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6日 没有人生来是造反的——老板的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之商品流通

外贸商品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海关资料，这方面研究可参考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 1840-1948年 史实的综合分析》，是跨学科的研究；还可以关注吴松弟老师及其团队的研究。 目前这方面研究还比较粗线条，例如港口带动腹地经济的论点，其实应该谨慎处理，因为内地情况往往制约港口。关于这点可以将姜修宪（吴松弟老师的学生）和水海刚（戴逸峰老师的学生）两人对福建港口研究的论著对比来看，一个是认为港口带动福建经济发展，另一个则认为港口制约了福建经济发展。（*老板本身似乎是赞成后者的）又如，九江港对江西经济的带动是要有分寸的，因为九江港并非江西唯一出海口，江西地形如同漏斗，越朝内地的方向，漏斗越大，赣州经济就得到福建和广东经济的辐射。 商品流通还涉及到商路，如皖南茶叶到上海，一般可以选择走九江到上海或者新安江到杭州再到上海，过去商人都是选择走宁波，为了躲避沿路税卡（*不会画图，请自行想象）。可以看王振忠的《日出而作》 商品流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首先是这类研究对数字要求很高，其次资料很分散。 一、商品流通中进口替代品的生产 中国人能力比较强的地方就在于拿到样品就能生产，所以有义乌的商品市场。近代中国也是如此，也有西方技术的仿造品，比如改良布，又称为爱国布，虽然这类产品不能完全取代某个商品，但是至少可以将某部分/环节降低生产成本。80年代改革以后也有过这种情况，韩国人的冰箱等中端市场被中国人挤压，而日本人的商品因为技术含量比较高端，所以模仿不易。 二、市场法制 明清就有法制建设，张忠民老师的某博士生的论文中就提到1862年上海就引进了香港的外资企业法，因为当时香港外资比上海的多，而且香港引进外资比上海造。法制建设的研究可以参考法学系刊物，他们对经济现象描述比较薄弱，对法制建设背后涉及的具体内容分析较少，但是对法律条文分析到位。近年来，商事习惯研究逐渐增多，例如朱英的学生。商事习惯是商业纠纷在约定俗成中形成的一种民间调停方式。清末民初日本人做过分省区的调查。最近，张佩国有篇关于皖南山区某山林管理的论文就是谈商事习惯的。——要把商人活动放在具体时空中理解，不要抽离时空背景。 三、商业形式 近年来百货公司和拍卖行研究增多。上海最早百货公司是惠罗公司，真正奠定南京路繁华的是四大公司。徐新吾先生主编的一系列行业史中就有百货业史。四大公司都为侨资，都集中在香山人手中，都来自澳大利亚，这与改革初又十分相似，当时大多数企业家从香港入广东，“试水”——对中共政策不了解，学习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百货公司带来的还有女店员，以前中国只有孙二娘和卓文君这样的女店主（⊙﹏⊙b汗），但是女店员是雇工。而且从百货公司以后才有“专柜”的概念，上海以前只有烟纸店和杂货店。某红色名媛（*这个是谁吗。。我就不说了。。反正和我是一个姓，她女儿很有名，前女婿就更有名了）出身就是女店员和某上海滩小开的私生女，原本这位女店员就是百货公司中经营派克钢笔的“钢笔西施”，其实这也算是某种商业文化。 民国年间也重视企业文化，例如永安公司就有《永安月刊》，可以参见台湾学者连玲玲的研究。商业文化说到底就是营销手段，四大公司布局合理，也是在民国时期就做过调查，研究过消费者心理，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商场布置。当时上海的商业文化辐射内地，即使小城镇也会打出“小上海”的称号来吸引顾客。1949年以前，香港远不如上海繁华，当时上海引领整个中国商业模式。（*这点还可以看叶问心最新的著作，当时重庆好像就是以“内地的上海”著称的） 四、商路 商业流通的线路变化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会党多活跃在交通沿线，会党成员本来是依靠交通要道谋生的，但是随着交通变化，一部分传统商人衰落了，和他们捆绑在一起的那部分人也失去了谋生手段，失去了生活来源。如，青帮是从漕运转变而来，传统漕运并非官方组织，而是帮助政府运粮的，政府默许他们运粮时可以夹带商货以鼓励他们帮助政府运粮，但是海运兴起后，漕运的水手工作就没了，夹带货物的可能性也没了，他们又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又不愿意回农村，就聚集到城市谋生。如果仔细查看会党活动的范围会发现南方会党聚集在北京到汉口到长沙到广东以及北京到南昌到福建到广东的两条交通线上（*不会画图，请自行想象）。可以说商业 通道的变化影响了社会动荡。这就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结合。做会党史的人多半关注会党本身的教义教派，但是对会党成因剖析不够。又如，晚清教民冲突中，多为经济利益纠纷，极少数是文化冲突。这点日本人做过调查统计。 在研究商品流通时，不要受到行政区划的束缚。老板插队落户是在青浦，但是生活用品都是去昆山买，因为当时上海的物价比江苏贵，除了凭票买的油等物品，其他，诸如打酱油都可以去昆山。。。。（*老板你这是跨省打酱油啊！！！） 经济史研究中要有流域概念，自然环境因素要充分考虑。近年来省区经济史研究只在本身内部打转，走不出去是个很大问题。例如，汉水流域就 包括四川、湖北、陕西等省。 五、地理·物产·气候 近代中国商业革命并未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不要把港口—腹地扩大化。严格上来说，港口-腹地还是点-线关系，还不到面的程度。表述不能太随意，特别是提要和结论部分，用词要注意。有些用烂的词，如“封建经济”就不要用了，表达上不能太“陈旧”。 不要把西部看成是凝固不变的，但是变化相对东部而言，的确是比较低，主要是因为 交通：陇海铁路带动不大 物产：铁路沿线物产贫乏，如西北皮毛需求有限。连云港在20年前就要打造欧亚大陆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的确是非常理想的交通要道，但是实际上，由于此地区物产单调，城市也不繁华，依靠纯粹货运是不行的，俄国人也更愿意走西伯利亚铁路入中国。 气候在商品研究中也应该注意。 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和气候变冷有关。邹逸麟先生的研究认为长城就是天然的中国农牧带分界线，农牧带是在变化移动的，所以才会发生少数民族就会越过长城，进入农耕民族区域。江南梅雨带和战争也有关系。如长沙会战时，日军因为大雨而无法及时到达，给薛岳争取时间。辛亥革命和灾荒也有关系，例如谈到辛亥会说起抢米风潮。就是因为当时农民因天气普遍歉收造成的。又如，在金融业中，为何贷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和战乱、歉收、交通都有关系。 所以，在研究时要把商业放在当时社会中考虑。就好比，老板从家里到学校，可以走纪念路和大柏树两条路，为什么不走大柏树而走纪念路捏？因为大柏树那条路车流大，很危险，老板“怕死”（*老板，你还真直接啊~！），所以走纪念路然后进北区到光华楼就相对比较安全。（我完全能理解啊！！！话说，以前我也是走过大柏树那里的，实在是危险滴很啊！）若干年后，人们研究的时候会觉得老板很“傻”，为什么不走大路而要走小路呢？是因为他们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找出当事人选择的外在关联度。 ==============================疑似爆料非常发散的老板===================== 老板自己承认说他缺乏经济学素养 如果去黄山旅游，可以乘火车去，然后水路回，走深度，沿新安江乘船，这条是过去明清徽商行走的路线，沿途景色优美。 改革初，某国外人问老板，中国人不是很含蓄保守的嘛？怎么有“床上用品店”呢？——外国人太邪恶了！！！ 《近代百货业先驱》这本书是上档编纂的，背景是当时的中山市为了宣传自己的商业传统，出钱和档案馆合作。 一说起漕运。。我就想到漕帮。。。然后就联想到《戏说乾隆》。。。。囧 说起韩国人，老板说，他看报纸上说某韩国教授说汉语是他们东夷族发明的——我想起在学校BBS上看到的某签名档