家陆心源 宋楼全部藏书)1924年东洋文库编写了两卷本的《莫理循藏书目录》(英文),而莫理循的大量手稿、照片、书信、回忆录、剪报等,现藏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的米歇尔博物馆。日本的东洋文库在“莫理循文库”的基础上不断添加,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
可能历史不会忘记,一个叫莫里循的外国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所留下的痕迹,尤其是他的藏书!
莫理循从小就有收藏的爱好,最初的藏品包括邮票和贝壳。自任《泰晤士报》记者以后,出于职业的需要和他本人的收藏癖,在长达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收藏一切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至1902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建造了自己的书房,其书库的完成也得到了《泰晤士报》的资助。莫理循是这样回忆书库建立的起因:“我发现这里没有一间名副其实的图书倌,只有些零星的图书,私人手上的书也不全面。一个认真的学生根本找不到一间可用的图书倌。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图书馆。”莫理循的书库很快在北京出了名,他也为许多读者提供资源。如英国人立德撰写《远东》时就利用了“莫理循文库”的资料;丁文江1911年回国后搜集地理方面的资料,也常去“莫理循文库”查找。
从1897年至1917年间,莫理循共收集了西文有关亚洲,特别关于中国的书籍、地图、期刊和小册子共24000册,其中包括6000本书、1000张地图和版画、100套期刊、7000多份小册子等。语种包括英、法、德、俄、荷、拉丁、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丹麦、波兰、匈牙利、挪威等,甚至有希伯莱、土耳其等语种,只要有关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西文著作、纸质印刷品统统收来,小到一张传单、宴会菜单、租房地契等都不放过。莫理循藏书中包括有:同一著作的旧籍新刊不同版本,近五十种《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十七、十八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所有著作,中国海关报告,英、法、德等教会和学会所办的所有期刊(几乎都是全套不缺一期的),驻华领事报告,还有许多诊贵的手稿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习俗、植物、地理、鸟类、地质等各方面的书籍。特别是那7000册小册子,有的仅是二、三十页甚至十来页的印刷品,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现在许多图书馆都无法找到这样原始的资料。如民国六年(1917年)陕西北界主教重印的《中华字母问答》,这是天主教会设计的拼写汉字的一套字母教材。又如商务印书馆初版辜鸿铭的《痴汉骑马歌》,是国人首次以汉诗的形式翻译英国诗歌的尝试,恐怕现已罕见了。还有一些报刊,如《两日画报》、《新铭画报》,民初以藏文、蒙文、回文所刊的白话报等,都已失传。
但从莫理循藏书和“莫理循文库”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主要都为西文书刊和资料,虽绝大部份和中国有关,但中文类资料极少。其中的原因在于尽管莫理循在中国将近二十几年,但却不会中文。在英国史学家特雷弗·罗珀的《北京的隐士》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对于在北京的莫理循来说,面临中国政治中令人激动的新发展,而他又不能阅读有关的中文资料。是巴克斯为他诵读中文报纸,翻译中国官方文件,并由此通晓中国的政治和政界习惯。”汪康年也在《汪穰卿笔记》中写道:“毛利孙(莫理循)不能华语而能周知吾国之事,尤为奇者,则遇吾国通英语多闻见之人,从未与吾国事相询,亦不以吾国事相质证,不知其何从得如许消息。”而莫理循在中国活动中,除上文提到的英国汉学家巴克斯以外,还有曾任李鸿章英文秘书的美国人毕德格,和曾任兵部员外郎、曾纪泽嗣子曾广铨,对莫理循帮助最大。
莫理循的藏书和“莫理循文库”,虽经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的磨砺得以保存下来,有其幸也有其不幸。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政治顾问以后,莫理循想卖掉“莫理循文库”。最初的设想是希望把他的藏书留在中国,但对此有意的中国人希望能无偿捐献,迫于生活的压力莫理循未能首肯。1917年莫理循的全部藏书被日本三菱集团前董事长岩崎久弥,以三万五千英镑高价购买,并成立东洋文库。(而在1907年岩崎久弥之叔父岩崎弥之助,曾收购清代目录学家陆心源 宋楼全部藏书)1924年东洋文库编写了两卷本的《莫理循藏书目录》(英文),而莫理循的大量手稿、照片、书信、回忆录、剪报等,现藏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的米歇尔博物馆。日本的东洋文库在“莫理循文库”的基础上不断添加,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
可能历史不会忘记,一个叫莫里循的外国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所留下的痕迹,尤其是他的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